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詹尼弗是在星期三領受學位的。遠遠近近的各門親戚紛紛從克蘭斯頓和福耳河城來了（有一位姑媽還是從克利夫蘭趕來的呢），大家都會集坎布裡奇，參加她的畢業盛典。根據事先商定，介紹的時候我不算她的未婚夫，詹尼也不戴訂婚戒指：這樣，回頭參加不上我們的婚禮，大家就是生氣，這氣至少也可以遲生幾天了。
「克拉拉姑媽，這是我的男朋友奧利弗，」詹尼就這樣說。往往還要補上一句：「他大學還沒有畢業。」
親戚們當然都要你捅捅我，我推推你，交頭接耳，甚至公然猜測，但是他們從我們兩人嘴裡可掏不出一點明確的消息——從菲爾那裡也探聽不到。菲爾也可以省得去談論無神論者的愛情問題了，我看這是他挺樂意的。
到星期四，我得到了哈佛的學位，跟詹尼學歷相等了——而且跟她一樣，也是「成績優異」。我還是班司儀，憑這個資格，我要率領全班畢業同學就座。這就是說，連那些超等生，那些「超超天才」，也都要跟在我的背後。我激動得真想跟這些才子們說，我今天做了你們的領隊，這就完全證實了我的理論：在狄龍體育館練一小時功，抵得上在威登納圖書館看兩小時書。不過我還是忍住了。高興，還是大家一起高興吧。
我不知道奧利弗-巴雷特第三有沒有來。舉行畢業典禮的那天上午，哈佛園裡有一萬七千多來賓，我總不見得拿望遠鏡一排排去找吧。發給我的兩張家長入場券，不用說，我給了菲爾和詹尼。不過，老石面人是校友，他自然也可以進來跟二六屆校友坐在一起。可是他有什麼必要來呢？我是說，銀行不是還要開門營業嗎？
婚禮就是在那個星期的星期天舉行的。我們所以不請詹尼的親戚來參加是有原因的，因為我們實在感到擔心：我們的婚禮上取消了聖父、聖子和聖靈，那些一貫虔誠的天主教徒恐怕要受不了。結婚的地點是在菲利普斯-布魯克斯樓，那是哈佛園內靠北邊的一座古老的建築。大學裡唯一神教派牧師蒂莫西-布勞維爾特主持婚禮。雷-斯特拉頓當然也來了。我還請了埃克塞特中學時代的一位好朋友傑裡米-內厄姆，他情願不進哈佛而進了阿默斯特學院１。詹尼請了布裡格斯堂的一位女朋友，也許是出於懷舊之情吧，她還請了「保留書」借書處的那個缺少點靈氣的高個兒同事。當然還有菲爾。
１馬塞諸塞州內地一所歷史悠久的大學。
我請雷-斯特拉頓照看菲爾。我是說，要盡量設法不讓他感到緊張。可斯特拉頓自己也不是那麼沉得住氣的！他們倆站在那兒，都顯得不自在極了，見了對方倒只有暗暗加深了自己原有的憂慮，擔心這場「自己來辦的婚禮」（按照菲爾的說法）會像斯特拉頓一再預言的那樣，「出個要命的大洋相」。原因只為詹尼和我要當面相對說幾句話！其實那年春天詹尼的一個樂友瑪麗婭-蘭德爾同一個叫埃裡克-利文森的美術設計學生結婚時，我們已經見到過這種儀式了。這種儀式確實挺美的，實際上我們當時就已經決心要倣傚了。
「你們兩位準備好了沒有？」布勞維爾特先生問。
「都好了，」我代表我們兩人說。
「朋友們，」布勞維爾特先生向來賓們說，「我們今天來為一對男女結為夫婦作個證。讓我們來聽聽他們想要在這個神聖的時刻念些什麼詩句。」
新娘先來。詹尼面對我站著，朗誦了她選的詩。那真是感人，特別是對我，因為那是伊麗莎白-巴雷特１寫的一首十四行詩：
１即詹尼跟奧利弗第一次見面時提到的那位英國女詩人勃朗寧夫人。
我們倆的靈魂昂然站起，挺然而立，
面面相對，默默無語，愈靠愈近，
直到伸長的翅膀爆出了火花……
我從眼角里瞟見菲爾-卡維累裡臉色發白，嘴巴也沒有閉攏，眼睛睜得大大的，又是驚訝又是崇敬。我們聽詹尼念到最後兩句，那簡直就是一，篇極有特色的禱告，她祈求
有個地方可以容身並且相愛，哪怕一天也罷，
哪怕一天之後便是黑暗一片，到了死期。
接下來輪到我了。要找一首能讓我念著而不感到臉紅的詩，那是很難的。我是說，我不能站在那裡念那些姑娘氣十足的詩句。不過惠特曼１的《大路之歌》裡有一節，雖然好像短了點，卻替我把話都說了：
１惠特曼（1819—1892）：美國著名詩人。
……我把我的手伸給你！
我把我的愛情給你，那比金錢還珍貴，
我把我自己給你，請教理或法律為我作證，
你肯把你自己給我嗎？你肯和我攜手同行嗎？
我們能不能彼此相守不移，終身不渝？
我念完了，房間裡是一片奇異的寂靜。接著，雷-斯特拉頓把戒指遞給了我，於是詹尼和我就自己念了婚誓，保證從今以後相親相愛，永不分離。
蒂莫西-布勞維爾特先生根據馬薩諸塞州授予他的權力，宣告我們結為夫婦。
回想起來，我們的「慶功宴」（照斯特拉頓的叫法）真是簡單得太「不簡單」了。詹尼和我堅決主張不搞香檳宴會之類，而且我們人又不多，在小酒店裡找上個雅座就都能坐下了，因此我們就到克羅寧店裡去喝啤酒。我記得，老闆吉姆-克羅寧也請我們喝了一杯，算是獻給「克利裡兄弟以後最偉大的哈佛冰球選手」。
「胡說，」菲爾-卡維累裡拳頭往桌子上一捶，不服氣了。「他比克利裡兄弟統統加在一起還棒。」菲利普從來沒有看過哈佛的冰球比賽，我相信他的意思無非是說，博比-克利裡或比利-克利裡不管冰上本領有多大，反正都不配娶他可愛的女兒。其實那時我們都已經喝醉了，也左不過是找個借口，想再多喝點兒罷了。
我讓菲爾付了賬。由於我作出了這個決定，難得誇獎我的詹尼後來還誇獎我知趣（「你將來一定很會做人，預科生。」）。不過，到最後我們開車送菲爾去上公共汽車的時候，就有點不愉快了。我是說，難免有些抹眼淚的事。他，詹尼，都哭了，說不定還有我；我已經記不得很多了，只記得那會兒是有點淚汪汪的。
總之，說了各種各樣的祝福話以後，菲爾就上了公共汽車，我們站在那兒揮手，直到車子開得無影無蹤。到那時候，我才忽然意識到了一個可怕的現實。
「詹尼，我們是合法的夫妻啦！」
「是啊，現在我可以做個凶婆娘了。」
十二
如果說有一個詞兒可以概括我們頭三年的日常生活的話，那麼這個詞兒就是「弄錢」。除了睡覺的時間以外，我們無時無刻不是用足了腦筋，在考慮怎樣才能湊得足夠的錢，把一切少不了的開支應付過去。通常也只能勉強做到收支相抵。根本沒有什麼羅曼蒂克可言。還記得奧馬爾-哈亞姆１那段有名的詩嗎？什麼樹蔭下詩一卷，麵包一塊，美酒一壺，等等，等等？以《斯科特論托拉斯》代替了那本詩集，你說我還會有多少詩意，去過那田園詩般的生活？啊，是天堂？呸，胡扯！真要叫我到了樹蔭下，我要考慮的是買那本書要多少錢（我們能不能買到舊的？）以及我們在哪兒（如果還有那麼個地方的話）可以掛個賬，弄到那份麵包和美酒。再有，就是我們怎樣才能湊足一筆錢，把債務徹底料理清楚。
１奧馬爾-哈亞姆（約1040—1123）：波斯詩人和天文學家，著有四行詩集《柔巴依集》（舊譯《魯拜集》。）
生活改變了。連最小的開支，也要經過腦子裡那個經常保持著警惕的預算委員會的審查，才能作出決定。
「嗨，奧利弗，咱們今天晚上去看看貝克特的戲１吧。」
