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自大歷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繼位，至建中二年（公元781年）
十月，在近兩年半的時間內，連損三相，老臣崔-甫病死，劉晏屈死，楊炎冤殺，令朝野震驚。特別是劉晏被冤殺後，奸相盧杞當政，朝廷上下，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多不自安。第二年，淄青節度使李正己、魏博節度使田悅以及梁崇義、張惟岳等皆聯兵反叛，開始了唐王朝表面統一，實則四分五裂的藩鎮割據。劉晏開創的漕運、鹽利、常平均輸等以及楊炎創革的兩稅法均遭破壞。
首先是漕運的破壞。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淄青節度使李正己首先「移兵屯濟陰，晝夜教習為備，河南騷然，天下為憂」。繼而又增兵徐州，控制甬橋、渦口，「以扼江淮，於是運輸為之改道」。（見《舊唐書》卷124《李正己傳》）梁崇義亦佔據襄陽、鄧州，對抗朝廷，運路皆絕，人心震恐。
江、淮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為濠州刺史，使其通渦口水路。萬福素有威名，受命後，馳至渦口，立馬岸上，令發進奉船，淄、青兵馬倚岸不敢動，諸道船得以繼進。（見《舊唐書》卷152《張萬福傳》）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九月，涇原五千亂兵攻入長安，擁進大明宮，直入含元殿，擁立朱-為帝，德宗出奔奉天（今陝西乾縣）。十月，淮西叛臣李希烈攻陷汴州（州治在今河南開封），漕運再次斷絕。興元元年（公元784年）二月，德宗又自奉天出奔梁州。至五月，六軍尚未春服，德宗猶衣裘。鹽鐵租庸使包佶，在江、淮籌集綾、絹五十萬匹，使王紹督之溯江、漢，倍程出洋州，抵梁州；鎮海節度使韓-，亦遣使獻綾、羅四十擔，大得其用。
此時神策軍節度使李晟軍已迫近京畿，而苦於糧餉不繼。韓-運米百艘，以饋李晟，艘置十弩手以防援，及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旱荒，斗米值錢五百，及-米至，陡減五分之四（據《新唐書。韓-傳》）。每艘所載以三百石計，當不下三萬石之數，李晟賴以克復長安，德宗還都。其後，德宗對淮西李希烈、河北李抱真、朱滔、王武俊、田悅諸藩鎮用兵，軍需緊急，-轉輸無虛月。《奉天錄》載-籌糧事謂：「時-為中國多難，翠華不守（指德宗西逃），淮西、幽、燕，並為敵國。公（指韓-）慮敖倉之粟不繼，憂王師之絕糧，遂於浙江、東、西，市米六百萬石，表奏御史四十員，以充綱署（監護漕船）。淮汴之間，樓船萬計。中原百萬之師，饋糧不竭者，韓公之力焉。」韓-之功固不可沒，但實際上，還是劉晏開闢的漕運保證了這連綿不斷、規模巨大的平叛戰爭得以進行。
德宗還都後，貞元元年（公元785年）四月，關東大饑，賦調不入，國用益窘，關中饑民至蒸蝗而食。至七月，關中蝗食草木都盡。旱甚，灞水將竭，井水枯乾，長安城內，餓殍相望。太倉供帝及六宮善食，不及十日，度支錢谷僅可支七旬，皆賴江、淮轉輸粟帛。最緊急的一次是在貞元二年（公元786年）三月，《資治通鑒》卷232記載其事說：關中倉康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日：「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侍諭神策軍，軍士皆呼萬歲。
可以設想，此時關中倉無粒米，神策禁軍聚眾鬧事，有無漕糧，將決定是否再生兵變。江、淮之米如再不至，將會發生何等嚴重事變。這一年，東南八道供應長安及河北之米近二百萬石。《冊府元龜》卷498《漕運》詳記其事：「貞元二年正月，詔浙江東、西道至今年人運上都米七十五萬石，更於本道兩稅折納米一百萬石，並江西、湖南、鄂岳、福建等道先支米，並委浙江東、西道節度使韓-處置船。運數內送一百萬石至東渭橋輸納，余賑給河北等諸軍及行營糧料；其淮南於濠、壽等道先支米、洪、潭屯米，並委淮南節度使杜亞勾當船運，數內送二十萬石至東渭橋，余支充諸軍行營糧料。」
南糧北調這一年達到最高額，軍國所需，賴以解決，方使唐朝轉危為安。
從貞元三年（公元787年）起，每年漕運糧食皆為一百一十萬石。貞元八年之後，情況起了變化。唐室對河北諸藩鎮採取姑息政策，漸次減少用兵。
