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載自魚朝恩伏法向罪後，更是恣無忌憚。《新唐書》卷145《元載傳》記述：元載外委中書省主書卓英情、李待榮，接收賄賂，內聽婦言，縱容諸子元伯和、元仲武、元季能關通貨賄。在京師各司及重要部門，排擠忠良，或是遣外，或是貶職。凡仕有進者，不是巴結賄賂他的兒子，就是用錢貨進謁主書卓英情和李待榮。
元載貪縱受賄，聚斂財富，沉緬於荒淫無恥的奢侈享樂生活。他在京城大寧裡、安仁裡興建兩處甲第，室宇奢廣，冠絕當時。又於近郊建造亭榭，幃帳什器精美齊備，無需自己操辦，自有賄賂供給，所費無法計算。城南置有肥沃莊田，相望連疆，凡數十區。廣羅名妹美女，盛蓄歌舞藝伎，聲色玩好，無所不備。天寶時期，貴戚豪門，已開奢靡之風，但宅第建築還遵守一定制度。安史大亂後，法度隳（音灰）弛，文臣武將，競相奢豪，亭館第捨，力窮乃止。因當時土木建置過多，時人蔑稱「木妖」作怪。元載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個。
元載的妻子王氏，河西節度使忠嗣女，驕悍暴戾，狠毒專橫，縱子作惡，招搖納賄。諸子弁賊，收刮聚斂財富無邊無際，一個個爭蓄妓妾，聲色犬馬，放蕩不羈，整日猥褻嬉戲，親族聚觀，毫不羞恥愧疚。由於他們罪惡纍纍，後來被處死街示時，行路之人毫無嗟隱同情，紛紛唾棄，拍手稱快。
朝政在元載把持下，不僅官由賄成，而且賄賂必豐，元載一個「白條」
就可索賄。大歷五年（公元770年），元載父執（父親的朋友）為在京都求一職事，變賣全部家產，攜帶珍異物品，千里迢迢，從宣州（今安徽宣城）
來投元載求官。元載贈函一封，打發這位父執投奔河北節度使。元載父執行至幽州（今河北境內），想想自己傾賣家產，未得一職，深感沮喪。又一轉念，信若寫得懇切，河北節度使或許會給一美職。遂將信啟封，卻看紙上沒寫一句話，是張白條無字信，只有元載的署名，不禁極為惱火，進退兩難。
心想，我把它交給節度使，看他到底作何安排。幽州判官聽說有元載信，立即上報節度使。節度使將信拆閱，看過無字信後，竟誠惶誠恐地派遣大校以精緻的信箱承接元載的信，又命令手下人將元載父執安排在上等館舍裡，尊為上賓。因未得元載明示，遲遲不敢安排任職。元載父執留住數月，節度使不敢得罪元載，最後贈絹千匹，送元載父執離開幽州。
元載擅權斂財，培育羽黨，對稍有不附的正直大臣，都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不恤人言，一概打擊排擠。崔縱、關播，蔣-、裴-等均被排擠出京，其中裴胥，曾被代宗譽為「疾風知勁草」，敢於直言向代宗陳述百姓疾苦，遭到元載忌恨，藉故出為虔州（今江西境內）刺史。
性機敏，善文章，決事明，銳於進的李揆在苗晉卿最初舉薦元載時，看不起元載出身低寒，對苗晉卿說：「龍章鳳姿士不見用，獐頭鼠目子乃求官，邪不邪？」元載聞知，記恨心中。元載投靠奸相李輔國，秉政手握大權後，立即挾私報復，奏李揆為試秘書監，放逐江、淮養病。李揆一家百口，貧無祿俸，只能討飯乞食取給，整整流落了十六年。直到元載被誅，方由劉晏主持的吏部召回，始拜睦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禮部尚書。但好景不長。德宗繼位，劉晏冤死，好相盧杞擅朝，又素為盧杞所惡，用為入吐蕃會盟人質，最後卒死鳳州。流離顛沛，一生辛酸。（見《新唐書》卷150《李揆傳》）
