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衣衛僉事王世德這樣說：「熹宗在位七年，神宗四十餘年蓄積掃地無餘。兵興以來，帑藏懸罄。嘗將所鑄銀膺、銀盎、搏鼎重器輸銀作局，傾銷充餉，故餉銀多有銀作局三字者，此人所共見也，空乏可知。廷臣動請內努，夫內努唯承運庫耳。錢糧解承運庫者二，一日金花，一日輕貴。金花銀所以供后妃金花、宦官宮妾賞貴，輕責銀所以為勳戚及京衛武臣體祿，隨進隨出，非如唐德宗私庫，聚而不散者。然而發之屢屢矣，安有餘貲。野史謂城破，大內尚有積金十餘庫，不知十餘庫何名。承運庫外有甲字等十庫，貯方物也。天財庫貯錢也，以備內外官員軍校賞賜。古今通集庫，貯書畫符券浩命一也。東裕庫，貯珍寶也。外東庫，貯方物，無金錢也。庫盡此矣。城破，唯東裕庫貯珍寶存二耳，安得有所謂十餘庫積金者。而紛紛然謂上好聚斂，內帑不輕發，豈不冤哉。草野無知，傳為實，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此外「史淳在其所著《痛余雜記》中也反駁此說，並引曾任戶部官的吳履中的話以證實他的意見：吳喧山曰，『吾嘗司計，請發內帑，上令近前密諭曰，內庫無有矣，遂墮淚。』」
這兩則記載很清楚表明，崇禎末期內帑裡早就沒有什麼銀子，已經是窮的一乾二淨。崇禎以皇帝之尊而至於在臣下面前墮淚，其中情形可想而知！
還可以補充一條劉尚友《定思小計》中的記載，是崇禎十七年二月時候的情況「二月中，賊勢愈急，而昌平兵忽變，京城戒嚴，亟遣官以重餉撫之，始戢，然居庸已不可守矣。……然國計實窘極，戶部合算海內應解京銀兩歲二千萬，現在到部者僅二百萬，朝廷至括內庫金帛悉准俸銀給發武士，其困乏可知。故援師之征，望其即赴，又若畏其即赴，誠慮夫餉之不足供也。上撫髀無策，欲以空名感動天下，故唐、黃、吳、左諸鎮，封四伯爵以勞之，又封劉鎮繼之
這條記載把崇禎皇帝因為缺錢面臨的窘境敘述的相當透徹。一方面是李自成眼看要進逼京師，而另一方面是國家甚至窮到拿不出錢來給守衛京師附近地區的軍隊發軍餉，甚至直接導致昌平兵變。戶部收到的銀子只有區區兩百萬，而皇帝內帑的銀子也早就搜刮一空，「括內庫金帛悉准俸銀給發武士」還不夠。一方面是希望各地軍隊到北京勤王，另一方面卻又害怕他們來，因為根本就沒錢發軍餉。沒有軍餉，本是前來抵擋造反者的軍隊，恐怕自己就先造反，這並非沒有先例。
事實上還有另外一則史料也能驗證上面的記載，在崇禎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也就是李自成進佔北京前的一個多月的時候。崇禎皇帝在中左門召見吳襄詢問調動吳三桂軍隊進京保衛京師的可能性問題。《晚明史》的正文以及一個註釋中有當時兩人的對話記錄（從上下文的註釋來看應該是直接從《綏寇紀略.補遺上》中的文言文翻譯過來的）「思宗嚴厲地責問吳襄：『三千人何以抵擋百萬之眾？』吳襄則說『這三千人並非一般士兵，……，因而能得死力。』思宗問：『需餉多少』吳襄回答：『百萬』。思宗說『內庫只存銀七萬兩，搜集一切金銀雜物補湊，也不過二三十萬兩』」「調吳三桂勤王之議，終於因為經費沒有著落而暫時作罷」