關中也連年豐收，公庫儲積，足支數年之用。而江、淮地區大水，民多流亡，米斗值一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腳價需二百錢，合為三百五十錢；米亦粗糙，不為京邑人所喜，每斗只糶三十七錢，官家虧折十之八九。貞元八年，陸蟄上疏詳論其事，因請來年只運三十萬石，停運八十萬石，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被水災州縣祟之，似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運費六十九萬緡。江、淮米錢、運費，並委轉運使折買綾、絹、綿以輸京師。（見《陸宣公翰苑集》卷18《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沿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陸贄的建議被德宗採納，下詔實施，北調糧數額從此銳減。北調糧銳減的另一原因是，汴州自貞元八年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死，到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八年之間發生了多次藩鎮叛亂事件：貞元八年（公元792年）三月，劉玄佐死，其部屬擅擁其子士寧為留後，朝廷派吳湊代劉玄佐，拒而不納。士寧被立後，遊獵無度，其將李萬榮逐之，朝廷因以萬榮為留後。貞元十年（公元794年），李萬榮部將韓惟清等兵變，謀殺李萬榮，遂即大劫轉運財貨。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李萬榮病危，其子西集眾為亂，李萬榮部將鄧惟恭押西送往京師，朝廷以東都留守董晉為宣武節度使，代李萬榮。貞元十五年，董晉死，朝廷以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為節度使。軍士嘩變，殺死陸長源。汴州設有轉運院，屯貯江、淮財貨，每遇兵亂，多遭損失，漕運亦因之而受阻。
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死，部屬兵亂，漕運再次受擾，所以貞元十五年曾有詔，令江、淮轉運米每年宜二百萬石，而至貞元之末，竟不過四十萬石。（見《冊府元龜》卷498《漕運》）
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體弱多病的德宗已年過花甲，太子李誦屠東宮，因中風而臥床數月，口不能言。一日，德宗自感不適，思見太子，涕咽久之，會群臣於宣政殿，宣讀遺詔，令皇太子在柩前即位。當白，德宗便死在後宮會寧殿中。順宗李誦繼位，由於病重，為德宗送葬那天，穿著喪服在內侍攙扶下受百官朝見。他雖有才幹，但由於身患重病，在位僅半年就繼德宗之後去世，由憲宗李純繼位。
唐憲宗被歷代史家稱為「中興之主」，面對唐王朝每況愈下，藩鎮逞雄，割據成勢的局面，非常羨慕貞觀、開元年間的繁盛景象，力圖挽回頹勢，重振大唐王朝，有一天，他在延英殿召見宰相時，問李絳道：「朕絕不花言巧語，想弘揚太宗、玄宗二祖的道德風烈，無愧於謚號，不羞於宗廟，如何能做到呢？」李絳說：「陛下真心實意如此，就能正身勵己，尊道德，疏遠奸邪虛佞小人，進用忠誠正直大臣。與大臣言事，敬而有信，不使小人參預；與賢者游，親而有禮，不使不肖共與，罷去無益於治的官吏，則才能出；斥走望御而親的宮女，則怨曠銷。擇優秀將帥，士卒則勇敢無畏；授奉公之官，吏治則管理有序。要做到法令行而下不敢違，篤教化而習俗必遷。這樣，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恢復貞觀、開元之治。何遠之有？這就要言必行，行必至。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也無益也。」憲宗高興地表示：「你說得太好了！朕將把這些記下來，書贈各位文才士紳。」隨即下詔李絳與崔群、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依次搜集實錄君臣成敗五十種實例，並連成書屏。憲宗每每閱視，都對左右說：「你們都應該用心記住，不要做這樣的事情。」（1）