李泌在玄宗朝就已表現出卓異的才能，肅宗時期更以挽救急難、出謀畫策而著名。代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元載秉政，憎恨李泌有讜直之風，不屈附於己。正趕上江南道觀察都團練史魏少游奏求參佐，元載力主李泌去就這個職務，排斥用心顯然。李泌為躲避災禍，只好拜檢校秘書少監，充江南兩道判官。直到元載被誅，李泌才重新入朝。代宗感歎說：「與卿別八年，乃能誅此賊（指元載）。賴太子發其陰謀，不然，幾不見卿。」
當時，多數仕進者都樂意在京師工作。元載擔心在京師彙集的人才多了，其中明辨是非、直言敢諫者必然多起來，精明強幹可做宰相的人選也必然多起來。這些對他恣意妄為都是約束和威迫。於是，他在制定俸祿時，厚富外官而薄京官，逼使官吏向外流動。一些不能流動的官吏，因生活不能自給，往往向外官乞貸，貪污現象也多起來。事實上，京官的俸錢並不公平，外官的俸錢更是多寡不均，都因元載隨情徇私而有所不同。元載秉政，刺史月給或千緡，或僅數十緡，相差極為懸殊，沒有規矩。直到大歷十二年（公元777年）三月，元載被誅後，劉晏會同李涵和韓-於當年五月具名中書門下向代宗上奏予以扭轉，規定了諸道觀察使、團練史及判官料錢：「觀察史除刺史正俸料外，每使每月請給一百貫文，雜給準時價不得過五十貫文。副史每月料錢八十貫文，雜給準時價不得過二十貫文……」詳細規定了巡官、刺史、大都督長史、左右司馬、參軍、錄事、縣令、簿尉等官階的俸祿（見《唐會要》卷91），才把被元載搞亂的俸錢公平地做出明確規定，代宗敕旨公佈。
大歷五年（公元770年），王縉入朝為相，與元載同操國柄，兩人又共同開始了狼狽為奸的貪官生涯。
王縉字夏卿，太原祁（今山西祁縣）人，後客居河中。武後久視元年（公元700年），生於世族地主家庭。其父王處廉曾任汾州司馬，早逝。母親崔氏虔誠奉佛三十餘年，對王縉兄弟影響很大。唐代山水田園派的代表作家王維是他的哥哥。王縉「少好學，與兄王維早以文翰著名」，「兄弟倆博學多藝亦齊名」。然而歷史無情，哥哥詩文芳名千古，弟弟貪財遺臭萬年。
唐玄宗開元七年（公元719年），王縉參加京試，「以文詞清麗獲上第」。
（1）時年僅二十歲，任侍御史、武部員外郎等官，開始了仕途生涯。直至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以前的三十六年間，王縉在官場上並不得意。他與兄王維宦游於洛陽、長安之間，「凡諸王豪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文名甚高。安史之亂後，肅宗即位，王縉被任為太原少尹，不久又因功加憲部侍郎兼本官，此後頻調內外要職。代宗廣德二年（公元764年）拜王縉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宮使，弘文崇賢館大學士。李光弼死後，王縉繼任為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其出將入相，一身數任，深得代宗親重。在以七十一歲高齡入相之前五十年，用他自己的話說：「頃自艱難，歷職中外，取之於武，無逐寇之勳；用之於文，乏經邦之略。」
（2）雖無政績可言，但也無甚劣跡。晚年為相後，他明知奸邪，卻賣身投靠，拿行將結束的生命做賭注，依附奸邪，阿諛讒佞，納贓受私，談經論佛，不理國事，整日過著浮華超然的生活，致使朝政愈加混亂，官場愈加腐敗，終於墮落為禍國殃民的千古罪人。
王縉的劣跡與巨惡元載密不可分。論說，他倆還真是一家人。王縉早年鎮守北京時，曾將自己的女兒韞秀嫁給元載。那時，元載家境貧寒，王縉很瞧不起他。「歲久而見輕怠」。後來元載為相，既富且貴。他們夫婦一直懷恨過去所受的輕賤，曾當面羞辱王家前來謁賀的人。這兩個人同朝為相，關係相當微妙。「時元載有事，縉卑附之，不敢與忤，然恃才與老，多所做忽。
