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沒有解決的棘手問題。稅賦重，勞役多，民則逃亡，既存政治隱患，又影響財稅收入，武則天晚年以來，政治黑暗，經濟調敝。官府奸吏的敲詐勒索，使農民負擔沉重。加上豪強劣紳和皇親貴族「籍外占田」，大量兼併農民土地。農民積欠破產，不得不離鄉逃亡，趨勢有增無減，唐朝賴以生存的均田制日益遭到破壞，大大影響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唐玄宗為了扭轉財政危機，改變國弱民窮的面貌，與豪強巨族作鬥爭，採納鑒察御史字文融的建議，下達「作一招攜、捉搦法聞奏」詔令。（1）於開元九年（公元721年）初，進行全國性的第一次檢田括戶。「招攜」即招撫招誘，而「捉搦」則是捉拿追捕，可見玄宗採取寬嚴相濟的方針進行檢田括戶。
具體做法是：各州逃亡之戶，限在百日之內自首。凡自首逃戶可以就地入籍編戶，也可自願返歸故籍，到後免除當年賦租課役。如果過期不酋，作違法論處、強制性地遞押邊疆遠僻地區，附為百姓；官府或私人敢包庇者一概抵罪。
但是這種逾期進行的「捉搦」遞押效果欠佳，理所當然遭到逃戶流民的抵制與反抗，又觸發了新的逃戶甚至對抗。所謂寬撫政策免除當年賦役，也是打了折扣的，就地附籍是「春附則課役並證。夏附則免課從役，秋附則課沒俱免」。（2）小帳算得如此精細，還有多少吸引力呢！安民利國的初衷，反而變成了擾民生亂的現實。於是，唐玄宗吸取教訓，進行了第二次主在寬撫逃戶的政策，在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頒布《置勸農使詔》，將括戶和括最剩田結合併舉，「所在閒田，勸其開墾」，檢查出來的被兼併上地全部沒收，按照均田制分配給無地客戶使用。對於帳外戶口，一律登記註冊，手續化繁為簡，就地入籍；賦稅由重變輕，免去六年的租庸調雜謠，新附客戶僅交很輕的戶丁稅。
逃戶的實質問題是土地問題。
檢田括戶得到了貧苦農民的擁護和歡迎，判官乘馬巡視天下，親自督察田戶檢括，客戶附籍的落實情況；召集父老丁幼，當眾宣讀諭旨「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淚稱父母者。」（3）
民以食為天，當逃戶農民獲得土地，並免掉六年的賦稅，得到官府承認的權利，能不「感其心」，「稱父母」嗎？檢田括戶獲得了巨大成功。各地查出逃戶八十多萬，檢田八十多萬畝徵收戶丁稅錢數百萬婚（貫）。無庸多言，農業是唐朝的經濟基礎，均田制是大唐王朝賴以生存的命脈。檢田括戶對於鞏固均田制，抑制土地兼併，緩和階級矛盾，加強中央集權，促進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和勞役、兵役來源等，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對開元盛世的出現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可以說，檢田括戶是唐玄宗實施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部分，是盛唐經濟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因如此，在檢田括戶後的第二年，即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唐玄宗才有封禪泰山的「告成功」。
但是，檢田括戶也帶來不可避免的弊病。由於實行逃戶就地附籍，有免賦六年的實惠，原有逃戶減少，但形成與土著戶納賦的明顯反差，無形中鼓勵土著戶成為新的逃戶。開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又只得下令：「諸州逃戶，先經勸農使括定按比後復有逃來者，隨到准白丁例輸當年租庸，有征役者先差。」（4）對新的逃戶毫不客氣，除照例交納當年租庸外。還以先差使征役為懲罰，土著戶毫無實惠，無疑負擔加重，只能爭當逃戶，以減稅賦，這無疑是括戶籍田之後新的反抗和抵制，其原因是享受的權利和所盡的義務不能均等造成的。逃戶，實質是逃稅、逃賦、逃役，必然影響國家的穩定性收入。唐玄宗慮及國家的穩定收入和對土著戶的撫慰，只能以放免地稅租庸等予以撫慰。開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十一月下詔：「天下百姓，無出今年地稅之半，如已交納，聽折來年。逋租懸調，在百姓腹內者，一切放免。」