這則記錄很重要，和劉尚友《定思小計》中的記載結合起來看是相當能說明問題的，不知道為什麼以往論及崇禎內帑問題的文章中都沒有提到？當時的情況已經是如果崇禎不調吳三桂進京守衛，則京師淪陷的危險是任何一個人都能看出來的。吳三桂率軍入京，不一定確保安全，但抵擋住李自成的進攻並非沒有根據。以三萬人的部隊（其中三千人是精銳），要想在野戰中戰勝闖王十萬大軍，那自然不可能。但是用這三萬人的軍隊守衛住北京城，可能性相當大。北京城池的堅固在當時整個中國也是首屈一指的。一般情況下，根本就打不下來，以土木堡之變後的瓦剌騎兵以及滿清鐵騎的威力數次打倒北京城下，也只能望城而止。想攻克北京城，要麼內應，要麼守城部隊實在衰弱，事實上李自成最後之所以能輕鬆攻克也正是因為，在崇禎十六年的瘟疫之後，城中都是病弱，已無可用之兵。如吳三桂的三萬生力軍提前進入北京，參與守城，那李自成想要打下北京，並不容易。
可以說，在當時的情況下（離甲申之變只有一個月了），調吳三桂關寧部隊守衛京師，幾乎是唯一的能夠解救危局的選擇。然而就是這麼一個唯一的選擇，當時卻也沒有能馬上決定下來。為什麼呢？
吳襄說調動吳三桂入京需要軍餉百萬，而思宗說「內庫只存銀七萬兩，搜集一切金銀雜物補湊，也不過二三十萬兩」，相差數額達到百分之七八十之多，再加上一些大臣的曖昧反對態度，這樣的情況下自然難下決心了（事實上直到3月6日，崇禎才最後決定調吳三桂率軍入衛，這個時候大概也就不顧得什麼軍餉不軍餉了，但為時已晚）。按照有些論者的邏輯，大概在這裡，又是崇禎吝嗇故意裝窮，所以放著內帑中成千萬甚至上億的白銀不用，硬說只有七萬兩來欺騙吳襄！只不過我請這些東西也動動自己的腦子，在當時的危急關頭，崇禎究竟有什麼必要在這個問題上撒謊？莫非他真的是要錢不要命的怪人，命沒有了，錢再多又有什麼用？這些道理某些自以為聰明的論者知道，就崇禎是不知道這些道理的白癡？把歷史人物都想像成白癡，就是你們這些東西研究歷史的金科玉律麼？用這樣低劣的手段對待歷史人物歷史事件，還自以為清楚瞭解歷史真相，省力固然是省力，但這種研究歷史的行徑，最終愚弄的究竟是誰？
事實上崇禎當時說「內庫只存銀七萬兩」，恐怕還是說多了，對照他墮淚對吳履中私下裡說內帑的記載「上令近前密諭曰，內庫無有矣，遂墮淚」。崇禎在吳襄面前多半還不敢徹底交代內帑的底細，這七萬兩只怕還是充門面的話，實際上可能是一萬兩都不滿。當然也不排除這已經是向官僚太監們募捐後的內帑存銀了（關於募捐我們後面再說）。
總而言之，根據上面這些史料的記載，崇禎內帑中確實已經沒有銀子了。那國庫中有沒有銀子呢？也沒有！《甲申紀事》中說：「予監督節慎庫時，為甲申三月十五日，與主事繆沅交盤，庫中止銀二千三百餘兩，又錢作八百，國家之貧至此，可發一笑，.自正月至三月，日以坐餉為令，或論省坐派，或官坐派，無虛日。至三月十八日始發帑金二萬，賞守城軍士，銀未及發而城破矣。」
而李自成在進佔北京之後。確實掠得大量金銀。七千萬兩也好。三千七百萬兩也好。那又是從哪裡來地呢？從現有各種史料記載來看。很清楚！是從大量富商、勳戚、官僚、宦官那裡嚴刑逼勒而來。
彭孫貽在《平寇志》中說
「（大順軍）其所得金。大約侯門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賈十之二。共七千萬兩。宮中久已如洗。懷宗減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銀者盡充軍餉。內帑無數萬之藏。賊淫刑所得。揚言獲之大內。識者恨之。」
「賊入都止掠金貝。布店獨存。至是賊兵數千。挽車數百兩。突入各肆。一時席捲。……賊初入城。懸令秋毫無犯。及布散列肆。先收兵器火藥。次責供餐。……外解至京。尤有錢糧未納。酷刑追索。大失民望。牛金星、顧君恩以民情將變告。宗敏曰：『此時但畏軍變。不畏民變……且軍興日費萬金。若不強取。安從給辦』金星不能難」
