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存在於西班牙和西藏那樣的僧侶制度，對文化來說，那是一種癆病。它乾脆扼殺生命。簡單地說，它削減人口。進修院，等於受宮刑。那已在歐洲成了災害。此外，還得添上經常加在信仰上的粗暴手段，言不由衷的志願，以修院為支柱的封建勢力，使人口過多家庭的子女出家的宗子制，我們剛才談過的那些橫蠻作風——「地下室」，閉住的嘴，封鎖的頭腦，多少終身在地牢裡受折磨的智慧，服裝的改變，靈魂的活埋。除了民族的墮落以外，還得加上個人所受的苦難，無論你是誰，你在僧衣和面紗——人類發明的兩種裝殮死人的服飾——面前，你總會不寒而慄。
可是，在某些角落和某些地方，出家修道的風氣竟無視哲學，無視進步，繼續盛行在十九世紀光天化日之下，更奇怪的是苦修習氣目前竟有再接再厲的趨勢，使文明的世界為之震驚。一些過了時的團體還想永遠存在下去，那種倔強的想法，就像要人把哈喇了的頭油往頭髮上抹的那種固執，把發臭的魚吃到肚裡的那種妄想，要大人穿孩子衣服的那種蠻勁，像回到家的殭屍要和活人捆抱的那種慈愛。
衣服說：「你這忘恩負義的人！我在風雨中保護過你。現在你為什麼就不要我了呢？」魚說：「我出身於大海。」頭油說：「我是從玫瑰花裡來的。」殭屍說：「我愛過你們。」修院說：「我教養過你們。」
對那一切，我們只有一個回答：那是過去的事。
夢想死亡的東西無盡期地存在下去，並採用以香料防止屍體腐爛的方法來管理人群，修整腐朽的教條，在法寶箱上重行塗上金漆，把修院修繕一新，重行淨化聖器匣，補綴迷信上面的破綻，鼓動信仰狂的勁頭，替聖水瓶和馬刀重行裝柄，重行建立僧侶制度和軍事制度，堅信社會的幸福繫於寄生蟲的繁殖，把過去強加於現在，那一切，這好像很奇怪。可是確有支持那些理論的理論家。那些理論家，而且還都是些有才智的人，他們有一套極簡單的辦法，他們替過去塗上一層色彩，這就是他們所謂的社會秩序、神權、道德、家庭、敬老、古代法度、神聖傳統、合法地位、宗教，於是逢人便喊：「瞧啊！接受這些東西吧，誠實的人們。」那種邏輯是古人早知道了的。羅馬的祭司們便能運用那種邏輯。他們替一頭小黑牛抹上石膏粉，便說：
「你已經白了。」
至於我們，我們處處都心存敬意，也隨時隨地避免和過去發生接觸，只要過去肯承認它是死了。假使它要表示它還活著，我們便打它，並且要把它打死。
迷信、過分虔誠、口信心不信、成見，那些魑魅魍魎，儘管全是鬼物，卻有頑強的生命力，它們的鬼影全有爪有牙，必須和它們肉搏，和它們戰鬥，不停地和它們戰鬥，因為和鬼魅進行永久性的鬥爭是人類必然的聽天由命的思想之一。要扼住鬼影的咽喉，把它制伏在地上，那是不容易的事。
法國的修院，在十九世紀太陽當頂時，是些陽光下梟鳥的窩。修院在一七八九、一八三○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發祥地的中心鼓吹出家修行，讓羅馬的幽靈橫行在巴黎，那是種違反時代的現象。在正常的年代，如果要制止一種過時的事物，使它消亡，我們只須讓它唸唸公元年代的數字便可以了。但是我們現在絕不是在正常的年代。
我們必須鬥爭。
我們必須鬥爭，也必須有所區別。真理的要旨是從不過分。真理還需要矯枉過正嗎？有些東西是必須毀滅的，有些東西卻只需要拿到陽光下看清就是了。嚴肅而與人為善的檢查，那是種多麼強的力量！陽光充足的地方一點不需要我們點起火炬。
因此，現在既是十九世紀，那麼，無論是在亞洲或歐洲，無論是在印度或土耳其，一般說，我們都反對那種出家修行的制度。修院等於污池。那些地方的腐臭是明顯的，淤滯是有害的，發酵作用能使裡面的生物得熱病，並促使衰亡。它們的增長成了埃及的禍根，我們想到那些國家裡的托缽僧、比丘、苦行僧、聖巴西勒會修士、隱修士、和尚、行腳僧都在蠕蠕攢動，如蟻如蛆，不禁毛骨悚然。
說了那些後宗教問題仍然存在。這問題在某些方面是神秘的，也幾乎是駭人的，希望能讓我們細心觀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