載所不悅「。王縉」心雖希載旨，然言辭凌詬，無所忌憚「。可見表面強硬，心中虛弱，既不肯折服，又存有卑附。
王縉有「泰山」之尊，年高位顯，之所以卑附元載，是為了固祿保位。
其時，元載勢焰熏天，權傾朝野，內外臣僚，稍不附己者便被削去。像李泌這樣有大功於國，為三朝親重的大臣，受元載所忌，亦遭排斥，連代宗皇帝也無法回護，王縉對朝中態勢和元載為人當然瞭如指掌。因貪戀權位，為了免遭排斥，只好屈膝低眉事權貴。更主要的是，元、王兩人生性皆貪財佞佛。
由於「貪」，王縉不惜降尊屈貴，卑附於人；由於「貪」，終於芥蒂全消，翁婿聯手，同流合污，納贓受賄。
王縉依附元載後，事事投元載所好，惡元載所惡。
王縉貪慾心重，處於亂世而身居高位，親黨為奸而無所顧忌，於是便揮霍聚斂。王縉聚斂的主要手段是利用手中權力，索賄受賄。王縉在考選官吏上，隨情所好，視有無賄賂而定。「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大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等」。王縉不僅自己納賄，還縱容他的親戚和出入他家的僧尼納索財貨。一時間，「猥屑相藉，若市賈然」。由於以財取人，「廉潔守道者多不更職」，而柔媚自進，以賄求官者「皆如所欲而去」。（見《新唐書》卷145《王縉傳》）
庾准本無才學，以門蔭入仕，因善於逢迎，投王縉所好，王縉便引他任職郎中知制誥，直至中書舍人。這些官職歷來為清正文學之士擔任，而他「無學術，以柔媚自進，得幸於王縉，驟至中書舍人，時流■薄之」。（見《新唐書》卷145《庾准傳》）儘管被別人嗤之以鼻看不起，官卻由他一直做，直到王縉遭罪，才貶為汝州刺史。這個柔媚自進的庾准，實為元黨。在楊炎任相時，又善楊炎，被楊炎擢升荊南節度使。正是這個庾准，秉承楊炎旨意，構陷謀害劉晏，成為殺害傑出理財家劉晏的劊子手。
清正有才幹的蕭愎因連年不豐，谷價騰貴，打算出賣一塊祖業。王縉聞其祖業林泉優美，便想獵取，派遣其弟王宏登門說：「依據足下之才，完全可以官居重職。如果以祖業奉獻公務，你就可以職處要地了！」蕭愎氣憤地說：「僕以家貧而賣掉舊業，將以拯濟婦孺老幼，如果以易美職於己身，寧可門內凍死餓死，非鄙夫子心也。」王縉非常憤憾，易產不成，乾脆免掉了蕭愎的官職。
王縉平日吃齋奉佛，貌似清心寡慾。其實他揮霍無度，生活極其奢華。
當時軍費浩大，賦役繁重，國用艱難，人民困苦，而王縉和一些權要卻日耽於宴飲，一餐宴費至數十萬貫。大歷二年（公元767年），郭子儀自河東來朝，王縉、元載等五人「出錢三十萬，置宴於子儀第」中，吃來吃去，竟費百萬貫之上。按規定，當時一個縣令，月俸不過四十貫，年俸近五百貫，一宴竟吃掉縣令六百年的俸錢，足見奢侈揮霍之甚。真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屍骨」！他們不僅生前享樂，對於死者，亦不惜花費巨資去「追福」。王縉妻子李氏死後，「捨道政裡第為寺，為之追福。奏其額為『寶應寺』，度僧三十人住持，每節度觀察使入朝，必邀至寶應寺，諷令施財，助己修繕」。
王縉受母親影響，自幼信佛，晚年愈篤。他信佛並非喜愛佛理，感悟人生，移情養性，而是把奉佛作為他安樂浮華生活的一個方面。他置國家內憂外患於不顧，政事不理，空談報國，廣修廟宇，窮侈極欲，縱容僧尼，最終陷入以佛斂財，以佛亂政，以佛殃民的深淵。