還有一次，憲宗又問李絳：「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致理，天寶兆亂。諸事出於同朝，治亂大不相同。這是怎麼回事？」李絳從容答道：「臣聞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兢兢業業則天下太平，肆意妄為則禍亂迭起。玄宗自從天後當政時出居藩邸，曾經擔任過不少官職，接觸過社會上許多賢達人士，因而懂得了人世艱難。登上皇帝位之初，任姚崇、宋-為相。這兩個人都是忠正鯁直的傑出人物，一言一行都以安邦定國為出發點。明皇當時正在英敏果斷的年歲，也嚴於律己，虛心聽取各種意見，所以開元年間名賢雲集，前後左右，都是忠正之士。君臣相處如水乳交融，同心同德，舉國上下安定團結。但是，開元二十年以後，李林甫、楊國忠相繼掌握朝政。他們專門引用陰險奸惡之人分居重要官職，千方百計獻媚於上，玄宗便不再聽到正直的議論了。再加上越來越追求享樂，國家開支困難，奸臣說應該想方設法去搜集錢財，武夫說應該征伐四方以獲取物資，因此天下騷動，各地變亂不已，乃至於長安、洛陽兩京傾覆，四海沸騰。玄宗也被迫遷往外地，幾乎回不了京城。這都是奸佞的小人無事生非，使玄宗縱逸生驕造成的啊！到如今，外面兵變不能平息，西部疆土差不多丟光了，庶民百姓衣食艱難，國家庫存極其空虛，其根源就是天寶末年的那場喪亂的結果。實際上，安危理亂都靠君主來控制。陛下高瞻遠矚，天資聰明，親覽國史，關心朝政，善於分析，實在是天下幸福啊！」接著，憲宗和李絳在殿內又繼續談論到如何避免處事失誤，有了錯誤如何補救的道理。李絳說：「辦事出現大的偏差，即使聖人先哲也都在所難免。正因為如此，天子才招聘忠直之臣來幫助改正錯誤。所以，主上在內廷一心使天下得到治理，臣子在外面不出什麼差錯，才能制朝政於未亂之前，消禍患於未萌之時。倘若主上有什麼失誤，臣下能正言直諫，便會上下同體，好像手足與頭腦一樣，合諧為用，以致太平安寧。說起來，這些本是常理，並不是什麼難以辦到的事，只不過人們都習慣於歌功頌德、文過飾非而已。古人貴在勇於改正錯誤，從善如流，是很英明的。臣等各在其位，無所發明建樹，如果陛下能虛心納諫，那麼忠直之士、賢良之臣一定竭力為朝廷效命。」憲宗聽罷，深有感觸他說：「朕提拔任用卿等，正是因為你們都能直言敢諫。各位應該繼續盡心朝廷，無所隱瞞，來匡正朝廷的失誤，不要有什麼顧慮！」（2）
話雖這麼說，憲宗已無力再挽回唐王朝的衰勢。但他為了維護中央集權的統治，只得連年發動平藩戰爭，軍用開支極巨，憲宗加意蓄聚財物。元和初年，李巽領度支鹽鐵轉運使，即著手整頓賦稅，改進漕運。掌使一年，賦稅所人，略於劉晏掌使時之數相當；又一年，增一百八十萬貫。往年運江、淮米五十萬石至河陰，久不能滿額，唯李巽連運三年不少差。李巽之後，有王播、程異，皆善於斂財，然多注意於金、銀、綾、絹等以供朝廷所需。漕運方面，困難仍多，砥柱之險，終不能克。漕運船隻經過，翻覆者近半，損耗大，運費重，當時有「斗錢運斗米」之說。汴河中也常出現險灘，船運阻滯。
從元和之後直到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間，江、淮運仍不過每年四十萬石，能到達河、渭倉的亦只是十之三四。沿路奸吏，不遵漕法，盜米以後，為消滅罪證，沉溺官船，每歲達七十多艘，漕政大壞。大中五年（公元851年），裴休為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重加整頓，實行承包制，每歲僱用費二十八萬貫，盡歸漕吏掌握分配，巡院不得侵用。實行三年，漕米至河、渭倉總達一百二十萬石，才及劉晏掌使時一年之數。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浙東百姓不堪苛稅負擔，民多逃亡，裘甫率眾起兵反唐，越州（州治今浙江紹興）地區大亂，租賦來源減少。懿宗鹹通九年（公元868年）
七月，龐勳在州（州治今廣西桂林）率戍卒抗命北還，聲勢浩大，十二月，攻下泗州，佔據淮口，漕運路絕。其後，龐勳軍又與官軍轉戰於濠州、宋州、徐州，皆汴河流經地區，租賦不至，唐王朝陷於困難境地。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濮州人王仙芝亦聚眾起兵，黃巢應之，中原大亂。高駢在乾符六年（公元879年）由浙西節度使調任淮南節度使後，擁兵自重，惟事搜刮財物，坐觀事變。劉晏開闢的江、淮漕運如同唐王朝生死存亡的生命線。中和二年（公元882年）以後，江、淮漕運完全斷絕，唐王朝一蹶不振，遂至滅亡。
