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夫人賀子珍在長征途中沒有與其丈夫一道行軍。按規定夫婦不能在一起，而且這個規定很嚴格。參加長征的紅一方面軍中只有三十名婦女幹部，女護士和女勤務兵也寥寥無幾。但並非其他各軍都是如此。四方面軍就有兩千名婦女，還組成一個婦女獨立團，該團在長征中曾經歷了一些殊死的戰鬥。
有關婦女的規定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朱德及其二十三歲的妻子康克清。在長征中，他們幾乎一天沒分開過，但這有其特殊的原因。康是戰士、優秀的射擊手，身帶兩支手槍和一支毛瑟槍。有時她肩扛三、四支步槍，以幫助勞累的戰士，從而做出了表率。
康克清是位健壯的農婦，漁民的女兒。一九二九年一月，就在朱、毛撤離井岡山之前，她在井岡山與朱德結了婚，當時她才十七歲。朱德這時已四十三歲。朱的原妻伍若蘭(一位革命婦女)已於一九二八年遭國民黨殺害。康克清從十五歲起就一直在井岡山戰鬥。
象大多數婦女一樣，她分到了一匹馬，但她很少騎。她背著額外的槍支徒步行軍。長征結束後，她對海倫-斯諾說，她覺得長征並不十分艱難，「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樣」。
大約五十年後康克清女士說：「我確實對海倫-斯諾說過這話。」
一九八四年康克清仍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強有力的、信心十足的領導人。多年來，她一直是中國婦女工作的領導人之一。她是演說家、決策人、政治家。她並沒有像她在長征中所期望的那樣一生從事軍事工作，而是獻身於重要的社會工作和政治工作。
她對長征的感受至今未變。
她說：「我很善於走路和騎馬。我總走在一群人前面幾十米，這群人中有蔡暢(另一名黨的婦女領袖)和幾位留過學的黨員。他們整天談論他們的經歷，談論在國外的學習情況，吃過的好東西以及去過的地方。
「他們每天談呀，笑呀！還開玩笑。和他們在一起感到鼓舞。他們不斷地說笑，有時還唱《馬賽曲》。我確實對海倫-斯諾說過，長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樣。與這麼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在她的同伴中，不論是男的還是女的，與她有同感的人卻並不多，大多數認為長征是一次艱巨而又危險的行動，自始至終都是如此。
賀子珍由於懷孕，便與大多數婦女一起被分配在休養連。她只有在週末或在駐軍休整的幾天裡才與毛見面，而這種休整在初期是極少的。他們可能比別的夫婦見面機會略多一些，但也多不了多少。自從井岡山時期以來，「星期六晚上見面」的規定一直在執行。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顧丈夫，則可以例外。除此之外，這—規定在長征中從來沒有改變過。
倖存下來的措揮員和醫務人員都堅持說，長征中不存在任何嚴重的兩性關係問題。部隊行軍途中接觸婦女的機會不多，當然，主力部隊中也沒有多少婦女。一九三六年朱德卻告訴過海倫-斯諾，在長征初期，確有強姦的問題。後來由於嚴明了紀律，這種現象得以控制。強姦犯經軍法審判後當場處決。部隊到達延安後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但是，當時在陝北城鎮居民中，梅毒仍很流行。
儘管紅軍的領導人原則上已經打破了有關兩性關係的所謂封建觀念，但紅軍仍有濃厚的清教徒色彩，幹部戰士未經正式批准不得結婚。幹部和軍官獲准才能結婚，但並非輕易能得到批准的。
