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斷的明朝與近現代中國
——————————————作者：杜車別
看了一本《李漁傳》，作者在楔子裡說「李漁是被歷史超前三百多年製造出來。李漁這樣一個另類的人物，創造出他的是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而能夠理解他的只有我們今天吧。」
作者認為李漁有著多方面的成就，他是一個傑出的小說家，是一個傑出的戲劇家，是一個偉大的戲劇理論家，創造了一個中國戲劇敘事文學理論，堪稱「東方的黑格爾」，李漁還是一個出版家，運用五色套版疊印這種當時最先進的技術出版《芥子園畫傳》，還是生活美學家，是園林建築藝術家。
作者認為李漁多方面的成就和思想，只有到了近現代的中國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所以稱他是超前三百多年製造出來。然而我卻不同意這樣的看法。
李漁生於萬曆三十九年年），到明亡的時候，他已經三十三歲了，比後來壯烈殉國的明朝少年英雄夏完淳還大上十九歲多，他的個性和思想都在明朝形成，明朝的文化氛圍經濟氛圍政治氛圍哺育了他的成長。如果說在他所處的時代，和他同一個年齡段的人物中，只有他這麼一個人，那麼或許可以說他超前三百多年，可如果是有一大批的人物，那還能夠說他是超前三百年嗎？
比如和李漁同時代的有一個張岱。
在夏鹹淳著的《明末奇才——張岱論》中有這麼一段話：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光輝燦爛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藝的人物，乃是人類的驕傲。明朝時期，中國也出現了群星燦爛，人才輩出的文化景觀。當時思想文化的精英們，不論在自然科學領域，還是在人文科學領域，抑或是在文學藝術的園地，都有著超越時代的卓越建樹。李時珍，徐光啟，吳有性，徐弘祖，宋應星，李贄，唐順之，王陽明，黃宗羲，方以智，朱載堉，蘭陵笑笑生，湯顯祖，袁宏道，袁小修，馮夢龍，張貸，張溥、唐伯虎，石濤，八大山人，徐文長，李漁，傅山這一顆顆明星將中華文明點綴得格外絢麗奪目，那時中國也有自己的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菲爾，莎士比亞，塞萬提斯。」
其實說那個時代的人超前歷史三百年的聲音不絕於耳，比如有人說李贄是超前了三百年，有人說黃宗羲超前了三百年，王夫之是超前了三百年，顧炎武是超前了三百年，方以智是超前了三百年，等等，當這麼多的人都是所謂的超前了三百年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問，究竟是他們超前了三百年呢，還是中國在後來的發展中了落後了三百年，停滯了三百年，以致三百年後回首古人，才發出這些古人超前三百年的感歎
其實明朝晚期和中國近現代之間的關係，從中國在滿清統治下淪為半殖民地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被人所注意。
清末的維新變法派和革命黨人使用的許多思想武器都是來自兩百多年前的明末，甚至直接把明末的思想家的言論作為宣傳的武器。
下面我們一一列舉明代中國出現的與近現代文明接軌的思想和事實。
一、政治上
在君臣關係上，嘉靖萬曆年間的思想家何心隱藏提出君臣應該是完全平等的，「君臣相師，君臣相友」「相友而師」。
在輿論監督上，萬曆年間的東林黨領袖顧憲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
在權力分配上，東林黨人錢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選舉」。
王夫之提出的虛君立憲思想：「有天子而若無，則無天子而若有，主雖幼，百尹皆贊成治之人，而惡用標輔政之名以疑天下哉？」「預定奕世之規，置天子於有無之處，以虛靜而統天下，則不恃貴戚舊臣以夾輔。」「以法相裁，以義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鹹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
黃宗羲提出的揭露君主專制本質的思想：「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鳴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二、經濟上
王夫之明確提出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財產的主張：「若土，則非王者所得私也。」「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王者雖為天地之子，天地豈得而私之，而敢談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為己土乎。」
不干涉的經濟主張：「人則未有不自謀其生，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上為謀之，且弛其自謀之心，而後生計愈蹙。」
三、對待外國文明的態度上
瞿太素說：「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雖遠在殊方，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鮮恥焉，雖近於比肩，戎狄也」。
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說「世人必曰：『古人高於今人，中國勝於外國。』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語。」（《與陳遵之書》）
徐光啟說：「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
這一個主張得到了崇禎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實上，明朝的時候，中國民間和官方已經同時展開對西方科技思想書籍的大規模翻譯。
在徐光啟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圍繞著編寫《崇禎歷書》而對西方天文數學著作進行了大規模的翻譯和引入，徐光啟死後，李天經接任了他在科學方面的工作，不僅繼續完成《崇禎歷書》餘下部分的編寫，而且按照徐光啟「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的原則，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繼續組織人力物力進行對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譯。
