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前，福建政府正在訴說南京政府的不好，兩個政府正在打得你死我活的，而鄒韜奮的《生活》週刊也登了一些抨擊中央政府的激進文章。這不是有與福建政府相呼應的嫌疑？特別是在這敏感時刻。「中央政府」今年不光對經濟控制嚴格了，對宣傳輿論控制也嚴厲了，例如對廣播電台發牌照的控制就嚴了。像鄒韜奮的《生活》週刊，如果扣上一頂「紅帽子」，人給抓起來關了、殺了，都是很正常的！（你說，這樣的政府，能不讓文化青年和廣大群眾抨擊嗎？）雖然，鄒韜奮和《生活》週刊是有點背景的，才能辦了這麼些日子。但這次他們終於下手了，不過有杜重遠等人的背景，杜重遠後面還有共濟會！所以沒有抓人，只是查封了週刊，鄒韜奮後來就跑到香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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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迷作為共濟會會長、抗五軍軍長，誰都對他客氣三分。不過越是這樣，有些事越要謹慎些，因為他的話會變成「指示」的。財迷在上海，軍事、經濟的事都不太管，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水平沒有像外面傳說的那麼利害，技術方面除了化工機械外，也只是憑另一時空的一點見識，參與一下「指導」。就是這一時空德國、美國和日軍都已經有了的潛水艇，他也只能與研究院的人一起商討著研發，可見這個時空最高技術水平已經比他的高多了。
不過以生活水平來說，在這個時空他是過得很不錯；論地位他自己都覺得太高了一點，心情也不錯。他是國內最有錢的老闆，並不是包括共濟會的錢，光是科輝的股份、在大華聯合銀行的股份的收益，他也是全國最有錢的人了，如果他自己用，怎麼用都用不完了。他的孩子們也挺會賺錢，財迷把這些孩子們的錢也折成一些自己企業的股份，這樣，孩子名下的錢也更多了。
現在，搞技術設計是他的愛好，而不是為了生活、為了餬口。不過，在上海的應酬也特別多，特別是到了聖誕節、年底。他可不光與像張學亮、宋子文這樣的人交往，還要與像蔣百里等人討論一下，與電影界、文藝界的人一起參加活動（還有小鳳），與交際花們一起出席一些宴會，與三教九流的人都應酬一下。
這兒，接觸比較多的還有一位，是二十九軍駐京代表，蕭振瀛先生。
蕭振瀛字仙閣，890年5月2日生於吉林省扶余縣四馬架村。祖籍是山東省文登縣大張村。祖父逃荒闖了關東，落戶於松花江畔。
蕭振瀛青年時以法政大學學生投軍，歷任東北軍孫烈臣部營長、參謀、軍法官、吉林田賦局局長，以及參議院議員等。雖然當了官，這人還是個熱血青年，看不慣時弊，出來指責吉林省政，並成立民治會，不容於吉林省省長王樹翰，而離開東北。
些後經李鳴鐘介紹，參加了西北軍。歷任綏遠省臨河縣、五原縣縣長，包臨道尹，西安市長，軍法處長等職。並以西北軍代表去囉囌工作過一時期。西北軍大小頭目都是互拜兄弟，以相拉攏。蕭振瀛年紀比宋哲遠他們大一點，所以在西北軍中被稱「蕭大哥」，為人正直，得到大家信賴。
本來他與馮大帥的關係也不錯，不然也不可能得到這樣的陞遷，但後來兩人鬧反了。蕭和馮二人反目，始於927、928年，馮受蔣中才的影響，由聯蘇變為反蘇，在西北「清黨」時，濫肆捕殺。蕭時以軍法處長之位，出於義憤和人道釋放了被捕中的三千餘名青年。
馮以蕭違犯軍令並懷疑蕭在蘇時期與蘇有勾結，欲殺蕭。蕭得宋哲元、馬鴻賓、門致中、馮治安等及聞承烈、張樹聲從中說項而了。二人從此結怨。
馮大帥在「聯蘇反蘇」、「投蔣倒蔣」、「聯閻打閻」中一再失策，部隊各將領紛紛倒戈，中原大戰後垮台，馮的部隊解體。張學亮由東北進駐北平，主持華北軍政。中央命令給西北軍殘部一個軍（二個師）的編制。蕭以東北的淵源並請萬福麟、劉哲、莫德惠三人幫助，張遂將此二師一軍的編制交蕭組織。蕭與宋哲元、馮治安、張自忠等合議，組成二十九軍。宋任軍長，蕭任總參議，馮、張任師長。蕭以二十九軍軍代表的身份常在南京，可以說，蕭振瀛是二十九軍的主要組建者。後來西北軍劉汝明等人及不少隊伍又都去到二十九軍，人實在太多，經過活動，又得以增加一個師的編制。現在，二十九軍在長城抗戰中打得出色，旅長趙登禹帶傷奮戰，立了功，於是，又增編了一個師，趙登禹為師長。二十九軍在這個發展過程中，財迷的經濟和蕭振瀛的活動都功不可沒。
