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的悲劇成全了袁世凱，甲午戰後清廷上下痛定思痛，把所有的詬責都集中在李鴻章的身上，也把所有的好感都集中在袁世凱身上；大家認為袁世凱在朝鮮是成功的。實際上也是事實，袁在朝鮮12年，替朝鮮練新兵，安定朝鮮的亂局，重振清廷的聲威，他的表現處處都顯得他出人頭地，高瞻遠矚。73歲高齡的李鴻章也很看得起這個後輩，並不因袁受人推崇，自己卻受人攻擊而對袁不好，相反地更賞識袁，處處提攜袁，想培植這個比自己兒子還年輕的袁世凱為自己的繼承人。
這就替袁世凱開闢了北洋之路的一條大道。當時的北洋大臣實際是清廷中央的實力人物，李鴻章是那個時期清廷最重要的人物，袁世凱在他的卵翼下一步一步往上爬。對袁來說，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不止是多采多姿，而且也得心應手。
當袁未拜命赴小站練兵時，他留在天津，有時也去北京，他利用這個短暫的閒暇，編寫了一本兵書，當然不是他自己執筆。中國的文人以「知兵」才能達到出將入相的地步，自諸葛亮以至曾國藩、李鴻章，莫不是書生而統御雄兵。袁世凱既然能為朝鮮練新兵，當然也可以撰兵書，他的這部兵書，現在已絕了版。由於他的「兵書」編成，於是他便儼然以「文武雙全」而見重於那個時代了。
甲午戰後，舉國已在求「變」，開明的知識分子，以上海和香港為中心，倡導變法。清廷中也有一二特出的大臣，主張革新；前有郭嵩燾、曾紀澤，後有薛福成等，都認為世變日亟，治世之法必須適應潮流。不過這些洋務派都因遭受到守舊派的排斥，所以不能大用。
袁世凱本身是一個複雜而具有雙重人格的人，他是舊勢力中的新人，可是也是新勢力中的保守分子，因此在舊派中他被賞識，不被排斥，而對於新興的勢力來說，他們看袁仍不失為一個肯接受新潮流新思想的人，所以也很喜歡他。在那個新舊蛻變的時代中，袁是騎牆派，正因為他的騎牆，使他成了一個政治軍事上的寵兒。
在黯淡的甲午戰敗後的清廷，最當務之急的，莫如重新整軍經武了。因此，就在《馬關和約》簽署後的六個月，清廷的五個最重要的大臣醇親王奕-、慶親王奕-、軍機大臣翁同-、軍機大臣李鴻章、軍機大臣榮祿等會商練建新軍工作，而袁世凱也被受命負責起草計劃和規章。不久他受任主持訓練新軍事宜，這位曾在朝鮮督練新軍的中年人，便開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業——小站練兵。
馬關之恥，使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了這個刺激，因此不只清廷中求變，一般社會上的青年，也激起了求變的高潮。如林則徐的學生馮桂芬，著《校-盧抗議》，主張對外不鄙視，不恐懼；對內選拔人才，注重輿論，廢除八股，加強地方政治。另有香港《循環日報》主筆鼓吹變法，讚美日本的制度，主張中國急須改變取士、練兵、學校、律例四種舊制。鄭觀應著《盛世危言》，曾和孫中山先生談過改革中華的抱負。何啟著《中國亟宜改革政法論》、《新政始基》、《新政變過》、《新政安行》等書。這位何啟在英國留學十多年，後居香港創辦雅麗氏（Alice）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孫中山先生曾就讀西醫書院，起義時並曾得何啟助力。胡禮垣是和何啟合作撰寫上述各書，總稱《新政真銓》。陳虯著《治平過議》、《報國錄》。他們都主張成立國會，行君主立憲制。
此外，到中國訪問的外國人，如上海廣學會的英人李提摩太，在甲午戰後曾游北京，先後晤見李鴻章、孫家鼐、翁同-、張蔭桓、恭親王、剛毅等勸說變法，提出教民、養民、安民、新民四個號召，並盼清廷設西學科，用西人為顧問。他的建議未能為清廷接受。
所有這些在野的求變呼聲，並未能使清廷接受。而觸角能碰到清廷當政者的，則是康有為、梁啟超等在北京聯絡各省應試舉人一千餘人，公車上書，反對馬關議和，主張遷都再戰，變法自強，西法練兵等。雖然他們的要求未被上達，但他們所掀起的狂瀾則震動了那個時代。
康有為原名祖貽，字廣廈，號長素，是廣東南海人，咸豐八年二月初五（1885年3月19日）出世，家世是書香世宦，少有大志，致力於經世之學，想作中國儒家的聖人。他雖不懂洋文，但接受力極強，六歲從番禺藺鳳儀讀四書及《孝經》，遂有志於聖賢之學。他好讀不倦，先在深山讀書，後游大江南北，研究當時傳教士所譯的西洋法政史地等書，他為了達到變法的目的，曾寫了兩本著作：《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來支持他變法思想，以免傳統的中國讀書人反對。他說西漢末年劉歆偽造古文經，是用來支持王莽代漢的，這本書只能算做是王莽時代的新學，假托古書不過是想打倒當時的漢學而已；至於孔子所說的三代德政，也是假托古代來改變當時的法制。所以康有為的結論，是自古以來便有變法之事，孔子也是一個改革家。
康有為除了在思想上抬出一套東西來支持他變法而外，他希望得到皇帝的賞識，來實現他的理想。他子解當時清廷的守舊人物都包圍在西太后的周圍，要想突破這個守舊圍牆以獲得慈禧太后的支持，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他便用全力向清德宗光緒皇帝下功夫。當時慈禧已經撤簾不親政事，光緒又是一個憂憤國事的青年皇帝，康有為先後八次上書，終於得到了光緒的刮目相看。