其次是鹽法的破壞。鹽利本是劉晏改革賦稅的一個重要方面。大歷末年，唐王朝稅賦收入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居其半，劉晏冤死後而鹽法壞。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在奏請增加民賦的同時，江、淮鹽每斗也增加二百文，比舊價每斗一百一十文增加近兩倍。其後，每斗復增六十文，連前所增，每斗價三百七十文，較開元、大寶時期提高近四十倍。江、淮豪商，百計為奸，有時售價還要增加一倍，谷數斗始換鹽一升。運鄉貧民，苦於高價，甚至淡食，錢人藩鎮或豪商私囊，而國家稅收不能過半。元和初年，李巽繼杜佑為鹽鐵轉運使，重加整頓，情況有所好轉。李巽去職，又陷於混亂，直至唐亡，也無改變。
最後，我們看看兩稅法的破壞。兩稅法的原則是：量出以制人，戶無土客，以現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倖。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歷十四年（公元779年）墾田之數為準而均征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
楊炎所謂「量出以制人」，是國家根據各項開支，制定預算方案。兩稅法統一收稅，納實物以錢幣計，防止逃戶，征及商賈，較之租庸調法自是一種進步。但是，中國古代是「為政在人」，「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好的制度，還要有德、才兼備的官吏來實行。兩稅法在正常情況下貫徹執行，百姓負擔確有減輕。但由於政局不穩，叛亂時生，更主要的是官吏貪殘，百計攫利，實施結果，「舊患雖減，新診復滋」，弊端依舊百出，百姓更加困苦。
同時，兩稅法代替租庸調，只是一種剝削形式代替另一種剝削形式，它的性質，不因形式變化而有任何改變。實行兩稅法時，明令不再加稅，德宗多次詔令「輕率一錢以枉法論」，事實上卻新稅不斷。自建中二年（公元781年）
即實行兩稅法的第二年，淄青節度使李正己、河北藩臣臥說、李惟岳、梁崇義、朱滔及淮西李希烈等先後叛亂，朝廷用兵，以軍費不足，增征商稅十為一。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也就是實行兩稅法的第三年，戰局更加擴大，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者數月。太常博士都賓、陳京建議，請借「富商錢」。
判度支杜佑、京兆尹韋楨等，大索京都商賈所有財貨，派京城官兵，強人商戶，掠財劫貨，逼死人命，意其不實，即加榜捶。又取僦櫃納質錢及粟麥祟市錢，取其四分之一，一般市民，亦受其害，長安為之罷市。搜刮總數為二百萬緡，不足兩月之用。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在所轄八州（揚、楚、滁、和、舒、廬、濠、壽）境內橫徵暴斂，稅錢每千文增收二百文，當五分之一，又上表得到朝廷批准，德宗詔其他各道增稅皆如淮南道，並加陳少游同平章事（即所謂使相），以示榮寵。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即兩稅法實行第四年，河東、澤潞、河陽、朔方等四鎮軍屯魏縣（今屬河北），包圍魏博節度使田悅；神策軍及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荊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鎮軍屯淮寧（治所在河南淮陽），包圍淮西節度使李希烈。
月需軍費一百三十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請分二法，一為「間架稅法」：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一千，下稅五百。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發者錢五萬。一為「除陌稅法」：公私貿易，舊稅千錢稅二十錢，加為五十錢；兩方以物交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文，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發者錢一萬，所有賞錢皆出隱匿之家。趙贊徵稅征紅了眼，又建議收天下茶、漆、竹、木稅，十取其一，以為常平本錢。德宗納其議，詔令天下。有的甚至開徵「過路稅」，「瓜果稅」，連死了人都要納稅，簡直到了無物不稅的地步。百姓在實行兩稅法初期得到的有限好處，迅速喪失殆盡。