比如《坤輿格致》是在李天經主持下，湯若望和中國人楊之華、黃宏憲合作翻譯，共四卷。原著是德國學者阿格裡科拉的《礦冶全書》。《礦冶全書》共十二卷，是歐洲礦冶技術的一部經典著作，書中介紹了各種金屬的分離、制取和提純方法，也詳細介紹了各種無機酸的製法，包含有許多重要的化學知識。崇禎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禎皇帝批示戶部將《坤輿格致》分發各地，「著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採取」，只可惜，隨著明朝的滅亡，崇禎皇帝的批示沒有辦法落實，連這本中國政府組織中西學者合力翻譯的書籍，在滿清統治下也徹底散失，在愚昧的滿清統治下，這是這種類型書籍的必然命運，《天工開物》都會在中國失傳，更不必說別的了。
四、在開眼看世界上
人們把林則徐，魏源所成是睜眼看世界第一人，實際上這種說法根本錯誤，比他們早兩個世紀，徐光啟等一大批明朝知識分子已經把視野轉向世界，並且認識到中國以後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西方殖民強盜。
徐光啟在《復甦伯潤柱史》信中說「今之建賊，果化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則今之閩海寇夷是也。」
五、在以人為本，張揚個性上
王陽明說：「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
王艮說「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
羅汝芳說「夫所謂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鎮地焉，以立人極於宇宙之間。」
湯顯祖說「天地之性人為貴，人反自賤者，何也。」（《貴生書信記》《明復說》）
明末大思想家陳確說「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
六、在破除束縛，解放思想上
王陽明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答羅整庵少宰書》）
王陽明又說「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
明代唯物主義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關之雞：「學者於道，不運在我心思之神以為抉擇取捨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為函關之雞者幾希。」
馮夢龍在《廣笑府敘》中說「又笑那孔夫子這老頭，你絮絮叨叨說什麼道學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像不像魯迅在五四時期說的話，然而這是提前了將近三百多年說的話。
七、在社會進化論方面
嘉靖時期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在《雅述》下篇中說：「儒者曰：天地間萬形皆有敝，惟理獨不朽，此殆類癡言也。理無形質，安得而朽？以其情實論之，楫讓之後為放伐，放伐之後為篡奪，井田壞而阡陌成，封建罷而郡縣設，行於前者不能行於後，宜於古者不能宜於今，理因時致宜，逝者皆芻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八、在文明演變發展方面
王夫之說「大昊以前，中國之人若麋聚鳥集，非必日照月臨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國。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則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從知之也。」
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就是說在大昊以前，中國人不過是麋聚鳥集的野蠻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臨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肯定在某個地方存在一個比中國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會，只不過因為人力不通，所以那邊文明正處於強盛時期的時候，中國這邊由於處於野蠻狀態，而不能知道罷了。而到了中國文明強盛起來的時候，那邊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顯示出它的光輝，所以中國這邊也還是不能知道罷了。
「在近小間有如此者，推之荒遠，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非謂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於此土，則其德毀矣。」
「中國之文，乍明乍滅，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於無文，而人之返乎軒轅以前，蔑不夷矣。」
也就是說中國的文明一會兒明亮，一會兒熄滅，將來必定消失退化到沒有文明的狀態，人也退化返回到軒轅以前，沒有一個不是夷狄（「蔑不夷矣」）。顯然這裡的「夷」正是和文明對立的野蠻的同意詞。
九、在捍衛文明，抵抗野蠻上
王夫之說「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間之。」「夷夏者，義之猶嚴者。」「不以一時之君臣，廢古今夷夏之通義也。」痛斥「敗類之儒，鬻道統於夷狄盜賊而使竊。」
朱舜水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也很大，這有梁啟超和李大釗的話為證：
梁啟超說「舜水尤為伉烈，他反抗滿洲的精神，至老不衰……（舜水的話）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觸電氣一般震得直跳，對於近二十年政治變動影響實在不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李大釗說「先哲朱舜水，身丁亡國大痛，間關出走，飄零異域，無時不以恢復中原為念。雖至勢窮力盡，曾無灰心挫志，直至死而後己。……釗生當衰季之世，愴懷故國，傾心往哲。每有感觸，輒復淒然。」（1913年《言*》月刊）
