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過江進入貴州省後，偵察員孔憲權遇到了麻煩。每天他都得遠遠地走在部隊前面，偵察地形，了解敵軍部署，估量路途中高山和江河的艱難程度。他有時穿軍裝，但更多的是穿便服，竭力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孔憲權是在湖南出生和長大的，在與湖南毗鄰的貴州省，他只要一開口，人們就會發覺他是“外鄉人”。還有，在湖南，他可以和大家一樣用扁擔挑東西；而現在，來到貴州境內，他必須象貴州人一樣地用背簍背東西。如果他“露了餡”，就會被抓去槍斃。
越過湘江是夠艱難的了。但紅軍過江為什麼很不順利，偵察員孔憲權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原因之一是用了浮橋。馬和騾子對浮橋很不習慣，以致驚恐萬狀，途為之塞，隊伍出現了混亂。當紅軍一半人馬過了江，一半還在對岸等待渡江時，國民黨的飛機進行了猛轟濫炸。這樣，紅軍的損失當然很大了。
孔憲權告訴我，爬老山界也不是一件輕松愉快的事。這座當地人所說的老山可能有五千英尺高，上山時坡陡路長，下山時坡也陡，但路程短。山路狹窄，戰士仍只能排成單行前進。據說，上山三十裡，下山十五裡。他們這時才明白“裡”是個“活數”。中國老百姓說“裡”，是隨著路途艱難的程度而變化的。上山的“裡”只有下山“裡”的一半。不管這個“裡”是如何算法，“老山界”是很難爬的。根據陸定一的回憶，隊伍上山只走了四分之一的路程天就黑了。肚子餓了。沒有干糧，也無法做飯。黑暗中，隊伍不知為什麼停止不前了。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戰士們站在那裡睡著了。最後才知道，有人傳話說，前面有一段危險的峭壁，有些人和牲口掉了下去，大家要等到天亮才能走。陸定一定在紅星縱隊的後面，紅星縱隊裡有許多重要的老干部。大家時醒時睡地過了一夜，隊伍才又出發了。昨天沒有吃晚飯，今天也吃不上早飯。
湘江一戰之後，傷員大大增多，許多人都被抬在擔架上。但是，當隊伍來到前面那一段名叫雷公巖的峭壁時，不論多重的傷員都要從擔架上下來，在別人的幫助下才能爬上陡峭的雷公巖。雷公巖與地面幾乎是九十度直角，上面只有寬一英尺的狹窄石階作為通道；峭壁實在太陡；紅軍傷員無法坐擔架上去；許多馬都摔斷了腿，躺在懸崖之下呻吟。傷員們在別人的幫助下，緩慢而又痛苦地爬上石巖，一次只能上一個人，有些是被推上去的，有些是用繩子拉上去的。牽馬往上走就更困難了。有的人用盡了所有的氣力也未爬上去。有些馬連同馬夫一道跌了下去。陸定一認為，紅星縱隊的婦女們的勇敢是誰也比不上的，她們照顧傷員，扶傷員爬峭壁，如果沒有她們堅實的肩膀，許多傷員就完了。
曾憲輝是江西省的一個貧苦農民，他從未見過如此貧瘠的山地。紅軍開始向貴州挺進時，就進入非漢人居住的地區。紅軍來到苗族居住的地方；苗族是少數民族，原居住在漢人居住的地方，後被趕到這些偏僻多山的丘陵地帶，過著十分貧苦的生活。婦女們無法定出家門，因為她們沒有衣服穿。她們一絲不掛地待在屋裡，蜷縮在燒草的灶旁，炊煙從屋頂的隙縫中冒出去。十七八歲的大姑娘赤身裸體在田間勞動。許多人家三四個成年男子才有一條褲子。一開始，苗族人對紅軍都很害怕，紛紛從家裡逃到山裡。躲藏起來。對他們來說，軍隊就意味著奸、淫、燒、殺，意味著擄掠、搶劫大米和小米。
這個地方盛產鴉片。正如曾憲輝所說，十五歲以上的人幾乎個個都抽大煙。男人、婦女和青少年都坐在茅屋前，目光呆滯，吸著鴉片；男人和青少年下身還纏著一塊布，婦女身上連塊遮羞布也沒有。棕褐色的鴉片象曬干的牛糞一樣堆在棚子裡。這裡看不到溫馴的水牛在稻田裡精耕細作，而是由農民自己拉木犁，或者用瘦骨嶙峋的黃牛拉犁。有時還可以看到一些年輕姑娘趕著幾條沒精打采時續地在粘乎乎的泥地裡耕作。貧苦農民住的的房屋，牆是用木條塗上泥巴做成的，屋頂鋪著茅草。有錢人家比較好的房屋，用烏木建造；灰瓦鋪頂，屋簷象飛鳥展翅一般。這裡的草堆好像小丑的尖頂帽子。在這裡看不到江西的樟樹，只有梧桐樹。
