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猝死的婦人
李察-佛畢學先生（《倫敦郵報）的記者）對這件事情大發脾氣，實在情有可原。寶莉一點兒也不怪他。
他那毫不遮掩的壞脾氣頗具男兒氣概，反而讓她更喜歡他，畢竟他所說所為的背後，只是一種男性妒嫉的表現，恰恰滿足她的虛榮心。
更何況，寶莉對整個事情分明感到內疚。她答應了迪克（也就是佛畢學先生）兩點整在皇宮劇院外頭見面，因為她打算去看莫德-愛倫的午場表演，也因為他自然想跟她一塊兒去。
可是兩點整了，她還在諾福克街的麵包店裡，面對一個把弄細繩的醜怪老頭，啜著涼掉的咖啡。
可是你怎麼能期待她記得莫德-愛倫或是皇宮劇院，甚至因為這些事而想到迪克？角落裡的老人已經講起那件地鐵的神秘命案，使得寶莉忘了時間，忘了她置身何處，也忘了有事要做。
其實她今天很早就來吃午飯了，對於下午那場皇宮劇院的演出，她非常期盼。
她走進麵包店時，那稻草人似的老人正坐在他的老位子上，可是他始終一語不發，小姑娘只好大嚼她的薄餅奶油。這人多麼粗魯呀，連個早安也不道一聲——她正這麼想著，他突然冒出的話，卻引她抬起頭來。
「能不能請你，」他突然說：「描述一下剛才你用咖啡、點心時，坐在你旁邊的那個人？」
寶莉不情願地把頭轉向遠處的門，一個穿著薄外衣的男人正快步穿過那扇門走出去。寶莉剛坐下喝咖啡吃麵包的時候，旁邊桌子確實坐著那個人。不久，他吃完了午餐——不知道他吃的是什麼——到櫃檯付了帳，然後走出去。對寶莉來說，這件事看來一點也不重要。
所以她沒有回答那粗魯老人的話，只是聳聳肩，要女服務生拿帳單來。
「你知道他高還是矮，黑還是白嗎？」角落裡的老人繼續說，看來絲毫沒有被她的冷漠窘住：「你到底可不可以告訴我，他長得什麼樣兒？」
「當然可以，」寶莉不耐煩地說：「可是我看不出來，我描述這麵包店裡的一位客人，到底有什麼重要。」
他沉默了一會兒，緊張的手指在寬大的口袋裡摸來摸去，想找那條缺不得的細繩。當他終於找到了那不可或缺的「思維輔助器」，眼光再度透過半閉的眼皮投向她，不懷好意地又說：
「不過假設這事情絕頂重要，需要你對坐在你身旁半個鐘頭的人做個確切的描述，你要怎麼起頭？」
「我會說，他高度中等——」
「五-八時，九-，還是十-？」他靜靜地打斷她的話。
「差一時或兩時，我怎麼看得出來？」寶莉生氣地回答：「他的膚色也是中間色。」
「那是什麼意思？」
他又問，一副蠻不在乎的樣子。
「就是不黑也不白。他的鼻子——」
「好，他的鼻子是什麼樣兒？你畫得出來嗎？」
「我又不是藝術家。他的鼻子蠻直的，而他的眼睛——」
「不深也不淺；他的頭髮也是特別得讓人印象深刻；他不高也不矮；他的鼻子不是鷹鉤鼻，也不是獅子鼻——」
他帶著挖苦把她的描述重複了一遍。
「沒錯，」她反唇相譏：「他看起來就是很平凡。」
「如果你在一堆不高也不矮，不黑也不白，不是鷹鉤鼻也不是獅子鼻的人群裡再見到他，比如說明天吧，你認得出來嗎？」
「我不知道，也許可以吧。他確實沒那麼特別，讓別人會特別記得他。」
「那就對了！」
他說，同時激動地把身子向前傾，完全像個從盒子裡蹦出來的彈簧玩具小丑。
「完全對了！你是個記者，至少你自稱是個記者，注意別人、描述別人應該是你專業的一部分。我的意思，不只是注意有明顯撒克遜血統特徵，有漂亮的藍眼睛、高貴的眉毛、古典臉龐的達官貴人，而是普通人，那些可以代表他同種同胞百分之九十的普通人。比如說，一般中產階級的英國人，不太高也不太矮，留個色澤不深也不淺，可是蓋過他嘴巴的鬍髭，戴著一頂把頭型和眉毛都藏得進去的大禮帽，一個事實上穿得像他幾百個同胞穿的一樣，動作一樣，說話一樣，沒有特色的普通人。
