在離這裡不遠的一個酒吧裡，我和阿蓮相對而坐。她穿了一件風衣，遮住裡面性感的衣著。我們要了兩杯紅酒和一盒日本七星，一時竟不知如何開口。
我想起和阿蓮的丈夫司徒平第一次見面的情形。
那是994年的夏天，我和汪虹去布爾諾參觀一年一度的國際貿易博覽會。布爾諾是捷克共和國的第二大城，有三十萬人口，距布拉格兩百公里。以前布加迪斯拉發是第二大城，後來斯洛伐克獨立了，布加迪斯拉發成了斯洛伐克共和國的首都，布爾諾就升任第二大城。這個博覽會大約和廣交會的性質差不多，但不像廣交會只有自己國家廠商參展——世界各國的廠家和商人都在這裡租了展台推銷自己的商品，而且時間也不像廣交會只有短短的十五天，要三個月呢！
我們停好車，一個展廳一個展廳地看過去，還在T形台前看了一會意大利女模特的內衣秀。在參觀一個小商品展廳時，我忽然發現眼前這個展台的主人是一個西裝革履的中國人，而且正在嘻嘻地向我們笑。
「司徒平？」汪虹驚喜地叫道。
「是我。怎麼樣？兩年多不見了，你還好嗎？」他微笑著問汪虹，並看了我一眼。
「還好，還好。對了，這是我們老闆，田力。這是司徒平，我們幾乎是前後腳到布拉格的。我是從中國來，他是從匈牙利來。」汪虹介紹說。
於是握手，寒暄，遞名片。
我看了看他的展品，全部是瓷器，有茶具、碗碟、裝飾品等。
「行嗎這個？」我問。
「還可以，我們接了幾個訂單。」他說。
「再見。」我和他告別，「我們再隨便看看。」
他和我再次握手，「多聯繫。」他說。
在回布拉格的高速公路上，汪虹興致勃勃地給我講起這位司徒平的故事。
司徒平是福建人，但他不像大多數福建人那樣瘦瘦小小、尖嘴猴腮，而是周眉正眼，儀表堂堂，頗有幾分英俊之氣。但汪虹不這麼看，她說他長得太累了，永遠是一張疲憊的臉和兩條焦躁的眉毛。
「跟他呆上半小時先就把你累夠嗆。」汪虹說。
我說：「怎麼會。」
她說：「不信你等著，他一定會找你，你自己體會吧。」
按理說，司徒平應該像他的福建同鄉一樣，把小眼睛像椎子一樣釘住美利堅合眾國，在那兒黑著洗碗、送外賣、縫皮包，同時不停地給他們添亂。八年或者十年以後，他們害怕了也煩了，乖乖地請你入了籍。於是你作為美籍華人挺著小胸脯回到家鄉，請風水先生選一塊寶地買下，為自己及全家老小修建一座富麗堂皇的墳墓。
但他沒有。
不是沒有那種願望，而是沒有實現那種願望所必須具備的條件——或者是美國有親戚朋友，或者是有搭乘「金色冒險號」的高額船資，或者是有幾十個人擠在密不透風的集裝箱裡漂洋過海，被吊車從這艘船吊到那艘船的體魄和勇氣。而且，他與他那些爭先恐後一往無前對美國發動搶灘戰役的同鄉有一個最大的不同：他們全部是農民，而他，卻是一個國家幹部。這種身份的不同決定了目的的不同，行為方式的不同。
這種不同最終害了他。
在歐洲漂泊的這些年裡，我親眼目睹了許多人的奮鬥和失敗，心裡竟常常有一種宿命的感覺——你不按照命運已經為你安排好了的路子走，你就會頭破血流，窮途潦倒，滿身瘡痍，無其歸所。
就像汪虹，教授的女兒，大學畢業，曾經有著讓人羨慕的職業，講一口流利的英語，眾多的親戚都在國外，僅僅是想嫁一個西方男人而竟屢屢不可得。後來我總想：她不是不可以嫁人，但她的命運已經安排好了她只能嫁捷克人。在荷蘭的陰差陽錯絕非偶然，是命運在向你示警。可惜沒有人能看到這一點，她更是當局者迷，一意孤行，終於釀成了更大的災難。