鴉片這東西最壞不過了。那時貴州的鴉片已到飽和狀態。它使這些赤貧如洗的窮人變得遲鈍，渾渾噩噩，喪失勞力，鴉片也侵蝕了當地的軍隊。貴州軍閥部隊被稱為“雙槍兵”每人一定步槍，一支煙槍。
在討論紅軍應當到什麼地方去、下一步應往哪裡走時；鴉片卻起了令人信服的特殊作用。因為大多數地方軍的素質差，吸鴉片使他們的戰斗力降到了最低點。這對紅軍是有利的因素。
人們說貴州是“地無三尺平，天無三日晴，人無三分銀”。這大體符合實際。這些農民從法律上說不是奴隸，但在許多方面，他們連奴隸都不如。他們沒有土地，從生到死一輩子都欠地主的債，沒有別的出路。如果有人要，他們就賣孩子。將女嬰悶死或溺死是司空見慣的事。男孩子賣不出去也被弄死；；孩子們的價格是浮動的。一九八三年，一位在貴州出生的華僑回到自己的故鄉。他七歲時被人販子用五塊銀元買去”這個價錢已經很不錯了。人販子把他帶到香港，又轉賣了四次。最後，他終於逃走，去了美國。去年他回到貴陽時已是七十五歲的老人了。
一九三四年寧貴州的嬰兒死亡率大約是百分之五十。由於嬰兒死亡率太高，孩子剛出生是不慶賀的，至少要到滿月才慶賀。貴州人的平均壽命是三十歲。由於這個地方太窮，所以地主和農民之間的差別不大，至少在苗侗這樣的少數民族之間是這樣。所有的人都是文盲。
朱德有一個筆記本，上面寫了他對農村的印象；關於貴州；他寫道：
“玉米和少量的白菜是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老百姓窮得吃不起糧食，……老百姓自稱‘干人’——什麼東西都被搾干了。三種鹽：闊人吃白的，中等人家吃褐色的，窮苦大眾吃黑鹽巴。……
到處都是又黑又爛的茅草屋。玉米稈和竹片編成小門。……老百姓從地主舊谷倉地裡挖掘陳米。和尚稱之為‘神米’——老天爺給窮人的米。”
貴州農村的貧困狀況給農民出身的曾憲輝出了難題。作為干部，他的任務之一是監督沒收那些富有的地主和富農的財產；然而在貴州東部，他找不到多少地主和富農。對於少數民族，紅軍又有嚴格的規定。處理少數民族問題要十分慎重，因為他們曾經受到漢族地主的殘酷剝削。一九八四年，曾憲輝還記得當年的情景，那些衣衫襤褸；幾乎—絲不掛的人們蜷縮在路旁。紅軍把從地主那裡沒收來的衣服分給他們。至於鴉片，曾憲輝記得，當時打開存放鴉片煙土的倉庫，讓大家全拿走。他說紅軍不需要鴉片。
曾憲輝的回憶也許不完全准確。鴉片在這個落後地區是值錢的東西。有的紅軍戰士回憶說，他們曾用鴉片當作貨幣去購買生活必需品。當時在貴州，鴉片通常代替貨幣流通。曾憲輝記得很清楚，紅軍沒有銷毀鴉片。他說：“我們打開地主的庫房讓農民把鴉片拿走，因為這些東西是他們用勞動和汗水生產出來的，是屬於他們的。”
從於都河開始長征之時起，紅軍指揮部裡就出現了緩慢而微妙的變化。損失慘重的湘江戰斗之後，指揮員之間的爭論越來越激烈；這時毛澤東越來越活躍起來了，他經常周王稼樣和洛甫商量問題；有些將領也悄悄地同毛澤東談問題。越來越多的下級指揮員表現出關切甚至驚恐。很明顯，由於傷亡實在慘重，部隊減員太大，因此重新整編，勢在必行。
周恩來是一個嚴守紀律、性情溫和、有教養的共產黨人。據人們所知，黨的規定凡已形成決議的，他總是堅決執行，從未抵制過。然而，這時他似乎也對李德失去了耐心，這是人們所知道的他對李德的第一次反抗。通常麻木不仁的李德也開始感覺到了這一變化。
紅軍過了湘江進入山區之後，軍事壓力減輕了。兩廣的地方軍隊確信共產黨軍隊不會進入他們的地盤，便掉頭回去了。湘軍似乎只是在紅軍的後衛虛張聲勢地騷擾一番而已。只有薛岳率領的國民黨嫡系軍隊繼續與紅軍齊頭並進，但他們也避免與紅軍交戰。