很多年之後，毛澤東與賀子珍之間產生了離婚問題，黨不得不進行審議，並對於是否允許離婚作出裁決。紅軍在極大程度上是由青少年組成的。約百分之五十四的戰士都在二十四歲以下。據傅連璋大夫估計，百分之九十的人未曾有過性生活的經歷。危秀英是個黃花閨女，曾被賣給人家當童養媳，她記得當她和一位年青戰士一起趟水過河時，引起了那位戰士的驚慌。她的黑裙子一直捲到臀部，這位戰士喊道：「你受傷了嗎 ？」她意識到，他看到了她的月經排血。他不知道婦女還來月經。在這方面許多戰士與他一樣無知。
不僅是無知和規章制度限制了男女之間的關係，此外還有一種志同道合和患難與共的精神。身材嬌小的劉英(當時尚未與洛甫結婚)說，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沒有兩性那種感情。
「有時，」劉英說，「我們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在一起生活，有時在同一張床上睡覺。我們都不脫衣服。敵人離得那麼近，我們又是那麼累。我們找不到睡覺的門板，精疲力竭地一頭倒在草堆上便睡著了。」
這就是為什麼領導幹部中不論男的還是女的，都對李德的性要求感到極為不快。李德於一九三三年十月抵達中國時，滿以為紅軍與其他軍隊一樣，他指望有隨軍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覺。但在蘇區沒有妓女。他們於是便努力為李德找個女性伴侶，可這也無濟於事。中國婦女很快就對他退避三舍，說他長得太肥大，太粗暴，使她們肉體上受不了。
李德的寓所離共青團機關的宿舍不遠。當時共青團的一位領導人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對這位年青婦女垂涎欲滴，想與她同枕共眠。他主動給她送禮。 (中國人對李德的怨言之一就是他的伙食和供應比任何人都好。 )李德的作法實在不夠策略，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識到他在搞什麼名堂。一些同志，可能還包括翻譯伍修權在內，採取措施挽救了局勢。他們找到了一位年青的農婦名叫肖月華，當時她在胡耀邦身邊工作。胡現任黨的總書記，當時在共青團機關工作。
肖月華長得並不漂亮，但是她賢惠壯實，便成了李德的「出征夫人」。在紅軍控制蘇區期間，他們一直住在一起。但在長征開始後、她像大多數婦女一樣，被送往休養連。這就引起了麻煩，不論是肖月華還是李德都不識事務。他們不僅自己吵架，肖月華還與周圍的女同志吵架。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和康克清等人花費了不知多少時間來平息風波，但都無濟於事。
康克清五十年後說：「他們怎麼能相處得好呢？他們怎麼交流？李德根本不會說中國話，而她只會講中國話。他們怎麼辦呢？叫伍修權給他們翻譯嗎？我不知道肖月華內心是怎麼想的。但他們怎麼共同生活呢 ？我想，作為李德的妻子，她是把李德看成第三國際和革命代表的。但他們卻沒有共同語言。
「然而她還是湊合著與她丈夫一起生活了。我們有一句老話——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中國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對肖月華嗤之以鼻。「她充其量只不過是個鄉巴佬，」她說，「她是傅連璋大夫的勤務兵，沒有多少本事。」丁玲說紅軍有責任使李德得到適當的照料。他需要女人，紅軍便給他提供了一個。她說；「他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肖月華隨李德到了延安。她甚至在他指導下學會了烤麵包。她還給他生了個兒子。這孩子長得挺黑，毛澤東開玩笑說：「這可無法證實日耳曼民族優越的理論了。」海倫-斯諾報道說，最後，肖月華提出要與李德離婚。這是個醜聞百出的過程。肖月華要求給她六百元的贍養費。離婚要求被批准了，但她是否得到了贍養費，我就不知道了。她後來到了長沙，在那裡工作了多年。於一九八三中去世。她死後，胡耀邦親自過問，滿足了她生前要求。
