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鬥爭中，有時候即便摧毀對手，也未必能解決深層次的矛盾，化解危機，所以不管在人事上做出何種調整，都是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策，最終還要靠國策、政策上的一系列有助於化解危機的調整才能達到目的。
貴族們對分封的追求是強烈的，持久的，這個大潮來勢兇猛，無論是加固堤壩還是掘口洩洪，都未必能夠像預想般的達到滿意的效果。
寶鼎在這件事上態度明確，必須是有條件的分封，必須走郡國制的道路，所以，在目前條件下，絕對不允許加建封國。現在在京的皇子不僅年紀小，而且普遍沒有功勳，再到戰場上建功勳的難度也越來越大了。南北戰爭是何等艱苦的戰爭？在那等艱苦的條件下，皇子們即便去「摘桃子」，那也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沒有功勳的皇子不能封君，不能領封國，這個口子絕對不能開，一旦打開，二十等軍功爵制度也就名存實亡，這將嚴重損害寒門貴族的利益，對帝國的發展極其不利。
「封國絕對不能再建。」
寶鼎把自己的理由詳細闡述，把未來局勢的發展做了一番詳盡的推衍。封國越少，對中央的威脅就越小，將來撤藩也就越容易。
「周武王分封，導致中土分裂，戰亂更是長達八百餘年。這是血淋淋的教訓。」寶鼎說道，「若想讓帝國代代延續，那就必須走中央集權制的道路，但因為分封有八百年的傳承，這種傳承深入到貴族的血液和骨髓裡，統治著他們的思想，所以必須要有個過渡制度，由分封制過渡到郡國制，再由郡國制過渡到高度中央集權下的郡縣制，這是唯一的也是最有可能讓帝國平穩實現中央集權制的辦法。」
始皇帝已經接受了寶鼎的這種政治理念，不僅僅是因為當前形勢不具備實施高度的中央集權，他個人和他的追隨者們也意識到大秦王國和大秦帝國的區別，這種區別不僅僅是疆土和人口的區別，更重要的是思想理念上的差異，而這種差異來自八百餘年的文化傳承，所以只能一步步來，步子走得太快，損害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必然會導致國內矛盾激烈化，最終危害到的必然是帝國的國祚。
既然決定了要一步步走，那就存在一個快慢問題，始皇帝還是求快，還是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中央集權，他認為有個十年二十年的時間進行過渡足夠了，但寶鼎求慢，他甚至提出了用一百年用數代人的時間去完成思想文化上的轉變這一驚人說法。
「皇帝這一封號最早來自於你的提議。」始皇帝說道，「王爵也是你提出來的，現在朝野上下一致要求再一次修改爵秩等級制度，其實就是給朕兩個選擇，要麼建封國，要麼修改爵秩等級制度。你既然堅決反對建封國，無疑就是支持修改爵秩等級制度了？」
這兩個選擇其實都體現了貴族們對權力和財富的攫取。建封國就要封無功勳的皇子為封君，那麼就要修改爵秩等級制度，所以歸根結底，這兩個選擇其實就是一個選擇，必須修改爵秩等級制度。
貴族們追求分封的策略也是一步步來，先修改爵秩等級制度，通過這個制度來獲得更大更多的權力和財富，壯大自身的實力，有了實力，大家聯合起來的力量就更大，就能逼迫咸陽宮在分封的道路上走得更快。
「爵秩等級可以改。」寶鼎說道，「但修改的僅僅是爵秩等級。」
始皇帝馬上明白了寶鼎的意思，爵秩等級可以改，可以設王爵、公爵，但由爵秩等級衍生出來的權力和財富卻不做任何變動，或者變動極少，以此來遏制貴族們對王國權力和財富的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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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明確拒絕了加建封國，然後授權太傅公子寶鼎主持修改爵秩等級制度。