十、在節制人口，計劃生育問題上
馮夢龍說「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無增減，可以長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減少，何以養之？」（馮夢龍《太平廣記鈔》卷七，1626年，天啟六年出版）
宋應星說：「一人兩子算盤推，積到千年百萬胎，幼子無孫猶不瞑，爭叫殺運不重來？」
十一、在提倡婦女解放，戀愛自由上
謝肇制在《五雜俎》中說：「『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此語雖得罪於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來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從人，原無定主。不但夫擇婦，婦也擇夫也。謂之人盡夫，亦可也。」
「即今國家律令……婦再適者，無禁焉。淫者，罪止於杖而已。豈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於士君子，而薄則於婦人女子也？」
凌蒙初在《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一》中說：「卻有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節、玷了名，污了身子，是個行不得的事，萬口訾議；及至男人家喪了妻子，卻又憑他續絃再娶，置妾買婢，做出若幹的勾當，把死的丟在腦後不提起了，並沒有道他薄倖負心，做一場說話。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醜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貪淫好色，宿娼養妓，無所不為，總有議論不是的，不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憐，男人愈加放肆，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們心裡的所在。」
十二、在物競天擇，人由動物進化而來的觀念上
明朝中期大思想家王廷相明確提出自然界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自然萬物並非為人所設，人不過是自然界萬物中的一員，只不過人比其他動物聰明，所以才能駕馭趨勢食用其他生物而已。
王廷相說「天地之生物，勢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強食弱，大賊小，智殘愚，物之勢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
「人物之生於造化。一而已矣。無大小，無靈蠢，無壽夭，各隨氣之所秉而為生，此天地之化所以為公也。……但人靈於物，其智力機巧足以盡萬物而制之，或驅逐而遠避，或拘繫而役使，或戕殺而肉食，天之意豈如是哉？物勢之自然耳。故強凌弱，眾暴寡，智戕愚，通萬物而皆然，雖天亦無如之何矣！」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大自然產生出人和其他一切生物，都是按照同一的規律。無論形體的大小，無論智力的靈蠢，無論壽命的長短，都不過是按照其各自秉承的物質基礎而進行生命活動。天地變化規律之所以為公正就體現在這裡。……人比其他生物聰明，智力機巧足夠窮盡所有其他生物來加以控制，把有的生物驅逐遠離人類，有的生物則加以拘繫役使，有的生物則戕殺吃它們的肉，上天的意思難道願意這樣嗎？不過是事物的必然趨勢而已，所以強大的欺凌弱小的，數量多的鎮壓數量少的，聰明的戕殺愚蠢，這個道理在世間萬物都是相通的都是一樣。就算是上天也無可奈何，也不能加以改變。
王夫之說「中國之天下，軒轅以前，其猶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猶禽獸乎！禽獸不能備其質，夷狄不能備其文……所謂饑則呴呴，飽則棄餘者，亦直立之獸而已。」
也就是說，中國這塊地方，在軒轅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獸。在這裡王夫之，已經提出了動物禽獸進化**的概念。
十三，在文學思想上面
明代萬歷時期有著名的袁氏三兄弟，建立的文學派別叫做公安派，而這個公安派居然直接成為了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驅。
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第四十三頁中說：「假如從現代胡適之先生的主張裡面，減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響，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張了。」
民國時期著名學者劉大傑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說：「晚明和五四時代的新文學運動，精神完全相同。」
十四，文字改革，漢字拉丁化拼音化，以及創建世界語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同時也是明末四大思想巨頭之一的方以智，主張漢字拼音化（比五四時期魯迅等人的主張早了將近三百年）。
在《方以智評傳》中說「方以智主張文字拼音化，他仿西文列漢字成字母，依照音韻變化列出《旋韻圖》」「方以智欣賞西方的拼音文字，希望中國和西方有朝一日能享同文之化。他設想進行文字改革必須先設立一個共同遵循的法則，有了它，可『以近推遠，以今推古』。」
他說「數千載之下，億萬里之外，皆可以對翻，小則明文字之音義，一貫而知，大則知無聲之原，以盡聲音之變，和樂律，通鬼神，格鳥獸」
《方以智評傳》的作者感慨道：「這對於一個堅持改革的啟蒙思想家，是何等博大的氣魄，但是方以智的時代卻不能給予他施展抱負的必要條件。他的願望停留在紙上，近三百年之後，才被炎黃後裔逐步化為現實。」
事實上方以智在1639年（崇禎24年，這個時候他才28歲）完成他的的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識》之後兩三年，滿清就入關了，方以智投入了反清洪流中，他身為明朝進士，受過崇禎皇帝親自見解，自然成為滿清肉中釘眼中刺，後流亡各地，被迫削髮為僧，但到康熙十年，還是沒有能逃過滿清毒手，被抓捕，押解途中，經過惶恐灘，也就是文天祥詩句「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歎零丁」中的惶恐灘毅然自盡而死。這樣惡劣的條件下，方以智當然沒有辦法施展自己的報復。