一天夜裡，在五嶺苗族縣城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約午夜時分，周恩來的警衛員魏國祿被一陣“救火！”，的呼叫聲驚醒了。他聽見火焰發出嘩嘩剝剝的聲響，急忙從床上跳下來，發現周恩來的住房著火了。他幫助周思來離開熊熊燃燒的房屋。這時，街上已擠滿了人。其他領導人也來了，其中有國家安全局局長鄧發。看來很可能是有人縱火。有三人被抓起來並就地槍決。但在紅軍宿營的苗族城鎮和村莊，每夜都發生神秘的火災。這場大火究竟是不是國民黨特務放的，始終沒有弄清楚。雙方都利用火災作文章，各方都指責是對方干的。
代替敵人槍炮威脅的是湘黔高原的天然障礙：險峻的山巒，危險的河流。還有部隊的極度疲勞，食物的醫乏和少數民族的敵對情緒。紅軍電台截獲內情報表明，如果紅軍部隊揮戈北上去同賀龍和肖克的部隊會合，就要一路同二十萬或者更多的國民黨軍隊作戰，其中十萬人已在湖南等候。雖然沒有全面清查過人數，紅軍知道自己的部隊已經減少到三萬人左右，這是很危險的。包括非戰斗人員，總數也超不過三萬五千人。
對這些問題，當時沒有時間進行有組織的討論。但是當部隊到了位於貴州邊界上的通道縣城時，召開了一次倉促的非正式會議，主要的軍政首腦人物都出席了。
人們通常說通道會議是十二月十一日舉行的。根據周恩來夫人的回憶，會議是在城外附近農村某處一家農民的廂房裡舉行的，當時這家農民正在舉行婚禮。李德說，這次會議是領導軍隊的黨的機構——軍事委員會的緊急會議。兩年多以前，毛澤東曾被軍委撤職，而現在，他又被請回來參加會議，並且立即起了主導作用。
討論的問題是，紅軍是否應該繼續按既定的路線向北前進與賀龍會合。關於通道會議，沒有文字記載——或者說，至今尚未發現文字記載。紅軍長征的文字記載在行軍途中很多都已失落，為減輕負擔，他們不得不把寶貴的文件和器材燒毀或投入江河之中。正因為如此，盡管事情是在半個世紀以前發生的，參加者的回憶卻變得越來越珍貴。
長征期間擔任紅軍政治部秘書處主任的徐夢秋，是一位上層社會學者的兒子。長征結束到延安毛澤東就指示他寫一部長征的歷史。一九三六年徐夢秋告訴海倫·斯諾，他已收集了七百份文件，其他幾乎全部丟失了。一九三八年他在上海發表了第一集有關長征的個人記載。他在過雪山時沒有受傷，但到達陝西後，雙腿凍傷，不得不截肢。他於一九三八年去蘇聯治病，回國後漸漸與共產黨疏遠。一九四五年後，他投入國民黨的懷抱。一九四九年，他在南京被解放軍俘獲後，在獄中死去。
由於缺乏文字記載，政治形勢多變以及對中共政治和軍事人物的態度不斷變化，至今還難以弄清長征中許多具體事實的細節。
盡管關於通道會議連一片紙也沒留下 (人們只是在最近幾年才慢慢知道舉行過這麼一次會議 )，它作出的決定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毛澤東參加了那次會議，這是他自一九三二年以來第一次在軍事委員會上發言。他建議紅軍放棄與賀龍會師的打算，改變路線，不向湘西北挺進，而揮師向西，而後向北，進入貴州。他認為到貴州情況要好得多，因為黔軍力量較弱，類似在廣西走廊遭受兩面夾擊的可能性極小，所以在貴州有可能獲得喘息的時間，以便整頓被打散的部隊，研究今後的行動計劃。而如果繼續按原定路線前進，就會遇上蔣介石部署來截擊的強大部隊。
會上幾乎沒有什麼爭論。朱德和其他軍事指揮官立即接受了毛的建議。其余的周恩來、王稼祥、李德也同意了。在李德表明同意之後，博古也表示贊成。長期以來紅軍領導人在一個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這還是第一次，更不用說是對毛澤東的建議了。不過，毛澤東向他們指出，采取別的辦法幾乎肯定會導致全軍覆滅。
紅軍在通道會議作出的改變行動路線的決定是至關重要的關鍵性的決定。說明了毛澤東等人“擔架上的陰謀”已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中國人開始團結在毛澤東的周圍，形成反對共產國際派來的德國顧問的陣線。李德說，在非正式的討論中，中國人說話太快，他聽起來有困難。第二天，他要周恩來跟他詳細說說，周恩來顯得不耐煩，說紅軍累了，需要休息，大概要到貴州才能休息。他從前同李德說話可從來沒有這麼生硬過。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紅軍又踏上了征途，向黎平挺進。