長征過來大多數的夫人都不操持家務。康克清宣稱她從來沒有照料過朱德。他有貼身警衛為他做飯縫補，也為她做飯。康克清沒有當過家庭主婦。她的父親是漁民，一貧如洗，家裡把每一個出生的女嬰送給另外一家貧苦農民——甚至是分文不取的白送。女孩子便成為僕人、雇農或守著鍋灶的家奴。康克清生下後剛滿月便送了人，她奴隸般地生活，直到十五歲才逃出去參加了紅軍。朱德的身世也一樣，他家有五名嬰兒都因養活不起而被溺死。他自已被送給一家沒有後嗣的親戚，並進了一個地主子弟學校讀書。他如是個女孩子，一出生就會被溺死。也許正因為朱德和康克清有過共同的遭遇，才使他們這樣情投意合。康在與朱德結婚前一直是個普通戰士。當時她本應做政治工作，長征前夕，她正好在一個擁有八百名戰士的營裡，營長在一次進攻中陣亡，戰士們讓她來指揮。他們擊敗了敵軍。紅軍稱她為「女司令員」。她無意安居下來生兒育女。長征結束後，她就埋頭學習，希望成為一名高級軍官。
賀子珍則不同。她喜歡照料毛澤東，而且一有機會就這麼做。她善於烹調，為毛製作他愛吃的湖南風味菜。毛澤東非常喜歡吃辣椒，特別是賀於珍做的辣椒湯。「不喜歡紅辣椒，你就成不了好的革命者。」毛澤東喜歡對李德這麼說。李德則喜歡醋溜肉和酸白菜，為此李德極不願聽毛澤東這句話。
賀子珍相貌雋秀，有點脾氣，是個熱情奔放的革命者。長征開始時，她二十四歲。她與毛在井岡山相會時僅十七、八歲。
賀子珍並非毛澤東的原配夫人。毛的父親曾強迫他在十五歲時就娶了一個比他大四、五歲的媳婦。他順從地按禮儀拜了堂，但是拒絕接觸那個年青女人。她的名字從未透露過(因為這是一次沒有圓房的婚姻)。
賀子珍也不是毛澤東的第一個愛人。他的第一個愛人和第一位真正的妻子是他的老師的女兒。這位老師便是楊昌濟教授，毛澤東跟隨他到了北京。在北京毛開始信奉馬克思主義；幾乎在同時也熱烈地愛上了楊開慧。楊開慧是個身材苗條，才華出眾的女子，比毛澤東小八歲，她立志獻身於建立新中國的事業。兩人對革命志同道合，並攜手合作。
毛澤東和楊開慧一類的青年人蔑視中國的舊習俗。他們嘲笑中國傳統的婚姻制度。一九一九年，毛的知心朋友及革命同志蔡和森與年青的湖南姑娘向警予 (很多人後來都把她看成革命的化身 )在去巴黎的船上相遇，並開始相愛。他們以自己的方式結了婚。他們在巴黎舉行婚禮，並照了結婚照片。照片上除了小兩口之外，前面還放著一本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照片下面順序寫著「向」、「蔡」兩個字，這兩個字包含著有趣的雙關意義：既是他們兩人的姓，又可解釋為「向上的結合」。大家看到新娘的姓寫在新郎的前面，既驚訝又贊同。在革命者中，這對夫婦的命運最為悲慘。向警予在漢口的法租界被捕，並被押交給國民黨。國民黨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清晨四點殺害了她。蔡和森於一九三一年在香港被捕，也被押送給國民黨，國民黨殘忍地把他的手腳釘在牆上，用棍棒把他活活打死。死後還把他的前胸和肚子切成了碎塊。
毛澤東和楊開慧對傳統婚姻的反抗沒有他們兩個朋友那麼強烈。他們只是宣佈他們「試婚」。他們一起生活了許多年，開慧生了三個兒子。一九二二年出生的毛岸英是一位才貌雙全的青年，一九五零年在朝鮮被一顆美國炸彈炸死。一九二三年出生的毛岸青，一九八四年仍生活在北京，已與一位叫邵華的女子結了婚。據某些人說，開慧的第三個兒子毛岸龍是一九二七年在武漢出生的。
一九二七年毛澤東舉行秋收起義的時候，把開慧留在了長沙，從此以後兩人再也沒有見面。一九三零年十月。開慧住在長沙東郊時遭國民黨軍隊逮捕。她和長子毛岸英一起被關進監獄，國民黨企圖讓她背棄毛澤東。她拒絕了，於是便遭到酷刑。當時岸英可能也在場。她於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十四日在長沙瀏陽門外被刑警處決。一個名叫陳玉庭的護士把毛岸英帶回了家。毛澤東的妹妹毛澤建(實際上是堂妹)是地下工作者，她比開慧被捕得早，於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在衡山遭殺害。她們兩人的死是沒有相互聯繫的，但兩人都與毛有關係。開慧的殉難則與一九三零年九月毛奉第三國際之命對長沙發動一次未遂的進攻直接有關。在毛的軍隊被趕出長沙後，國民黨省長下令在長沙逮捕和處決了許多共產黨人和共產黨嫌疑分子，楊開慧便是其中之一。