十五，提出建立以數學為基礎的整個科學技術發展的學科構架
徐光啟在崇禎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給崇禎皇帝上奏折《條議曆法修正歲差疏》，論述了「數學和其他科學的關係，數學在生產實踐中作用」，他是把數學作為其他一切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的基礎來看待（轉引自《徐光啟研究論文集》第40頁）。
第一，數學是天文學，氣象學的基礎。「利用數學可以計算日月無星的運行，從而推測晴雨水旱。」
第二，數學是機械工程學的基礎，「精於度數，能造作機器，力小任重」，製作各種機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數學是測繪學的基礎，「天下輿地，其南北東西，縱橫相距，紆直廣袤，山海原野，高深廣遠」，都可以用數學方法測繪，「道裡尺寸，悉無謬誤。」
第四，軍事學：數學可以用於「兵家營陣器械及築治城台等」，「精於其法，有裨邊計。」
第五，建築學：「營建屋宇橋樑等，明於度數者力省功倍，且經度堅固，千萬年不圮不壞。」
第六，財政、會計學：數學對「官司計會」，頗有用處，「理財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學：用數學，「度數既明，可以測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築治堤岸，灌溉田畝，動無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醫藥學：使用數學，「因而藥石針砭，不至誤差，大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學：「明於度數，即能考正音律，製造器具（樂器）。」
第十，計時：掌握了數學力學原理，可以「造作鐘漏，以知時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興事，屢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窮理之學》一書說「此『十事』涉及自然現象的研究、社會現象的研究和工程技術，就當時，無論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術學科的分化。徐光啟能陳此十事相當不易。有學者認為，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島》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現實、弘通的知識體系的劃分。」
徐光啟的這個奏折，得到了崇禎皇帝的積極反應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數旁通，有關庶績，一併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當時明朝只過了十幾年就滅亡了，這麼短的時間內，徐光啟的設想是無法在全國上下全面展開的。
尚智叢說：「徐光啟提出的「格物窮理之學」核心就是以數學的演繹推理和數量計算來探求客觀事物的規律，具有近現代科學的特徵，醞釀著近現代科學的傾向，他把數學做為科學發展的基礎地位，在這裡他比伽裡略等近代科學先驅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繹推理，尋求事物的數學規律，形成「有理，有義，有法，有數」，使中國的科學思想在質上邁進了一大步」
徐光啟開創的「格物窮理之學」在當時有李之藻，李天經，孫元化，王徵，其後又有方以智，王錫闡等發揚，但結果卻沒有在中國產生近現代科學，我認為根本原因在於滿清的統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毀滅割裂。滿清的黑暗統治下，這樣以數學為基礎，全面發展科學的設想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十六，對自然科學和哲學的劃分，以及兩者關係的論述
在這點上，明朝的學者領先於同期的西方，當西方還連哲學和科學的區別都弄不清楚的時候，明朝的方以智已經明確提出概念的區分和關係的論述。
方以智提出「質測」的概念，並下了一個定義：「物有其故，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螽蠕，類其性情，征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
顯然這裡「質測」的概念就是現在自然科學的概念。
然後方以智提出「通幾」的概念，並下了定義：「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物也；通觀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於不可知，轉以可知者攝之。以費知隱，重玄一實，是物物神神之幾也。寂感之蘊，深究其所自來，是曰通幾。」
這裡的通幾就是現在所說的哲學。
然後方以智論述了自然科學和哲學的關係：「質測即藏通幾者也，有意掃質測，而冒舉通幾，以顯其*密之神者，其流遺物。」「通幾護質測之窮。」「不可以質測廢通幾，不可以通幾廢質測。或質測，或通幾，不相壞也。」
方以智通過自己深厚的自然科學修養和哲學修養，對當時的西方傳教士傳過來的知識進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說「遠西學人，詳於質測而拙於通幾；然而志士推之，彼之質測，猶未備也。」
方以智通過對《崇禎歷書》中第谷宇宙體系的分析得出結論「絕對靜止的天是不存在的，所謂『大造之主』不過是運轉不已的自然之天體。傳教士所謂的上帝不過是臆說。他用理論用邏輯批判了傳教士的創世說，諷刺他們『詳於質測而不善言通幾，往往意以語閡』。」
十七，軍事上
徐光啟在崇禎四年（1631年）上疏建議組建以全火器裝備的現代化陸軍：「臣今所擬，每一營所用雙輪車一百二十輛，炮車一百二十輛，糧車六十輛，共三百輛。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鷹銃一百門，鳥銃一千二百門，戰士兩千人，隊兵二千人。……行之為陣，止之為營。遇大敵，先以大小火器更迭擊之；……敵在近，則我步兵以出擊之；若鐵騎來，直以炮擊之，亦可以步兵擊之。此則實選實練所致，非未教之民可猝得也。而不如是，又不足以破敵。……臣言三聚當用6萬人。若悉皆招募，費必不資，亦未可遽得。……若先練一營之人，先辦一營之器，兩者齊備，既成營矣。一營既成，更辦次營，6萬人當為15營。若成就四五營，可聚可散，則不憂關內；成就十營，則不憂關外；十五營俱就，則不憂進取矣。倘止完一二營，僅可協助大城為守，未堪野戰也。此臣所謂車戰之制，應須選募同強，教練同習，營陣同法，器械同利者也。其見在之兵，則速召孫元化於登州，令統兵以來，可成一營矣。」