王縉在修建佛寺上糜費甚多，他招財納賄，修繕寶應寺，建造五台山金閣寺。他利用宰相職權，發放中書符牒，令五台山的僧徒數十人分行郡縣遊說募捐，籌集資金。這些僧徒身攜宰相府符牒，郡縣官吏誰敢阻攔，只得任其「聚徒講說，以求貨利」，得獲巨額錢財。於是，「鑄銅為瓦，塗之照耀山谷」。寺成之後，「計錢巨億萬」。搜刮如此巨資修寺建廟，不僅為當時瘡痍滿目的社會中所僅有，即使在太平盛世亦為少見。（見《新唐書》卷145《元載。王縉傳》）
王縉不僅糜費事佛，荒怠政事，更有甚者，他還借佛亂政，用佛家的因果報應解釋政治，誘導代宗信佛奉佛。代宗原不重佛，而元載、王縉每次進見代宗，奏對之中，必以宣講佛家因果報應為務。一次，代宗以「佛言報應，果為有無」問元載、王縉等人。元載、王縉答道，國家的長治久安，全靠佛賜之福業。並舉例說，安祿山、史思明叛逆而分別被其子所殺，僕固懷恩反叛而病死等，說明因果報應的存在；又說回紇、吐蕃不戰而退，是菩薩保佑的緣故，完全抹殺了郭子儀等眾節度使和將士的功績，以此迷惑唐代宗。代宗深信不疑。更荒謬的是，邊境敵人人寇，不想辦法擊退，而是靠講誦所謂仁王護國經以攘虜寇。同時，京畿豐田，多被寺觀所佔，耗財蠹國。他們縱驅僧弟尼女等廣納財賄，興置寺莊，崇飾廟宇，藉以搜刮，從中漁利。
在元載、王縉的誘導下，代宗深信佛能佑國，奉佛日勤，「嘗令僧百餘人於宮中陳設佛像，逕行念誦」，人宮僧尼，「其飲善之厚，窮極珍異，出入乘廄馬，度支具廩給，每西蕃入寇，必令群僧講誦『仁王經』，以攘虜寇。
苟幸其退，則橫加賞賜「。操國家大事如同兒戲。由於僧尼在宮中祀佛誦經長達百日，各司眾官一面念佛，一面污辱僧尼，宮中藏奸宿亂踵接不斷，而代宗竟然執迷不悟，」詔天下官司不得棰辱僧尼「，大明宮一片烏煙瘴氣！
在元載、王縉縱容下，佛門之徒高官厚祿，爭權奪利，霸佔田產，擾亂法紀。
他們有的官至卿、監、封國公者，「通籍禁中，勢移公卿，爭權擅威，日相凌奪」。兩個奸相還誘使代宗每年「七月望日（十五日）於內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其他慶典、佛事以及賞賜僧尼等費，更是難以計數。
由於帝王公卿都以因果報應為國家興亡安危之所繫，「群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歷刑政，日以堙陵」。當時的有識之士就認為傷教亂政，「始於縉也」。元載與王縉互相勾結，貪婪專橫，直接導致了一代弊政，在唐王朝國艱民困時期不是如劉晏那樣積極恢復「開元盛世」，反而造成巨大災難，必將受到正直廉潔官員的抵制和反對。
這是清官與貪官集累數年的一場激烈較量，正義與邪惡的一場搏鬥。
然而，歷史往往表明一個奇怪的現象：正不壓邪。在元載獨擅朝權的封建王朝，真正維護大唐王朝統治的正直清廉大臣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直至生命和鮮血。
元載舞弄權術，貪婪無度，納私受賄，網羅私黨，自然得到了一批趨炎附勢、竭盡媚諂之徒的追隨和吹捧。但也遭到正直之士的反對和抵制，他們不斷上書，奏論其短，攻擊其私。元載則以攻為守，反誣其奸，予以打擊迫害。華原縣（今西安市郊）縣令顧繇上書揭露元載妻王氏狠戾自專，縱容兒子元伯和、元仲武等恃威仗勢，招收賄賂，肆掠民財。代宗非但沒有制裁元載，反而將顧繇斥逐於錦州（今湖南麻陽）。當時，正是代宗重用元載之時，一個小小的縣令怎比得上赫赫宰相。代宗犧牲縣令，保全元載，實際上充當了元載的總後台，使元載有恃無恐，變本加厲地貪贓枉法，其諸子更是作惡多端。元載也由此總結反面經驗，開始設法杜絕上書。