１塞繆爾-貝克特（1906—1989）：出生在愛爾蘭、居住在法國的當代荒誕派劇作家。他寫的劇本以《等待戈多》（1954）最為著名。
「我說，得三塊錢。」
「你什麼意思？」
「我是說，你一塊半，我也一塊半。」
「你到底算同意還是不同意？」
「都不是。就是說要三塊錢。」
我們的蜜月是在一條遊艇上同二十一個孩子一起度過的。就是說，我每天一早從七點起，就駕駛一條三十六英尺長的「羅茲』型遊艇出遊，一直到我那些小乘客玩夠了才算結束。詹尼則給孩子們帶隊。那個地方叫做佩考特划船俱樂部，地點在丹尼斯港１（離海尼斯不遠），俱樂部有一個大旅館，一個遊艇碼頭，還有幾十所專供出租的房子。在其中一所較小的平房裡，我在想像中立了一塊牌子：「奧利弗和詹尼不談情說愛之時，即安睡於此」。用和和氣氣的態度侍候了一整天的顧客（因為我們的收入主要靠他們的小賬），詹尼和我還能這樣彼此和和氣氣，我看我們倆都應該受到表揚。我只是說「和和氣氣」，因為我實在找不出個形容詞來形容跟詹尼弗-卡維累裡相愛到底是怎麼個滋味。哦，對不起，應該說詹尼弗-巴雷特了。
１位於馬薩諸塞州東南的科德角，是避暑勝地。
在去科德角以前，我們在北坎布裡奇就找到了一套便宜的公寓。我把那裡叫做北坎布裡奇，其實嚴格說來，這個地方是在薩默維爾鎮的範圍之內。那幢房子，照詹尼的說法，已是「年久失修」。本來是一幢房子給兩戶人家住的，現在卻改成了四套公寓，租金雖然「便宜」，其實也根本不值這個價錢。可是做研究生的有什麼辦法？住房緊張啊！
「嗨，奧爾，你說消防部門為什麼還不把這幢房子宣佈為危險房屋？」她問。
「大概他們怕走進去，」我說。
「我也怕。」
「上回六月裡來你可沒怕呀，」我說。
（這段對話是九月裡我們回校以後講的。）
「那時我還沒有結婚。現在結了婚了，我認為這個地方無論如何太不安全。」
「你打算怎麼辦呢？」
「跟我丈夫說去，」她回答說。「他會想辦法的。」
「咦，我不就是你丈夫嗎？」我說。
「真的？拿出證明來。」
「怎麼個證明法？」我問，心裡可在想：不行不行，在大街上這麼鬧怎麼行？
「抱我進門，」她說。
「你總不見得會相信這一套胡鬧吧？」
「抱我進去，信不信以後再說。」
好吧。我一把把她抱了起來，托著她走了五級台階，到了門廊上。
「幹嗎停下？」她問。
「不是到門口了嗎？」
「沒有，沒有，」她說。
「我連電鈴邊上咱們的名字都看見了。」
「該死！這不是我們法定的門口。快上樓去，你這個窩囊廢！」
到我們「法定」的家門有二十四級樓梯；走到了一半光景，我就不得不停下來喘口氣了。
「你怎麼這樣沉？」我問她。
「你難道就沒想到許是我有了身子？」她答道。
這下子我就更喘不過氣來了。
「真的？」我好容易才說出了這兩個字。
「哈！嚇了你了吧？」
「沒有。」
「別騙我了，預科生。」
「對。剛才，是緊張了一下。」
我一直把她抱到了樓上。
這就是我能記得的同「弄錢」這個詞兒毫無關係的絕無僅有的時刻之一。
多虧了我那個光輝的名字，我們才能在一家本來不肯賒賬給學生的食品雜貨店裡開了個記賬戶頭。然而我的名字卻又在一個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害得我們吃了虧，那就是詹尼要去教書的那所學校：蔭巷小學。
「當然，本校的薪水是不能同公立學校比的，」校長安妮-米勒-惠特曼女士對我妻子說，接下來她又說了好些話，意思是巴雷特府上對「這方面的問題」反正是不會介意的。詹尼極力想打消校長的幻想，可是除了早就講定的三千五百元年薪以外，她所得到的也就只有那近兩分鐘之久的一連串「呵呵呵」了。詹尼說到巴雷特家的人也得跟別人一樣付房租，惠特曼女士還覺得詹尼真會說俏皮話哩。
詹尼把這些事情告訴我的時候，我就發揮了想像，提出了一些想法，設想惠特曼女士憑她這——呵呵呵——三千五百元，該可以撈到多多少少好處。但是接下來詹尼卻問我肯不肯退了學來養她，讓她進修教育學課程，好進公立學校任教。我通觀全局，鄭重其事地考慮了大約兩秒鐘，得出了一個簡潔明瞭的結論：
「扯淡。」
「看你多會說話，」我妻子說。
「那我該說什麼好呢，詹厄——也來一個『呵呵呵』？」
「算了吧。還是跟我學吃意大利麵條吧！」
我學了。我學會了吃意大利麵條。而詹尼的烹調手法也確實變化無窮，做出來的麵條總是別具風味。靠我們暑期裡掙下的錢，加上她的薪水，另外到聖誕節郵局的忙季我還打算去做一陣夜工，賺些外快，這樣幾下一湊，我們的日子倒也過得去。自然，我們有不少電影沒能去看（她還有不少音樂會沒能去聽），不過我們的收支總算碰頭了。
收支總算碰了頭，可是我們在生活道路上也處處都走到了頭。我是說，我們兩人的社交生活都起了劇烈的變化。我們還是在坎布裡奇，從道理上說，詹尼也可以跟她音樂圈子裡的朋友呆在一起。但是沒有時間啊。她從學校回到家裡已經筋疲力盡，還得把晚飯做起來（在外邊吃飯是絕對不予考慮的）。我自己的朋友也很知趣，從不來打攪我們。我是說，他們都不來邀請我們，免得我們也非回請他們不可——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我們甚至連橄欖球比賽也不看了。
我是校隊俱樂部會員，本來有資格坐在會員坐的五十碼線處的特座裡。可是一張票要六塊錢，去一次就是十二元。
「不對，」詹尼跟我爭，「是六塊錢。你別帶我，一個人去好啦。我對橄欖球一竅不通，就聽觀眾嚷嚷『加油呀』，可你卻歡喜這玩意兒，所以我非要你去看不可！」
「好了，本案到此結束！」我往往就這樣回答她，畢竟我是丈夫，是一家之長。「再說，這個時間我也可以用來學習。」不過，一到星期六下午，我還是會把半導體收音機貼著耳朵，把球迷們的助威吶喊聽上個半天，從地理上說這批球迷離我才一英里地，可是現在他們已經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了。
在同耶魯比賽的時候，我利用校隊俱樂部會員的特殊權利，給法學院的一位同學羅比-沃爾德弄到了座位。羅比感激涕零地離開我們的住處以後，詹尼要求我再給她講一遍，到底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坐校隊俱樂部會員專座。於是我就再一次給她解釋：不管是老是少，個大個小，社會地位是高是低，凡是在運動場上給堂堂哈佛立下過汗馬功勞的人都可以在那兒坐。
「水裡的也一樣？」
「體育明星就是體育明星，」我回答說，「地上水裡都一樣。」
「就是你不一樣，奧利弗，」她說。「你是個『冰凍了的』。」
我沒有接她這個話茬。我以為這無非還是詹尼弗嘴利，說句俏皮話頂頂你，我也不願意多琢磨她問哈佛大學的體育傳統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含義。譬如說，隱隱約約可能就有這樣的意思：雖然軍人體育場可以容納四萬五千觀眾，可只要是當年的運動員，就會全部去坐在那個特座區裡。全部去坐在那裡。老的，少的。水裡的，地上的——甚至還有「冰凍了的」。那些個星期六的下午，我所以不肯去運動場，難道僅僅就是為了省六塊錢？