「想辦法去描述他，比如說從今天開始的一個星期之內，把他從另外八十九個替身裡指認出來；更壞的情況是，如果他正好涉及某件罪案，而你的指認就可以讓他上絞架，去宣誓作證，去結束他的性命。」
「試試看，如果你怎麼樣都做不到，你就比較能夠瞭解，那些最下流卑鄙的罪犯之一為什麼至今還逍遙法外，也會瞭解為什麼地鐵謎案到現在還沒有破。」
「我想，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真的很想為警察指點迷津，讓他們好好利用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你知道，雖然我欣賞那畜生的好頭腦，可是我覺得他沒被繩之以法，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現在地下鐵道和各種交通工具這樣普遍，曾經號稱是『到城裡和西端最好、最便宜又最快』的老路線常常沒人要搭了，老舊的大都會鐵路車廂無論什麼時候都算不得太擠。不管怎樣，當那一列火車在上個月，也就是三月十八日下午大約四點鐘駛入愛得格街這一站的時候，頭等車廂非常空。」
「列車員在月台上上下下，到每一節車廂裡看看，心想或許有人會留下一份值半便士的報紙可以看。他打開一個頭等車廂的門，發現一位女士坐在較遠的角落裡，頭朝向窗的那邊，顯然忘了這條路線上，愛得格街是終點站。」
「『您到哪兒去，小姐？』他說。」
「那位女士沒有動，於是列車員走進車廂，心想她可能睡著了。他輕輕碰了碰她的手臂，仔細看她的臉。用他自己文縐縐的話說，他那時是『嚇得呆若木雞』。玻璃般的眼珠，土灰色的雙頰，僵硬的頭，是死掉的模樣，絕不會錯。」
「列車員小心鎖上車廂門，急忙招來了兩個搬夫，叫其中一個到警察局去，另一個去找站長。」
「幸好每天的這個時間，北上月台不太擠，下午排的都是西向的列車。當督察和兩位警官隨同穿著便衣的探長和一位醫官到了現場，圍在一節頭等車廂時，幾個無所事事的人才知道發生了不尋常的事，急忙又好奇地圍攏過來。」
「於是這消息在晚報版面上就刊出來了，還帶著個聳人聽聞的標題：『地鐵神秘自殺事件』。醫官很快就下了結論，說列車員沒有弄錯，那女士的生命的確已經完結。」
「那女士很年輕，而且在驚慌害怕還沒有嚴重扭曲她的五官以前，一定非常漂亮。她的穿著高雅，幾家膚淺的報社竟然還為他們的女性讀者對那女士的衣服、鞋子、帽子、手套做了詳盡的報導。」
「有一隻手套，是她的右手套，似乎脫了一半，把拇指和手腕都露在外面。那隻手握著一個小提包，警方打開來，希望找到死者身份的可能線索，卻只發現幾個散放的銀幣，一些嗅鹽，還有一個小空瓶。這瓶子後來交給了醫官去做分析。」
「就是這個小空瓶，使得地鐵謎案原是樁自殺案件的傳言甚囂塵上。可以確定的是，那位女士本身或是火車車廂表面，都毫無掙扎甚至抵抗的痕跡。只有那可憐女人的眼神，顯露出突如其來的驚嚇，描繪出她意外而猛烈死亡前的瞬間景象，全部經過可能只需一秒鐘的好幾萬分之一，可是在她的臉上卻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要不然那臉龐會是多麼安靜祥和。」
「死者的屍體被送到太平間。當然，到當時為止，還沒有一個人能夠指認出她來，或是這件縈繞她的死亡之謎，提出一點線索。」
「衝著這情景，一群閒著沒事做的人——不管他們是不是真的感興趣——借口說走失了或錯過了親戚朋友，獲准去看屍體。大約晚上八點半，一個年輕人，穿得很講究，乘著一部有篷的小馬車來到警察局，把名片遞交給警察長。他是賀索定先生，航運代理商，地址有兩個：東中區皇冠巷十一號，和肯辛頓愛得森街十九號。」