這個計劃得到了崇禎皇帝激切讚賞和大力支持。
遺憾的是幾個月以後孫元化被賣國賊叛軍孔有德俘，後放回，孫元化因為瀆職罪而被處死。使得徐光啟的練軍計劃落空，但他卻已經指明了中國近現代軍事的發展方向了。沒有滿清的中斷，中國在軍事上只會領先於同期的西方而不可能落後。
這裡介紹一下孫元化，他是徐光啟的學生，也是徐光啟新軍事思想的大力實踐者，孫元化本身在科學上有相當造詣，著有《幾何體論》《幾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說沒有登州事變，沒有孔有德這個喪心病狂的賣國賊的叛變，他會訓練出一支相當強大的火器部隊來，徹底殲滅滿清是沒有問題的。
十八，海洋力量
鄭芝龍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發展成為擁有三千多艘海洋貿易船隻，超級龐大的海上貿易集團。根據當時書籍記載，當時鄭芝龍集團勢力已經達到「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來往，每舶例入二千金，歲入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
在王春瑜《閩南海商勢力的擴張》一文中說，崇禎元年，荷蘭人，和許心素聯手在東山島海面上向他發動攻擊，鄭芝龍盛怒之下出動千艘船隻捕獲荷蘭人的兩艘大船和85名荷蘭船員。不久又攻入廈門港，把許心素抓獲處死並再捕獲一艘荷蘭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強大的中國海盜集團劉香勢力崛起之後，「荷蘭人與劉香勾結，在1633年7月12日突襲廈門，把港內鄭芝龍水師的二、三十艘戰船擊沉或燒燬，這些被破壞的船隻每艘上面配備有16門、20甚至36門的大炮，可見鄭芝龍的明軍水師實力強大到什麼程度。而在短短兩三個月內，鄭芝龍竟能連續對荷蘭人發動兩次龐大的海上反攻。出動包括五十艘特大戰船在內的150艘戰船，使劉香海盜集團和荷蘭人遭受到重創。最後徹底消滅了強大的劉香海盜集團，並使荷蘭殖民強盜受到沉重打擊。這種戰果在中外交鋒的歷史上是罕見的。也奠定了鄭芝龍的明軍海上力量在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蘭人在見識了他的厲害之後，改變了對他敵對的態度，與他合作，以求在幾乎完全由他壟斷的貿易中得到一些好處。」
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根本無法和鄭芝龍集團競爭，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貿易上，都是如此。德國學者Aldreehewiltn說「他除靠那一項強暴的營業稅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機生意，而終於積攢起一筆莫大資產，他的船隻計有三千，他令其船主們巡航到暹羅、馬尼拉、馬六甲等地，就豪華以及財富而論，他凌駕在他君主之上」。
當時就連鄭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員，都富可敵國，如戶官鄭泰「守金門，資以百萬計」，「富至千萬」，「少者百萬」。
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些方面看看這個中國的海上集團當時強大富裕到什麼地步。《明末中國的私人海上貿易》中說「崇禎元年，台灣荷蘭長官與鄭芝龍訂立為期三年的購貨合同，議定鄭芝龍每年向荷蘭交付生絲一千四百擔，糖五千擔，糖姜一千擔，絹綾五千擔，荷蘭人支付29萬9700元，這項合同後因荷蘭東印度公司缺乏現金作罷。」
接替鄭芝龍的鄭成功集團，雖然實力至少縮水一大半，但仍舊擁有驚人的財力。鄭成功為了抗清，籌集資金，發展海上貿易，設立「裕國庫」和「利民庫」，相當於現在的大銀行，為海商們提供資金進行貿易，順治十一年，海商曾定老一次就領出25萬兩白銀，進行出海貿易；順治十二年領出5萬兩商販日本，十一月又領出10萬兩。」
十九、機械工程學與物理學
明朝人王徵，萬曆二十二年中舉人，天啟二年中進士，根據台灣方豪先生著《中西交通史。王徵自製自行車、自轉磨、虹吸、鶴飲、刻漏、水銃、連弩、代耕、輪壺，同鄉人把他當作諸葛孔明復出。
王徵和金尼閣合作翻譯《西儒耳目資》，是中國第一部羅馬字注音專著。
王徵和西方傳教士鄧玉函合作翻譯編寫創作《遠西奇器圖說》，是中國第一部系統引進西方機械工程學與物理學的著作。
王徵在自序中說明了自己的取捨原則：「不甚關切民生日用……又非國家工作之所急需，則不錄，特錄其最切要者。」
全書分三卷，第一卷導言九則：
（一）列舉從事機械學必須先學習的七個學科；
重學（2）借資（3）格物窮理之學（4）度學（5）數學（6）視學（7）呂律學
（二）列舉參考書十八種（都是當時明朝政府和民間已經組織編寫或者翻譯出版的書籍）
《勾股義》（2）《圓容校義》（3）《渾蓋通憲圖說》（4）《泰西水法》（5）《幾何原本》（6）《坤輿全圖》（7）《簡平儀》（8）《渾天儀》（9）《天問略》（10）《同文算指》（11）《敬天實義》（12）《畸人十篇》（13）《七克》（14）《自鳴鐘說》（15）《望遠鏡說》（16）《職方外紀》（17）《西學或問》（18）《西學凡》
（三）列舉工具十九種
度數尺（2）有驗地平尺（3）合用分方分圓尺（4）分方分圓各由一分起至十分尺等（5）規矩（6）有兩足規矩（7）三足規矩（8）兩螺絲轉闔閉定用規矩（9）單螺絲轉闔閉任用規矩（10）畫銅鐵規矩（11）畫紙規矩（12）作雞蛋形規矩（13）作螺絲轉形規矩（14）移遠畫近規矩（15）寫字以大作小以小作大規矩（16）螺絲轉母（17）活鋸（18）雙翼鑽（19）螺絲轉鐵鉗
（四）記號，列拉丁字母二十，附葡文讀法之華字對音
（五）每所用物品名目，六十六項
柱分長柱（2）短柱（3）梁分橫樑（4）側梁（5）架分高架……斜輪、飛輪、行輪、星輪、鼓輪、齒輪、……
（六）列舉動力二十九種
（下略）
卷一研究力學，「言重、重心、重容、比例以及其他問題。
卷二論述機械學基本原理，言天平、等子、槓桿、滑車、輪、螺絲，還有斜面等問題。
卷三是圖說。
除了和鄧玉函合作的《遠西奇器圖說》外，王徵還有獨立撰寫的《新制諸器圖說》，記錄的是他個人的發明如自行磨、自行車、輪壺、代耕等等。
王徵另外有一部他寫的手稿，是對他的《新制諸器圖說》補充，新增加了二十四種機器。