寶鼎提出了修改原則。
非嬴氏皇族，不得封王。嬴氏皇族功勳不足者，不得封王。嬴氏皇族功勳卓著者，唯皇子才可領封國。
爵位可世襲，嫡長子襲爵位，但無功勳者，世襲爵位逐代遞減。
一級爵位為王爵。王爵以封國王為一等，食邑萬戶以上的王爵為二等，食邑萬戶以下的王爵為三等。
二級爵位為公爵。公爵同樣以食邑戶數分為三等。
這兩級爵位同等於過去的封君爵。
三等爵位就是列侯，也就是二十等軍功爵的最高一級。
寶鼎把這個爵秩等級制度的修改方案拿出來之後，朝堂上一片嘩然。沒有人敢公開得罪始皇帝和武烈侯，但大臣們可以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見。
可惜的是，武烈侯公子寶鼎太強悍了，他是大秦宗室，一等封君，主掌北疆軍政，權勢傾天。他主持爵秩等級制度修改，結果他自己不從中攫取任何利益，其他人怎麼辦？總不至於說，我比你功勳大，我要比你拿得更多吧？
不過不管怎麼說，爵秩等級制度還是修改了，始皇帝還是讓步了，這是一個好的開始，貴族們勉強也能接受。來日方長，慢慢來，等到武烈侯發動南北戰爭，陷在戰場上出不來之後，事情就有轉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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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下詔，正式公佈新的爵秩等級制度。
公子將閭、公子高、公子嶠、公子驤、公子昌五位領封國的皇子封王爵。
武烈侯公子寶鼎功勳卓著，食邑宛城五萬餘戶，封王爵，爵號武烈王。
兩位丞相隗狀、王綰，太尉公子騰，御史大夫馮劫，駟車庶長公子豹，武成侯王翦、鄭侯蒙武等七位上公大臣加封公爵。
九卿等上卿中樞大臣，廣武侯麃公、臨洮侯羌廆、舞陽侯楊端和、通武侯王賁、安平侯司馬尚等上卿將軍爵封列侯，食邑不等。
其餘文武大臣的爵位都加升一級，就連普通士卒都封了個初級爵位，唯獨遺憾的就是由爵位衍生出來的權力和財富增加甚少，但聊勝於無，總比爵秩等級制度修改之前要好，最關鍵的是爵位可以世襲啊，這才是最大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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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賞之後就是人事調整。
中樞和地方郡縣的人事僅僅做了微調，這是保證穩定的需要，而軍隊的調整力度卻非常大，一連串的人事調整讓人眼花繚亂。
武烈王公子寶鼎全權負責整個北部邊疆的鎮戍重任，其大行轅安置於離石要塞。
整個北部邊疆的鎮戍一分為四。
王翦調任西北疆軍事官長，麃公鎮戍北地，與隴西的鎮戍軍統率羌廆同受王翦節制。
蒙武調任晉西北軍事官長，上郡、太原郡和河東郡的鎮戍軍全部受其節制。
代王公子將閭出任代北軍事官長，雁門、代郡、上谷郡的鎮戍軍受其節制。
王賁出任東北疆軍事官長，燕山南北、遼西、遼東等地都是其鎮戍轄地。
司馬尚調任兩淮軍事官長，輔佐楚王公子昌鎮戍兩淮。
司馬斷調任江東軍事官長，輔佐吳王公子高鎮戍江東。
中尉卿張唐調任山東軍事官長，輔佐齊王公子驤鎮戍山東。
內史公子成出任中尉卿，戍衛京師。
甘羅出任內史，出任京畿軍政官長。
趙高回京，出任御史中丞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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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統一戰爭剛剛結束，咸陽就開始調兵遣將，要發動南北戰爭了。
進行南北戰爭，驅逐北虜，守護長城，這是最為冠冕堂皇的進行軍事統率大調整的借口。把秦軍能征善戰的悍將和最精銳的軍隊全部集中到北部邊疆，正好實現了守外虛內的國防策略。