大歷元年（公元766年），元載引用私黨，懼怕朝臣論奏其短，告發陰私，於是心懷鬼胎地說什麼因為諸司官奏事頗多，皇上不便聽覽，而且所奏多夾讒言攻擊，因而決定自今論事上奏，皆必須先白長官，再由長官白宰相，最後由宰相定置可否，然後奏聞。糊塗的代宗竟然敕旨依從。決定一公佈，朝野議論紛紛，一片嘩然，延英殿內頓起一場風波。
被歷代史臣譽為孝於家，能於軍，忠於國，守其正，全其節，文壇英傑的大書法家顏真卿，時任刑部尚書。他一聽便拍案而起，立即上疏，戳穿元載的陰謀詭計，且以痛惜之情批評代宗「不能明察，倦於聽覽，以此為詞，拒其諫淨」的錯誤。他痛心疾首地說：「諸司長官皆為達官，言皆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是陛下腹心耳目之臣。所以他們出使天下、事無鉅細得失，皆令訪察，回日奏聞，陛下才能明四目，達四聰。而今陛下竟欲自屏耳目，使自己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營營青蠅，止於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為黑，變黑為白啊！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夏朝的伯明，楚國的無極，漢朝的江充，皆為讒人，誰不深惡痛絕呢？
陛下惡之，就深得君主之體啊！陛下何不深回聽察，發現虛言誣陷的讒言小人，堅決誅滅殺掉；對言不虛者的正人君子，就應該獎勵重用。陛下捨此不用，使眾人皆謂之陛下不能明察，倦於聽覽，以此為詞，拒其諫諍，臣竊為陛下痛心惋惜啊！「
這位在安祿山兵起范陽，河北二十四郡首舉義旗，深得玄宗賞識，也深得劉晏敬重的顏真卿，慷慨直言：昔日太宗平治天下，勤於聽覽，有急奏者，皆令引奏；並置仗馬二匹，可以乘馬便往。天寶以後，李林甫威權日盛，也不敢明約百司，令先白宰相。「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見《舊唐書》卷128《顏真卿傳》）
疏文中肯激切，朝野為之一震，中書舍人一個個興高采烈，爭抄內本，張佈於外，元載恨之入骨。皇帝愛聽順溜話，心裡不舒服。極善承意探微的元載，將顏真卿坐以誹謗朝廷罪，貶為硤州（今浙江）別駕、撫州（今江西撫州）、湖州（今浙江湖州）刺史，糊塗的代宗又一次充當了扶邪祛正的後台。
元載打擊排斥顏真卿後，更加放肆地排擠忠直賢良，引用擢升貪鄙無能之人，貪財受賄公行，買官賣官日烈。元載諸子作惡多端，無所不為，無所不取。大歷六年（公元771年），元載為了進一步獨攬朝政，網羅黨羽，防止各司上書駁正，上奏請求考察枚授文武六品以下官員，在皇帝敕令下達後，吏部、兵部以集體意見具呈，不得隨意檢勘敕令。代宗准奏。恰在這時，成都司錄、原殿中侍御史李少良來到京師，憤恨元載不法，會同侍御史陸廷秘密上疏代宗，奏論其惡。代宗這時也感到元載當國太久，愈加恣橫，不堪忍受，準備暗地引用剛直大臣自助，收回綱權，罷黜元載，便手詔李少良留居京師，又召李棲騖和河南尹張延實，任命御史大夫，以便追究查處元載的罪惡，河南尹張延實先至京師，代宗下詔御史問狀。軟骨頭張延實畏懼元載權勢，竟不敢過問，佯裝稱病。元載聞訊，立即召來陸廷審問，又查出李少良的朋友韋頌，在御史台設公堂，劾定三人「漏禁中語」，（3）立刻處斬。可憐李少良揭露元載罪惡，尚有皇帝支持，不但沒有告倒元載，反被處斬，丟了自家性命！可見元載蔑君罔上，已使代宗孤立無援，形如傀儡。
這場生死之鬥，好相元載技超一籌，勝過了天子代宗。
