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敘述過五國大借款的經過和借款內容。這筆借款簽定之日，正是宋案發展到最高潮時，因此使國民黨人士對於大借款的反對，非常激烈。
對於袁世凱來說，大借款成功有幾個重要含意：（一）是解除了財政上的困難。民國成立後，政府最嚴重的困難便是財政方面，大借款雖然有各種限制，可是畢竟在許多方面的支出可以依賴這筆錢了；（二）民國成立後，迄未被世界各國承認，大借款簽署後，袁領導的政府便和各國有了事實上的往還，袁可以驕傲地對國人說，外國人是相信袁世凱的；（三）有了錢就可以對付政敵，宋案雖下不了台，可是政治上是要講實力，袁有了錢就可以收買軍火、收買刺客、收買議員、收買軍隊，換句話說，就可以放手對付反對他的人。
在國民黨來說，袁政府所簽訂的借外債條約，當然損失利權很大，何況袁事前既不與國會籌商，事後復規避國會質問，玩國民於股掌，視議會如寇仇，清朝專暴所未敢出者，竟見諸於袁政府。尤其在刺宋案中得到洪述祖給應桂馨電稱：希望大借款成功，可以執行替袁鋤除異己的證供，所以反對得尤其激烈。
反對儘管反對，袁卻有必須達到目的的決心。袁的財政總長周學熙在通電答辯中，就向黃興說出很不客氣的話，電云：「……黃先生為手創民國的元勳，一言而為天下重；學熙奉職無狀，敢不引咎自責，惟有肉袒面縛，敬候斧鉞而已。」這個電報言外之意，就是要國民黨不必再進行反對，袁政府是決心要借這筆外債，有本事只管拿出真刀真槍來，看誰勝誰敗。
民國2年5月2日，袁世凱批准國務總理趙秉鈞的辭呈，派陸軍總長段祺瑞代理。段是袁的第一號心腹大將，由段來代理內閣總理，好像故意給人一個印象，這是個「戰鬥內閣」，必要時不惜以武力征服南方。
段祺瑞這時才49歲，代理國務總理不過是幾個月時間，袁好像故意讓他來扮演一幕「喊打喊殺」的鬧戲。果然在國會反對大借款的高潮時，5月5日段代總理率領很多武裝士兵出席眾議院，答覆借款問題的質問。議員們看見了兵，不由得都倒抽了一口冷氣。有幾個議員心平氣和地說：「我們現在不是質問借款合同應不應該成立，而是要請政府注意，這個借款合同，依照手續，應該交給參眾兩院核議。」段上將很乾脆地答覆說：「木已成舟，無庸再議。」他說完之後便立即離開了眾議院。
袁在大借款已經有把握後，態度便公開激烈。2年4月7日，北京參謀部曾密電山東都督周自齊和駐魯辮子軍統帥張勳，吩咐他們作好動員準備，以供必要時的調遣。這個命令都附帶一筆是絕對保密，不可向其他人等洩露。張勳奉到命令後，就立即把若干客車和貨車扣留下來，周自齊部見到辮子軍擅扣車輛，以為辮子軍要造反，也匆忙地拆毀了一段路軌以阻止辮子軍南下。辮子軍又錯誤地認為山東軍是他們用兵的對象，乃加以監視，雙方防區的接近地點竟發生了局部開火，消息傳到北京，參謀部急忙打電報分別解釋，雙方才知道是：「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認得自家人。」
這顯示在大借款成立前，袁已安排對國民黨用兵的軍事準備，只等戰費一有著落，炮聲就會響起來。
這期間的袁世凱，口中常掛著「亂黨」名詞，很顯明的，袁口中的亂黨就是影射國民黨；又掛著「暴民」名詞，所謂的暴民也就是暗指國民黨黨員了。而國民黨方面對袁也不客氣，以「國賊」回敬他。
5月3日袁以大總統名義，通令嚴捕圖謀內亂黨徒：
「……近閱上海四月廿九日路透電，稱有人在滬運動第二次革命，諄勸商家助捐籌餉，反對中央。又英文《大陸報》稱上海有人運動滬寧鐵路，預備運兵赴寧各等語。被閱之餘，殊堪駭怪，雖西報登載，風聞不必實有其事，而既有此等傳說，豈容坐視亂萌。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國民，須知總統向稱公僕，與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勞逸迥殊，但使眾望久孚，即能被選，何用借端發難，苦我生靈。倘如西報所言，奸人乘此煽亂，釀成暴動，則是擾亂和平，破壞民國，甘冒天下之不韙。本大總統一日在任，即有捍衛疆土、保護人民之責，惟有除暴安良，執法不貸。為此令行各省都督、民政長，轉令各地方長官，遇有不逞之徒，潛謀內亂，斂財聚眾，確有實據，立予逮捕嚴究。其有無知愚民，或被人誘脅，或轉相驚擾者，一併婉為開導，毋得稍涉株連。特此通令知照。此令。」
