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聲
一
一條東西長街上站滿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嚷嚷著要看「娶賢良女」。
「什麼叫娶賢良女？」我正放午學回家，仰面問一個有山羊鬍子的人。
「等會你就看見了，小孩子急什麼！」他那山羊鬍子隨話掀動。
不久，耳邊飄來一陣淒淒涼涼的喇叭聲。迎面來了全副執事，吹鼓手，引著一乘藍轎，轎內抬的是一個牌位，牌位上披著一幅青紗。接著又是一乘藍轎，轎內卻坐了個十七、八歲的少女，慘淒的面容中只見她一雙茫然失神的大眼睛，視而不見地呆呆向前望著。頭上也披了一幅青紗。這整個的情景像出殯，連那當午的太陽都顯得白慘慘的了。
跑回家問我的祖母。
「賢良女就是賢良女唄。」祖母一點也不感稀奇，不緊不慢地說，「你問娶媳婦，新郎在哪裡？他死了，牌位就是新郎，嫁給牌位，就是賢良女……你張著嘴盡看我做什麼？瞧你那個傻樣子！」
「也難怪！」她停一會歎口氣說，「年輕輕的姑娘，嫁了個牌位！說不定從來沒見面呢。她得同那個牌位拜天地，還得一塊入洞房，還得晚上陪著那個牌位……坐著……」
我感到腦後陰風習習了。從此就有一個面容慘淡的少女，深夜裡坐在一個牌位旁邊，閃著一雙茫然失神的大眼睛，常常在我心裡出現。
又一次，黃昏時候我出城，剛走近城門樓，耳邊崩的一聲爆響，嚇了我一跳。定神一看，一個撅著八字小胡，穿水手衣服的日本人正在打城樓上的鴿子。一槍不中，他又要放第二槍，那群鴿子已撲楞楞地飛開了。他嘰哩呱啦罵些我不懂的話，把槍往肩上一橫，大踏步闖進城去，如入無人之境！我喘了一口粗氣走出城來。「哦！那不是一隻日本兵船？」它正耀武揚威地逼臨著我們的海岸，像一個無賴騎在你脖了上，他還在你頭上得意地呲著牙獰笑！
以上是「五四」以前我在家鄉山東蓬萊小學，中學唸書時碰到的事。當然，怪事還多得很，不過這兩件我總忘不了。
二
舊日的北京大學，確是個古氣沉沉的老大學。只是在1916年後，蔡元培先生來作校長，才帶進了清新的空氣。來自全國各地舊家庭的青年們，多少是受過老封建的壓迫的，特別是在婚姻問題上。在學校接觸到歐洲資產階級的文化和思想，在蔡先生所倡導的自由學風下，對舊道德、舊文學嗅到了那股陳腐的氣味！更重要的是：像春雷初動一般，《新青年》雜誌驚醒了整個時代的青年。他們首先發現了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認識了自己的時代，再來看舊道德、舊文學，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種子。逐漸地以至於突然地，一些青年打碎了身上的枷鎖，歌唱著衝出了封建的堡壘，確實感到自己是那時代的新青年了。當時在北大學生中曾了《新潮》《國民》兩個雜誌，作為青年進軍的旗幟，來與《新青年》相呼應。
新事物的生長是必然要經過與舊事物的鬥爭而後壯大起來的。五四運動前夕的北大，一面是新思想、新文學的苗圃，一面也是舊思想、舊文學的荒園。當時不獨校內與校外有鬥爭，校內自身也有鬥爭；不獨先生之間有鬥爭，學生之間也有鬥爭，先生與學生之間也還是有鬥爭。比較表示的最幼稚而露骨的倒是學生之間的鬥爭。有人在燈窗下把鼻子貼在《文選》上看李善的小字注，同時就有人在窗外高歌拜倫的詩。在屋子的一角上，有人在搖頭晃腦，抑揚頓挫地念著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上是幾個人在討論著娜拉走出「傀儡之家」以後，她的生活怎麼辦？念古文的人討論者表示憎惡的神色，討論者對念古文的人投以鄙視的眼光。前面說過學生中曾《新潮》與《國民》，但同時也了與之相對立的《國故》。這三種雜誌的重要人都出在我們「五四」那年畢業班的中文系。大家除了唇舌相譏，筆鋒相對外，上班時冤家相見，分外眼明，大有不能兩立之勢。甚至有的懷裡還揣著小刀子。
當時大多數的先生是站在舊的一面，尤其在中文系。在新文*動前，黃侃先生教駢文，上班就罵散文；姚永樸老先生教散文，上班就罵駢文。新文*動時，他們彼此不罵了，上班都罵白話文。俞平伯先生同我參加《新潮》雜誌社，先生罵我們是叛徒。可是我們不怕作叛徒了，舊道德變成那個騙娶少女的死鬼牌位了！時代給我們一股新的勁兒，什麼都不怕。辜鴻銘拖著辮子給我們上歐洲文學史。可是他哪裡是講文學史，上班就宣傳他那保皇黨的一套！他在上面講，我們就在下面咬耳朵：
「他的皇帝同他的辮子一樣，早就該斬草除根了！」
「把他的辮子同他的皇帝一塊兒給送進古物陳列所去！」