「（李）自成聚劉宗敏李過於宮中拘銀鐵諸工各數千。盤斂庫金及拷訊所得。並金銀諸器熔之。千兩為一餅。中鑿一竅。貫大鐵棒。凡數萬餅。（搜）括騾車數千輛。馬騾橐駝數千。裝載歸陝」
談遷《國榷》說：「所掠輸共七千萬。大約勳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賈十之二。先帝減膳撤懸。布衣蔬食。銅錫器具盡歸軍輸。城破之日。內帑無數萬金。賊淫掠既富。揚言皆得之大內。識者恨之。」
毛奇齡在《後鑒錄》中也說：「（大順軍）進拷索銀七千萬兩，侯家什三，閹人什四，宮眷什二，估商什一，余宮中內帑金銀器具以及鼎耳門環鈿絲裝嵌，剔剝殆遍，不及十萬。賊聲言得自內帑，惡拷索名也。」
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李自成確實從北京城內掠得7千多萬兩的白銀，但這些白銀全部是出於拷掠富商、勳戚、官僚、宦官而來，大概比例是侯門貴族30%，宦官太監30%，所有的官員大臣20%，商人20%，加起來正好是百分之百，沒有一點是出於皇宮內帑的，或者至少可以說內帑在其中佔據的比例少到可以忽略不計！那皇宮內帑中金銀的絕對數量有多少呢，一致的說法是內帑無數萬之藏！毛奇嶺說的更具體，就是李自成把皇宮裡的所有值錢的器具，甚至「鼎耳門環鈿絲裝嵌，剔剝殆遍」，全部加起來，也「不及十萬」，在他們拷掠得到的財富中千分之一的比例都可能佔不到。
那麼如何來看待當時的另外一些記載呢？
比如上面引用過的《甲申紀事》作者趙士錦說：「闖破誠後，日以內庫銀騾車運至西安。見其錠上有鑿萬曆八年字者，聞內庫銀用至萬曆七年止，八年以後俱未用也。陳陳相積，扃面不發，卒至以國與敵，可為後世有國者之戒。」「賊載往陝西銀錠上有歷年字號，聞自萬曆八年以後，解內庫銀尚未動也。銀尚存三千餘萬兩，金一百五十萬兩。」
同時被俘的翰林院諭楊士聰亦說道：「內有鎮庫錠，五百兩為一錠，鑄有永樂年字，每馱二錠，無物包裹，黃白溢目。其其尋常元寶則搭包囗囗。按賊入大內，括各庫銀共三千七百萬、金若干萬。其在戶部者外解不及四十萬，捐助二十萬而已。……嗚呼，三千七百萬，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內騷然……策安在也，先帝聖明，豈真見不及此。徒以年來之征解艱難，將留羅雀掘鼠之備，而孰知其事勢之不相及也。吁其亦可悲也矣」
顧誠還引用過另外兩條記載來說明崇禎內帑確實很多。一條是「大順軍破城時任明朝兵部職方司郎中的張正聲說：『李自成括內庫銀九千幾百萬，金半之』」。
另一條是滿清頭目康熙的話。「關於明末內帑，愛新覺羅.玄燁有這樣一段話：康熙五十二年閏五月丁末朔乙卯日『上諭大學士等……明代萬曆年間於養心殿後窖金二百萬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契金而逃。因追兵甚迫，棄之黃河。大抵明代帑金，流寇之難三分已失其一。又於**喇嘛處費用無算，凡製造器皿等物亦繁費不資。朕自御極以來，酌量撙節，不敢濫費。從古無如朕之節用者』」