「那年輕人看來一副倍受心理折磨的可憐相，他的手緊張地拿著一份《聖-詹姆斯公報》，裡面刊有那篇要命的報導。他沒有向警察長講什麼，只說一個他非常親密的人那天晚上沒有回家。」
「半個小時之前，他還不怎麼著急，那時他突然想到看看報紙。報上對那位死去的女士雖然只有很含糊的描述，卻讓他變得非常緊張。他跳上一部馬車，現在請求看看屍體，希望能消除他最深的恐懼。」
「你當然知道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角落裡的老人繼續說：「那年輕人的悲傷實在令人同情。賀索定先生指認出，那太平間裡躺在他面前的女人，正是他的妻子。」
「我在加油添醋，」角落裡的老人抬起頭看著寶莉，嘴角帶著淺淡而溫和的微笑，緊張的手指頭賣弄似地努力想在不停玩弄的細繩上再打上一個結。「恐怕這整個故事都帶有廉價愛情文藝小說的意味，可是你得承認，而且無疑你還記得，那真是非常悲傷而戲劇化的一刻。」
「那天晚上，死者不幸的年輕丈夫沒有受到什麼問題詢問的困擾。事實上，他的狀況還不適合做有條有理的敘述。直到第二天在法醫的偵訊下，一些事實才被揭露出來，那些事實似乎暫時解開了賀索定太太的死亡之謎，可是後來卻讓這同一團謎陷入了更深沉的黑暗裡。」
「偵訊庭上的第一個證人，當然是賀索定先生本人。當他站在法醫面前，努力為這謎團提供線索時，我想每個人都對他寄予無限同情。他穿得很講究，像前一天一樣，可是他看來非常不適和憂慮，連鬍子都沒刮，無疑使得他的臉有一種飽經憂患，備受忽略的神情。」
「他和死者好像結婚六年了，而他們的婚姻生活一直很美滿。他們沒有小孩。賀索定太太身體似乎一直很好，直到最近她患了輕微的感冒，由亞瑟-瓊斯醫生為她治療。瓊斯醫生那時也在場，一定會向法醫和陪審團解釋，賀太太是否患有任何可能讓她突然致命的心臟病宿疾。」
「法醫當然對喪妻的丈夫心懷體貼。他繞了好大的圈子去問他想問的，也就是賀索定太太最近的心理狀況。賀先生好像不想談這個問題，使得法醫不得不拿出賀太太手提包裡的小瓶來提醒他。」
「『就我看來，』他終於不甘願地承認，『我太太有時候的確不太正常。她以前都是很高興很開朗的，可是最近我常看到她在晚上呆呆坐著，她像在想些什麼，可是什麼事情她顯然不願意跟我說。』」
「法醫還是堅持，又拿出小瓶子做暗示。」
「『我知道，我知道，』年輕人回答說，發出沉重的一聲短歎。『您的意思是——自殺的問題……我完全不瞭解，這件事好像好突然，好可怕……她最近的確看起來無精打采，心事重重——可是也只是有時候而已——昨天早上我上班的時候，她看起來又很正常了，我提議晚上一起去看戲。她很高興，我知道，還告訴我她下午要去買點東西，拜訪一些朋友。』」
「『你知道她上了地鐵，要到哪裡去嗎？』」
「『嗯，我不能確定。您知道，她可能想在貝克街出來，走到龐得街去買東西。可是，有時候她也會去聖保羅教堂廣場上的一家店舖，如果這樣，她就會買票去愛得格街；可是我不敢說。』」
「『好，賀先生，』法醫終於說了，以一種非常溫和的語氣。『你能不能設法告訴我，在賀太太的生活當中，有沒有你知道，或多或少可能可以解釋她為什麼心情沮喪，而且你本身也注意到的任何事情？有沒有任何財務困難，可能使賀太太內心痛苦？有沒有任何朋友——與賀太太交往，而……你……呃……曾經反對過的？事實上，』法醫又說，好像很欣慰那段令人不快的時刻總算過去了，『你能不能給我一點暗示，哪怕是最輕微的，來確定我們的疑慮，那就是您不幸的夫人，在一陣心情焦慮或精神錯亂之下，可能希望結束自己的生命？』」
「法庭上安靜了好一陣子。在每個在場的人眼裡，賀索定先生那時正遭受極度道德掙扎的煎熬。他顯得蒼白而慘淡，兩度開口想說話，最後終於以輕得幾乎聽不到的聲音說：
「『沒有，沒有任何財務困難。我太太有她自己獨立的財務——她也沒有奢侈的嗜好——』」