但這不是兩稅法自身的罪過，換成其它什麼法就能解決封建王朝的弊端嗎？下面一則小故事倒能說明另外一個問題。
貞元三年（公元787年），也就是實行兩稅法的第七年。關中地區豐收，斗米值錢一百五十文，詔令所在「和糴」（採購民間糧食），以作儲備。德宗在長安近郊打獵，走到百姓趙光奇家。德宗問光奇：「日子過得快活嗎？」
答：「不快活！」德宗又問：「今年豐收，為何不快活？」答：「朝廷的詔令沒有信用。以前宣佈廢除兩稅法以外的一切賦役，現在反而苛捐雜稅比正稅多。原來說用現錢『和糴』，現在卻一文錢也拿不到，名為採買，實為搶奪；原來所糴粟麥有人來收，不用跑遠，現在則要送到西京行營，有好幾百里路，車損馬疲，農民都破產難以支撐下去。如此愁苦，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有一紙空文！恐怕聖上深居九重內官，都不知道吧！」德宗聽後，一言未發，命免除趙光奇家的賦稅，以示體恤。（《資治通鑒》卷233貞元三年12月庚辰條）趙光奇所言，充分表明兩稅法頒行後，農民所受之苦。豐年尚且如此，遇到荒年，其苦自不待言。朝廷言而無信，皇帝自食其言，詔令不行，行不能至，是中國古代政治的通弊。白居易在《重賦》一詩中抨擊說：國家定兩稅，……明敕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
奈何歲月久，貪吏得以循；浚我以求寵，斂索無寒春。（3）
兩稅法頒行後，農民負擔加重，不單在雜謠多，額外徵收多，更重要的原因是物日益輕、錢日益重，即物賤錢貴，造成百姓沉重的困難。貞元十年（公元794年）五月，陸蟄上《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陸宣公翰苑集。奏議》），第一條是《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其中說：兩稅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情事非一。有藏於矜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困倉，值雖輕而眾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概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繼而樂轉徒者，恆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奸，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並不得不殘，賦人不得不闕。
陸蟄所言兩稅法之弊，可謂透闢。兩稅法雖規定徵收商賈資產稅，他們資產自較農民為多，實際上，他們可以懷輕貨而運徙，逃避稅收，謀取豐利。
地主資產多，實際上，他們勾結官府隱匿資產，甚至侵吞農民產業，也不轉戶。據元稹《奏均田狀》（《元氏長慶集》卷38說：「豪富兼併，廣占吁陌，十分田地，才稅二三，致使窮獨逋亡，賦稅不辦。」繁重的賦稅是由「敦本業而樹居產」的農民負擔，而農民最苦的是患物輕錢重。陸贄在文中又說：定稅之初，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匹，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匹，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稅，而私已倍輸。