拋開最後一個康熙，前面這三個人，按照顧誠的說法「作者都是明朝廷的現任官員，當時又都在北京」，所以他們的記載應該夠權威夠可靠了吧！但是且慢，事情並非這麼簡單。只要稍微分析一下這三個人的說法，就可以發現他們的記載本身就漏洞百出，荒誕不經，有些地方甚至是互相矛盾。他們當時在城內或許不假，但是他們的記載本身也都不過是聽信傳聞，添油加醋而來，根本談不上什麼認真核實。
趙士錦說李自成軍隊押送往陝西的銀子都是萬曆八年以後，上面有萬曆八年的字號，也即以前皇帝用的銀子都是萬曆七年以前的，萬曆八年以後的銀子根本沒有動用過；而楊士聰則說，這些銀子上面是永樂年號。
這兩個人的說法究竟哪一個是事實？如果說前者是事實，那麼實在對明朝財政狀況美化的類似於天方夜譚了。原來萬曆當政四十年開銷的銀子居然都是萬曆八年以前的？？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那張居正確實有些莫名其妙了，他忙碌十年節省贏餘下來的國庫銀子也不過是四百萬兩而已。而萬曆就似乎更有點受虐癖好了，他頂著文官對他的集體漫罵去收礦稅，而他自己用的銀子居然只是萬曆八年以前的，這不是自虐狂麼？看來他真是有挨罵的癖好？
如果後者說的是事實，那就更是對明代白銀流通使用狀況的極端無知了。白銀在明代的普遍使用還是在明代中葉以後，白銀從海外大量流入中國也是在明代中葉以後，在明代前期，官方徵收的賦稅大部分也是實物形式，永樂時期從什麼地方可以冒出這麼多的銀子來？編造謊言的人正是連基本的常識都沒有，所以才鬧出這種笑話。
有趣的是顧誠在引用這兩個人的話的時候，都截頭去尾，只引兩人記載的存銀數目，「趙士錦在《甲申紀事》說內庫『銀尚存三千餘萬兩，金一百五十萬兩』；楊士聰在《甲申核真略》裡寫道：『按賊入大內，括各庫銀共三千七百萬、金若干萬。其在戶部者外解不及四十萬，捐助二十萬而已。其在戶部者外解不及四十萬，捐助二十萬而已』」[132]p285，而絲毫不提這兩個人所說銀子上的年號之類，大約他自己也覺得荒謬難信，如果完整引用反而使得這兩條記載的小道傳聞的性質暴露無遺，所以乾脆略去（當然在後面他也順筆也提到了所謂萬曆八年以後內庫銀未動，而且還當成了事實根據，去反駁其他記載，大約是覺得分開來引用，能更增添合理性吧）。
至於張正聲所謂的「李自成括內庫銀九千幾百萬，金半之」，這種說法的荒謬性更是一目瞭然。九千幾百萬兩的內庫銀，再加上一半數量的黃金，就算是四千五百萬兩黃金好了，按一兩黃金抵十兩白銀來算，總和超過了五億四千萬兩白銀，明代晚期，整個世界生產的白銀中流中國的總量都沒有這麼多！現在好傢伙，同等價值的財富居然能聚集到明朝皇帝的內庫中去了！稍微有頭腦的人都明白這種記載只能當笑話看，並不能因為寫下這個記載的人是所謂兵部職方司郎中，並且當時在北京城內就增加合理性！
以上這三個人的記載顯然都是出於道聽途說，所以才有如此明顯的錯謬矛盾。而這這種說法的源頭應該就是出於李自成軍隊的刻意編造的謠言，實際上前面引用的一些作者已經記載了謊言的源頭，如彭孫貽說「內帑無數萬之藏。賊淫刑所得，揚言獲之大內，識者恨之」。這意思就是說闖軍用嚴刑逼打拷掠而從官員商人那裡得來的銀子，卻揚言說是從大內獲得，瞭解情況的人都感到痛恨。正因為消息的源頭本身就是謠言謊言，所以才造成說法不一，編造謊言本身缺乏明代的財政常識，所以才造成這些記載都荒謬離譜到極點。
至於那些銀子上刻印的年號之類，大概也是李自成做的好事
「（李）自成……於宮中拘銀鐵諸工各數千，盤斂庫金及拷訊所得，並金銀諸器熔之，千兩為一餅，中鑿一竅，貫大鐵棒，凡數萬餅，（搜）括騾車數千輛，馬騾橐駝數千，裝載歸陝。」」