「『也沒有任何你曾經反對的朋友？』法醫追著問下去。」
「『沒有，沒有任何我……曾經反對的朋友。』那不幸的年輕人結結巴巴地說，顯然說得很吃力。」
「偵訊庭上我也在場，」角落裡的老人繼續說，喝完了一杯牛奶後又叫了一杯。「我可以向你保證，在場最笨的人都知道賀索定先生在說謊。再鈍的腦筋也明顯看得出來，那不幸的女人落人情緒低落的狀態，不是沒有原因的，而且或許有位第三者比這位憂鬱、遭喪妻之慟的年輕鰥夫，更能對她怪異且突然的死亡提供更多的線索。」
「很快，她的死現在顯然變得比剛開始更離奇。不用說，你那時一定讀過這案子的報導，也一定記得那兩位醫生的證詞給群眾帶來的騷動。亞瑟-瓊斯醫生是賀太太的一般治療醫生，他才剛醫好她最後一次非常輕微的疾病，最近也以專業的身份看視過她。瓊斯醫生以充滿同情的語氣說，賀太太身體上沒有任何可能造成突然死亡的毛病。不但如此，他還協助地方醫官安得魯-松頓先生驗屍，他們共同的結論是：死亡是氫氰酸引起的。可是這種會立刻造成心臟衰竭的藥是怎麼進入她體內的，他們兩個目前都沒法解釋。」
「哪麼，瓊斯醫生，死者是被氫氰酸毒死的，我這樣說對嗎？」
「『我的看法是如此。』醫生回答道。」
「『在她手提包找到的小瓶子裡，有沒有氫氰酸？』」
「『當然，曾經有過一點。』」
「『那麼，依您的意見，那位女士是服了一劑藥而造成自己的死亡嘍？』」
「『很抱歉，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暗示。賀太太是被藥毒死的，但是藥是如何施用的，我們沒辦法確定，不過當然是以某種注射方式。藥確定不是吞下去的，因為胃裡沒有一點藥的殘餘。』」
「『對的，』醫生又回答了法醫另一個問題。『注射之後很可能緊接著就死了，比如說兩三分鐘之內。很可能身體忽然快速地痙攣一下就死了，大致是如此。這種情況下的死亡是絕對突然而且致命的。』」
「我想，當時在法庭上沒有人真正明白醫生的證詞有多重要。順便說一句，他證詞的細節都被主持驗屍的地方醫官——加以確認了。賀索定太太是因為突然被注射進氫氰酸而死亡，怎麼注射進去或是什麼時候注射的，沒有人知道。她搭乘頭等車廂的時候正是白日繁忙時段。這位年輕高雅的女人，如果真當著大概兩三個人的面將致命的毒藥注入自己的身體，必然要有超人的勇氣和鎮靜。」
「請注意，我剛才曾說那時法庭上沒有人瞭解醫生的證詞有多重要，我說的不對；其實有三個人馬上瞭解到事情的嚴重性，也瞭解到整個案子的驚人發展正要開始。」２。艾林頓先生
「你見過艾林頓先生，那位和地鐵命案關係非常密切的人嗎？』」
角落裡的老人一邊問，一邊把兩三張快照相片放在寶莉-波頓小姐的面前。
「這就是他，栩栩如生。長得蠻帥的，臉孔討人喜歡，可是很平常，絕對的平常。就是因為沒有任何特色，艾林頓先生差一點——還好沒有——被送上了絞架。我想我講得太快了，讓你摸不著頭緒。」
「當然，大家從來不明白事實上艾林頓先生是怎麼跟這件事扯上關係的。這位住在愛博特華廈裡，常出現在格洛維諾和其他花花公子俱樂部的有錢單身漢，某一天天氣好得很，他卻發現自己站在弓箭街的法院裡，被指控和瑪麗-碧翠絲-賀索定的死有關，死者的住址是愛迪生街十九號。」
「我可以向你保證，新聞界和大眾都嚇了一大跳。你知道，艾林頓先生在倫敦上流社會某些團體裡很有名而且很受歡迎。劇院、跑馬場、運動場和保守黨總部他都是常客，交遊甚廣，所以那天早上的法庭裡來了好多人。」
「事情是這樣的，在偵訊庭上的證詞零零碎碎被揭露之後，有兩位先生經過深思熟慮，認為他們對國家和社會大眾都該盡點責任，於是挺身而出，願意盡他們所能地為地鐵的神秘事件盡點心力。」