清末的新興力量，共有三大支：一個是袁世凱在小站練兵，以北洋正統力量自居，是個徹底反動和投機分子；一個是康有為的君主立憲，變法維新，是個進步的機會主義；還有一個則是光明正大的革命運動，由孫中山先生領導。
孫中山先生於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年11月12日），誕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家世業農，13歲以前完全受中國舊式教育。14歲隨母赴檀香山念教會中學，三年畢業，再入奧荷學院。1885年回國，1887年入香港西醫書院。1892年以成績各科全部100分畢業，時年27歲。他在求學時，以及畢業後行醫時，均致力於民族革命運動。由於他的背景既不同於純粹中國傳統文化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也不似康有為、梁啟超等的間接受西洋文化的皮毛，所以他所倡導的革命運動、革命主張，是既能吸收西方政制文化的優點，又能發揚中國優秀傳統的精華。
孫中山先生決心從事革命運動是自中國對法戰敗之年（1885年）開始。那時孫中山先生還在唸書，可是已經奔走革命了，這時大家都以為他是怪物、瘋子、強盜。附和他的同志只有陳少白、尤少褲、楊鶴齡三人，當時人們稱之為「四大寇」。其實他們在這一期間只是借課餘鼓吹革命，無所忌諱，可算做革命言論時代。
甲午戰後，清廷的腐敗暴露無遺，這時孫中山先生才決定傾覆清廷，創建民國，於光緒廿年（1894年）十月赴檀香山和美洲創立興中會。表面上只是一個民間講求富強的學術團體，暗中則佈置革命行動，設乾亨行於香港，設農學會於廣州，擬以武裝起義，襲取廣州。不幸因為由香港運槍械至廣州，被海關搜出手槍600餘支，事機敗露，同志陸皓東殉難，株連而死的有丘四和朱貴全，被捕的有70多人。這是光緒廿一年九月初九日（1895年10月26日），是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而犧牲的第一次。
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先生潛返香港，但在香港已不能居留，香港英政府以「從事政治活動」把孫中山先生驅逐出境，為期五年。孫中山先生乃偕陳少白、鄭士良同渡日本，小住橫濱，並赴檀香山、美洲、歐洲各地向華僑宣傳革命。這時華僑風氣閉塞，對革命的大道理也不十分瞭解，因此孫中山先生所過之處不太受華僑歡迎。當孫中山先生由美洲前往英國時，竟在倫敦被清使館誘捕，扣居使館，幸得英籍老師康德黎仗義營救，才告脫險。由於這次事件震驚國際間，遂使孫中山先生聲名大噪，而在國際間和華僑們都知道中國有了一個革命領袖。
在這期間，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在國內影響並不大，因為這時候正是康有為、梁啟超在奔走維新運動的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有膽量能接受維新運動已很難得，敢談革命的實在是微乎其微。
這就是當時窮則變的內在形勢，至於外來壓力呢？
甲午戰爭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關鍵，甲午戰前，中國雖因鴉片戰爭於道光廿二年（1842年）和英國訂有《江寧條約》，但經過了16年，咸豐八年（1858年）才和英、法兩國分別訂立了《天津條約》，又經過了27年，光緒十一年（1885年）才與法國訂立了《越南條約》，條約中賠款的數字也不太大，所負外債總共不過684萬餘鎊。自從甲午戰後，情勢日非，俄、德、法三國以壓迫日本退還遼東與中國之故，紛紛向滿清要求報償：帝俄強租旅順、大連，又以華俄道勝銀行東清鐵路等關係，囊括了滿洲大部分權利，蒙古也被視為己物；德國強佔膠州灣，要求99年的租借權，同時攘奪山東全省的路礦權利。法國也要求廣州灣99年的租借權，同時要求雲南和廣東、廣西不得割讓給其他強國。英國在遠東的侵略手法非常靈活，一方面租借威海衛以對抗帝俄，並且分減德國在山東的力量；一方面又租借九龍以抵製法國，同時更進一步要求清廷不可把長江沿岸各省租借和割讓給別的國家；至於日本，除了根據《馬關條約》割讓台、澎外，由於列強在中國都劃分了勢力範圍，因此便要求把福建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美國沒有在中國領土上打主意，只從經濟上著眼，其對華政策，就是於光緒廿五年（1899年）由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籲請列強同意，也因為這個政策才使當時的中國倖免於被瓜分。可是中國雖未亡國和被瓜分，但因戰敗而負擔的軍費賠償，簡直駭人聽聞，當時官吏貪污已使人民困頓萬分，對外戰爭更增加了中國人民的嚴重擔負。
由於甲午之戰引出了戊戌維新；維新的反動則是庚子拳變。甲午戰後16年清朝即趨於滅亡，可見甲午之役影響歷史的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