「帝殊失望，出延實為淮南節度使，引拜棲筠為大夫。」（《新唐書》卷146《李棲筠傳》）
李棲筠來到京師，代宗立刻召見，拜御史大夫。這位莊重寡言、體貌魁偉軒昂的新御史對代宗明確表態，絕不附阿元載，方挺無屈地查處元載隱惡。
代宗也吸取教訓，親自秘密掌握。於是，李棲筠將華原尉陳付優補為長安尉，當為高參，物色其勞。陳付深受感動，乃交代自己已為元載黨羽吏部侍郎徐浩、薛邕、京兆尹杜濟所引薦，是元載的私黨成員。李棲筠沒想到，自己摸底排隊、暗中挑選、予以優補的人並非真優，而是劣貨。但他已調查清楚，徐浩任嶺南節度使「以瑰貨數十萬」賄賂元載，元載納賄授徐浩為吏部侍郎的確鑿事實，並查明杜濟、薛邕皆貪婪為奸，厚賄元載，俱是元載黨羽，枉法默貨，買官賣官，欺君罔上。李棲筠上書一道劾文參奏，一齊罷官問罪。
代宗在關鍵時刻卻遲疑不決。時有月蝕，迷信到家的代宗問李棲筠，此時何以會有月蝕。李棲筠說：「月蝕修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儆陛下邪？」
（4）李棲筠憂憤難言，月蝕主刑，罔上行私的元載沒有伏法，不是連蒼天也儆傚皇上了嗎？代宗的遲疑給元載一個極好的反攻機會。他拿下陳付，恩威並施，所有事實全部反供。猶如顏真卿所痛述，權奸當道，讒言罔極，猶能變黑為白，變白為黑。李棲筠連同陳付等人皆坐貶。不久，李棲筠憂憤交加，無疾而亡，卒年五十八歲。李棲筠憂憤而亡，令朝野心驚膽跳。
又一場生死之鬥，暴露了代宗的遲疑軟弱。狡猾狠毒的元載再佔上風，彷彿在嘲笑天子的無能。
代宗一再錯算失算，期望元載能幡然醒悟，以全晚節。他特地單獨召見元載，勸導元載棄惡從善，改邪歸正，善自珍惜，重名保節。誰知元載竟然面無愧色，毫不知悟。一個惡跡纍纍貪心不死的權貴，怎能坐地成佛，回頭是岸！元載見李棲筠已死，更加肆無忌憚，變本加厲地貪私斂財。一時，朝廷道路目語，無人再敢復議。
俗語說：「多行不義必自斃！」元載當權二十年，專橫跋扈，貪奢成性，為所欲為，朝中正直的官吏都為之憤而不平，紛紛舉報上書。代宗也盡悉元載長期作惡，不思悔改，已是眾怒難犯，自己也難駕馭。為了重振朝綱，鞏固統治，代宗終於下決心剷除作惡多端的一代奸相。他手詔掌握左右金吾禁兵大權的吳湊入宮，密商除滅元載大計。吳湊是代宗的舅舅，是章敬皇后的胞弟。他與代宗既為君臣之禮，又為甥舅之親，既忠實，又可靠。他對元載早就義憤填膺，所以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一重要使命。
延英殿內又一次再決生死。
大歷十二年（公元777年）三月庚辰日，天和日麗，一切如常。散朝之後，代宗前往延英殿，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早已率領禁軍在殿前迎駕。代宗即詔命吳湊親率禁軍到政事堂逮捕元載、王縉。
政事堂是宰相在中書省處理軍國事務的地方。吳湊率領禁軍來到政事堂。無載見吳湊氣勢洶洶，內心不免驚異，問道：「國舅何事前來？」
吳湊冷笑一聲：「相公末日已到，奉旨前來逮捕！」說著，一聲令下，禁軍不由分說，上前將元載、王縉摘去烏紗帽，結結實實捆了起來，綁在政事堂內。
頓時，元載昔日威風掃地，臉色煞白；王縉老淚縱橫，兩腿篩糠。
這一天，宰相辦公的政事堂變成了拘留宰相的拘留所。
同時，金吾禁軍亦將中書主事卓英倩、李待榮以及元載的兒子無仲武、元季能一併收禁下獄。
代宗在延英殿詔命吏部尚書劉晏行職審訊。這是代宗和吳湊密議良久，共同商定，挑選的最佳人選。在他們看來，劉晏奉公守法，志在直方，善訓諸子，清明廉潔。更難能可貴的是，劉晏奉旨能率先依辦，佐國能忠心耿耿，既有濟國之舉，又得百官之望。