算了，她心裡就是還有什麼別的想法，我也不想去多說了。
十三
謹訂於三月六日（星期六）下午七時慶祝巴雷特先生六十壽辰
敬備菲酌恭請光臨
奧利弗-巴雷特第三夫婦鞠躬
席設馬薩諸塞州伊普斯威奇鎮多弗莊
請賜回示
「怎麼樣？」詹尼弗問。
「這還用問？」我回答。我正忙於摘錄刑法上一個非同小可的判例——「珀西瓦爾公訴案」的要點。詹尼拿著請柬在我跟前晃啊晃的，想引起我的注意。
「奧利弗，我看是時候了，」她說。
「什麼是時候了？」
「你明明知道我指的是什麼，」她回答。「難道你非要他連跪帶爬到這兒來嗎？」
我繼續干我的事，任憑她編派我。
「奧利，他主動向你伸手啦！」
「扯淡，詹尼。信封是我母親寫的。」
「你還說你連看也沒看呢！」她幾乎是嚷嚷了。
好吧，就算我早先是瞅過一眼。也許是我忘了吧。要知道，我是在專心準備「珀西瓦爾公訴案」的提要啊，考試快要到啦。問題是她不該向我嘮叨個沒完。
「奧利，你想一想，」她說，現在她的語調像是在懇求了。「老爺子畢競六十歲了。到你終於想要和解的那一天，誰能擔保他還在世上呢？」
我斬釘截鐵地告訴詹尼，和解是絕對辦不到的，能不能請讓我繼續用我的功。她悄悄地坐下來，縮在我擱腳的軟墊的一角。雖然她沒有發出半點聲響，我還是馬上就意識到她是在那兒死死地盯著我瞧。我抬起頭來。
「有朝一日，」她說，「要是你兒子奧利弗第五跟你慪氣——」
「他的名字不會叫奧利弗，這一點你可以放心！」我對她大喝一聲。通常，我提高嗓門時，她是不甘示弱的。可是這回她沒有這樣做。
「聽我說，奧爾，即使咱們給他取名為小丑博佐，那小子照樣會怨恨你的，因為你是當年哈佛的體育大明星。到他上大學一年級的時候，你也許已經當上最高法院的法官了！」
我對她講，我們的兒子決計不會怨恨我。於是她問我：憑什麼這樣自信？我拿不出證據。反正我知道我們的兒子決不會怨恨我。至於到底為什麼，我也說不上來。而詹尼卻由此推斷出一個荒謬絕倫的結論，她說：
「你爸爸也愛你，奧利弗。他愛你，就像你將來愛博佐一樣。但是你們巴雷特家的人個個傲慢、好勝得要命，總覺得彼此有股怨氣，一輩子都解不開。」
「有你就不會了，」我用打趣的口吻說。
「對，」她說。
「本案到此結束！」我說，畢竟我是丈夫，是一家之長。我的眼睛又回到「珀西瓦爾公訴案」上，詹尼也站起身來，但這時她想起了：
「『請賜回示』的事兒還沒了結呢。」
我表示這樣的意見：一個專攻音樂的拉德克利夫學院高材生寫一封得體的短信婉言謝絕，大概無需專家指導吧！
「你聽著，奧利弗，」她說，「我這輩子可能撒過謊，或者騙過誰。但是有心要弄得誰心裡不痛快的事我可從來也沒有幹過。這種事我於不了。」
說實在的，在這當兒她只能使我不痛快，因此我客客氣氣地請她愛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這個「請喝回示」，只要這回音的內容實質是我們不去，要去除非是地獄上凍。說完，我就重新回到「珀西瓦爾公訴案」上。
「號碼是多少？」我聽見她聲音很輕地問。她已經拿起了電話。
「你就不能寫個便條嗎？」
「再過一分鐘我就沒勇氣了。到底多少號碼？」
我告訴了她，隨即就去專心研究珀西瓦爾向最高法院上訴的事了。我沒去聽詹尼打電話。確切地說是我竭力不去聽。她可畢竟就在這間屋子裡。
「哦，先生，晚上好！」我聽見她在說。是王八蛋接的電話？平日他不是該在華盛頓嗎？《紐約時報》最近有一篇人物側記明明這樣說的。該死的新聞報道真是越來越不像話了。
說一聲「不」到底要多少時間？
詹尼弗這個電話怎麼打了那麼久呢，說一個「不」字總用不到這麼多時間吧。
「奧利？」
她一隻手摀住話筒。
「奧利，難道一定得回絕？」
我點點頭表示一定得回絕，揮揮手催她把這勞什子趕快了結。
「我感到十二萬分抱歉，」她向電話裡說。「我是說，我們感到十二萬分抱歉，先生……」
我們！難道她一定要把我扯進去？她為什麼不能單刀直入把話講完就掛斷電話？
「奧利弗！」
她再一次摀住話筒，卻又說得很響。
「他傷心極了，奧利弗！眼看你父親心都碎了，你能坐在那裡無動於衷嗎？」
要不是她處於這樣的精神狀態，我會再一次向她解釋石頭是無心可碎的，不要把她那意大利地中海人看待父母的錯誤觀念搬到拉什莫爾山的巉崖上去。可她現在心煩意亂。而且搞得我心也亂了。
「奧利弗，」她向我懇求，「你隨便說兩句行嗎？」
跟他說話？詹尼準是發瘋了！
「我的意思是哪怕只說聲『哈羅』也行，啊？」
她把話筒向我遞過來，一邊竭力忍住眼淚。
「我決不跟他說話。永遠不，」我說時毫不動容。
這下她哭了。完全沒有聲音，就只見眼淚順著她的臉龐直淌。接著她就……她就苦苦哀求。
「奧利弗，看在我的份上。我從來也沒有求過你什麼。這一回我求求你。」
我們一共三個人。三個人都在等待（不知怎的，我總覺得我的父親也在跟前）。等什麼？等我？
我不能照辦。
詹尼難道不明白她的請求是辦不到的？若是任何別的事情，我都願意照辦，決無二話，就是這一件不行，這她難道還不明白？我眼睛望著地板，心裡亂到了極點，只顧搖頭表示堅決拒絕，可這時卻只聽見詹尼壓低了嗓門但按捺不住怒火衝我直罵，我還從來沒有聽到過她用這樣的聲氣說話：
「你是個沒心肝的雜種！」說罷，她才又提起話筒跟我父親把話說x：
「巴雷特先生，奧利弗希望你瞭解，儘管他的表現方式有點特別……」
她停下來喘口氣。她一直在抽泣，所以說話很費勁。我簡直呆若木雞，只得由著她把說是我「委託轉告」的話講完。
「其實奧利弗還是非常愛你的，」說完，她匆匆掛斷電話。
對於我在隨後一瞬間的所作所為，我實在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我只能說是一時的神經錯亂。不，我毫無理由為自己辯護。我的行為是永遠不可寬恕的。
我從她手中奪下電話，拔出插座，使勁一扔——把電話扔到了房間的另一頭。
「你簡直該死，詹尼！你怎麼不給我滾！」
我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好像突然變成了一頭野獸，止不住大口大口喘氣。大哪！是什麼鬼魂附上我的身啦？我轉身去看詹。
但是她不見了。
我是說，她已影蹤全無，因為我連她下樓梯的腳步聲也沒聽見。天哪，她準是在我搶電話的一剎那跑出去的。她的外套和圍巾都還在那兒。我感到一種不知如何是好的痛楚，但另一種痛楚比這更甚，那就是我意識到自己已經闖下了大禍。
我到處尋找。
在法學院圖書館裡，我在一排排坐著用功的學生之間東張西望，到處尋找，轉來轉去至少有五六回。儘管我一聲不響，但我知道我的眼神是那樣緊張，臉色是那樣嚇人，那個鬼地方整個都被我驚動了。還管它呢！
可是詹尼不在那裡。