自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實行兩稅制至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不過二十年，農民負擔已增加一倍，其他雜徭、勒索尚未計算在內。唐代絹價，肅宗時最貴，每匹值萬錢，代宗大歷年間猶值四千文，至陸蟄上此表時，只值一千五六百文，又低落一半以上。其他如粟帛等價也在不斷下降。貞元十五年後，物價下降的趨勢仍在發展。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每匹絹只值八九百文，以後較長時期穩定在這個價格上下。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李翱在《疏改稅法》（《李文公集》卷9）一文中說：自建中元年初定兩稅，至今四十年矣。當時絹一匹為錢四千，米一斗為錢二百，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二匹半而足矣。今稅額如故，而粟帛日賤，錢也加重，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斗不過五十。稅戶之輸十千者，為捐十有二匹然後可，況又督其錢使其賤賣者郁？假令官雜虛估以之，尚猶為絹八匹，乃僅可滿十千之數，是為比建中之初稅加三倍矣。
建中元年的絹價，李翱所估比陸贄所說高出七八百文，大概是由於各地情況不一，價格也有上下。李翱所謂「官雜虛估以受之」的情況很少，一般是只會殺價，不會虛估。按陸贄所說絹價，自建中元年至元和十五年的四十年間，農民負擔增加三倍，比較弓符合實際情況。遇到地方官加重征斂，倍數尚不止此。因此，陸贊強調農業賦稅必須征實物，主張「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陸宣公集》卷22《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條》）
認為人民手中只有自己的勞動產品，而貨幣有國家鑄造，不應該向人民去徵收。
繼陸蟄之後，又有齊抗、白居易、韓愈、李翱、楊於陵等反對農業賦稅征錢。自實行兩稅制後，物輕錢重已成為唐朝內政方面的一個重大難題，許多朝臣出謀獻策而未能解決，直至唐亡。白居易在《贈友詩》詩中真實反映了農民無錢賤崇的痛苦生活：私家無錢爐，平地無銅山；胡為秋夏稅，歲歲輸銅錢？
錢力日益增，農力日益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
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饑寒？（4）
元和十五年討論稅法，戶部尚書楊於陵提出將兩稅改收布帛的主張，被朝廷採納，並於次年（長慶元年，公元821年）付諸實施。兩稅征錢的辦法實行了四十年後終於廢除，但兩稅法本身仍繼續實行。
兩稅征錢是楊炎的一個失策。因為唐代的貨幣經濟發展還不高，政府曾多次下令買賣不能全用錢幣，布帛雜貨等都可以作為交換手段。既然買賣都不能全用錢幣，又怎能要求兩稅用錢交納呢？唐代錢幣流通數量不足，農產品商品化的程度又很低，錢很難落到農民手中。所以當時反對兩稅征錢的人往往以錢幣由國家壟斷鑄造，不應向人民徵收為理由。理由雖難以成立，卻反映了農民手中無錢的客觀現實。兩稅改征布帛是歷史的要求，也是兩稅法進一步完善的表現。
楊炎任宰相僅兩年，理財措施並不多，但創立兩稅法卻使他名垂史冊。
然而對兩稅法一直存在不同認識，毀譽不一。
兩稅法遭到與楊炎同代人的批評，也得到不少同代人的肯定和讚譽。
唐代著名史學家、理財家杜佑（公元735—812年）就認為，自安史之亂以後，征斂名目繁多，而且數額不定，貪吏橫行，因緣為奸，法令也不能制止；再加上狡猾之徒，多方躲避，有的假名人仕，有的托跡為僧，有的依托豪族，千方百計地逃避賦稅，而老實的農民則被加重征課，生活日益困難。
自實行兩稅法後，做到了「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敢生奸，狡猾之氓（民），皆被其籍」。（《通典。食貨七》）所以，杜佑稱讚兩稅為「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德宗貞元時的宰相陸贄也力圖恢復貞觀、開元盛世，很眷戀租庸調製，尖銳批評了兩稅法實施中的各種問題，揭露以錢折征實物出現的弊端。但他也承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法弊則全革其法」（5）。他反覆議論改進徵稅的方法，並沒有主張罷廢兩稅法。可見時代的發展使懷舊的人也無法反對稅法的變革。
宋朝建立以後，稅制大體沿用唐五代的兩稅法而有所變異。兩稅，在宋代又稱為二稅，不再包括稅錢，而只是單一的田畝稅。由於田地既已交納畝稅，再作為資產重複納稅已很不合理。使用貨幣納稅，宋代另有商稅和地稅、宅稅等等。於是，二稅便只是單純的鄉村土地稅了。這一變化後的兩稅，在金、元時也大體沿用，直到明代。《明史》卷78《食貨志》說，「賦役之法，唐租庸調猶為近古，自楊炎作兩稅法，簡而易行，歷代相沿，至明不改」。