熔鑄金銀的時候，順便打上年號之類的，大概並不困難。事實上明朝皇帝收的銀子似乎並沒有打上年號的習慣，這只能說是李自成等人為了栽贓故意如此了。
顧誠還引用了康熙的話做根據，然而康熙的話又據說是他從太監那裡聽來的。康熙此人關於明代崇禎時期情形的描述究竟有多大可信度，可以從他造謠說崇禎時期皇宮內有十萬太監可見一斑，還還可以從他自我吹噓一天打三百隻兔子的光輝業績來判斷。從這個人的一貫表現來看，若說他是一個為了滿足自己某種需要而撒謊成性的人，應該並不冤枉。這樣一個人說的崇禎時期內帑數量，連二手史料都算不上，只能算無根史料。顧誠把他的話拿來當根據，未免是有些失察了。再具體分析他所說的內容，他提到「明代萬曆年間於養心殿後窖金二百萬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契金而逃」，姑且不論真假（其實多半是假的），只這二百萬兩的數字，和一些人認定的崇禎內帑幾千萬兩甚至上億兩實在相差太遠。再如這句話「大抵明代帑金，流寇之難三分已失其一。又於**喇嘛處費用無算，凡製造器皿等物亦繁費不資」。似乎明代帑金真是不少，流寇之難原來僅僅喪失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自然是被滿清所得了。那被李自成搶劫帶走的白銀，按照上面各家記載的最少數字算也至少有三千萬多兩，那滿清所得至少在六千萬兩以上。然而再看後面，就未免令人噴飯，「**喇嘛處費用無算，凡製造器皿等物亦繁費不資」。原來這六千萬兩大部分，滿清不是花在了最要緊的軍餉上，而是花在了**喇嘛，以及所謂的製造器皿上。只這一句，謊言就被戳得粉碎。滿清不是一直宣揚明朝宮廷生活如何奢侈，而康熙這個小丑不是又一直吹噓他自己如何節儉麼（所謂的「從古無如朕之節用者」）？難道說明朝皇宮內本身的器皿還不夠他們用，以至於要他們重新製造（不過崇禎因為實在沒有錢支付軍餉，倒確實是把原先皇宮內的許多器皿賣出去換錢，這倒是一個佐證），而且這重新製造的器皿，居然「繁費不資」，能夠佔用掉明朝遺留的據說至少有六千萬兩的內帑的很大一部分？其荒誕不經矛盾支離之處，稍加分析就顯現無疑！
其實從康熙的謊言也能推斷一些真實情形。各家記載比較一致的地方是，李自成在北京拷掠搜刮所得大約有7000萬兩白銀，而他撤離北京的時候，大約只來得及帶走3700萬兩白銀，剩下將近三千萬兩白銀被滿清所得。而康熙的謊言裡就是把這部分白銀說成了明代政府的內帑了。
還有一則很有名的記載是《明季北略》中的一段話「賊拘銀匠數百人，凡所掠金銀，俱傾成大磚，以騾馬駱駝馱往陝西。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每馱二錠，不用包裹。」
這段記載之所以有名拜郭沫若所賜，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言辭鑿鑿的根據這段記載說「李自成攻陷北京後，『發現』崇禎的皇庫裡藏有三千七百萬錠銀子，每錠重五百（十？）兩，後來都被李自成運往陝西去了」。
這種記載的荒謬性是一目瞭然的。如果真是「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那就是180億兩，不知道現在全世界的白銀加起來有沒有這麼多？
