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利用白、胡兩個漢奸被刺殺事件以及《新生週刊》事件，大鬧起來，並對何應欽施壓。何應欽與中央商量後，又作出了一些「積極回應」將蔣孝先、曾擴情免職；撤換於學忠及天津巿長張廷諤；以王克敏代張廷諤為天津巿長，任命商震為天津警備司令。
何應欽對共濟會抗五軍非常痛恨！本來中央政府與日軍已經相安無事了，你抗五軍怎麼又去打人家的油田？這油田讓日軍去偷一點油，又有什麼關係？只要等日軍與囉囌打起來了，不就什麼事都好辦了？現在害得自己受日軍的氣！真應該讓徐輝這小子來收拾這個攤子！讓你這小子去捅馬蜂窩！讓你們共濟會的杜重遠去發表什麼狗屁皇帝文章！可惱的是，據說這個罪魁禍首徐輝，現在還在上海左擁右抱，在溫柔鄉里風流快活！
不過東洋好戰分子對何應欽和中央政府的「積極回應」並不領情，他們還是要繼續搞事。
五月三十一日，幾個關東軍特務機關官員大月桂等四人到察哈爾的張北，二十九軍衛兵循例要他們出示護照，雖然這幾個鬼子有護照，但他們就是不給檢查，衛兵攔阻，排長將他們引至軍法處候訊，後來在請示宋哲元後，還是把他們給放了。
沒想到，他們本來就是來找茬的，所以就是你們放了他們，他們還是要鬧事的。他們以華軍非法扣押他們合法的、有護照的東洋人為由，又是一通二十九軍破壞和平、日軍要報復之類的宣傳、抗議。他們要求懲辦有關責任人，懲辦排日分子等等。這事後來被操作為「張北事件」。
這一連串事件似乎表明，日軍確實是要搞事了，而且不惜發動戰爭，這可把現在華北的總負責人何應欽嚇得不輕。可實際上，這還只是日軍中一些軍國主義激進分子在搞事件。關東軍都沒有作好充分的進攻的準備，而在他們的政界，緩進派懷疑關東軍這次會不會還像以前行動一樣，得不償失。
但酒井隆膽子大，六月十日，他拉了北平領事館武官高橋坦一起去找何應欽，就高橋是代表關東軍的，他代表天津日軍梅津美治郎司令，要何馬上在他們之前提出的條款上簽字，否則日軍就要動手了。這高橋怎麼能代表關東軍呢？而這時，緩進派掌控權力的日噴政府知道關東軍等又要搞事，而軍事經濟又沒有作好準備，所以發了命令不許他們入關呢。
這條款是很苛刻的，就是要中央的軍隊、政府、抗日團體，全部從河北撤走！
這不就是日軍的目標讓河北變成一個「中立的緩衝地區」，讓河北的「民眾」在日軍的「指導」下，「自治反赤」。
何應欽不敢承擔「破壞和平」的結果，也不想讓在華北的中央軍與日軍打起來。但他又不敢在鬼子提出的條款上簽字，在酒井隆的追逼下，何應欽這傢伙經與南京商量，決定不簽字，但按日軍的要求做，命令中央軍以及國軍序列下的東北軍，與國大黨機關、復興社，全部撤離北平、天津、河北，等於是執行了日軍提出的條款。
從後面中央政府的一系列做法看，這事無疑有把共濟會放到火上烤，或者說有借日軍的刀來殺抗五軍的嫌疑。
同時，中央政府因為「張北事件」而宣佈把「責任人」宋哲元撤去察哈爾省主席之職，改由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任察哈爾省代理主席。因為這個撤職決定中沒有撤去宋的二十九軍軍長之職（中央作這樣的決定也沒有實際效果的），而且接替他的是其副手秦德純，還算是代理主席，所以確實有走過場的意思，但畢竟是向日軍低了頭。
日軍方面看到這個結果，就說是何應欽同意了他們的協定，並把這個條款叫做「梅何協定」。但後來中央政府卻不承認有這麼個「梅何協定」，因為何應欽沒有簽過名。
東北軍的一些將領對撤離河北是有意見的，特別是一些中、低級軍官；但蔣中才不知道是怎麼做了張學亮的工作的，少帥給於學忠、萬福麟、王以哲、何柱國等人發了命令，讓他們執行中央的安排。
鬼子一看，這可是個大便宜，華北就這樣可以變成日軍的地盤了？但關東軍又被命令不讓入關，也沒做好入關的準備；天津等地的日軍駐屯軍人數又少得很。於是，他們趕緊先搞一些流氓起來，把政府給佔了再說。
他們扶植了漢奸白堅武（前吳佩孚之政務處長），自稱「正義自治軍總司令」，聲稱要組織「華北國」。
白堅武應該屬於政客，年輕時也接受過很多進步思想，但這個時候已經只剩下野心了。他認為蔣中才是南方人，蔣的政府偏心於南方，而故意放棄東北和北方。所以，他要帶領北方人來立國，只要他能當這個北方地區的政府首腦，就算與日軍合作也在所不辭。
而且他覺得現在的形勢是個非常好的機會，中央又一次拋棄了北方，權力出現真空，而日軍居然同意他成立「華北國」，這可是他登上政治舞台的大好時機！
可是，他們忘了，共濟會是不怕日軍的。這次，駐紮在密雲、灤河一帶的、屬於抗五軍的「東北軍三十六師」也接到了從河北撤退的命令，但共濟會沒執行這個命令，中央大概也想到了共濟會是不會執行這個命令的。這支三十六師是有兩套軍裝的，雖然沒有撤退，但換了一套軍裝，變成了抗五軍的迷彩服，這是表示，就算不要你中央每月幾萬元的軍費，咱也不撤。三十六師按什麼甲等師的級別給軍費，每月給十幾萬大洋，相對別的部隊算是較高的，而且一直給得很按時，沒有什麼拖欠。
中央軍等部隊以及他們的國大黨部、政府官員之類的這麼乾脆就撤離了，讓日軍都沒有防到，河北形勢一下子大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