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和佛學的發展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稱為格義，第二個階段稱為教門，第三個階段稱為宗門。
一個人初學外國語的時候，必須先把一句外國語翻成一句本國話，然後才能理解。他學說外國語的時候，也必須把他要說的一句話，先用本國話想好，然後再翻成外國話。他的話是用外國話說的，可是他的思想是用本國話想的，所以必須經過這些翻譯程序。
一個國家的哲學，傳到別國的時候，也要經過類似的程序。佛教初到中國的時候，當時的中國人聽到佛教的哲學，首先把它翻成中國哲學原有的術語，然後才覺得可以理解。宣揚佛教哲學的人也必須把佛教哲學的思想，用中國原有的哲學術語說出來，然後中國人才能理解。這種辦法當時稱為「連類」或「格義」。《高僧傳》說，佛學大家慧遠向聽眾講佛學的「實相義」，費了很多的時間，聽眾越聽越糊塗。慧遠又用莊子的道理作解釋，引「莊子義為連類」，聽眾就明白了。(《高僧傳》卷六本傳)
《高僧傳》又說，另一個大佛學家法雅，因為他的學生對中國原有的思想有一定的瞭解，而對於佛教哲學瞭解得很少，他就把佛教的哲學同中國原有的思想聯繫起來互相解釋。這種辦法，當時稱為「格義」(《高僧傳》卷四本傳)。
在當時的思想界中，一般都認為玄學和佛學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它們的概念可以互相通用，它們的語言可以互相翻譯。
隨著對佛學的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佛學和玄學逐漸劃清了界限。就翻譯這方面說，大翻譯家鳩摩羅什傾向於意譯。意譯就不免有「格義」、「連類」之處，他的學生道生就簡直用玄學的語言作文章了。以後的翻譯逐漸改用直譯，重要的概念術語都直接翻音，有名寺院的大宗派，大都各奉一部佛教經典作為教義。所謂「三玄」(《周易》、《老子》、《莊子》)，他們都不怎麼提了，這是佛教和佛學在中國發展的第二階段。
在中國近代史中也有類似的情況。嚴復是對於西方文化有比較真正的瞭解的人。他翻譯了許多書，他的翻譯方法就是「格義」。他翻譯了一段原文，就寫一段按語，用一些中國原有的思想加以說明，這就是「連類」。例如邏輯，他原來翻譯為名學，這是和先秦的名學家相聯繫。後來做翻譯工作的人，提出了另外幾個譯名。人們覺得都不合適，於是改為音譯。邏輯這個名字就通行了。這標誌中國人對西方哲學有了進一步的瞭解。
佛教和佛學在中國發展的第三階段是宗門。這個宗就是禪宗。它不是和隋唐諸大宗派並行的，而是它們的對立面。它不是像其他宗派那樣信奉一部佛經，信奉一部佛經作教條，對它做咬文嚼字的研究，而是不信奉一切佛經，打倒一切佛經。它認為一個人的心就是佛，從一個人的心中直接發出的聲音，比任何經典都有權威。禪宗的和尚都不學習佛教的經典，認為那些東西都是糟粕。可是他們把禪宗祖師的話都記錄下來成為語錄，他們都學習這些語錄，這是禪宗內部的一個矛盾。以上所說，就是佛教和佛學在中國發展的第三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