陳椿年諷刺郭沫若說「這樣的嘲罵固然痛快，固然容易使人聯想到『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財富，只可惜所據的史料卻根本經不起推敲。上述數字即使以每錠五十兩計算，也已高達十八億五千萬兩，而據萬曆年間張居正在奏折中計算，當時大明王朝全國『計每歲所入……不過二百五十餘萬（兩），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兩）』〔１〕。大明王朝從朱元璋開國到崇禎亡國，不過二百七十年光景，即使每年賦稅收入以四百萬兩計算，也須四百五十幾年才會積累到十八億五千萬兩，全部藏入皇庫，」
更可笑的是郭沫若引用《明季北略》的話，都沒有引全。實際上這條記載本身就被《明季北略》的作者所否定，郭沫若卻似乎對此置之不顧！陳椿年說「更可奇怪的是，郭氏註明他的這一資料來自《明季北略》，然而就在該資料的同一條目中，《明季北略》作者明確指出：『果有如此多金（指三千七百萬錠），（則）須騾馬一千八百五十萬（頭）方可載之，即循環交負，亦非計月可畢，則知斯言未可信也。』明明是被原作者否定了的假材料，郭氏卻以假作真並據此立論，還要註明出處讓原作者對它的真實性負責，以這樣的態度來對待史料，這就很難說是在做學問了。」
其實姚雪垠早在1981年的時候，就針對這個問題批評過郭沫若，現引原話「郭沫若同志在追贓問題上的錯誤有二：……對此重大問題，不多看一點兒史料，誤信宮中藏銀傳說而輕易大發議論。最不應該的是，郭沫若統治引用《明季北略》所記的這個傳說，作者計六奇跟著就說明他自己也認為不可信，僅隔兩行，而郭沫若同志竟未看見！……更可奇怪的是，郭沫若同志在《甲申三百年祭》初版中將《載金入秦》這一條誤為《明季北略》卷五，一九七二年修訂本改正為《北略》卷二十，可是計六奇這幾句至關重要的話竟然未看見，而他初寫《甲申三百年祭》時看見『兩』字誤為『十』字，亦未用他本校對，刪去『十』字。像這樣讀書粗心、即興命筆的情況，可以說在郭老一生的學術著作中並不是偶然現象
還可以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明李自成供入北京城後所得銀兩絕大部分都是來於拷掠大臣勳戚太監以及搶劫商人。
《明末農民戰爭史》中顧誠說了這麼一段話「追贓助餉，在本質上是農民階級實行的一項革命政策，它不僅在一個時期裡把國家財政負擔，從貧苦農民身上轉加給官僚地主，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力地打擊了這伙衣冠禽獸，大長了革命人民的威風。然而，就策略而言，大順軍在進入北京以後，大規模對明朝官僚實行追贓助餉是很不妥當的，甚至可以說這是大順軍領導人犯下的一個嚴重錯誤。因為當時僅沒收的明廷內帑，就足夠大順政權兩年以上的全部支出，並不存在財政上的緊迫性。如果把當時打擊的對象，明確宣佈限制在皇親國戚、勳臣、太監
以及為數不多的持敵對態度的官紳範圍內，必然可以大大減少地主階級的疑懼，有利於大順政權的穩定。可是，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卻沒有考慮到進入北京後客觀形勢的變化，在政策上未能作出相應的調整。在北京和黃河中下游的廣大地區內普遍地推行追贓助餉，使各地官紳如罹湯火，人人自危，造成了樹敵過多的局面」