天球自轉，地塹自收，……水輪自汲、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轟、風輪轉重、風車行遠、雲梯直上、雲梯斜飛、氣足發矢、……、自轉常磨、自行兵車、活台架炮、活鉗擒鍾、……神威驚敵。
在王徵寫的其他著作中還收錄一些其他發明的機器，如運重機器，活動地平，生火機，西洋神器測量定表，活閘自動開閉及常閘上下轉移之器，搾油活機，螺絲轉梯等等。
王徵在崇禎年間去登州協助孫元化訓練火器新軍，是孫元化的一個得力助手，應是在孔有德的登州叛亂中遇害了。
二十現代醫學的萌芽
引用李申著《中國古代哲學和自然科學》：「不論對錯利弊如何，明代醫學家都力求在醫學領域走一條古人沒有走過的路。這種探索最積極的成果，就是李時珍《本草綱目》和吳有性的《瘟疫論》。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實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確性超過了以往所有本草學著作。……吳有性的《瘟疫論》透露著中華新醫學的曙光。
「吳有性認真考察了瘟疫的起因、症狀，寫出了他的《瘟疫論》……
「現代醫學的發展，主要得益於細菌病因說。雖然許多病因並非細菌，現代醫學也有賴於生理學甚至生物、化學的成就，……
「吳有性的成就，主要就是衝破傳統的病因說。」
吳有性根據自己對瘟疫的觀察，把致病的病因抽像出厲氣的概念（就像現代醫學起初得出病毒的概念，抽像出病菌的概念，以及生物學最初得出基因的概念一樣）他描繪出厲氣致病的17個特點：
……
……
「吳有性的敘述，就是從今天的觀點看來，也難有更多的挑剔。」
「在六氣之後，致病的真正原因是雜氣。所以一定要找到致病的雜氣，並且要尋找新的治病方法。這一切都是新醫學的曙光。
「然而曙光初露，吳有性即遭亡國之痛，他的事業已經無人繼承下來。」
所有上面這些列舉出來的方面都可以看出明代中國與近現代中國的接軌，但遺憾的是由於滿清的統治，導致文明的發展被攔腰截斷，中國的文明倒退停滯了三百年的時間！
另外我上面列舉的人物決大部分在明滅亡前就死掉了，都是正宗的明朝人，少部分跨越明清的人物，也都是在明朝培育下長大的，正如龔鵬程所說「明朝滅亡時，吳梅村已經三十六歲，黃梨州三十四歲、方以智三十四歲、顧炎武三十二歲，王夫之二十五歲，朱舜水44歲，傅山38歲，李漁三十四歲，張岱47歲，金聖歎36歲，陳確40歲，這些人的氣格及思想體式早得成就。」
顧炎武有詩名《精衛》：
「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
他為反清事業奔波一生，雖無力回天，也誓死不願和清廷合作，這詩裡憤懣難平之意,溢於紙上,可見其心志。
或有人覺得這樣孤介倔強,是迂腐不達時務，不像範文程吳三桂洪承疇施琅那麼「深明大義」，能夠為「民族團結」賣命效力。這樣想是無知加無恥的結果，其實明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很開通，他們反抗滿清是有原因的。
瞿太素說：「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雖遠在殊方，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鮮恥焉，雖近於比肩，戎狄也」。
顧炎武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從他們的話，看不到半點狹隘民族主義的味道，也看不到半點為一姓私利賣命的愚忠。忠信明哲的人，就算相隔遙遠，膚色風俗和中國全然不同，也是諸夏；易姓改號也只是皇帝和當官的人操心的事情，和普通百姓沒有關係。這些觀點相當透徹，現在也不能再高明多少。
然而一大批明朝知識分子，前仆後繼投入抗清事業，有的以身相殉，壯烈殉國；有的雖活下來，但志節不移，終身不渝。為什麼呢？難道他們存心不想好好活著？道理很簡單，正是因為滿清統治者殘暴凶虐，達於極致。是雖近於比肩，但汶汶汩汩的戎狄；是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的禽獸。
一些親歷滿清暴行的明末人的詩句，如張家玉的「雲崩日落豺狼嘯「，李成憲的「未論故園豺虎窟」，張穆的「豺狼方逼市城摧」，就是很好的註解。
現在的一些人，其見識，遠不如幾百年前的明末古人，良知更是泯滅。看見有人指摘滿清暴行，揭露清廷愚昧落後專制的醜態，就坐臥不寧，奮袂而起，就要拋出一頂大漢族主義的帽子，破壞民族團結的帽子，咆哮恫嚇不已。在這些東西的荒謬頭腦裡，似乎為滿清空前絕後的種族屠殺的暴行極盡掩蓋辯護粉飾之能事，為滿清極端黑暗愚昧的統治貼金美化，反倒成了維護民族團結，其無恥程度，昏聵程度，確實登峰造極。莫非他們以為現在依然是三百年前滿清愚民專制之天下？
這些人所不明白的是，對滿清倒行逆施的嚴厲譴責，決非民族主義！僅僅站在人類文明的角度上，對滿清這樣一個空前絕後的禽獸政權，就應該給予不留任何餘地的譴責聲討！滿清的建立是野蠻代替文明，是中國歷史一次空前的大倒退,任何尚有良知的人，都應該加以譴責。這和什麼民族沒有任何關係！那些在明末反抗滿清的鬥爭中犧牲的烈士，不僅是中國的民族英雄，同樣也是捍衛文明進步的人類的英雄；那些甘於成為滿清爪牙鷹犬，為異族效命賣力，倒行逆施還自以為得意的人不僅是中國的敗類，也是世界文明的敗類！
為什麼說滿清取代明朝是野蠻代替文明，愚昧代替進步，是中國歷史一次空前的大倒退呢？這不僅僅表現在滿清屠城遷海文字獄等空前絕後的暴行，在其他方面也是得到體現的。
這要從長說起，當元朝滅宋的時候，中國文明幾乎遭受到了毀滅性的破壞，人口的大量被屠殺，文化的破壞，無論北方南方都是如此，而與此同時西方卻沒有受到蒙古大軍的屠殺破壞，相反由於蒙古西征，把大量東方先進的科技文化傳播到西方，刺激西方，鞭策西方，西方也開始了文藝復興，走向了上升的軌道，而西方重新崛起所借助的也並非他們自身，正是得益於外力的刺激，借助了阿拉伯文明保存的大量古希臘古羅馬典籍。而古希臘古羅馬文明本身就在許多方面尤其是科學技術方面有領先於東方文明的地方。
文明興衰起伏波動是正常現象，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都不可能在所有時候在所有領域都保持先進，一時的局部的落後，並不可怕，關鍵是能否海納百川，能否在保持自己獨立研究能力的同時，勇於吸納引進外國的先進思想和技術，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隨從。中國的文明一向具有開放精神，容納異端的精神，海納百川的精神，這正是一個文明高度自信，高度具有活力的表現。可貴的是，在明朝，中國沒有喪失這樣的精神。