我把哈克尼斯公共食堂的休息室、小吃部全部搜遍。然後又以全力衝刺的速度跑到拉德克利夫學院的阿加西斯堂，四下都找遍。也沒有。我到處奔走，恨不得兩條腿能趕上我心跳的頻率。
佩因堂？（可詛咒的名字１，簡直是諷刺！）樓下是練琴室。我瞭解詹尼。她生氣時常常蹦蹦地猛敲那該死的琴鍵。可不是嗎？但是，在她嚇得要死的時候又會怎樣呢？
１「佩因」（Paine）與英語「痛苦」（pain）同音。
長廊兩旁部是練琴室，走過這地方真能叫人發瘋。莫扎特和巴爾托克、巴赫和勃拉姆斯的樂曲從各個琴室的門裡漏出來，混成一片莫名其妙的鬼哭狼嚎。
詹尼，一定在這裡！
從一間琴室裡傳來狠命彈奏（是因為生氣吧？）肖邦一首前奏曲的聲音。我不由自主地在門口站住，猶豫了一會兒。那曲子彈得很糟糕：老是停下又開始，開始又停下，錯誤百出。在一次停頓時，我聽到一個姑娘的聲音在嘀咕：「扯淡！」這一定是詹尼。我把門撞開。
一個拉德克利夫女學生在彈鋼琴。她抬起頭來。原來是個怪難看的闊肩膀嬉皮士，她見我闖進去顯得很惱火。
「喂，你搞啥名堂？」她問。
「沒啥，沒啥，」我說著重又把門關上。
我到哈佛廣場上碰碰運氣。潘普洛納自助餐廳，湯美拱廊，甚至連海斯-比克館——很多搞藝術的經常上那兒去——處處都找遍了。連她的影子也沒有。
詹尼到哪兒去了呢？
這時地鐵已經沒車了，但剛才如果詹尼離家直奔哈佛廣場的話，她趕得上去波士頓的地鐵，到那裡能坐長途汽車去克蘭斯頓。
我把一枚兩角五分和兩枚一角的硬幣塞進投幣口時，已經快午夜一點鐘了。我在哈佛廣場售貨亭旁的一個公用電話間裡掛長途電話。
「喂，是菲爾嗎？」
「呃……」他睡意很濃地說。「誰啊？」
「是我——奧利弗。」
「奧利弗！」聽得出他吃了一驚。「詹尼出事了嗎？」他緊接著問。既然他問我，這不就表明詹尼不在他那裡？
「哦，沒有的事，菲爾，沒有的事。」
「謝天謝地。你好嗎，奧利弗？」
確信女兒無恙以後，他立刻恢復了那種隨和的語調，彷彿根本沒有從酣睡中被叫醒這麼回事。
「很好，菲爾。好得很。我好得很。我問你，菲爾，詹尼跟你最近有聯繫嗎？」
「不多，這鬼丫頭，」他回答的語氣平靜得出奇。
「你說什麼，菲爾？」
「媽的，這鬼丫頭應該多跟我通通電話才對。你也知道，我又不是外人。」
一個人如果可能同時既放心又驚慌，那麼我當時的感覺就是這樣。
「她在你身邊嗎？」他問我。
「嗯？」
「叫詹尼聽電話；我要衝她罵幾句。」
「不行啊，菲爾。」
「哦，她睡了？既然在睡覺，就別驚動她了。」
「噢，」我說。
「喂，小子，你聽著，」他說。
「什麼事？」
「克蘭斯頓難道就那麼遠，你們星期天下午都不能來？嗯？要不，我上你們那兒去也行，奧利弗。」
「哦，不，菲爾。我們來。」
「幾時？」
「找個星期天。」
「『找個』？不要對我耍這種花槍。孝順的娃兒從來不說『找個』，而說『這個』。就這個星期天，奧利弗。」
「好吧。就這個星期天。」
「四點鐘。不過要小心開車。就這樣說定唆？」
「說定了。」
「下次掛長途電話你可以讓我付賬，鬼東西。」
他掛斷了電話。
我呆呆地站在那裡，身處黑沉沉的哈佛廣場，猶同團守茫茫大海之中的孤島，不知道該上哪兒去，也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一個黑人走到我跟前，問我要不要「打一針」１。我心不在焉地回答說：「謝謝，不要。」
１指製成注射劑的毒品。
我不再奔跑。你想想，趕回到空無一人的家裡去有什麼意思？時間是那麼晚，我已經渾身麻木——其中害怕的因素多於寒冷（不過，說實在話，天氣也的確不暖和）。到了離家門口幾碼處，我依稀看到有個人坐在台階上。八成是我眼岔了，因為那黑影一動也不動。
然而那真是詹尼。
她坐在最高一級台階上。
我已精疲力竭，沒有大驚小怪；同時又如釋重負，所以說不出話來。我心裡真希望她手裡有根圓頭棍棒什麼的，來揍我一頓。
「詹？」
「奧利？」
我們倆說得相當安詳，所以根本玩味不出對方的語氣中包含的是什麼感情。
「我忘了帶鑰匙，」詹尼說。
我站在台階下，不敢問她坐了多久。我只意識到自己太委屈她了。
「詹尼，對不起——」
「別提了！」她打斷我的賠禮詞，接著心平氣和地說：「愛，就是永遠也用不著說對不起。」
我登上台階走到她坐著的地方。
「我想睡覺了。行嗎？」她說。
「行。
我們上樓來到自己那套公寓裡。在我們脫衣服時，她以撫慰的目光望著我說：
「奧利弗，剛才我說的是真心話。」
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十四
那封信是七月份來的。
由於信是從坎布裡奇轉到丹尼斯港來的，所以我猜想我得到消息大約晚了一兩天。我就一口氣直跑到詹尼那兒，當時她正帶領一群小學生在玩兒童足球之類的遊戲，我極力學著鮑嘉１的腔調，說：
１指美國硬派電影明星亨弗萊-鮑嘉（1899—1957）。他主演的《卡薩布蘭卡》等影片已成了經典名作，他在銀幕上的語調動作為好幾代美國人所模仿。
「咱們走。」
「嗯？」
「咱們走，」我又說了一遍，一副不由分說的神氣是那麼明顯，她只得跟著我向海邊走去。
「奧利弗，到底什麼事？看在上帝份上，請你告訴我，好不好？」
我繼續邁著雄赳赳的步伐走上浮碼頭。
「詹尼弗，上船，」我命令說，一邊伸出拿信的那隻手指著船，但她根本沒注意我手裡的信。
「奧利弗，我得照看孩子們哪，」她嘴上這樣說，可還是乖乖地上了船。
「奧利弗，究竟是怎麼回事，你還打算不打算解釋？」
這時我們已離岸幾百碼遠了。
「我有事情要告訴你，」我說。
「你就不能在岸上說嗎？」她喊道。
「不行，就是不行！」我也叫喊。我們誰也沒生氣，只是因為風大，不大聲嚷嚷就聽不見。
「我要在沒人的地方跟你講。你瞧，這是什麼？」
我衝她揚揚那信封。她立刻認出了上面所印的發信單位名稱。
「呵，哈佛法學院！是不是把你開除啦？」
「再猜一次，你這個樂天派婆娘，」我喊道。
「你得了全班第一！」她猜道。
這下子我反而不好意思告訴她了。
「還差一點。是第三。」
「哦，」她說。「才第三？」
「要知道這仍然意味著我有資格去編《法學評論》，」我直著嗓子叫喊。
她若無其事地坐在那兒，半點表情也沒有。
「天哪，詹尼，」我簡直要哭了，「你說話呀！」
「在我見到第一、第二名以前，我不發表意見，」她說。
我瞧著她，希望她忍不住露出笑容來，我知道她是故意繃著臉的。
「說兩句嘛，詹尼！」我求她了。
「我走啦。再見，」她說完馬上縱身跳入水中。我緊隨在她後面也跳了下去。等到我回過神來，我們倆都已攀住船舷，在吃吃地笑了。
「嗨，」我說了一句比較得意的俏皮話，「你是為我跳水的。１」
１原文這句話一語雙關，它的另一層意思是：「你也太愛我了。」
「尾巴別翹得太高，」她回答。「不就是得了個第三嘛。」
「嗨，聽我說，你這個鬼婆娘，」我說。
「什麼事，你這個狗雜種？」她回答。
「我真是多虧了你，」我真心誠意地說。