同日又通令各省維持治安：
「……近日迭接各處電文，語極離奇，淆人耳目。一為前農林總長宋教仁被刺案，因洪述祖與應夔丞往來函件，影射國務總理趙秉鈞；一為五國借款告成，誤認議院未經通過，並疑及監督財政，市虎杯蛇，深堪駭異。宋教仁被刺一案，業經趙秉鈞通告說明，五國借款一案，亦由財政總長詳細宣佈，閱者酌理准情，當能瞭然於兩事之真相。乃有不問是非，不顧虛實，竟將立法、行政、司法各機關一筆抹倒，憑個人之成見，強舉世以盲從，直欲釀成絕大風潮，以遂其傾覆政府，擾亂大局之計，豈共和國民當如是耶？……為此通令各省督、民政長，通行曉諭，須知刑事案件，應俟司法機關判決；外債事件確經前參議院贊同，豈容散佈浮言，坐貽實禍。本大總統有維持治安之責，何敢坐視擾攘，致無以對我國民也。此令！」
袁世凱既然撕破了臉，公然向國民黨尋釁，遂於2年5月15日，根據陸軍部的呈文，下令取消黃興上將名銜，同時嗾使陝督張鳳-、晉督閻錫山、直督馮國璋、奉督張錫鑾、魯督周自齊、豫督張鎮芳、護隴督張炳華及提督馬安良、護軍使張行志等，聯名通電，毀詆黃興和贛、粵兩督為：「不惜名譽，不愛國家，讒說橫行，甘為戎首。」張作霖則指責黃興「傾覆政府，損害國體」。雷震春和趙倜則誣黃興因爭總統不成而搗亂。而袁本人公然正面攻擊孫中山和黃興。據5月24日《時報》所載：
「袁向其親信說：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無本領。右又是搗亂，左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付託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自信政治軍事經驗，外交信用不下於人，若彼等力能代我，我亦未嘗不願，然今誠未敢多讓。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國民黨誠非儘是莠人，然其莠者，吾人未嘗不能平之！袁作此語時，有梁士詒、段芝貴、曾彝進三人在座。梁囑曾以個人資格往告國民黨人，袁謂可即說是袁慰庭說的，我當負責任云云。」
袁有個習慣，他每次要有行動時，總要把北洋軍搬出來炫耀一番，以達其先聲奪人的目的。這時他也故計重施，採取了同一手腕，第一步驟是指使北洋軍將領發表聯合電報，痛罵以國民黨為多數黨的國會，對大借款問題無理取鬧，不顧大體。第二步驟是專對黃興，硬說湖北季雨霖叛變是黃興所指使，張勳通電捏造黃興派人到兗州運動軍隊，把黃興說成是好亂性成的搗亂派。第三步驟是馮國璋、姜桂題、段芝貴、張勳等聯名通電：「枕戈待命」。同時北洋系組織了七省聯盟以對抗國民黨的四省聯盟。在一片瘋狂叫囂中，有人建議由各省軍人推戴袁為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
袁的軍事部署是這樣的：派倪嗣沖為安徽清鄉督辦，由河南向安徽邊境進發；派毅軍趙倜與第六師李純兩部集中河南、湖北交界的武勝關；又派海軍艦隊游弋於九江上下游一帶，其目的在進攻國民黨控制下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
5月15日取消黃興上將頭銜，6月9日免江西都督李烈
鈞職，6月14日免廣東都督胡漢民職，6月18日令粵漢川漢鐵路由交通部直轄，准督辦岑春煊辭職，6月30日免安徽都督柏文蔚職。江西、廣東、安徽省形式上是國民黨的勢力範圍，而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又都是國民黨黨員。
袁的這些行動，顯示他已和國民黨正式破裂，大局至此，遂不可收拾。