然而，咸陽朝堂上的各政治派系控制地方郡縣，發展地方勢力的最強後盾就是這些聲名顯赫的軍隊統率和百戰之師，如今始皇帝做出了進行南北戰爭的決策，以此為理由，把這些統率和軍隊統統調到北部邊疆戍守長城，實際上就是遏制和打擊了地方勢力，為中央加大對地方郡縣的控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贏得了足夠的時間。
始皇帝在武烈王公子寶鼎的支持下，突然來了這麼一招，頓時讓那些打算在自己控制的地盤上大幹一場的功臣們措手不及。
是不是沒有對策？當然不是，山東、兩淮和江東的形勢都非常緊張，這時候無論是調動鎮戍軍統率還是抽調精銳軍隊，都將加劇地方形勢的惡化。
於是以丞相為首的公卿大臣們紛紛上書勸諫，阻擾這一人事調整方案的實施，各地鎮戍軍統率和封國王、地方郡縣官長們也是急奏咸陽，懇求始皇帝考慮到地方郡縣的實際困難，暫緩或者放棄調動鎮戍軍。
始皇帝勃然大怒，在朝堂之上厲聲警告，違抗命令者，嚴懲不貸。
武烈王公子寶鼎也公開支持始皇帝，他警告文武大臣們，不要把目光局限在中土，抬頭看看長城外的匈奴人，一個正在威脅中土存亡的敵人已經逼近了長城，中土可以說是岌岌可危，這時候個人或者集團的利益絕對不能凌駕於王國利益之上，任何人任何政治勢力都要以大局為重，要絕對遵從始皇帝和中央的命令。
武烈王的公開支持讓貴族們聞到了一股濃濃的血腥味。
始皇帝手上有一把無堅不摧的利刃，假如逼得始皇帝拔劍相向，後果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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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們選擇了屈從，紛紛率軍趕赴北部邊疆。
接下來，始皇帝和中樞大臣們開始商議南北戰爭的攻擊策略。
按照武烈王的設想，南北戰爭的主戰場就在西北疆，為此，直道修築至關重要，但在直道修築完成之前，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條件要完成，那就是國內局勢的穩定。
國內局勢的穩定牽扯到方方面面，就當前形勢來說，最為急迫的是東北的遼東戰場和東南的閩中戰場，秦軍必須徹底擊殺盤駐在遼東的燕人和盤駐在閩中的楚人，只有把這兩國餘孽從肉體上徹底摧毀，那麼影響到國內局勢穩定的最不安定因素就算完全剷除了。
為此，武烈王提出的建議是，今年秦軍的主要攻擊目標是東北的燕人和東南的楚人。這兩個戰場各有特點，遼東戰爭是過於遙遠，糧草輜重運輸不便，而閩中戰場則是距離江東太近，而江東又是剛剛拿下來的疆土，依靠這片疆土上的糧草輜重去征伐楚人，存在著一定的風險，稍有不慎就是前方攻擊不利而後方叛亂迭起，大軍進退維谷。
打仗必然牽扯到中央財政，而中央財政即便在實施了增賦加稅、掠奪關東富豪和向巨賈賒貸等諸多措施之後，也依舊是入不敷出。
始皇帝和武烈王公子寶鼎再度取得了一致意見，今年的財政主要保證南北兩個戰場的需要。考慮到南北戰爭還需要一段時間的準備，而目前長城一線的鎮戍軍基本上可以保證阻御匈奴人的攻擊，所以暫時維持長城鎮戍軍的數量，從山東、兩淮和江東各地抽調出來的軍隊在洛陽集結後，則馬上解散歸鄉，以減少中央財政的支出。
直道修築依舊暫時中止。其他中央和地方無助於恢復經濟增加賦稅收入的工程項目統統擱置，若有違令者，嚴懲不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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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始皇帝的強行干涉下，大秦開始艱難地走上了在保持穩定基礎上的發展戰略，但距離寶鼎所希望看到的「休養生息、輕賦薄徭」之路還是有巨大的差距，中土的普羅大眾依舊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土的統一併沒有給他們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好處。