「警方最初當然認為他們提供的資料來得晚了些，事實上也是如此，可是後來發現這些資料絕頂重要，而且這兩位先生無疑是社會上有頭有臉的人物，因此他們很慶幸能得到這些消息，馬上採取了行動。他們於是以謀殺罪嫌疑把艾林頓先生帶進了法庭。」
「那天我初次在法庭上見到被告的時候，他看來蒼白又焦急，這其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想想看他當時的處境，多麼可怕！」
「他是在法國馬賽被捕的，他正打算由那兒到可倫坡去。」
「我想他剛開始並不真正瞭解他的處境有多危險，直到後來，在偵訊庭上聽到所有逮捕他的原因，還有愛瑪-芳諾又重複一遍的證詞，說艾林頓先生早上來到愛迪生街十九號，而賀索定太太下午三點半出門要到聖彼得教堂廣場去。」
「賀索定先生對於他在偵訊庭上說的話沒有任何補充。他最後見到他太太，是在命案的那天早晨，那時她還活著，她看起來又健康又快樂。」
「我想每個在場的人都明白，他在極力避免任何可能把死去的妻子和被告名字連在一起的聯想，能不說則不說。」
「可是，僕人的證詞無疑揭露出真相。年輕漂亮，又喜歡別人仰慕的賀索定太太，曾經一兩次因為和艾林頓先生略嫌開放但純然無邪的打情罵俏，激怒了她丈夫。」
「我想，每個人對於賀索定先生中庸而尊嚴的態度都一致地印象深刻。這一堆照片裡，你可以看到，那就是他。在法庭上他表現的就是這個樣子，他全身當然是深黑色，可是絕無賣弄憂傷之嫌。他最近留了鬍鬚，而且仔細修剪得恰到好處。」
「在他作證之後，那天的高潮開始了。一位高大黑髮的男士，全身上下無一處沒有市儈的味道，親吻了《聖經》後等著說實話，除了實話什麼也不說。」
「他說他的名宇是安得魯-侃博，是梭摩頓街上安氏證券公司的老闆。」
「三月十八日下午，侃博先生也搭乘地鐵出門，他注意到同車廂裡有個很漂亮的女人。她曾經問他，她要到愛得格街去，不知道搭對了車沒有。侃博先生說她沒搭錯。之後就埋首看晚報上的證券交易行情版去了。
「到了勾沃街那一站，同節車廂上來一位穿著粗呢西裝和硬禮帽的先生，在那女士對面坐下。」
「她看到他似乎很驚訝，可是安得魯-侃博先生記不起來她到底是怎麼說的。」
「那兩個人談了很多，那女士顯得興高采烈。證人沒有注意他們，他正全神貫注在買賣計算上，最後在費靈東街下了火車。他注意到那穿粗呢西裝的男人跟女士握過手，並且愉快地說：『再會，今晚別遲到了！』之後也緊跟著他下了車。侃博先生沒聽到女士的回答，很快那位男士就消失在人潮裡，看不見了。」
「這時每個人都坐立不安，焦急地等著那令人悸動時刻的到來，等著證人描述並且指認出那位女士最後見到並且交談過的人，也許就在她神奇死亡那一刻的五分鐘前。」
「我個人在那證券商還沒說話以前，就明白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他會對嫌犯做什麼樣的描述和圖繪，我早就可以記下來。那樣的描述用在剛才坐在那張桌子吃午飯的男人身上，也同樣適合；十個你認識的英國男人當中，絕對有五個可以適用他的形容。」
「那個人高度中等，留著顏色不太深也不太淺的鬍鬚，他的頭髮是中間色，他穿的是粗呢西裝，戴硬禮帽……還有呢……可能就是這樣啦——侃博先生若是再見到他，也許會認得，可是，也可能不認得——對那位和他坐在車廂同一邊的男士，他沒怎麼注意——而且那人一直戴著帽子。而他自己忙著看報紙，對，他可能認得他，可是他實在不能確定。
「你會說，安得魯-侃博先生的證詞沒什麼用。的確，它本身是沒什麼價值，如果不是另外有詹姆斯-維拿先生的證詞補充，它根本不足以當作逮捕任何人的依據。」