綜合來看，明朝的中國，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開放，眼界最為遠大，統治者階層對於傳播引進外國先進思想技術最為熱心，心態也最為良好的時期，這和明代本身經濟的高度發展，思想的高度活躍，廣大知識分子的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空前高漲是分不開，而所有的這一切追根溯源，都必須歸源到明朝開國之初所制訂的政策。
明朝前期是文明的恢復期，後期是文明的崛起期。正是在明朝統治下，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階層的活躍，哲學思想的突破，使得原來開始走下坡路的中國文明挽回了頹勢，重新煥發出多樣多采的的活力，重新顯示出人性的尊嚴，個性的張揚。
中國歷史上在春秋戰國以後再一次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活局面，再一次表現出對科學的空前興趣。
明朝晚期，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是以傳教為目的，他們的本意決非是好心好意來傳播科學的，但是結果他們不得不和中國知識分子合作翻譯出版大量的科學書籍。並非他們象白求恩這麼具有國際主義精神，而是當時明朝知識分子對科學的熱情和關注遠遠超出了對宗教的關注，傳教士要想為傳教開闢通路，要想取信於中國的知識分子士大夫，贏得他們的尊敬與看重，就必須出版科學書籍，就必須傳播西方的科學，否則他們幾乎寸步難行。
當傳教士取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取得在中國居住和旅行的資格以後，他們對翻譯傳播西方科學的熱情就極度減弱，當中國知識分子要求他們翻譯時候，往往尋找各種理由推脫搪塞，難以搪塞的時候，才勉強答應。傳教士本來到中國以傳播宗教為目的，到結果卻變成了不得不傳播科學，這種現象本身就意味深長。
明晚期乃至到明末，不僅中國的傳統科學的一些領域，開始經歷自我革新，自我蛻皮的過程，展現出新的活力，而且由於知識分子遍及全國上下對科學熱情的高漲，對西方先進技術的熱情引進，中國的科學正在呈現出不僅彌補自身固有的弱點和缺陷的趨勢，而且有理由斷言，當西方科技和中國本土的融合之後，中國的科學完全可能在發展勢頭上超越西方
這不僅是因為中國科學的發展，本身不像西方有宗教的重重阻撓和各種思想障礙；也是因為作為科學基礎和潛在動力的哲學思想而言，當時的中國遠遠領先於其他國家，幾乎領先超前了相面兩百年左右的時間，無論唯物主義，唯心主義都是如此。只要通過容納吸收外來科學技術的優點，彌補中國科技固有的缺陷，發展和前進絕對不是問題。
明朝晚期，一方面是中央政府控制力量不斷趨於衰弱，另一方面是民間力量不斷崛起壯大，輿論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經濟的力量，無不如此。
人性的張揚、個性的獨立、黨爭不斷、講學書院的林立、海上貿易空前的繁榮、市民和手工業階層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所有這一切都顯示中國文明正在經歷一個化蛹為蝶的關鍵時期。任何文明的進化，都必然要經歷一個這樣的過程，否則只能停滯不前，只要經歷了這樣一個文明動盪整合的過程，中國文明必然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重新執世界文明的牛耳。
而這一個階段，化蛹為蝶的階段，卻又恰恰是一個文明最虛弱最脆弱，最缺乏抵禦野蠻的外敵侵襲能力的時機，然而不經歷著這樣一個階段，文明就無法實現自身的進化。不幸的是，正是在這個階段，明朝的中國遇上滿清這個尚處於野蠻的奴隸制階段的政權的侵略，文明進化的過程被人為打斷了，終止了。
明朝滅亡以後，情形發生了急劇改變。滿清的殘暴統治，使得大部分知識分子對科學的熱情急劇衰減，和西方傳教人士合作翻譯科學著作的情形已是鳳毛麟角，甚至連個別熱心科學的傳教士自己上呈給滿清皇帝的科學著作也被達入冷宮。原先被大量應用於經濟國計民生的技術機械，到了清朝，完全淪落為清朝那些愚昧到極致的皇帝的個人玩物。此外瘋狂的屠殺，經濟的破壞的，文化的摧殘就更不需要多說了。
清朝統治下的中國，並非沒有機會跟上世界的潮流，和世界同步發展，甚至領先於世界，如果他們沒有這樣的機會，那麼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們現代的人當然不能苛求滿清。但問題是當時這樣的機會不僅有，而且是大量的，隨手可拾的，由於明代留下的優越條件，明代遺留下來的大量書籍，大量人才，明代已經開闢的和西方文化經濟科技等各方面交流的渠道，甚至可以這樣說，明末以後的中國想不和世界同步發展，想不領先於世界都困難，我們可以列舉大量的事實來證明這一點，然而在滿清空前愚昧黑暗的統治下，所有的機會都化成泡影，滿清統治下的中國不僅不能在明代的基礎上繼續前進，哪怕前進一小步都不行，甚至連明代已經取得的成果，已經獲得的進步，也幾乎全盤喪失，全面倒退，這種文明的倒退，也只有古羅馬帝國被蠻族滅亡，阿拉伯文明被蒙古毀滅的時候才可以相比擬。
有些人說，明朝晚期，思想的活躍，不過是社會混亂動盪的必然表現，尤其是明末的戰亂，統治真空其導致的結果，並不能說明明朝比清朝優越，這樣的說法根本謬誤，綜觀世界歷史，凡是思想活躍，思想家層出的年代，大部分都是經濟高速發展，社會進步的時代，英國如此，法國如此，德國如此，絕對不是什麼戰亂導致的結果。
希臘和羅馬的大部分思想家，都生活經濟繁榮，國家相對穩定的社會之下，相反到了野蠻民族入侵羅馬，思想家就寥若晨星，整個西方世界在長達將近一千年的時間中陷入了黑暗愚昧之中。
西方資本主義的三大啟蒙思想家：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沒有一個是生活在所謂的亂世之中，恰恰相反他們生活的法國是整個歐洲大陸上最為強大和繁榮的國家。
明代思想家的活躍，思想革新的出現，是明代社會本身內在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社會本身具有內在活力，內在革新性的表現。否則按照某些人的邏輯。貧窮飢餓相伴，戰亂始終的非洲，應該是思想最活躍，思想家的產量最高的地區，可是事實又如何呢？
滿清的萬馬齊喑，人才禁錮，稀少，根本原因不在於其穩定的統治，而在於其空前的殘暴黑暗的壓制措施。
有人喜歡拿清末和明末相比，問題是清末，中國還有自己的思想家麼？一切的思想，無論套上了一層什麼外衣，本質上都已經西方舶來品，在文明根基的思想哲學領域，中國已經完全成了西方的附庸。把明朝晚期，中西方之間完全平等的文化思想交流和清朝晚期末期，西方用槍炮打開中國大門，滿清大小奴才主子不得不屈辱的跪在他們的西方主子面前乞食求饒相比，本身就是荒謬絕倫的。
以上畢竟還都是空話，不能說服人心。我們來看一些事實，