就像司徒平，父親是一個中學校長，自己是一個國家幹部，與那些農民同鄉相比，想法自然多一些，眼界自然高一些。他不甘於刷盤洗碗送外賣的命運，想在海外過一種有別於他那些農民同鄉的生活，想換一種活法，做個正兒巴經的企業家。
命運便給他開了個大玩笑。
99年的春天，他懷抱著美好夢想加入了由小商販、冒險家、有前科的公民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組成的中國軍團，浩浩蕩蕩地開進了布達佩斯。
前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對於中國人來說感情上就有幾分親切和認同，雖然有過幾十年的人為阻隔，甚至也曾兵戎相見，但一旦鐵幕捲起，中國人仍蜂擁而至。據不完全統計，僅從989年——992年，去東歐國家的中國人遠遠超過了改革開放十四年來去西方各國的總和！
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都聚集在匈牙利。
匈牙利人做夢也想不到一下子會湧來這麼多中國人，目瞪口呆之餘還有幾分欣喜，以為這些中國人都是富有的旅遊者，被有著「多瑙河玫瑰」之美稱的布達佩斯風光所吸引，來這裡大把花錢的。
日子長了，匈牙利人漸漸明白：這些中國人不打算走了，要在這美麗的布達佩斯紮下去。與此同時，中國人自己也漸漸現了形兒，各種罪案不斷被當地媒體曝光：有欠房租逃之夭夭的；有打完幾萬美元的國際長途便溜之乎也，讓房東徹底破產的；有在市場兜售假冒偽劣商品坑害匈牙利人的；有中國人自己綁票勒索殺人越貨的……匈牙利人煩了，便開始陸續出台專門限制中國人的各種措施，以為這樣可以減少來匈牙利的中國人數。
但他們想錯了，中國人仍然蜂擁而來。
國內媒體有關中國人在東歐活動的報道完全集中在這些國際倒兒爺如何發財致富，國內的廉價商品怎樣在東歐獲得暴利，甚至連一年一度十幾億人矚目的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上都在豪邁地大唱「北京的倒兒爺震東歐！」好像是一項偉大成就。
當時的中國，正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治理整頓時期，加之因六·四事件引起的幾乎全世界範圍的經濟制裁，出口銳減，內需很差，庫存增大，經濟疲軟。正像錢其琛在他的回憶錄裡說的那樣：黑雲壓城城欲摧！媒體在這樣一個情況下片面報道東歐華人狀況，對發財致富誇大其辭，而對東歐各國政府相繼出台針對中國人的限制、歧視、驅趕政策卻一字不報。
神州大地立即掀起一股東歐淘金熱潮。
誠實又渴望發財的老百姓能不前仆後繼？
東歐熱的焦點在匈牙利。就是到現在為止，經過大規模地排華、驅趕，堅持下來的中國人仍然要比其他東歐國家的中國人多幾倍。
為什麼這麼多中國人來到匈牙利？說起來好像原因很多，其實真正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匈牙利政府與中國政府簽署協議：自989年月開始，雙方旅遊者互免簽證。也就是說，匈牙利是全世界範圍內，中國公民唯一一個不需要簽證就可以進入的國家。
匈牙利政府這樣做是出自對本身利益的考慮：共產黨垮台以後，幾十年積累的各種弊端一朝爆發，使匈牙利經濟困難重重。當時，僅有一千萬出頭兒人口的匈牙利，外債已達兩百多億美元，人均外債水平居東歐各國之首。政權易手，百廢待興，處處都需要錢，而最能為匈牙利帶來外匯收入的就是這個喀爾巴阡盆地的美麗風光。所以，匈牙利對幾十個國家實行了旅遊者免簽證制度。