「不對，你這個狗雜種，不對，」她答道。
「不對？」我倒有點兒給愣住了。
「是全虧了我，」她說。
這天晚上，我們花了二十三塊錢，在雅茅斯一家高級館子裡吃了一餐龍蝦。詹尼仍不表態，在弄清楚那兩位「擊敗了我」（用她的說法）的先生是何等樣人之前，她是不會發表意見的。
說也可笑，我因為實在太愛她了，所以我們一回到坎布裡奇，我馬上就去打聽那前兩名是什麼人。摸清了底細，我才放了心，原來第一名叫歐文-布萊斯班德，紐約市立學院六四屆畢業，是個戴眼鏡的文弱書生，不屬於詹欣賞的那種類型；第二名叫貝拉-蘭多，布林-瑪爾學院１六四屆畢業，是個女的。這不能再好啦，尤其因為貝拉-蘭多長得相當秀氣（就學法律的女學生而言），我就可以編些「情節」逗一下詹尼，就說那些個深夜裡，《法學評論》編輯部所在的甘尼特樓裡發生了如此這般的事。說真的，那一陣子老是搞到深更半夜，常常要凌晨兩三點鐘才回到家裡。你想，六門課程，加上編《法學評論》，此外，我居然還寫了一篇專題論文（奧利弗-巴雷特第四：《向都市貧民提供法律援助——波士頓羅克斯伯裡區研究》，載《哈佛法學評論》一九六六年三月號第861—908頁）。
１賓夕法尼亞州的一所女子大學。
「這篇東西寫得不錯。的確不錯。」
這是一位老編輯喬爾-弗萊希曼的話，不過他翻來覆去說的就是這麼兩句。坦白說，我指望從這個明年即將為道格拉斯１大法官當秘書的傢伙那裡聽到的是具體些的好評，然而他審閱了我的定稿後說來說去就是這麼兩句。天哪，連詹尼都能對我說這篇文章「寫得潑辣、有才氣、確實精彩」，難道弗萊希曼就說不出這樣的話？
１威廉-奧維爾-道格拉斯（1898—1980），美國法學家，聯邦最高法院法官。
「弗萊希曼說這篇東西寫得不錯，詹。」
「天哪，難道我不睡覺一直等到這麼晚，就為了聽這麼句話？」她說。「他有沒有對你的研究或你的文筆之類發表些什麼看法？」
「沒有，詹。他只說這篇東西『不錯』。」
「那你這麼多時間在幹什麼？」
我故意向她眨眨眼睛。
「我有些事兒要跟貝拉-蘭多研究，」我說。
「哦？」她說。
我猜不透這語調的含義。
「你吃醋了嗎？」我直截了當地問。
「才不呢；我的大腿美妙得多！」她說。
「你能寫案情摘要嗎？」
「她會做意大利式滷汁麵條嗎？」
「會，」我回答。「事實上今晚她還帶了好些到甘尼特樓來。大伙都說可以跟你的大腿媲美。」
「那當然，」詹尼點點頭。
「你還有什麼話講？」我說。
「貝拉-蘭多替你付房租嗎？」她問道。
「媽的，」我回答說，「為什麼我總是不能佔了上風就趁勢收場？」
「我告訴你，預科生，」我那一片柔情的妻子說，「那是因為你永遠佔不了上風。」
十五
我們畢業時的名次也正是這樣。
我是說，歐文、貝拉和我取得了法學院研究生畢業班的前三名。燦爛的前景就在眼前。洽談、延請、禮聘、花言巧語的遊說勸駕，紛至沓來。無論轉向哪裡，我好像總能看到有人在揮舞一面彩旗，上面寫著：「巴雷特，到我們這裡來工作吧！」
但我只跟綠旗走１。當然，我還沒有到利令智昏的地步，但是為了得到一個肥缺，好把『弄錢」這個討厭的詞兒從我們該死的語彙中抹去，我就不考慮名氣好聽的位置（如給法官當秘書），也不考慮擔任公職（如進司法部）。
１意即「向錢看」，因為美元紙幣是綠色的。
雖然我是第三名，但在獵取法律界頭等美差的角逐中，我卻具有那麼一種無可估量的優越條件。前十名中只有我一個不是猶太人。（誰說這無所謂，準是十足的糊塗蛋。）媽的，一個「白英新」１，只要能通過律師資格考試，不知有多少家法律事務所會視為至寶。請衡量鄙人的條件：《法學評論》編輯，全艾維聯明星隊員，哈佛大學出身，還有也用不著我說了。搶著把我的姓名連同「第四」二字印上公箋的可謂大有人在。我簡直成了天之驕子，只覺得那時的每一分鐘都十分可愛。
１指英國血統的白人新教徒。通常，在美國這種人社會地位最高。
洛杉磯有一家事務所提供的待遇特別令人動心。負責物色人才的某先生（姑隱其名，何苦冒打官司的風險？）一再對我說：
「巴雷特老弟，在我們的地盤上，那玩意兒隨時都有。日夜服務。而且，我們還可以給你送到事務所去！」
我們對加利福尼亞並不感興趣，可我還是很想知道某先生葫蘆裡賣的究竟是什麼藥。詹尼和我作了種種大膽的猜測，有些假想委實野得可以，然而洛杉磯那個地方之野，恐怕非我們始料所能及。（最後我不得不向某先生表示我對「那玩意兒」根本不感興趣，這才擺脫他的糾纏。他大失所望。）
其實，我們早已拿定主意要留在東海岸。後來的事實表明，在波士頓、紐約和華盛頓還有很多待遇優渥的職位可供選擇。詹尼一度認為哥倫比亞特區挺不錯（「奧爾，你可以去白宮好好看一看了」），但我傾向於紐約。就這樣，在我妻子的同意下，我終於接受了喬納斯與馬什事務所的聘請。這是一家老牌子的法律事務所（馬什曾任司法部長），其方針非常強調公民自由權：「你可以同時既做好事，又得好處，」詹尼說）。而且，他們簡直使我受寵若驚。你想一想，喬納斯老頭親自來波士頓，請我們到皮爾福吃飯，第二天還派人給詹尼送花來。
此後足有個把星期，詹尼到東到西聽去好像總在哼一支小曲，哼來哼去就是「喬納斯、馬什與巴雷特」１這樣一句。我對她說別太性急了，她叫我滾蛋，還說我心中八成也在哼同樣的調子。不消說，她這話果然一語中的。
１這是詹尼想像中那個事務所要改的名稱。
還有，請容許我捎帶一筆，喬納斯與馬什事務所付給奧利弗-巴雷特第四的年薪為一萬一千八百美元。在我們整個研究生畢業班中，這是遙遙領先的最高薪俸。
你瞧，我這個第三，只不過是學校裡的名次。
十六
更改住址啟事
奧利弗-巴雷特第四夫婦
自1967年7月1日起遷居紐約州紐約市
東六十三街263號郵政編碼10021
此啟
「這太像暴發戶了，」詹尼抱怨道。
「咱們是暴發戶嘛！」我堅持說。
有件事兒還可以為我的春風得意之感錦上添花，那就是：如今我每個月光是租汽車間的費用就幾乎相當於我們在坎布裡奇時全套公寓的租金！其實，到喬納斯與馬什事務所，便步（或者闊步——我比較喜歡後一種步態）只消十分鐘，像邦威特公司之類的豪華商店也近在咫尺（我堅持要我的婆娘立刻在那些銷金窟裡開戶頭放手花錢）。
「奧利弗，這是幹什麼？」
「詹尼，我就是要做冤大頭，媽的！」
我加入了紐約的哈佛俱樂部，是由六四屆的雷蒙德-斯特拉頓推薦的。他到印支去也算開過幾槍，打過幾名越共，新近退伍回來（他說：「其實，我也不能肯定那是越共。反正我聽到了響聲，就朝叢林中開火。」）。雷和我每星期至少要打三次壁球１，我立志要在三年之內成為俱樂部的冠軍。不知是我在哈佛圈於裡重新露臉馬上就有偌大的吸引力呢，還是我在法學院取得成功的消息已經傳開（天地良心，我沒有吹噓過薪俸的事），反正我的「朋友們」又都認得我了。我們是在盛夏時節喬遷的（因為我還得先為應付紐約律師資格考試突擊準備一番），最初接到的多半是度週末的邀請。
１一種類似網球的運動，在三面有牆壁的場地內進行。
「奧利弗，去他們的。我不想浪費兩天時間去跟一幫無聊的預科生扯淡。」