我們不妨先來說說某些人瘋狂歌頌讚美的滿清主子康熙的一件逸事。看看某些人吹噓的康熙，究竟是怎麼開明睿智，聰慧無比，看看這個做了幾道平面幾何題目就洋洋自得，就害的大小奴才們激動的渾身觳觫戰慄，屁滾尿流，頌聖的肉麻詞彙，源源不絕，噴滾而出的康熙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當時西方傳教士南懷仁看見滿清統治下，科學技術在中國殘敗沒落，甚至過去明朝已經取得的成果都喪失掉，實在看不下眼去，於是他把過去明朝翻譯編寫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彙編整理，並略微補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譯和著作，編成《窮理學》，想呈現給康熙，並加以刊行流傳。
說起南懷仁，確實是傳教士當中的異類，和其他傳教士不一樣，他並非把科學僅僅當成傳教的手段，他本人就對科學技術有非常濃厚的熱情興趣，而且有相當的才能。關於他的貢獻作為，在下面還會介紹。現在單說他的這部叢書，這部書本身也不是他的新著作，主要還是明朝翻譯出版的書籍的彙集綜合，按照他的想法，明朝的崇禎皇帝能熱心鼓勵贊助的書籍，他現在又加以整理匯總，讓康熙過目一下，然後「鏤板施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畢竟明朝的崇禎組織人力對西方科技進行有組織有系統的大規模翻譯研究，現在不必要求你滿清再去這麼做，那至少把過去已經做好的東西加以整理保存發揚流傳，總不是太難的事情吧。
然而他，卻真的是熱臉貼了冷屁股，碰了一個大釘子！愚昧到極點的康熙，也確實呢看了或者說翻了這部書，然後怎麼樣呢？他就把書很輕鬆很仁慈地發還給了南懷仁！
在《康熙起居注》中有這樣的記載：「上曰：『此書內文辭甚悖謬不通』。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識記憶皆繫於頭腦等語，於理實為舛謬。』上曰：『部復本不必發還南懷仁，所撰書著發還。』」
就這樣，《窮理學》這套完整彙集了西方科技譯著的叢書，就因為康熙的愚昧，沒有被刊刻，不僅沒有刊刻，而且也沒有能完整保存下來，只剩下殘本，而殘本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會士傅泛際開始合作翻譯的《名理探》。
說起來寫《康熙起居注》的那些御用奴才和文人們，留下這段記錄，本來是想作為康熙如何英明睿智的證據，現在卻反成了康熙等滿清主子奴才愚昧而又無恥嘴臉的標本，這大約是他們所萬萬想不到的吧。
這裡提到的所謂「於理實為舛謬」的「知識記憶皆繫於頭腦」，其實在明代知識分子那裡，已是接近常識了。比如崇禎元年進士金聲（後在隆武元年被清兵俘虜，不屈而壯烈殉國），精通西學，曾經說過「人之記憶皆在腦中，小兒善忘者，腦未滿也；老人健忘者，腦漸空也」，明末思想科學巨人方以智（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禎十三年（1640）進士，曾受邀擔任南明內閣大學士，被清兵俘獲，不屈服，削髮為僧，在康熙十年，被滿清統治者抓捕，在「惶恐灘」——就是文天祥北上抗元路過，所寫詩句中「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歎零丁」中的惶恐灘——毅然自盡而死）的《物理小識》中也明確提到「人之智愚，系腦之清濁」。可笑的是，明代人早就知道的科學常識，到了滿清主子奴才那裡居然就變成了「於理實為舛謬」！
「我把你的祖先象豬羊一樣屠宰，牛馬一樣驅使，你反倒匍匐在地，為我歌功頌德！」
康熙五十三年朝廷多次下令禁書，並規定「造賣印刷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買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大清律例》）此後，在雍正二年，乾隆三年，乾隆十八年，乾隆十九年，嘉慶七年，嘉慶十五年，嘉慶十八年，道光十四年，咸豐元年和同治十年，滿清政權不下十餘次的在全國範圍內下令禁書，查禁數量之多、範圍之廣及時間之長，都為世界文化史上所絕無僅有。
大明朝的御史可以記錄下皇帝和太后吵架。
大明朝臣工可以反對皇帝的決定。
大明朝皇帝和朝臣的庭議被印上報紙全國公示。
歷史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根，是精神和尊嚴之魂。我們當今高談振興中國，要讓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可是首先連自己的歷史都不敢面對，連自己的過去都要以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來抹殺篡改，我不知道這樣的「振興」是要將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帶往何處？「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希望這只是龔自珍的一句警言，不要真的成為我們民族的歷史性悲劇。我們只有首先具備了一個健康的心態和民族魂魄，國家
才能實現真正的復興，因為正國需先正其史。
我們暫且不去說當今中國人還有多少儒家仁、義、禮、智、信的做人濟世之德，也不說還懂得什麼老莊清靜無為、道法自然的大智慧，更不必講佛家的「慈悲」心腸，但說文化的外在表現形式，就已經被破壞的慘不忍睹了——春節燃放煙火成了「污染環境」；清明踏青祭祖成了「丑風陋俗」；端午祭拜屈原成了「迷信活動」；元宵外出賞燈成了「不安全隱患」、中秋回家團聚成了「曠工偷懶」……我們一切的文化傳統都被無視踐踏，棄如弊履了！相反，在短期利益效應和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洋節洋俗、卡通韓劇搖蕩著中國人的每一根神經末梢，過完了聖誕節、萬聖節、情人節，再過官方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六一國際兒童節、七一黨的生日、八一建軍節、九月十日教師節、十一國慶節、（西曆）元旦、……。從國家法令上看，沒有關於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乞巧節、重陽節、臘八節、孔子誕辰、釋迦牟尼誕辰、老子誕辰等等的法定節日規定，只留下一個春節，還要提倡移風易俗，尤其是禁放驅邪禁惡、宣洩情緒的鞭炮。
現代中國，是一個全盤西化的社會，是一個沒有自己文化的世界棄兒。我們祖先留下的東西，在滿清的禁毀、無知者的自暴自棄中都消逝了。我們唯一能驕傲的，是那世界都不承認有5000年的歷史（有史可考的只有3500年）。我們這些有著傲人傳承的後代們，到今天，卻只能學那阿Q精神來自我滿足，真的只是滿清禁毀的錯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