劉晏跪接聖旨。他深知這是代宗的無比信任，心中不由一陣激動，感慨萬千：「陛下英明決斷，臣領旨行職。元載欺君罔上，惡貫滿盈，早該除滅，以安社稷！臣悲泣棲筠憤憂而死，少良蒙冤而亡，真卿遭貶，李泌被逐，實令蒼天悲憫，國法難容！」他老淚縱橫，「臣以為元載久居相位，納私樹黨，佈於天下，怎敢一人專斷。望陛下恩准，請他官與臣一起共事。」
代宗點頭應允：「依卿所言。」
於是，皇帝又敕文詔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參、禮部侍郎常表、諫議大夫杜亞，共同推究元載、王縉的罪行。由劉晏主持，中官將元載的罪行條條俱詰，件件皆出自宮禁。在鐵的事實面前，元載無法抵賴，只得供認伏罪。
這一天，宰相辦公的政事堂又成了審判宰相的審判廳。
代宗端坐延英殿，不斷得知政事堂審訊情況。一俟審定，立即發佈敕令。
奸相元載被賜自盡，王縉同罪賜死。眾人接到聖旨，要將元載、王縉一同處於極刑。
劉晏手接聖旨，細閱一遍，慎重地對李涵說：「國有常典，法有首從，何況是誅殺朝廷大臣。二人應有區別，不應再復受極刑。」李涵等人均表贊同，又復奏代宗。代宗這才給王縉減刑，念他人老年邁，未忍加刑，從輕發落，貶為括州刺史，即刻赴任。劉晏秉公斷處，王縉未受極刑而生，史書對此讚譽說：「（劉）晏平反之力也。」（5）
對元載發佈《誅元載敕》：「任賢去邪，懸於帝典；獎善懲惡，急於時政。」元載「性頗奸滑，跡非正直，寵待逾分，早踐鈞衡。亮弼之功，未能經邦成務；挾邪之志，恆以罔上面欺」。敕文還歷數元載的罪惡，「納受贓私，貨鬻官爵，凶妻忍害，暴子侵牟，曾不堤防，恣其陵虐，行僻詞矯，心狠貌恭」。代宗在敕文中斥責無載的罪行，解釋了對元載多次挽救的苦心，並承認自己「朕涉道猶淺，知人不明」，對此「憫愧良深」。（6）元載的長子元伯和，先就因罪被貶往揚州任兵曹參軍。元載被正法後，代宗詔派特使飛馳到揚州，將元伯和賜死。次子元仲武時任祠部員外郎；次子季能時任秘書省校書郎，還有元載的妻子王氏，三人一併賜死。元載的女兒幼年即在資敬寺為尼，號真一，也被詔令收管於掖庭。
宦官董秀、中書主事卓英倩、李待榮以及玩弄陰陽術的李季連，因罪情重大，皆被處以極刑。與元載親重無比的吏部侍郎楊炎坐貶道州司馬。諫議大夫韓洄、包估，起居舍人韓會以及王昂、宋晦等一百多名官員，因平素與元載關係密切親善，紛紛遭到免官貶黜。
卓英倩的弟弟卓英倩，家居金州，橫行鄉里，聞知元載和其兄伏誅處死後，糾集一邦無賴，盜取兵庫，糾眾作亂，據險反叛。代宗詔發禁兵及山南西道刺史孫道平討捕，一鼓成擒，當即斬首。代宗餘怒未消，派出宦官特使到元載家鄉萬年縣界，發掘元載祖墳，自祖父以下，皆毀棺棄屍。同時，毀掉元載私廟，將大寧裡、安仁裡兩處元載豪華第宅，充做百官署捨。（見《新唐書》卷145《元載傳》）
從元載宅中抄沒的財物，數以萬計。僅胡椒一物，就達八百石之多，名貴的鐘乳竟達五百兩。代宗下旨，將所抄物品分賜中書、門下各司官員。
元載伏法被誅，朝野無不稱快；劉晏秉公斷審，內外交口讚譽。但是，奸邪小人卻將仇恨記在了他的身上。
等待劉晏的將會是什麼呢？
註釋：
（1）《新唐書》卷145《王縉傳》。
（2）《全唐文》卷370《讓侍中及進封郡公第一表》。
（3）《新唐書》卷145《元載傳。李少良條》。
（4）《新唐書》卷146《李棲筠傳》。
（5）《舊唐書》卷123《劉晏傳》。
（6）《唐大詔令》卷126《誅元載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