中國即其一。
但是，其他國家的遊客游完就走了，而幾萬名中國遊客好像永遠遊不夠似的，不走。非但不走，後繼者還愈來愈多，大有反客為主之意。
匈牙利人著急了，他們終於認識到：這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根本不是旅遊者，而是打算落地生根的移民！
其實，中國人在匈牙利的移民問題並不算大。
與在匈牙利的其它國家的移民如越南人、土耳其人相比，人數也不是很多。但是中國人太扎眼，我們的傳統——優良的和不優良的——使我們在歐洲各國受到萬人矚目的待遇：由於過慣了嘈雜的生活而習慣在公共場所大聲喧嘩；由於祖國地域遼闊而習慣在大街上隨地吐痰；由於艱苦樸素而習慣衣冠不整蓬頭垢面；由於無商不奸而習慣在生意場上以次充好坑蒙拐騙；由於勤勞致富而習慣四處奔波勞碌，扛著大包小包商品出了地鐵上巴士……至於做奸犯科，那更是別開生面，足令洋人耳目一新，歎為觀止。
99年夏天，匈牙利大報《人民自由報》報道說不久前有7000餘名外國人因違犯匈牙利法律而被驅逐出境，並公佈了他們的國籍，分別為羅馬尼亞人、波蘭人、保加利亞人、蘇聯人（當時蘇聯還存在）、土耳其人、阿爾巴尼亞人、巴基斯坦人、加納人和尼日利亞人。這篇報道還公佈了來自海關的消息：99年月日——99年月30日，半年中進入匈牙利的中國人為274名，無人被驅逐。
然而，幾天以後，中國人立即成為被驅逐與掠奪的對象。
99年7月7日，災難突然降臨了，在匈牙利的中國人稱之為「七·七」事變：匈牙利政府頒布了專門針對旅匈中國人的一項法令——所有按原先的有關法令可以獲得居留權的中國人得到了通知，他們必須立刻回國，到北京匈牙利駐中國大使館領取工作簽證。許多中國人都信以為真，來匈牙利日子也不短了，還沒見過騙人的事兒呢！匈牙利政府的話，能信！大家扔下手中半半拉拉的雜事兒，紛紛回國。互相招呼——趕緊著走，領了工作簽證好回來做生意！
司徒平沒走。
他倒也不是覺察到什麼，只是不想趕這頭一撥兒。凡事兒別急，看看再說。他依舊每日從發貨的中國人那裡批點領帶襪子清涼油，背著去市場賣。賺不多，一天三四十美金總是有的。他覺著日子不錯，打算先穩定住，聽聽回國辦工作簽證那幫人的信兒，然後像毛主席說胡風的那樣：窺測方向，以求一逞。
信兒來了——匈牙利政府真的在騙中國人！北京的匈牙利大使館根本不辦工作簽證。
匈牙利政府挺高興：雖然騙術露了，但騙回一幫是一幫。現在該對沒騙回去的中國人下手了。
所有在匈牙利的中國人被告知：無論你們是來匈牙利求學還是經商，只要是持因私護照，均被視為旅遊者，只允許在匈牙利逗留一個月，到期必須離境。
開公司做生意的人都傻了眼。
許多人的集裝箱還在路上呢！
從9月份開始，大批持有匈牙利合法居留身份的中國人被擋在了匈牙利境外。
在匈牙利的中國人不甘心就這樣離開，他們舉行過各種形式的抗議和示威，向匈牙利政府遞交請願書，但毫無用處。一切手續都合乎匈牙利政府的有關規定，就是不給你居留權。可匈牙利警察局繼續接受居留申請，因為可以收到一系列手續費，而且每一個申請居留的中國人還要花千兒八百美金買一個匈牙利經濟擔保人。
不少中國人又白花了大把的錢。
直到2月底，警察局才全部拒絕中國人的居留申請。