說楊炎創始的兩稅法改變了近古的租庸調製，自此歷代相沿，這個認識相當正確。它經歷了八百年（公元780—1581年），至明代後期，社會狀況已發生重大變化，才開始新的變革。
宋元時期的著名史學家馬端臨（約公元1254年—1323年）也肯定兩稅法是「救弊之良法」。他說：「歷代口賦，皆視丁中以為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者，乃厚賦之。豈不背謬？今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尤為的當。」陸贄認為「以貧富為差」，難以正確估算資產，容易失平長偽。馬端臨指出這「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過，非法之弊」。他肯定均田制破壞後，決不能恢復租庸調製，指出：「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法矣。」（《文獻通考。田賦三》）
在《文獻通考。自序》中，馬端臨甚至將楊炎與商鞅相比，說：「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於楊炎。」認為他們革舊求新，都做到了「古今異宜」。他還在《文獻通考》卷3的按語中，針對宋人程迥讚譽宇文融、詆毀楊炎之語加以評論，指出字文融在玄宗開元時搞括戶稅錢是墨守高祖、太宗之成法，而楊炎是大膽改革，「炎變法而人安之，則以其隨順人情，姑視貧富以制賦也」。
他從社會變動中意識到實施兩稅法是大勢所趨。宋人呂祖謙攻擊兩稅法「取於民者不一，楊炎所以為千古之罪人」。馬端臨則認為稅錢折納害民乃是「掊克之吏所為，非法之不善也」。兩稅估計算緡，失平長偽等等，「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過，非法之弊。」
這絕非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一個客觀的事實是：兩稅法的本意是罷免一切雜稅徭役「以一其名」的稅法，與劉晏「養民以為先」的思想是一致的。但在封建時代，千方百計加賦於民，是地主剝削階級意志的必然表現。兩稅法時期仍要各地按時申報丁口數字等等，就為各種賦斂創造了前提。
自唐至宋，以至於明代，兩稅以外的各種封建賦役仍是紛至沓來，決不因為實行兩稅法而絕跡。
兩稅法的創始人楊炎，生活在我國封建社會內部發生偉大變革的時代。
他敏銳地觀察到了時代的深刻變化，及時果斷地提出了改革稅收的方案，由稅丁變為稅地、稅資產，並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徵收了一定的貨幣稅。這一改革適應了社會和時代的需要，實踐證明，他不愧是我國古代有遠見的著名改革家。
註釋：
（1）《新唐書》卷152《李絳傳》。
（2）《舊唐書》卷164《李絳傳》。
（3）《白居易集》卷1《秦中吟十首》。
（4）同上。
尾聲歸葬
興元元年（公元784年）六月，劉晏被冤殺的第五年，在劉晏的故里曹州南華（今山東東明縣）大地上，劉妻李氏攜長子執經、次子宗經，舉家從四川忠州運回劉晏的遺骨，舉行歸葬祭奠儀式。
道場奏樂，超度亡魂；樂聲低婉，如位如訴。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九月，逕原亂兵攻人長安，德宗倉皇出奔奉天。
十月，淮西李希烈攻陷汴州，潛運斷絕。興元元年（公元784年）二月，德宗自奉天又出奔梁州縣城。時至五月，六軍供給艱難，食無糧，穿無衣。天氣炎熱，冬服依然在身，沒有換季的春服，連德宗還裹著毛裘迎度初夏。直到這時，德宗才醒悟念及劉晏開闢潛運、創設鹽利的功德，內心也深知劉晏是被誣害冤殺。但是，皇帝能承認錯誤嗎？
人死不能復生。德宗歎惜之餘，在兵亂出奔中下達詔書，准許劉晏屍骨歸葬。
貞元五年（公元789年），在劉晏被冤殺的第九年後，德宗擢升劉晏長子執經為太常博士，次子宗經任秘書郎。執經上書德宗，請削官贈父。德宗下詔書特追贈劉晏為鄭州刺史，又加司徒。
至於楊炎，史書未記載於何年，只曰「久之，詔復其官，謚肅憨，左丞孔-駁之，更曰平厲」。
看來，兩稅法創始人楊炎的官聲官譽，遠遠不及被世人稱為「管蕭之亞」的劉晏。
（5）《陸宣公集》卷22《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