（5）到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免征六年期滿，逃戶又趨向增加。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又下敕令：「頃天下浮逃，先有處分，所在招附，便人差科，輒相容忍，亦令糾告。」（6）顯然軟硬兼施，恩威並重，也不能妥善解決。令人頭疼的是「況在豐年，不能招緝，遂使戶多虛掛，人苦均攤，務欲削除，更成詭故」。（7）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七月又敕令：「諸州逃人，先除籍帳，能自歸復業者，其應徵當年租庸資課。」（8）以史實為依據，唐玄宗對撫民恤民確是做了大量有益於老百姓的實事。如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下令：「京兆新開稻田，並散給貧人。」七月太子大敕：「京畿近輔，百姓所出，……應單貧下戶者，特放今年半租。」（9）即便在奸相李林甫、楊國忠專權年代，唐玄宗也經常減免租庸地租，因為奸臣專權的鬥爭都在上層，下層經濟發展的繁榮景象並沒有明顯影響，但隨著唐玄宗疏政享樂，任用權奸，奢侈浪費驚人，貪官污吏以權謀私，直到藩鎮割據，逃戶也就越來越嚴重了。到安史之亂後，全國只有在冊二百多萬戶，陡減四分之三。正是在這種極端經濟惡劣的條件下，劉晏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經濟改革，以自己傑出的理財才能，務求利國而不勞民，肥上而不損下。
劉晏離開長安，東渡黃河，行至夏縣，路遇逃戶饑民。其實逃戶本不足為怪，對他來說早有耳聞，只不過是時移境遷，出他意料之外而親眼目睹罷了。
他翻身下馬，隨即與逃戶促膝瞭解詳情。他弄不明白：逃戶背井離鄉，徒涉勞苦，既觸刑網，又損家業，居且常懼，歸又無依，成天提防官府拘拿，到時連家小全部發配邊遠荒蕪地區，這到底是何緣故呢？經瞭解後他才明白，原來早在括戶籍田時，一些有背景的實戶，將實戶虛報成逃戶而減徵稅賦，同時又將實戶的負擔由鄰保代出。加上去年（開元二十九年）秋天，河北、河南二十四州久雨成災，波及夏縣，百姓已成窮民，今春又旱，春荒難熬，租庸未免，只好遷徙客鄉，爭當逃戶了。
劉晏一生勤儉，為官求實。《唐語林》第二卷中記述他當宰相時是「居安取便，不務華屋，食取飽適，不務多品，馬取穩健，不務毛色」。他當宰相尚且如此，何況初任縣令之時。
劉晏目視逃戶，只見一個個蓬頭垢面，體恤之情，油然而生。他不由想到，聖上皇恩浩蕩，怎麼沒有浩蕩到夏縣來呢！他想到，玄宗屢布德音，無數次下詔「農桑之時，不得妨奪，州縣長官，隨時功課」。（10）他又想到，「天其養生，在物最靈，惟人最貴」。天地之間，還有什麼比人還珍貴的呢！
只有惠養黎民百姓，天下才能得以安寧。「州縣長官，隨時功課」。於是，他語詞懇切，將聖旨下達，勸慰逃戶回鄉安居舊業，一年之計在於春。衣食之本在於農，養民之道，農耕為本。這些話說到逃戶的心坎上，逃戶農民誰又不知道這些至理名言哩！劉晏以一縣之尊，立即授文，所欠租庸一概放免而後報其上。並下令開放義倉賑災救民，度過春荒，不誤農時，女工蠶桑，耕織並舉，粟帛兼顧。逃戶感恩不盡，遂棄逃返鄉，復操舊業。
劉晏一生清廉，守法持正，對有背景的實戶虛報成逃戶的不法行為，一經查實，悉數收回。他剛至夏縣不久。聞悉司錄參軍收受實戶賄賂布帛十餘匹。即微服私訪，裝扮成一道士，替人察看風水，測字算命，對窮苦逃戶，問好生辰八字，長歎一聲：「你好命苦！」接著奉送一卦，唸唸有同，說得逃戶信以為真，紛紛將實戶勾結參軍，假報逃戶，貪贓納賄的事實件件如實吐露。劉晏查實清楚，即刻回縣升堂。拿下司錄參軍，進行審問：「你可犯罪知罪麼？」面對事實，參軍只得如實供認。劉晏冷眼一笑，又問參軍：「你可知大唐法典？」參軍早已面色蒼白，膽戰心驚：「奴才知罪！貪污布帛二十匹處死，在此以下者，堂杖或八十，或六十，或四十，削職為民，終生不用，包庇者同罪……」劉晏氣憤地痛斥參軍：「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當即堂杖六十，打得參軍皮開肉綻，奄奄一息，並如數沒收贓物。百姓聞知，無不拍手稱快！縱觀盛唐之世，州縣官吏大部清廉，素質較好，恐怕與唐玄宗親自倡導，懲惡揚善，制定的法律是有很大關係的。
夏縣自古水澇居少，旱災居多。劉晏組織農民築堤修壩，蓄水防災，溝通渠網，旱澇保收。但豐收之後又帶來新的問題，即谷賤傷農。劉晏又依照玄宗「理國者在乎安人，安人者在乎足食」，「使家有三載之儲，國有九年之蓄，雖遇水旱，終保康寧」的思想，「及時每斗加於時價一兩錢收」，（12）