「維拿先生是一家賣彩色印刷機電的公司羅得尼企業的經理，也是安得魯-侃博先生的私交。事情似乎是這樣：他在費靈東街等火車，看到侃博先生從一個頭等火車車廂裡下來。維拿先生和他談了一下子，火車就要開了，他才踏進剛才侃博先生和穿粗呢西裝男士坐的同一節車廂。他依稀記得一位女士坐在他對面角落的位子上，臉背對著他，顯然是睡著了，不過他也沒有特別留意。他就像天下所有的生意人一樣，坐車時聚精會神地看報紙。不久，他對一篇物品行情報導感到興趣，想要記下來。他從背心口袋掏出一枝鉛筆，看到地上有一張乾淨的名片，於是撿起來，把報導的重點寫下來，這是他要留下的。然後，他把名片塞進了口袋。」
「『直到兩三天之後，』維拿先生在一片令人屏息的靜默中又說：『我才有機會把我當時記下來的東西拿出來做參考。』」
「『那時報紙上已經滿是地鐵神秘命案的報導，而那些相關人士的姓名我都蠻眼熟的，所以，當我看到我無意中在火車車廂裡撿到的名片，上面的名字是「法蘭克-艾林頓」時，真是大吃一驚。』」
「法庭上這時的騷動無疑是空前的。自從芬雀曲街謎案發生，審判梅瑟斯特之後，我就沒見過這樣的群情激動。請注意，我自己並不激動，我那時已經知道這罪案所有的細節，就像是我自己做的案子一樣。事實上，即使是我做的案子，也不見得會比兇手高明，雖然我研究犯罪學已經好幾年了。法庭上好些人——多半是艾林頓的朋友——都相信他完蛋了。我想他也這樣想，因為我看到他臉色慘白，而且時時用舌頭舔嘴唇，好像非常乾裂的樣子。」
「你知道，他現在因為根本沒辦法提出不在場證明——我插一句話，當然他沒辦法——處境非常危險。那罪案——如果真有罪案的話——也是三個星期以前的事了。一個像法蘭克-艾林頓這樣的高等遊民，他自己可能記得他某天下午在俱樂部裡或是運動場上待了幾個小時；可是要找出一個能夠發誓肯定那天見過他的朋友，百分之九十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艾林頓先生被困在死角了，他自己也知道。你知道，除了這證據之外，還有兩三件事對他也極為不利。第一個，就是在他毒理學方面的嗜好。警方在他房裡找到各種有毒物質，包括氫氰酸在內。」
「然後是馬賽之旅，尤其是他正要啟程去可倫坡，雖然完全無辜，卻非常倒霉。艾林頓先生漫無目標地隨興去旅行，卻被大家想成是畏罪逃亡。不過，亞瑟-英格伍爵士這次又代表他的當事人展現出絕佳的辯護技巧，用高明的方法把所有幾個忠君愛國的證人攪得天翻地覆。」
「這位聰明的律師，首先讓安得魯-侃博先生肯定地說，他的確認不出穿粗呢西裝的男人就是被告，然後在二十分鐘反覆詢問之後，證券交易商終於承認，他很可能連自己公司小弟都認不出來，原先的沉著自若已被徹底擊潰。」
「不過，即使侃博先生狼狽不堪又生氣得很，他對一件事還是很確定，那就是直到穿粗呢西裝的男人跟那位女士握過手，用愉快的聲音說：『再會，今晚別遲到了！』之前，她還是活生生的，而且和那男人談得很愉快。他沒聽到任何尖叫或掙扎，所以他判斷，如果穿粗呢西裝的男人真的替那女人打了一針，她一定知道而且是自願的，可是火車上那女人的模樣或說話的神情，怎麼看都不像準備好要慘然而死。」
「詹姆斯-維拿先生，就這件事情同樣信誓旦旦地說，從侃博先生下車那一刻到他上車的那段時間裡，他就站在那兒，看得到整個車廂，而且費靈東街和愛得格兩站之間，沒有任何人上車，至於那位女士，他深信她在整個旅途當中都沒有動。」
「幸虧有他的律師，聰明的亞瑟-英格伍爵士——」
角落裡的老人帶著他的招牌冷笑又說：
「沒有，法蘭克-艾林頓先生沒有以死罪接受審判。他完全否認是穿粗呢西裝的人，而且發誓從命案那天早上十一點以後，他就沒再見過賀索定太太了。事實上即使他見過，也無法證明。更何況，根據侃博先生的證詞，那穿粗呢西裝的人很可能不是兇手。常識告訴我們，一個女人不可能被兇手打了一劑致命的針而不自覺，還一面和他愉快地談天。」