蕭也很敬重才彌先生所作所為，宋哲元也是個感恩的人，對才彌先生也很感謝。蕭作為二十九軍的代表，當然是常來與才彌先生聯絡一下了。例如對福建政府的態度上，二十九軍就來問一下才彌先生的意思，然後採取了相同的態度。
據蕭振瀛說，馮大帥到泰山隱居後，一直不甘寂寞，伺機欲起。當蕭在有了權後，馮藉蕭母辦壽，特派聞承烈持其親筆信及賀禮向蕭聯絡，而蕭則仍一再排斥馮推薦之人員，拒馮介入，馮大帥對此很不滿意，兩人的裂痕變得更大了。
不過，不想讓馮大帥介入他們，不光是蕭一個人，恐怕還有宋哲遠等馮的好多老部下的意思，只不過由蕭出面當了個「黑臉角色」。至於為什麼老部下都不想接受馮的領導，這需要馮大帥自己找一下原因了。在財迷看來，宋和蕭等人還是蠻講義氣、知恩圖報的。不過，給人恩惠的人也不能總指望人家「湧泉相報」的。你培養的、提撥的人，你也不能老是覺得自己是家長，把他們當自己小孩看待的。
蕭振瀛是東北人，與少帥也有點關係，又與二十九軍有這種關係，與中央也有點關係，人脈蠻廣的。
傅作義的綏遠省在京（南京）也有辦事處的，不過他們的代表與財迷直接交往比較少。這不是說傅作義與才彌先生的聯繫少，而是傅作義身邊有個副官，就是共濟會的代表。通過他直接與三龍他們聯繫，傅的任何事情，這個副官都可以知道；這聯絡副官與共濟會的聯繫，不受任何限制。有重大事情，雙方都互通信息，互相討論。過年過節，倒不一定有互相送禮，財迷知道傅作義部隊缺少什麼武器，就提供一點；傅作義就必然要回贈一些綏遠的牛、馬什麼的，有點「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感覺。相對而言，財迷挺喜歡這種關係的悄悄的，少花時間，有實效，雙方有情意相通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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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新年，共濟會總要做個總結文件，講一下去年共濟會取得的成績，鼓勵一下大家，並講一下對今年的一些要求。這些東西，都是屈國良他們在搞的，然後讓才彌先生看一下，就可以發表了。對今年的要求，屈國良他們寫得不少，要求會員們要加強組織性、紀律性，學文化、學軍事什麼的，與去年也差不多。財迷把這些改為要「講民主、講科學、講學習、講紀律；組織化、合作化、軍事化。」這「四講三化」，讓會員們好記一點。
結果在二月份，福建的事才告個段落，蔣中才提出了一個「新生活運動」，說要以傳統的「禮、義、廉、恥」為主導思想，具體要「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還塞進了「在一個政府，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之下，絕對統一，絕對團結，絕對服從命令」的內容。這不會以對群眾進行教育為名，來推行他的「絕對領導」理論，並與共濟會的「四講三化」宣傳抗衡吧？
不過財迷根本沒把什麼「新生活運動」當一會事，他對共濟會中自己的什麼「四講三化」也並沒當什麼事。作為另一時空的年青人，財迷總是很小看這類群眾宣傳活動的作用。再說，二月份，經濟上有點事要他處理。
西方的經濟危機，對東南亞也有相當的影響，一些橡膠企業受影響比較大。二月份，新加坡的陳嘉庚之橡膠公司由於生橡膠積壓，資金短缺，要準備破產了。陳嘉庚先生對國內的抗戰作了不少捐助，也是科輝橡膠廠的供貨商。這事讓財迷知道了，他馬上匯款過去，多買了好多橡膠。這時，大華聯合銀行的危機已經過去，所以，財迷讓大華聯合銀行對東南亞的一些華人企業發放貨款。華僑們如此愛國，如此殷切希望祖國強大，現在他們有困難，共濟會怎麼能夠袖手旁觀呢？陳嘉庚先生等人，對此也非常感激（陳嘉庚的企業避免了另一時空破產的結果）。
而杜重遠對《生活》週刊被查封耿耿於懷，於二月份就又創建了一份《新生》週刊。本來想命名為《新生活》的，現在蔣中才搞什麼「新生活運動」，就改為《新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