黎平位於貴州東南部，剛過湖南省邊境，是一座比較繁華的縣城，當時全縣人口約二十萬(一九八四年為三十七萬)。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旬，紅軍幾乎沒打一仗就占領了黎平，一軍團二師六團和三團首先發起進攻。主力部隊和中央軍委是十二月十五和十六日到達黎平的。毛澤東、王稼樣和洛甫先前曾一致同意，一有“合適的機會”就召開會議討論軍事計劃和方針。在匆匆召開的通道會議上，大家默認了這一決定。現在，軍事壓力暫時沒有了，最艱險的高山激流也已經越過 (指的是中國貴州這一地區最艱險的路程，實際上更艱難的歷程還在前頭 )。在黎平給養又比較充足，每個人都能吃飽肚子。這是難得的好機會。
十二月十八日晚，進黎平沒幾天就舉行了政治局會議。會議在紅軍總部舉行。總部設在黎平市中心一個徐姓商人的相當漂亮的店房裡，隔壁是德國路德教教堂。徐老板聽說紅軍要進城，早就逃離了黎平。那次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博古、王稼祥、洛甫、毛澤東、朱德和林彪都參加了。李德和其他領導人大概也參加了。會議開得很緊張，發言人都提高了嗓門。周恩來幾次發言，公開批評李德。毛澤東進一步闡述了他在通道發表的意見。他正式建議放棄北進與賀龍會合的計劃，而提出紅軍西進貴州，向貴州第二大城市遵義挺進，並在該地區建立一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他強調指出，現在紅軍不再受到湘軍的襲擊了，黔軍又有煙癮成疾的致命弱點。因此他建議在遵義召開一次正式會議。據說，李德又提出，如果能把國民黨部隊引開，還是可以北進的。李德借口有病，未參加黎平會議。他在會前向周恩來概述了自己的意見，他建議紅軍避開貴陽，因為有情報說，“國民黨六七個半機械化師”正向貴陽集結。他極力主張紅軍渡過烏江，把遵義作為同蔣軍作戰的臨時基地。李德的計劃(據三十年後的回憶)同毛澤東的計劃分歧不大。博古作了一番爭辯之後，會議接著便通過了毛澤東的方案。紅軍決定向烏江挺進，渡過烏江，向遵義前進，並建立新的根據地。
在黎平至少對兩支部隊進行了改編：紅八軍團的殘部並入後衛五軍團；取消“特別軍團”，即大部分附屬於中央縱隊的後備隊和後勤隊伍，其士兵被派去補充減員嚴重的部隊，包括三軍團。
十二月十九日，向二軍團、六軍團和四方面軍發了電報，向他們通報了兩項決議(改變行軍路線，向貴州挺進以及准備另開一次會議)。各軍團奉命作相應的配合。二軍團和六軍團向湘南挺進，意在牽制湘軍對主力紅軍的壓力。紅四方面軍則要向四川出擊，吸引川軍向北，使其放棄在黔西北作戰的計劃。此外還給在瑞金附近基地作戰的陳毅發去了通報。這個基地很快就要消失了。
十二月十九日晨六時，紅軍按照新的指示開始行動，到二十日，所有部隊均巳離開黎平地區向烏江前進。他們的行動相當順利，沒有遇到多少抵抗。烏江成為他們向遵義前進的主要障礙。
黎平會議結束了，會議作出的簡明扼要的決議得到了貫徹。沒有跡象表明李德意識到他指揮中國革命軍隊的日子從此宣告結束，除非他有了什麼疾病，可以得到某種心靈上的暗示，他所擔心的事情正在發生。毛澤東也未必意識到他當時已贏得了中國革命的領導權，而且後來便一直掌權，直至他生命的最後時刻。肯定也沒有別人想到這一點。事實上，除了少數幾個共產黨領導核心人員外，多年來無人知道曾經舉行過黎平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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