據「文化大革命」期間貼出的一張大字報說，毛澤東的幾個兒子由一位姑姑照看。一位基督教牧師也曾經照看過他們。孩子們被帶到上海，進入一所由共產黨秘密監護的學校。但是學校被暴露了，警察把孩子們趕到街頭。毛澤東的幾個孩子顛沛流離，靠乞討和賣報為生。他們露宿在街頭巷尾和破舊的廟宇裡，在廟宇門口貼上一張紙標說：「我們能講故事——一個故事一分錢。」孩子們最後得救了，被送往延安。
毛在同開慧離別之前的幾年裡已經難得同她見面。他們常常在不同地方擔任工作。離別後，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對開慧的思念日益深切。，——九五七年，發表了一首題為《蝶戀花》的悼念開慧的詩詞：「我失驕楊……淚飛頓作傾盆雨。」
一九二七年，毛澤東和賀子珍在並岡山相遇。她是個剛從福音教會中學出來的優秀生，身材苗條，充滿活力。她加入毛在井岡山的隊伍之前就已在當地農民秋收起義中作過戰。
不僅僅賀子珍本人是個革命者(她於一九二六年十六歲時就加入了共產黨)，她的全家在其父親的影響下都從事革命工作，她父親是個開設茶館的小商人，但也是主張變革的愛國者。共產黨放棄江西，踏上長征之路的時候，賀子珍的父親是遭國民黨報復屠殺的首批人員之一。賀的一家住在井岡山北面永新縣的黃竹嶺，屬紅軍的作戰地區。賀子珍的母親是位聰明能幹的人，主持家務。從一九二七年起，賀家的其他成員都投入了革命工作。賀子珍的四個兄弟都參加了革命。其中之一當地下交通員，在送信時被截獲，遭殺害。妹妹賀怡，於一九二七年加入共產黨，同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結婚。毛澤東和賀於珍一九三二年在瑞金生下的兒子小毛，後來留給賀怡和澤覃撫養。一九三五年毛澤覃在江西遊擊戰中犧牲後，賀怡把小毛留在福建的一個農民家裡，這個孩子——直沒有找到。一九五零年，賀怡在福建尋找小毛時，死於車禍。
賀予珍是在八月十五中秋節那天降生的，她父母因此給她起了一個嬌滴滴的、富有詩意的名字「桂圓」。在中國，桂是八月的意思，而桂圓即龍眼，與荔枝差不多的一種水果。她長大成人後，覺得桂圓這個名字「太軟綿綿了」，便改為子珍，意為珍貴的孩子。她長得很漂亮，可算得永新城裡的一位美人，白嫩的皮膚，明亮的眼睛，活潑熱情，又嫻熟詩書。她是學校裡最早從事革命事業的女子之一。她領導同班同學剪去長辮，推倒了廟宇神憲裡的菩薩。她高昂圓潤的聲音和善於表演的才能更使全縣的人望塵莫及。她是永新縣中遭國民黨通緝的首批人員之一。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她參與領導了三個縣的起義，使監禁在獄中等待處決的二十八名共產黨員(其中包括她的一個哥哥)得救。賀子珍他們在起義時僅有幾支老式步槍，但是他們鬧得滿城風雨，終於取得了勝利。( 井岡山王佐這幫土匪也參與了這次行動。)
賀子珍就在井岡山地區活動，後來跟隨毛澤東上了山。不久她便從事敵後的危險工作。有一次她不得不裝成奄奄一息的病婦人才使自己免遭逮捕。另一次，她在執行一次偵察任務時，把遭伏擊的毛澤東和朱德救了出來。她跳上一匹馬，雙手各握一支手槍，一口氣奔馳了十幾里，轉移了敵人的注意力，使毛和朱德得以脫險。
像這樣的事跡使賀子珍在游擊隊中出了名。在井岡山早期鬥爭中，賀子珍多次與其他男同志們一起並肩作戰。
毛澤東和賀子珍在一九二七年相遇不久，就在井岡山共同生活，但是直到一九三零年楊開慧犧牲後才算正式結婚。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是女兒，出生於和江西省接壤的福建邊界地區。一九二九年七月至十月，毛身患瘧疾，在這裡的一座山上養病。這個女孩出生的具體日期和地點不詳，也許是龍巖縣的古田。