這是一個艱難的時代變革期，帝國的內憂外患交織在一起，無論誰來統治這個新生的帝國，都面臨著崩潰的危險。
帝國的內憂除了中央財政的拮据、普羅大眾的困苦、關東六國在統一後的混亂，等等這一些可以用眼睛看到的危機，還有眼睛看不到的實際上更嚴重的憂患，那就是思想文化上的激烈碰撞。
中土的統一表面上看是疆土的統一，但從深層次來說，它應該是文化上的統一，而文化上的統一才是最為艱難的。帝國並沒有完成文化上的統一，中土文化的統一直到漢武帝時期才算真正的完成了。
「集權」和「分封」的矛盾就是來源於思想文化上的差異，而思想文化的碰撞如果不能解決或者緩解，那麼不要說始皇帝打算在十年二十年內結束過渡期實現中央集權是一種奢望，就連武烈侯寶鼎打算在百年內過渡到中央集權制的想法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要解決帝國最深層次的思想上的矛盾，就必須在政治體質上進行一系列的改革，這個改革不僅僅包括決策制度，還要包括教育制度，而官學和教育制度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大秦的決策制度就是廷議制度，也就是國事決策必須經過朝議，先由中樞小範圍商討，然後再由文武百官進行大朝議，最終結果才是決策。
這一制度來源於周王朝，周王朝的國事決策先由百官廷議已經形成定制，而這種定制由春秋到戰國一直得到諸侯國的傳承，但秦國自商鞅變法以法治國後，秦國的廷議制度是最完善的也是執行的最為堅決的。當然，這是相對而言，比如修長城，發動對外戰爭這種國事，廷議制度當然可以讓君主得到最好的決策，反之，比如制定基本國策、冊立儲君、人事調整等國事，就不是廷議制度可以解決的了，甚至根本就不會經過廷議來完成決策。
為什麼解決思想文化上的碰撞首先要修改決策制度？
很簡單，帝國是在吞併關東六國之後而建成，關東六國有自己的思想文化，有自己的國策制度，等等，總而言之，帝國若要完全吸收和融合關東六國，首先要制定一系列有助於吸收和融合關東六國的制度，而這個制度的制定僅靠秦人是肯定不行的，必須讓那些瞭解關東六國的人加入到大秦的決策層，這樣拿出來的制度才能符合統一後的帝國的需要。官學和教育制度也是一樣，也是首先產自決策層，由決策層來決定帝國的官學和教育制度，而官學和教育制度恰恰是解決「集權」和「分封」矛盾的根本所在。
誰最瞭解關東六國？
不是關東六國的貴族，他們是統治階級，他們看不到普羅大眾的疾苦，只有出身寒門的大賢才是真正瞭解關東六國的人。
關東六國的大賢從何處召集？
就是從齊國的稷下學宮，那裡彙集了中土諸子百家，大賢雲集。
秦國吞併了齊國，也就吞併了稷下學宮，於是齊國把稷下學宮的博士、名士等大賢全部「請」到了咸陽，統統徵募為博士。博士參政議政，參加朝議，就此形成一種議政制度，而這就成了大秦決策制度的一種有效補充。
始皇帝之所以建立博士議政制度，其本意是把中土各個各區域的政治勢力兼併後，打造一個以咸陽為中心的新的政治利益核心。如此一來，始皇帝就不可避免地要面臨一個新問題，那就是文化如何統一。
博士本身就是多元的文化載體，這些博士分別來自關東六國，體現著不同的思想文化和代表著不同區域的政治利益，把他們集體納入帝國的權力核心，就如同「車同軌，書同文」一樣，體現為以秦文化為主體下的一種多種亞文化的互相兼容和吸收，但在兼容和吸收之前，中土不同的思想文化之間首先爆發了激烈的碰撞。
這時候，始皇帝才意識到，大秦必須尋找到一種與統一局面相適應的新思想新文化，否則，大秦不可能完成真正意義上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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