在新舊的相激相蕩中，一部分搞新文學的人們無批判地接受歐洲資產階級的思想與文化，更無分別地排斥自家的舊的一切，這偏向產生了不良的後果，但在當時，這種矯枉過正，也使他們敢於自信，更有力地打擊了敵人。新文學終於在鬥爭中成長起來，為五四運動奠定了基礎，同時五四運動更充實了新文學的內容，給它以真正的生命。
三
在「五四」時，我們還認識不到帝國主義與封建統治的內在聯繫性。但我們粗略地從歷史看出：沒有內奸是引不進外寇的。袁世凱想作皇帝，才簽了*的二十一條，北洋軍閥又都是*派，事實教導我們，把內奸與敵國聯繫起來了。當時的心情，恨內奸更甚於恨敵國，因為他們是中國人！
日本的二十一條像壓在人民心上的一塊大石頭，總想掀掉它，青年們比誰都難忍受。1919年1月召開巴黎和會，中國提出取消二十一條及從戰敗國德國收回山東權利，這是中國人民的呼聲也是正義的要求。4月底傳來了巴黎和會拒絕我們的要求的消息，在青年心中燒起了怒火。5月3日晚間在北大第三院大禮堂召開各校代表大會，決定5月4日上午在*開大會。
5月4日是個無風的晴天，卻總覺得頭上是一天風雲。各校的隊伍向*匯成五千多人的示威洪流，在青年們還是生平第一次參加這樣聲勢浩蕩的群眾運動。這洪流首先捲向東交民巷，向帝國主義者示威。隊伍中響起憤怒的口號，飄揚著各種的標語：「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廢除二十一條」，「懲辦賣*」，「拒絕簽字和約」，「收回山東權利」……這口號，這標語，都像從火山口裡噴出的烈火，燃燒著每個青年的心。
大隊*東交民巷西口，帝國主義者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拒絕我們通過。洪流的怒潮就轉向趙家樓捲進，捲向在二十一條上面簽字的賣*曹汝霖的住宅。進了巷子，隊伍擠了個水洩不透。
從我們的隊伍自*出發，警察是始終跟在我們周圍的。到了趙家樓，一些警察就集合起來，保護著曹家緊閉的大門。而重要的賣*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又恰好都在裡面。群眾的怒火是擋不住的，我們終於衝破了警察的包圍，打進了大門。失算在於忘記堵住他的後門，學生前門進去，曹、陸二賊後門溜掉了。章宗祥逃跑不及，群眾打了他個半死。搜索到下房，有人發現半桶煤油，就起了「燒這些雜種」的念頭。
火發後大隊就漸漸散去了。留在後面的被他們捕去了三十二人。當時還是無經驗，若大家整隊而入，整隊而出，警察是捕不了人的。
四
5月7日被捕學生出獄，北京學生聯合會，為便於繼續奮鬥起見，出了個《五七週刊》（五七也是日本在1915年為二十一條要求提出最後通牒的那一天）。它是一種小報形式，學生們在街頭講演時，可以隨時分送給人的。記不清出到第二期還是第三期，就被警察扣留了。學生聯合會派了四個人去警察總署辦交涉，要求他們還我們的報。
警察總監吳炳湘又長又臭，夾軟帶硬地訓了我們一頓，我們還是要他還我們的報。
「你們煽動軍警造反！」我們知道這是因為學生在街頭講演時，也有軍警站在人群中聽，而且在最近週刊上有一篇《告軍警書》。他們有些惴惴不安起來。我們還是要他還我們的報。
「怎麼？」他的臉紅漲得像灌腸。大叫：「給我扣下！」我們就被押送到一間陰濕發霉的小屋子裡去了。
苦悶的是與外面隔絕。要報看，他們不給；要談話，他們不准。我們盼望能有同學來通個消息也好。後來知道同學確曾來過，他們不讓見。我們放心不下的是外面的運動，要知道的是外面的消息。但我們被隔絕了！成天躺著，兩眼望著那小小的紙窗，它透進了外面的光明，可是遮住了外面的一切！
望倦了，我閉上眼，「五四」前夜各校代表大會上發言的熱烈，*前勝利的會師，大隊捲向趙家樓的壯舉……一幕幕在我眼前出現了。我翻了個身，放槍的日本水手，娶少女為妻的死鬼牌位，隱約中還有那警察總監漲怒的腫眼泡子，在我將入睡的朦朧中，都迷迷離離，成為模糊一片了。
一個星期以後，我們被釋放出來。運動在發展著，擴大著，街頭上講演的學生更多，聽講演的人群也更大了。我們當時，還不知道反帝反封建這個正確口號。可是「外爭國權，內除*」的目標，實質上是反帝反封建的，也就表現了全國人民的要求。所以到「六三」運動時，上海各廠工人罷工，唐山、長辛店、滬寧路的鐵路工人罷工，與學生運動匯成了洪流。上海及其他商埠商人也舉行罷市。運動的隊伍壯大了，已發展成為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了。「一二·一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