「好吧，詹，可我怎麼去跟他們說呢？」
「就說我懷孕了，奧利弗。」
「是不是真的？」我問。
「不，但要是這個週末咱們呆在家裡，我也許會的。」
我們已經給孩子挑了個名字。應該說是我挑的，不過最後總得詹尼同意才行。
「喂，你不會笑話我吧？」我第一次跟她提起此事時是這樣說的。當時她正在廚房裡（灶台上一排奶黃色鍵鈕，連洗碟機都有了）。
「什麼事？」她問，一邊仍在切西紅柿。
「我還真喜歡上博住這名字了，」我說。
「你不是說著玩兒的吧？」她問道。
「哪兒能呢！我是真心喜歡。」
「你真要給咱們的孩子取名博佐？」她再問一遍。
「對。是真的。說實在的，詹，這才是一位超級體育明星的名字。」
「博佐-巴雷特。」她念一遍試試，看這名字是否好聽。
「呵，他將來準是個嚇人的彪形大漢，」我越往下說，就越相信自己的話。「『博佐-巴雷特，哈佛入選全艾維明星隊的巨人跑鋒。』」
「好雖好，不過，奧利弗，」她問道，「萬——我這僅僅是假定——萬一那小子身手不夠矯捷，怎麼辦？」
「不可能，詹，他的基因太好了。真的。」我這話是認真說的。每當我高視闊步去上班的時候，有關博佐的這一整套設想，早已成了我習以為常的白日夢。
吃晚飯的時候我繼續談這個題目。現在我們用的瓷器餐具都是上等的丹麥貨了。
「博佐將來準是一個身手矯捷的大漢，」我對詹尼說。「說實在的，要是他的手像你那樣，咱們可以把他放到衛線上去１。」
１橄欖球比賽中防守一方衛線隊員的主要任務是抱住帶球奔跑的對方隊員。
她只是對我傻笑，無疑在想鬼點子，巴不得找幾句殺風景的話，對我這番美妙的幻想潑上一盆冷水。但是由於使不出真正的殺手銅，她只好把蛋糕切開，遞給我一塊。結果她還是聽我說完。
「詹尼，你想想，」我繼續說，儘管蛋糕塞滿了我的嘴，「一個二百四十磅的機靈大漢。」
「二百四十磅？」她說。「奧利弗，咱們的基因裡哪一點都保證不了二百四十磅啊。」
「詹，咱們可以把他喂肥嘛。高蛋白、營養品，所有補身體的好東西一起用上。」
「哦，是嗎？要是他不肯吃呢，奧利弗？」
「他非吃不可，媽的，」我說。想到那個即將坐在我們餐桌旁的小子，居然不肯配合我把他造就成體育明星的計劃，我早已連氣都有點上來了。「他不吃我就叫他臉上開花。」
聽到這裡，詹尼直瞅著我，微微一笑。
「要是他有二百四的話，你休想揍他，休想！」
「哦，」我一時語塞，但隨即就回味了過來，「可他不會一下子長到二百四的！」
「對，對，」這時詹尼把手裡的湯匙對我一揚，一副警告的架勢，「不過一旦他真的長到了二百四，預科生，那時你還是逃之夭夭吧！」說完，她笑得前仰後合。
說來實在滑稽，在她放聲大笑的時候，我彷彿看到一個二百四十磅的小子裡著尿布在中央公園裡一邊追我，一邊喊：「不許你欺負我媽媽，預科生！」我的天，但願詹尼能管住博佐，免得他把我揍扁。
十七
要生個孩子可不那麼簡單。
我說這裡頭包含著一定的諷刺意味：有些人在他們性生活的最初幾年把全副精力都花在如何避孕上面（在我剛剛開始的時候，避孕套還正時興），後來卻又完全改變主意，不是不要孩子，而是像著了魔似的一心想要孩子。
是的，確實會變得像著了魔一樣。而且這還會破壞婚後幸福生活最美妙的一面——使之失去了那一片率真和渾樸。我是說，那就得把自己的念頭加以調節（「調節」這個倒霉的詞兒總叫人聯想到機器）——就得把魚水之歡的念頭調節到使之合乎各種規定、日程安排、以至戰略部署（「奧爾，改在明天早晨是不是更好？」）。這，也就會引起苦惱、厭煩，最終造成恐怖。
當你發現你的皮毛知識以及你自以為既正規又衛生的種種努力在傳宗接代問題上不見效時，你腦海中就會出現極度可怕的胡思亂想。
詹尼和我終於決定請專家診斷一下。在第一次談話中，莫蒂默-謝潑德醫生對我說：「奧利弗，我相信你懂得，『不能生育』與『丈夫氣概』是兩碼事。」
「他懂的，大夫，」詹尼代我回答。雖然我從未提起過，但詹尼心裡明白，萬一我們不能生育——哪怕只是可能不育——那對我將是毀滅性的打擊。她的語氣不是還隱約流露出一種祈求的意味嗎？如果查出機能不全的現象，她但願問題出在她自己的身上。
不過醫生並不知道這些，他只是把道理原原本本向我們解釋清楚，讓我們作好萬一的準備，然後又說，很可能我們倆都沒有問題，不久便能成為令人羨慕的父母。當然，我們倆都得接受一系列的檢查。整套體檢，一應俱全。（我也不想把這類全面檢查一個個項目的可借名稱再在這裡說一遍。）
星期一我們做了檢查。詹尼是白天去的，我是下了班去的（我已經在法律界幹得非常投入，忙得不可開交）。謝潑德醫生打電話通知詹尼星期五再去一趟，說是他的護士出了點差錯，有幾個項目他要重新檢查一下。詹尼把複查的事告訴我時，我就懷疑醫生已經發現她……機能不全。我想她也懷疑到了這一層。所謂護士出了差錯云云，完全是老一套的托詞。
當謝潑德醫生打電話到喬納斯與馬什事務所來找我時，我幾乎已經可以肯定了。他要我下班回家時順便到他的診所去一下。一聽這不是三邊談話（「今天早些時候我跟巴雷特太太談過了，」他說），我就確信無疑了。詹尼不可能有孩子了。雖然如此，奧利弗，先還是不要把話說得太死；記得謝潑德提到過好像有矯正手術之類的辦法。但我心裡亂得要命，要這樣硬捱到五點鐘可不是辦法。我回了個電話給謝潑德，問能不能讓我下午早些去找他。他說可以。
「你弄清楚我們的事責任在誰了嗎？」我見面劈頭就問。
「用『責任』兩字實在不妥當，奧利弗，」他回答。
「好吧，那麼你可知道我們倆中間是誰的功能有問題？」
「知道。是詹尼。」
對此我多少有一點思想準備，但醫生說這話時斬釘截鐵的口氣仍然使我震驚。他不再說什麼，我想他大概是要我表個態。
「好吧，那麼我們就領養孩子。我看，只要我們相親相愛就好，你說對嗎？」
這時他才告訴我實情。
「奧利弗，問題比這要嚴重得多。詹厄已經病得很重了。」
「『病得很重』？請你講明確一點好不好？」
「她已經為日無多了。」
「這不可能吧，」我說。
我就巴不得醫生對我說這是他跟我開了個天大的玩笑。
「奧利弗，這是真的，」他說。「很抱歉，我不得不把這個消息告訴你。」
我認定他準是出了什麼差錯——可能他那個白癡一樣的護士又拆了爛污，把別人的X光底片或者什麼檢查報告拿給他了。可是他懷著最大的同情回答說，詹尼的血樣已經重複驗過三次。診斷上絕對沒有問題。當然，他恐怕還得介紹我們——我——詹尼——去請教一位血液病專家。依他看，倒不妨……
我揮揮手打斷了他的話頭。我需要安靜一會兒。一定要安靜下來理一理那一團亂麻。這時我猛然想起一件事來。
「大夫，你對詹尼是怎麼說的？」
「我說你們倆都沒有問題。」
「她相信嗎？」
「我想該相信吧。」
「咱們該什麼時候告訴她呢？」
「到了這一步，可就要你拿主意了。」
要我拿主意！天哪，到了這一步，我都快喘不過氣來了！
醫生解釋道，對於詹尼這種類型的白血病，現有的種種治療手段都純粹是姑息性的——可能起一點緩和、抑制的作用，但治不了病。所以，到了這一步，主意就要我來拿了。治療的事暫緩開始倒也無妨。