「艾林頓先生現在住在國外，快要結婚了。我想真正是他朋友的，沒有一位相信他會犯下這起卑鄙的罪案。警方卻認為他們知道得更清楚。他們的確清楚地知道，這不可能是自殺案件，也知道命案那天下午和賀索定太太一起坐火車的人，如果心裡沒有鬼，早就會挺身而出，盡他所能對命案提出線索。」
「至於那人是誰，警方卻茫然毫無頭緒。在深信艾林頓有罪的情況下，他們不眠不休，把前幾個月的時間都花在尋找更多、更有力的證據來證明他有罪。可是他們不可能找得到，因為根本就沒有。而對真正的兇手也沒有確切的證據可以將他繩之以法，因為他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下流胚子。他思慮周密，事前看到所有可能性，深艾諳人性，而且可以預知什麼證據會對他不利，他可以好整以暇地加以反擊。」
「這個下流胚子打一開始就把法蘭克-艾林頓的身材、個性放在心裡，好量身製造。法蘭克-艾林頓是這惡棍撒向警方眼裡的沙子，你也看得出來，他想使警方盲目的計謀成功了，讓他們甚至盲目到完全忽略了簡單的一小句話，那句話是侃博先生無意中聽到，而且當然是整個案件的關鍵，也是那老奸巨猾的混球惟一的失誤——『再會，今晚別遲到了！』——賀太太那天晚上本來打算和她丈夫去看戲……」
「你很驚訝嗎？」他聳聳肩又說：「你還沒看到真正的悲劇呢，不像我，早就看到它在我面前演出。那位輕浮的妻子，和朋友打情罵俏？都是眼障，都是托詞。我花了警方即刻就該花的功夫，去找出賀家財務的情形。十之八九的罪案裡，錢都是主因。」
「我發現瑪麗-碧翠絲-賀索定的遺囑是她丈夫查驗過的，他是惟一能使遺囑生效的人，這筆財產有一萬五千英鎊。我還發現愛德華-蕭倫-賀索定在和這位肯辛頓有錢建築商的千金結婚時，只是個航運代理公司裡的窮職員。我還記下來，自從他太太死後，這個悲傷的丈夫開始留鬍子。毫無疑問，他是個聰明的大壞蛋。」
那古怪的老人又說，身子激動地傾靠著桌子，盯著寶莉的臉看：
「你知道那致命的毒藥是怎麼跑進那可憐女人身體裡去的嗎？用最簡單的方法，這方法每一個南歐的無賴都知道。戒指！對啦，用戒指！那裡面有個小針孔，可以裝進足足可殺死兩個人的氫氰酸的量——不只是一個人。穿粗呢西裝的男人曾和他漂亮的女伴握手，而她也許幾乎沒感覺到被紮了一下，無論如何沒有痛到讓她尖叫的程度。還有，請注意，憑那混球和艾林頓的交情，他要拿到需要的毒藥非常方便，更不要說他朋友的名片了。我們無法知道到底幾個月以前他就開始用心模仿法蘭克-艾林頓的穿著、鬍髭修剪的式樣和一般外貌，他的改變可能非常緩慢，慢到連他自己的僕人都沒注意到。他挑了一個身高體格跟他一樣，頭髮顏色也相同的人作為模仿的對象。」
「可是他也冒了很大的風險，因為他可能被搭乘同一班地鐵的其他旅客認出來。」
寶莉提出意見。
「沒錯，的確有這樣的風險。可是他選擇了冒險，真是聰明。他想過，那個人，一個全神貫注在報紙上的生意人，要是真的再見到他，無論如何也是命案好幾天以後的事了。犯罪成功的最大秘訣，就是熟讀人性。」角落裡的老人又說，一邊開始找他的帽子和外套。「愛德華-賀索定非常清楚。」
「可是那個戒指呢？」
「他可能度蜜月的時候就買了，」他以一陣可厭的咯咯笑聲提示她：「這悲劇不是一個星期就計劃出來的，可能花了好幾年等時機成熟才動手。不過你得承認，這個可怕的壞蛋一直逍遙法外，我留給你的相片裡，有他一年前照的，也有現在照的。你看得出來，他又把鬍子剃掉了，髭也是。我可以想像得到，他現在是安得魯-侃博先生的朋友了。』」
留下滿腹懷疑的寶莉-波頓，不知道該相信什麼。
這也就是為什麼那天下午，她與《倫敦郵報》記者李察佛畢學先生相約去看莫德-愛倫的舞蹈，後來卻失約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