高於時價收購，調動農民積極性；而至春荒，又低於市價賣出，平抑物價上漲，使廣大農民免於饑荒。一年後，天寶二年（公元743年）春，劉晏述職奏報中書省轉呈玄宗皇帝，玄宗閱後龍顏大悅，在詔中說：「古之善政，貴於足食，將欲富國，必先利人。」對劉晏給予了褒獎。道理實在是簡單明確，只有老百姓富足，有穩定性的賦稅收入，國家才能富；要想富，只有讓老百姓先富。小河有水大河滿，這是開明政治家高瞻遠矚的治國方針。劉晏正是這一善政思想的具體實踐者。安史之亂之後，盛唐陷入戰禍，經濟迅速滑坡，他身為宰相，將「將欲富國，必先利人」的思想變成「將欲救國」、「將欲復國」，「必先利人」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使唐朝得以迅速恢復經濟。
《舊唐書》稱：「史臣曰：歷代操利柄為國計者，莫不損下益上，危人自安，變法以弄權，斂怨以構禍，皆有之矣。如劉晏通押滯，任才能，富其國而不勞於民，儉於家而利於眾。……晏治天下，無甚貴甚賤之物，泛言治國者，其可及乎！」（13）《新唐書》則稱劉晏「為管（仲）、蕭（何）之亞」。
是「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14）聚斂財富而不傷民勞民，用自已的才能和理財方法使國家富裕，確是管子「不籍贍國」（15）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就是不用增加賦稅而通過經濟管理和經濟改革的方法達到國泰民安。這無疑是利國利民的上策。而一味靠增加賦稅來使國庫充裕，對於統治者來說則是搜刮民財的「苛政」。
劉晏的這一思想在安史之亂後得到具體發揮。他的理財實踐和功績也實現了「不籍贍國」的主張。我們將在後面詳細記述。
劉晏在夏縣初試不凡身手，「神童」意氣奮發，又調往河南溫縣任縣令，同樣又獲得成功。這時，唐王朝正是口蜜腹劍的李林甫受寵的時代，奸相楊國忠又在借楊貴妃受寵而爬上副宰臣地位，唐玄宗由明君正踏上昏主之途，長安興慶宮裡再不是既「興」又「慶」，而是日益腐敗，權奸當道，陷害忠良，冤案迭起，宦官結黨。大唐王朝處於風雨飄搖的危機之中。
但是，黎民百姓不知道，也管不了皇宮裡爭權奪寵的生死之爭，他們的眼睛始終盯著眼前的現實，用自己善良純樸的心來明辨是非善惡，清濁昏明。
當劉晏要離開溫縣陞遷侍御史時，溫縣百姓刻石立碑頌德：「曹州南華劉公士安，海內望族，人倫德范，天下賢良，揚於四海。八歲敬書東嶽，謂之神童，人仕正字，覽書萬卷，且兼宏略。清廉自正，精勵勤職，圖艱思易，為民造福。當刻石以傳，模範永垂。」有史記載：「天寶中，（劉晏）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通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再遷侍御史。」（16）
「刻石以傳」的具體記述已無從查考，但舉賢良方正如數向國家輸交稅賦，從來沒有欠缺或是超期倒是事實。看來，他決不是不顧老百姓死活地逼命催交，否則，「草民」也不會刻石記頌。
「再遷侍御史」也說明劉晏自身公正廉潔，儉樸，勤奮，守法執法，敢為民作主。侍御史就是諫官，朝廷選拔剛正不阿的官員充任，秉公執法，進行督察，據實可彈劾百官。頭戴高五寸的執法帽，可以當著皇帝的面親讀彈劾文進行彈劾，維護綱紀，整貪肅污。可惜史料沒有記述劉晏這方面的作為，筆者難以筆下生花。可能是當時奸相李林甫當任，劉晏也只能是拍拍「蒼蠅」，難打「老虎」，治下而不可犯上。不久，爆發了安史之亂，一場浩劫自天而降，無情地粉碎了大唐王朝的開元天寶盛世。唐玄宗被迫走下歷史舞台而抱憾終生，也急速地把劉晏推進戰火之中，推上拯救復興大唐王朝的歷史舞台。
註釋：
（1）《冊府元龜》卷63《帝王部。發號令二》。
（2）《唐六典》卷3《戶部郎中員外郎》。
（3）《舊唐書。宇文融傳》。
（4）《資治通鑒》卷213開元十五年二月條。
（5）《唐大詔令》卷77《謁五陵敕》。
（6）《唐大詔令》卷104《處分朝集史》。
（7）《唐大詔令》卷104《處分十道朝集使敕》。
（8）《冊府元龜》卷486《戶籍》。
（9）《冊府元龜》卷85《冊太子大赦》。
（10）《唐大詔令》卷108《興慶宮成御朝德音》。
（11）《唐大詔令》卷83《原減囚徒赦》。
（12）《冊府元龜》卷502《平糴》。
（13）《舊唐書》卷123《劉晏傳》。
（14）《新唐書》卷149《劉晏傳》。
（15）《管子。山國軌》：「不籍而瞻國，為了有道乎？」
（16）《新唐書》卷149《劉晏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