袁和國民黨決裂後，舉足輕重的是湖北的黎元洪。黎雖舉足輕重，但他一直為國民黨人所輕視，自張振武案後，更為國民黨人所不諒，因此，在這兩大勢力之間黎必須選擇一條路。由於張振武案他已入了袁的網罟，所以他在這戰雲瀰漫時，向袁遞上一道降表，中有：「元洪惟知服從中央，長江下游，誓死拄-，決無瞻顧，倘渝此盟，罪在不赦！」袁給黎回電，極盡敷衍：「世凱若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見，罪亦不赦。」
這一對冤家，後來又變成了兒女親家，現在則互相發誓以強化互相勾結。袁、黎兩人的勾結對於袁這次用兵的成敗，是一個大關鍵。因為湖北居中國要衝，是南北戰爭的樞紐地帶，黎元洪的傾向可以成為雙方勝敗重要關鍵之一，黎元洪既然敞開大門讓北洋軍進入湖北，所以第六師得以安全迅速地通過武勝關，一步一步移動到「長江之腰」的田家鎮，矛頭指向江西。
在6月9日袁撤免李烈鈞的江西都督時，就同時發佈命令，以黎元洪兼領江西都督事，以歐陽武為江西護軍使，升授中將，以陳廷訓為江西要塞司令，加中將銜。歐陽武和陳廷訓都是江西將領。
袁的這道命令相當狠毒，用黎兼領江西都督，不但是眼前的借刀殺人計，而且也是未來的調虎離山計。因為目前這麼做，使國民黨更恨黎元洪，黎勢必只有一面倒向袁的懷抱，待經過一段時間後，便可再發佈一道人事命令，命黎專任江西都督，而免去其湖北都督的兼職，使黎離開他的根據地武昌。黎雖號稱老實人，可是在對他自己有切身利害時，他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他堅決不肯「兼領」，並極力保舉歐陽武繼任江西都督。
黎既然表示擁護袁，於是乃致電黃興和胡漢民、李烈鈞、柏文蔚等，電云：
「……元洪與諸公，昔為生死患難之交，今為唇齒輔車之勢，感赴援之厚誼，杯通好之真誠，區區此心，萬不至捨舊謀新，去近圖遠。惟外觀世局，內審國情，但知以國利民福為前提，以保育共和，維持統一為宗旨，不忍南北稍形決遠行，友邦公認，諸公手造民國，永垂無上榮譽，否則內部繭裂，強敵剖分，民國不成，諸公前此勳名，亦將安在？……元洪恃在夙好，敢貢罪言，情盡於斯，尚祈矜察。」
黎雖然向袁遞了降表，可是促成袁、黎結合的，不能不歸功於兩個人，一個是章炳麟，一個是饒漢祥。
刺宋案鬧得下不了台時，章曾給袁一函，其最後一段是：「誠能決心以去宵小，推誠以待人才，保全倡義之元勳，倚任武昌之夾輔，何不樂為？」這倚任武昌之夾輔，就是強調袁必須和黎合作。以革命時期曾坐過牢，文名滿天下，又有「民國彌衡」綽號的近代國學大師章炳麟，在湖北人心目中，不失為一個偶像，他的言論毫無問題是有極大影響力的，他獨獨垂青於袁，兼及黎氏，這種無形中的宣傳力量，是能夠使人盲從的。
至於饒漢祥，其聲望雖次於章炳麟，但信用較好。他是黎夾袋中重要人物，原籍湖北廣濟，曾以舉人游福建，辛亥年不得志而歸，住在武昌斗級營小客棧中，窮得只剩一條寡褲帶，有人向黎推薦，遂成為黎的文膽。民國元年11月，黎任饒為內務司長，但國民黨人不喜歡他，罵他是「癮君子」，他連氣帶嚇，跑回原籍，行前給黎留別信有句：「昨日一朵紅雲，從空中飛下，譬如乞兒得平天冠，幾至驚懼無措。漢祥一念既寒，前緣俱寂，無妄之禍，愚者不取。已星夜束裝歸里，如有復我者，有如此水！」饒躲在鄉下，黎派員持手書慰問，使饒深感黎的高厚，更把國民黨恨之入骨。民國2年6月19日，黎命饒代理民政長，9月25日改為署理，不料湖北省議會也一致反對，饒又氣返鄉下，又做了一篇「萬緣俱寂，有如此水」的文章。饒鑒於省議會對他不好，他乃想到北京游宦，他提議本省人不做本省官，袁借此大為嘉獎，因之饒便更趨向袁了。
民初黎當選副總統時，饒代他擬通電，有：「元洪備位儲貳」一語，後來他任民政長，下車文告有：「漢祥法人也」一語，當時有人以此二語撰成一聯，是：「黎元洪篡克定位，饒漢祥是巴黎人。」
一章一饒，由於他們推波助瀾，使袁、黎的結合，便更為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