匈牙利政府規定，外國人如果要在匈牙利工作必須到勞動部門申辦半年一換的工作許可證。華人申請工作許可並不難，但這個許可證不能作為申請居留或延期的理由。要想在護照上蓋一個延期章，必須花錢疏通警察局的關係。而且每延期一天，要按官方價格在匈牙利銀行兌換十美元——延期時警察要看水單的。到了月日，所有的延期都停辦了，在匈牙利的中國人一下子成了非法居留者。
大逃亡開始了。
正在營業中的餐館旅館，扔！剛發來的紡織品，扔！華人公司一下子倒閉了95%以上，同胞們忍著心痛帶著細軟逃離匈牙利，沒想到在海關又遇到了劫難——所有現金全部被沒收，血本無歸的中國人成千上萬。
只有那些膽大又無奈的仍在匈牙利黑著，忍受著警察的敲詐。經常有這樣的情況發生：你只是上街購物，每遇到一個警察就被敲詐一次。不給錢，就在你的護照上蓋黑章，限期離境。
更有甚者，警察盯住每一個中國人的住所，把警車開到你家門口等著－－他們守規矩，輕易不會進門。可你總得出門呀，一出門就上警車，直接就去了警察局。
生存環境即便如此險惡，司徒平仍然想堅持下去。別人都不敢去練攤兒了，他還去，只不過是喬裝打扮，把自己收拾得齊整一些。東西也不敢帶多，一個小編織袋而已。市場裡一日數驚，警察經常來搔擾，但他每次都能全身而退，只崴過兩次腳。
夜裡，他睡不著，看著天花板心裡嘀咕：這紅旗到底還能打多久？
早晨，他先從窗子裡探出頭來四下看看，確認沒有警察埋伏，便西裝革履地背著編織袋出了門。他走走停停，避開大路，穿小街過短巷，安全地進入了地鐵站。在市場前一站他下了車，他回回都是這樣：寧可背著編織袋步行一站路，也絕不冒險——萬一踏進敵人的包圍圈呢？
然而，敵人是狡猾的。
司徒平萬萬沒有想到，他竟在這裡遭到了敵人的伏擊。
他背著編織袋走出車廂，剛要跨上電梯，兩個匈牙利胖警察笑瞇瞇地擋住了去路。
「assport（護照）！」
司徒平雙腿一軟，差點坐在地上。他趕緊放下編織袋，從西服口袋裡掏出護照，小心翼翼地遞過去。
一個警察接過護照看了一眼，還給他，用英語說：「你已經超過了匈牙利政府規定的居留期限，必須跟我們到警察局去。」
司徒平慌了，他太知道去警察局的結果是什麼了——先關進集中營，等湊齊了人數遣返回國。那集中營是由一個體育場改建的，既吃不飽又受虐待。他怕得要死，急忙用閩南話加上一點國語再加上幾個匈牙利語單詞，嘈嘈地向兩個警察分辯。警察見他不肯走，早煩了，一邊兒一個把他架了起來，司徒平便雙腳離地上了台階。
編織袋也讓警察給拎了上來。
剛說把他放下來喘口氣擦擦汗，這司徒平雙腳一沾地兒，撒丫子就往地鐵站裡躥。倆警察一看他跑了，也趕緊在後邊追。可他們怎麼能追得上司徒平呢？先不說他們肥胖笨拙，司徒平瘦小靈活。他們僅僅是在執行公務，而司徒平卻是在逃命！眼看著追不上了，一個警察便使出了邪招兒：拔出警棍向司徒平擲去——
這小子准練過標槍，一棍命中司徒平後心。司徒平感到一陣巨痛，知道中招了，腳步也不由得慢了下來。警察狗熊般的腳步聲愈來愈近，甚至已經聽到了他們哈哈的笑聲！正在這時，一列地鐵停下了，他強忍著痛，三步並兩步跑過去，就在車廂門關閉的一剎那間衝了進去。
兩個警察被擋在了門外。
一編織袋小百貨全丟了，光本錢就三百多美金呢。司徒平想：這種環境，怎麼生存？如何發展？看來必須進行戰略轉移了。他找出歐洲地圖，趴在床上看——不能躺，後背疼。
他選中了風光旖旎的捷克共和國。
99年冬天，他扔下布達佩斯的一切，隻身來到美麗的布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