但在那個時候，我腦子裡其實只有一個念頭：要命！要命！碰到了這樣的倒霉事兒！
「她才二十四歲呀！」我告訴醫生，當時我想必是大喊大叫的。他點點頭，絲毫沒有不耐煩的樣子。詹尼的年齡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也明白這對我是多大的痛苦。後來我意識到總不能老是這樣在醫生的診所裡發呆。我就問他，該怎麼辦。就是說，我應該怎麼辦。他要我舉止言行盡可能保持常態，能保持多久就保持多久。我謝過他以後就走了。
要保持常態！要保持常態！
十八
我開始想到上帝。
我是說，冥冥之中存在著一個最高主宰的想法，開始悄悄地潛入我的心房。倒不是因為上帝要這樣對待我——應該說，是這樣對待詹尼——而我心裡就恨不得對準他的面門飽以老拳，揍他一頓。不，當時我的那一種對神明的觀念恰恰與此相反。比方說，我早晨醒來看到詹尼在那裡，還在那裡，那時我真希望有一位上帝可以讓我向他表示感謝，感謝他讓我醒來還能看到詹尼弗。這話說來真不好意思，簡直太難為情了，但我確實希望如此。
我拚著命保持常態，所以準備早點等等的事我當然還是讓她去做。
「你今天要跟斯特拉頓見面嗎？」她問，我正在吃第二碗玉米片粥。
「誰？」我問。
「六四屆的雷蒙德-斯特拉頓，」她說，「你最好的朋友。在我以前跟你同屋住的。」
「哦，對。我們約好去打壁球。我想不去了。」
「扯淡。」
「你說什麼，詹？」
「你還是去打你的壁球，預科生。我可不要一個不運動、光長膘的丈夫，混蛋！」
「好吧，」我說，「那咱0〕就到鬧市裡吃晚飯去。」
「幹嗎？」她問。
「你問『幹嗎』是什麼意思？」我直著嗓門大叫，竭力擺出往常那副佯怒的架勢。「難道就不興我帶我的鬼婆娘下館子去吃頓飯？」
「她是誰，巴雷特？她叫什麼名字？」詹尼問。
「你說什麼？」
「你聽我說，」她解釋道。「要是做丈夫的在星期天以外的日子帶老婆下館子，那準是跟別的女人搞上了！」
「詹尼弗！」我咆哮起來，這下可真的火了。「我不願意在我的早餐桌上聽你這種胡扯淡。」
「那你就老老實實回家，把屁股坐到我的晚餐桌旁來。OK？」
「OK。」
我就告訴這位上帝——且不管那上帝是何許神人，位於何方——只要這個現狀能夠維持，我就甘願忍受下去。痛苦，我不在乎；只要詹尼不知道，我可以一直埋在心裡。主啊，你聽見我的祈求沒有？你要我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都可以。
「是奧利弗嗎？」
「找我嗎，喬納斯先生？」
他一個電話把我叫到了他辦公室裡。
「你瞭解貝克事件嗎？」他問。
我當然瞭解。羅伯特-勒-貝克是《生活》雜誌的攝影記者，那次他打算拍攝一個騷亂場面，被芝加哥的警察打得不成人樣。喬納斯把這個案子列為事務所經辦的重點案件之一。
「我知道警察接了他一頓，先生，」我對喬納斯說，一副輕鬆愉快的樣子（哈！）。
「我希望這案子由你去辦，奧利弗，」他說。
「就我一個？」我問。
「你可以帶一個年輕人作助手，」他說。
年輕人？事務所裡數我最年輕。不過我領會他這話裡的信息：奧利弗，儘管你的實際年齡還輕，可你已經是這個事務所的「大老」之一了，跟我們彼此彼此了，奧利弗。
「謝謝你，先生，」我說。
「你什麼時候可以去芝加哥？」他問。
我已經拿定主意不告訴任何人，自己精神上的重壓，決定由我獨個兒承擔。所以我向喬納斯老頭支支吾吾胡謅了幾句，究竟說了些什麼，我都已經記不得了，反正大意是說我覺得這陣子我不能離開紐約，希望他諒解。但我知道，對於這個顯然大有深意的表示我作出如此反應，當時肯定使他大失所望。哦，喬納斯先生啊，喬納斯先生！你哪裡知道我的苦衷啊！
一個怪現象：奧利弗-巴雷特第四下班比以前提早了，可是回家的步子反倒走得比以前慢了。這該如何解釋呢？
逛第五街看櫥窗已經成了我的習慣。我盡望著那些討人喜歡卻又貴得嚇人的玩意兒，要是我不必裝模作樣保持……「常態」的話，我早就給詹尼弗買回家了。
是的，我怕回家。因為，自我得悉真情至今已有幾個星期，現在她終於漸漸開始消瘦了。我是說，儘管只是稍微瘦了一點兒，她自己也許沒有覺察到，但是知道底細的我覺察到了。
我常常去看看航空公司的櫥窗，看看班機廣告：去巴西的、去加勒比海的、去夏威夷的（「把一切煩惱撇在一旁，飛往陽光燦爛的世界！」）等等，等等。偏偏那天下午環球航空公司推出的卻是淡季中的歐洲：倫敦的「購物游」，巴黎的「戀人游」……
「我的獎學金還要不要？我自出娘胎以來還沒去過的巴黎還去不去？」
「咱們的婚事還辦不辦？」
「誰說過要辦婚事啦？」
「我。是我這會兒在說。」
「你要跟我結婚？」
「對。」
「理由呢？」
我是人家求之不得的一個賒帳對象，所以早就有了一張「就餐俱樂部」的信用卡。唰！在登記單的虛線上把名字一簽，我就神氣十足地拿到了兩張去戀人天堂的飛機票（還是頭等的）。
我回到家裡，詹尼的臉色不好，有些白裡泛灰，但我希望我那個絕妙的主意能使她的雙頰添上些許血色。
「巴雷特太太，我叫你猜一件事，」我說。
「準是你給炒了魷魚，」我的樂天派妻子猜道。
「不是變魚，是化成鳥上天，」我說著抽出兩張票。
「上了天一直飛，」我說。「明天晚上飛巴黎。」
「扯淡，奧利弗，」她說。但態度平和，一點沒有往常那種虛張聲勢的神氣。照她現在的口氣，好像還有點兒親暱的味道：「扯淡，奧利弗。」
「喂，能不能請你把『扯淡』的含義說得明確些？」
「噯，奧利，」她柔聲說，「咱們可不能這樣胡來了。」
「胡來什麼呀？」我問。
「我不想去巴黎。我要的不是巴黎。我只要你——」
「這你早就得到了，好乖乖！」我打斷她的話頭，我的口氣聽得出是在強顏歡笑。
「我還需要時間，」她繼續說，「這是你不可能給我的。」
我這才往她的眼睛裡仔細看去。那雙眼睛流露出不可名狀的憂鬱。不過這種憂鬱只有我才理解。她的目光彷彿在說她心裡難受。是為我難受。
我們默默地站著，互相扶住。千萬千萬，要哭就讓我們倆一道哭吧。不過最好還是誰也不哭。
接著詹尼就都告訴了我，她說她一直覺得「渾身不帶勁兒」，所以又去找了謝潑德醫生，但不是去看病，而是要他攤牌：告訴我，我什麼地方出了毛病，真要命。於是他說了。
由於自己沒有盡到向她吐露真情的義務，我產生了一種奇怪的內疚之感。這點她理會到了，就故意說幾句無聊話。
「奧爾，他是個耶魯貨。」
「你說誰，詹？」
「阿克曼。那個血液病專家。一個徹頭徹尾的耶魯貨。本科和醫學院都在那裡畢的業。」
「哦，」我明知她是想在這段苦難的歷程中注入若干輕鬆的成分。
「至少他能讀能寫吧？」我問。
「那還要看，」奧利弗-巴雷特太太、拉德克利夫的六四屆畢業生堆著笑臉說，「不過我看得出他能談。而我去的目的就是想談談。」
「這麼說那個耶魯貨醫生還很不錯咯，」我說。
「不錯，」她說。
十九