毛澤東在贛南和閩西南的根據地尚未牢固地建立起來。他一恢復健康，就迅速轉移。孩子交給當地農民照料。據說一九三二年，他曾尋找過這個女孩，但沒有找到。時值漳州一仗，戰鬥就發生在毛澤東遺留孩子地區的南面。毛的另一個孩子是個男孩，一九三二年出生於瑞金，名叫小毛，長征時也留下了。一九三三年賀子珍又早產了一個男孩，是由博連璋大夫接生的。但是這個孩子沒有成活。
長征時賀子珍在西行途中，又懷孕了。毛澤東在極艱苦的條件下盡力保護她免遭長征之苦。紅軍突破蔣介石的第一道和第二道封鎖線之後，他派他的貼身警衛吳吉清和王亞堂去照料賀子珍。賀在休養連，毛在幹部團。兩人雖相距不遠，卻無法見面。
毛澤東自激進的學生時代起，就是婦女平等權利的積極擁護者。他最早的著作之一就是談這個問題的。他創造了這樣一句話：「婦女能頂半邊天。」然而，他並不是長征的總負責人，主力部隊三十名女幹部的生活每況愈下，簡直就像走向陰間地獄一樣。不論由誰來管，都弄得一團糟，什麼事情也搞不好。許多早期發生的問題都是涉及一些基本生活問題，如食物的分配和搬運，由誰來背米，誰來做飯，以及做多做少等等。婦女們都很年輕，但沒有幾個是象康克清那樣結實的農婦。她們整日整夜在嶙峋的山間小路上行軍；往上爬三千尺，往下走兩千尺，再往上爬三千尺；越過一座高山，又去一個長達三英里的崎嶇山口，就這樣翻來覆去。哎 ！這些婦女她們哪來這麼大的勁呀！
博古的夫人認為她的經歷是典型的。長征開始時，她二十七歲。她工人出身，祖父的職業是掏糞，並把糞便賣給農民。十一歲時，她被賣給一位工程師，充當童養媳。十四歲時，她逃了出來，在工廠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六小時。一九二七年上海大屠殺之前，她加入了共產黨，被派往蘇聯。她在蘇聯待了四年，與博古結了婚。在去蘇聯前她已在蘇區工作了一年。
她有兩個孩子，在莫斯科生了一個男孩，在上海生了個女孩，現在第三次懷孕了。在長征前約一個月的一次空襲中，一塊彈片擊中了她的頭部。她流產了。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她與其他人一道撤出瑞金時已基本恢復健康。
過了三四年，當她回憶長征初期的情況時，就覺得往事不堪回首。「行軍非常艱難。」她說，「我的雙腳疼得很厲害，不得不每天用熱水洗腳。」
由於組織工作沒有做好．婦女們得不到足夠的食物。整天飢腸轆轆。男人們則宣稱婦女的待遇比男的好，公平分配給她們的米袋也不背。「於是，男女同志之間發生了口角。」博古的夫人說。
接著，試用了新的編隊辦法。把婦女們單獨編隊，由博古的夫人當隊長，楊尚昆將軍的夫人李伯釗負責糧食補給。實行了嚴格的紀律，不得自由散漫。情況果然有了很大的好轉。但是。正如矮小的危秀英說：「對婦女來說要艱難得多。我們每天都困難重重，每天的日子都不好過。」
毛澤東從於都帶回的小劉英被分配在中央縱隊的第三梯隊( 在第二梯隊的是休養連，行軍中大多數婦女分在休養連)。
第三梯隊是一支後勤部隊。這支部隊的五千名男的扛著沉重的印刷機、制幣設備、郵票印刷機、製造槍支彈藥的工具等。第三梯隊的戰士大多是新兵或非軍人。搬運這些輜重的人有些入了伍，有些沒有。要完成這些任務是不可思議的。即使把印刷機和工具部件拆開，一個齒輪、一個機器外殼或一台鑽床也往往要由六個人來抬。然而，羊腸小道常常連兩個人都走不開。行軍又大都在晚上，一下起雨來，道路泥濘易滑。由於敵軍離得太近，又不能點燃火把，經常有運輸人員連人帶物從一千英尺的懸崖峭壁摔下，物毀人亡。
長征開始後一、兩天，一些運輸員便開始開小差溜回家去了。士氣低落。他們看到面前是愈來愈陌生和險惡的深山。他們覺得再也找不到返回江西的路了。天黑之後．他們便不聲不響地潛蹤匿跡……。小劉英等人必須設法制止所面臨的隊伍癱瘓的危險，但實際上他們是無能為力的。
五十年之後．劉英苦笑著承認：「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