《南明史》中他又表達了相同的遺憾「從當時形勢分析，大順政權的領導人如果能夠高瞻遠矚，對全國形勢有清醒的認識，完全可以採取正確的對策。首先，李自成必須放棄對官紳地主實行的追贓助餉政策，代之以輕徭薄賦、整頓吏治。就財政而言，李自成1643年以前，為維護貧苦農民利益實行三年免賦，以沒收明朝藩王家產和對官紳追贓助餉來解決數量日增的軍隊和政權經費的需要，有其歷史的必要性。佔領北京以後，接收了明朝皇帝的內帑，沒收同朱明王朝關係密切的宗室、國戚、勳貴（指明朝開國、靖難以來所封世襲公、侯、伯爵）、太監的全部家產，可以解決軍隊和政權的經費，即便需要向官紳士民征派部分賦役，為數也相當有限。只要採取這一措施，就足以贏得絕大多數漢族官紳的支持，結成共同對付滿洲貴族的陣線。」
按照顧誠的觀點，李自成等進入北京城之後，依然實行追贓助餉，對眾多官員肆意拷掠搜刮，並不是經濟上的需要，純粹是革命情緒過於高漲，階級感情過於樸素導致的結果，因為他相信「當時僅沒收的明廷內帑，就足夠大順政權兩年以上的全部支出，並不存在財政上的緊迫性」。但實際上果真如此麼？莫非李自成等人真的愚蠢到在沒收內帑足夠兩年以上支出的情況下，還要給自己樹敵，為了逼勒錢財，而平白給自己增加許多潛在的敵人？歸根結底，歷史人物的行為也還是受自身利害關係的支配，所謂的李自成等人「並沒有忘記自己的窮苦兄弟，沒有放棄維護農民利益的基本宗旨，說來固然動聽，但若真用此來解釋歷史事件中當事人的行為，則未免顯得蒼白無力。
李自成等人並非是進了北京才實行所謂的追贓助餉政策，對這一政策可能造成的後果，別人不清楚，他們不可能不清楚。北京城內集中了全國最重要的官員，他們的支持與否對全國局勢之安定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李自成等人再傻也不會不明白這一點。更何況城內還有寧遠總兵吳三桂的家屬，而吳三桂後來在本已決定投順，走到北京的半途，突然又決定反叛，轉回山海關，改投滿清，恰恰是聽了從北京城中逃出的人描繪的情形之後才作出的。南明史中對此的描述是「吳三桂突然改變主意，由投降大順轉持敵對態度。產生這一急劇變化的原因在史籍中有三種說法：一是吳三桂聽說他的父親吳襄被大順政權拘捕追贓，一是誤信從京中私自逃出的奴僕謊報吳襄全家被大順軍抄沒，第三種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說法是吳三桂留在北京的愛妾陳圓圓（又名陳沅）為大順軍將領所掠，於是『衝冠一怒為紅顏』。真實情況已難考定。吳三桂投降大順，本意是維護和擴張自身利益，從北京傳來的消息使他疑竇頓生，猜測李自成的召見很可能是一種騙局，將對自己採取不利行動」。無論真實原因是哪一種，都和吳三桂走到半途時聽到從北京城裡傳出的消息有關。在一片拷掠之下，城內逃出的人對李自成自然不會有什麼好話。
在明知可能造成嚴重不良後果的情況下，仍舊要實行這一政策，真實原因並非如顧誠所說的那樣，李自成等人不夠高瞻遠矚（事實上這實在並不需要什麼高瞻遠矚，李自成在搜刮到足夠銀子的情況下，「在四月初八日便親自出面干預，下令停止在北京的追贓助饞，對明廷官僚，不論是否已交足所派晌額，一律釋放」，就足以說明這點。），又或者是所謂的「並沒有忘記自己的窮苦兄弟」。真實的原因恰恰是李自成等人進入北京以後，面臨的是和崇禎同樣的問題！軍隊需要軍餉，而軍餉從哪裡來，正因為皇帝的內帑裡找不到，所以才要通過慣行的
追贓助餉來解決，甚至還要搶劫商人財產！
彭孫貽在《平寇志》中的這段記載「賊入都止掠金貝，布店獨存，至是賊兵數千，挽車數百兩，突入各肆，一時席捲。……賊初入城，懸令秋毫無犯，及布散列肆，先收兵器火藥，次責供餐。……外解至京，尤有錢糧未納，酷刑追索，大失民望。牛金星、顧君恩以民情將變告。宗敏曰：『此時但畏軍變，不畏民變……且軍興日費萬金，若不強取，安從給辦』金星不能難」，已經相當能夠說明問題。正因為崇禎的內帑根本沒有什麼錢，正因為「軍興日費萬金，若不強取，安從給辦」，所以他們才不得不用「酷刑追索」，即便「大失民望」，包括大失官望也在所不惜。如果真如顧誠所說，「當時僅沒收的明廷內帑，就足夠大順政權兩年以上的全部支出，並不存在財政上的緊迫性」，那還用得這樣「酷刑追索」「大失民望」麼？還會有「宗敏曰：『此時但畏軍變，不畏民變……且軍興日費萬金，若不強取，安從給辦』金星不能難」這樣的對話嗎？對這類記載並不是閉著眼睛，一概否認，就可以解決問題的！
以上大多是根據各史料的內容本身來分析判斷其記載的可信度。我們不妨再根據史料來源，作者身份判斷辨析一下。顧誠在反駁姚雪垠的時候，針對姚雪垠所引用的胡介祉一大段話批駁說「這篇東西史料價值很低」，理由為胡介祉的話都是摘抄自他人。這樣的批駁也可算有道理。但偏偏對於胡介祉摘抄的源頭王世德的記載的史料價值，顧誠卻不做評論，只用一句「未必是事實」就敷衍過去了。
但實際上只要稍加考察一下就明白，在所有這些人的記載中，王世德記載的史料價值恰恰是最高的。根據《明史資料叢刊》編者給《崇禎遺錄》加的說明中所言「王世德，字克承，大興人，崇禎時官錦衣衛指揮。李自成克北京，他自刎遇救，後削髮南奔，流離江南，隱居寶應。據其子王源《居業堂文集》稱，王世德『常居禁中宿衛』，於崇禎朝廷禮儀大典、政局變化皆『委備詳核』，因見野史失實甚多，故作此書」
顯然由於職務關係，王世德和崇禎皇帝的距離遠比一般大臣要近，對內廷情況的瞭解也遠比一般大臣要多。他的記載可以算得上第一手資料，比起一些普通文官捕風捉影、憑空猜測之談可信的多，也真實的多。
此外如史淳引當時任戶部官的吳履中和崇禎皇帝的對話，雖不是第一手史料，但可信度也相當高。再如寫《定思小紀》的劉尚友當時也在北京城，雖然並沒有擔任官職，但是「其時任禮科給事中的申芝芳是他的親戚，關係較深刻，因此他對明朝廷的若干情況也是清楚的」。北京城在當時經歷的一系列事變，他也都是親身經歷者。他的記載也同樣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反觀趙士錦和楊士聰兩人，都不過是當時的中層文官，趙士錦是從五品的工部員外郎，楊士聰是五品的左諭德。本身和皇帝沒有什麼接觸，對內帑更沒有什麼實質性的瞭解。明朝的許多文官似乎都對皇帝的內帑抱著一種幻覺，認為那是一個類似聚寶盆一樣的東西，裡面永遠可以充斥金銀，不會枯竭。所以他們動不動就請皇帝發內帑，似乎只要把皇帝的內帑拿出來，就什麼財政問題都沒有了。這種幻覺本身就相當荒謬，而趙士錦和楊士聰不過是被這種幻覺所毒害的文官當中的兩個而已。他們的記載正是這種幻覺偏見再加上從李自成軍隊那裡聽來的謠言謊言混合的產物。所謂的內庫三千餘萬兩云云，都是他們聽來的傳聞無疑，因為趙士錦自己的記載都是左一個「聞」，又一個「聞」，更要命的是這個「聞」，究竟是「聞」自哪裡都沒有說明，明確的消息來源都沒有，這正是典型的謠言傳播的特徵，也是無根史料的特徵。所以這種記載的史料價值比起顧誠所貶低的胡介祉的話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