擔子是那麼重，道路又是那麼崎嶇曲折，走了整整一夜也只不過能前進五里路。這支後勤部隊拉下的距離越來越遠了。包括第四突擊團在內的戰鬥部隊以及後來因戰果輝煌而出名的襲擊隊，不得不來保護笨重的行李車免遭蔣軍的攻擊。這簡直就像一部糟糕透頂的西部影片的鏡頭：印第安人越來越迫近，而沒有第七騎兵隊前來解救。
劉英與這些運輸人員一道行軍，在休息時，她還要努力鼓動，以提高他們的士氣。她要給那些精疲力盡、思家心切、半饑半飽和常常神思恍懈的人們灌輸革命熱情。
「招募運輸人員很困難，」她回憶說，「很難雇到，也很難徵募到。」許多人的肩、背磨破了，疾病纏身，體質虛弱。他們擔心，如繼續同我們走下去，他們或他們的家屬會遭到敵人的報復。」
即使是劉英鋼鐵般的精神也無法消除運輸入員的頹喪情緒。他們開始甩掉背上沉重的負荷。已經沒有那麼多壯漢來運送所有的輜重了。隊伍必須採取某種措施。
三十名女幹部中無一人在長征中犧牲。有些人就說女幹部在長征中沒有干多少事情，而李一氓對這一說法表示難予苟同。再如李伯釗，她本人是參加長征的中存者，她的評價看來比較中肯。直到去年她七十二歲時，談起革命征途中的女同志、女英雄和烈士們，她仍充滿敬意。
她談到了蔡暢，蔡暢是名門閨秀。她是清代著名將領曾國藩的後裔。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他在南京屠殺了十萬太平軍。蔡的母親有剛強的個性和堅定的政見。五十歲時，她與富商丈夫離婚，進入小學，完成了學業。其子女成為共產黨人，受她的影響極大。蔡暢在長征期間一直把她母親的一張舊照片帶在身邊。
中國沒有比蔡暢一家更為革命的家庭了。她在著名的周南女子師範學校讀過書，這個學校是一個殷實地主朱劍凡捐助開辦的。李銳說：「朱在今天會被稱為『民主人士』。」他很激進，把自己的很多房子和花園贈給學校使用。( 他的女兒朱仲麗後來與受了傷的王稼祥結婚。他另一個女兒與肖勁光——新中國第一任海軍司令結婚。)這個學校的另一名學生向警予，她後來與蔡暢的哥哥蔡和森結了婚。
蔡暢及其兄長蔡和森，按照與毛澤東共同發起的第一期勤工儉學計劃，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前往巴黎。他們的計劃是「拚命唸書，拚命翻譯」。他們的母親也去了。他們從親戚處籌款六百元作為旅費。蔡和森受到新興的法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強烈影響，可能是選擇共產主義的第一位中國學生。他和周恩來同是中國共產黨歐洲支部的創建人。蔡暢於一九二三年加人中國共產黨。她的哥哥對毛澤東有很大影響。他們同是湖南人，又是同班同學。蔡和森在歐洲、毛留在中國期間，兩人書信來往極為頻繁。蔡暢、蔡和森與毛澤東是非常密切的摯友。他們三人曾一同發誓都不結婚——可是誰也沒有遵守誓言。
一九三七年海倫-斯諾在延安見到蔡暢時，她一家已有三人被蔣介石殺害，另有兩人身陷圖圖。她到國民黨地區從事地下工作，一旦暴露也必定送命。她當時舉止文雅，表情生動，說起法語略有點口齒不清，她一輩子都是如此。只有在細看之下，才能從她深透的棕色雙眼中看出憂傷的神色。
蔡暢對於長征沒有任何怨言。正如李伯釗所說，她意志堅強，給她備了一匹馬，但她很少騎。而是讓給傷病員騎，她認為他們更需要馬。那時，她二十四歲，身材纖瘦，但她翻越了五嶺，她和劉英一道行軍，也像劉英一樣，不僅翻越了五嶺，並且在漫長的二萬五千里崎姬道路上進行宣傳鼓動，提高長征戰士們的士氣。康克清把蔡暢講的故事和笑話稱為「精神食糧」。
「我為什麼要說起蔡暢呢 ？」李伯釗反問道，「因為她深得婦女以及我們大家的尊敬和愛戴。」
一九八四年蔡暢仍生活在北京，時年已八十四歲。她的健康狀況不佳，雙目已經失明。但是她仍盡力工作。如果說長征有什麼聖徒的話，那末，這個聖徒便是她——
亦凡圖書館掃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