現在我至少不再把回家視為畏途了。我不必再戰戰兢兢地注意「保持常態』了。我們又可以推心置腹無所不談，哪怕是我們在一起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這樣一個可怕的事實，也不迴避了。
我們有許多問題需要商量，這些問題由一對才二十四歲的夫婦提出來，未免異乎尋常。
「我相信你會堅強起來的，你這個冰球明星，」她說。
「我一定堅強，一定，」我回答說。其實，冰球大明星已經害怕了，不知素來洞察幽微的詹尼弗是否看得出來。
「我是說，你得為菲爾堅強起來，」她繼續往下說。「將來最不好受的是他。你反正可以做個快樂的鰥夫１。」
１這裡套用的是一部維也納輕歌劇《快樂的寡婦》（又譯《風流寡婦》的劇名。
「我不會快樂的，」我把她的話打斷。
「你會快樂的，混蛋。我要你快樂。OK？」
「OK。」
「OK。」
過了大約一個月，一天，剛吃過晚飯。由於她的堅持，她還管烹飪。我勸之再三，她總算同意把收拾打掃的工作交給了我（不過她還是-了我一頓，說這不是「男人幹的活」）。當時我正收拾杯盤，她在彈肖邦的曲子。我聽到肖邦的一首前奏曲彈到中途戛然而止，便立刻走進起居室。只見她坐在鋼琴前發呆。
「詹，你沒事兒吧？」我問她，意思當然是指比較而言。
她卻反問一句：「僱車的錢你身邊總還有吧？」
「當然有，」我答道。「你要上哪兒？」
「大概——要上醫院了，」她說。
在隨後出現的一陣忙亂中，我意識到這一天終於來臨了。詹尼就要走出我們的公寓，一去不復返了。當她於坐在那裡等我為她收拾幾件東西的時候，不知道她心裡在想些什麼。我是說，對這套公寓不知她是否有所留戀？她想看一看這兒的什麼留個紀念？
什麼也不看。她只是一動不動地坐著，目光沒有停留在任何物體上。
「喂，」我說，「你另外還有什麼要緊的東西要帶嗎？」
「唔，唔，」她搖搖頭表示沒有，接著似乎想起了什麼，便加以補正：「就是你。」
到了樓下，找一輛出租汽車可費了不少勁，因為那正是人們上劇場看戲什麼的時候。看門的又是吹哨子，又是揮手臂，活像個金剛努目的冰球裁判。詹尼只好靠在我身上，我暗暗希望乾脆雇不到汽車，好讓她一直這樣靠著我。但我們最後還是雇到了一輛。也不知我們交的是什麼運，那司機是個愛說笑的傢伙。一聽我說目的地是西奈山醫院，而且要快，他把討口彩的老一套全搬出來了。
「放心吧，年輕人，你們碰上的不是個生手。這匹麒麟跟我幹這一行有年月了。」
在後座上，詹尼緊緊依偎著我。我吻著她的頭髮。
「你們這大概是頭胎吧？」我們那位愛說笑的司機問道。
詹尼大概覺察到我快要忍不住罵那個傢伙了，所以就悄悄對我說：
「奧利弗，友好點兒。他是想對咱們表示友好。」
「是的，先生，」我回答他說。「是第一回。我妻子感到不大舒服，所以能不能請你盡量搶綠燈？」
才一眨眼的工夫，他就把我們送到了西奈山醫院。他確實很友好，待地下車為我們開了車門，諸如此類無不周到之至。在把車開走以前，他祝願我們萬事如意，快樂幸福。詹尼謝了他。
詹尼好像連站著都有點晃悠，我想抱她進去，但她不肯，「這兒不用你抱我進門，預科生。」於是我們走進醫院，去辦那一連串麻煩得要死的住院手續。
「你們買過『藍盾』或其他醫療保險沒有？」
「沒有。」
（誰會想到這些芝麻綠豆事兒？我們買碗碟瓷器還忙不過來呢。）
當然，詹尼進醫院也是意料中事。醫學博士伯納德-阿克曼事先已經預見到了，現在治療就由他主持。正如詹尼所說的那樣，他人挺好的，儘管是個徹頭徹尾的耶魯貨。
「現在就設法讓她增加白細胞和血小板，」阿克曼醫生對我說。「這是她眼下最需要的。她說什麼也不要用抗代謝藥。」
「那是什麼意思？」我問。
「一種減慢血細胞破壞的治療手段，」他解釋道，「但是可能產生不愉快的副作用，這詹尼是知道的。」
「我說，大夫，」我知道對他講這番道理其實是多餘的。「一切由詹尼作主。她怎麼說就怎麼辦。你們只要想盡一切辦法不讓她受到痛苦就行。」
「這一點你可以放心，」他說。
「費用我不計較，大夫。」我大概把嗓門都提高了。
「是幾個星期——還是幾個月，這就很難說了，」他說。
「費用的事管他娘，」我說。其實他對我很耐心，倒是我對他氣勢洶洶。
「我的意思只是說，」阿克曼解釋道，「她究竟能拖多久，時間是長是短，實在無從知道。」
「請記住，大夫，」我簡直是命令他了，「請記住，我要她得到最好的照料。特等病房。特別看護。一應俱全。請照辦。錢我有。」
二十
從曼哈頓的東六十三街到馬薩諸塞州的波士頓，汽車至少要開三小時二十分鐘。真的，這條路上的最高速限我都試過，我相信，任何汽車，不論是國產的還是外國的，即使由格雷厄姆-希爾１一類人物駕駛，也不可能開得再快了。當時在馬薩諸塞的高速公路上，我的MG牌跑車時速達到了一百零五英里。
１格雷厄姆-希爾（1929—），英國賽車運動員，1962年的世界冠軍。
我帶著電動剃鬚刀，所以你盡可以放心，在走進州府大街那神聖的辦公大樓之前，我已經細心地剃過了鬍子，並且在汽車裡換了襯衫。時間才上午八點，那裡就已經有幾位氣度不凡的波士頓名流等著要見奧利弗-巴雷特第三了。他的女秘書認識我，她連眼睛也沒多眨一下便向對講電話裡通報了我的名字。
我父親並沒有說「領他進來」。
倒是他的辦公室門開了，他親自走出來，招呼說：「奧利弗。」
察言觀色已成習慣的我，注意到他臉色似乎有點蒼白，這三年來他的頭髮都變花白了（也許還稀疏了些）。
「進來，孩子，」他說。我一時也摸不透他的語氣，只管朝他的辦公室走去。
我在「客椅」上坐下。
我們相對看了一眼，接著就都把視線移開了，移到哪兒都行。我的目光落在他辦公桌上的那一堆擺設裡：裝在皮套裡的剪子、皮柄的拆信刀、母親好幾年前照的一張相片。還有我的一張（在埃克塞特中學畢業時照的）。
「你這一陣子過得怎麼樣啊，孩子？」他問。
「很好，爸爸，」我回答說。
「詹尼弗好嗎？」他問。
為了不對他撒謊，我避開了這個問題（雖然那正是問題的中心所在），就開門見山說出了我突然又來找他的原因。
「爸爸，我要借五千塊錢。有正當理由。」
他看看我。好像還點了點頭。
「哦？」他說。
「可以嗎？」我問。
「能不能讓我知道理由？」他問。
「我不能告訴你，爸爸。請你借給我這筆錢就行了。」
我感到——如果一個人真能從奧利弗-巴雷特第三身上獲得什麼感覺的話——他是打算給我這筆錢的。我還意識到，他也並不想熊我一頓。但是他很想……談談。
「你在喬納斯與馬什事務所不是有薪水嗎？」他問道。
「是的，爸爸。」
我真想告訴他數字，目的只是想讓他知道那是全班最高紀錄，但是再一想：既然他知道我在什麼地方工作，大概也知道我拿多少薪水。
「她不是也在教書嗎？」他問。
哦，可見他也不是什麼都清楚的。
「不要『她』呀『她』的，她有名字，」我說。
「詹尼弗不是在教書嗎？」他改口客客氣氣地問。
「請不要把她跟這件事扯在一起，爸爸。這是一件私事。一件非常重要的私事。」
「你是不是在外邊撒下了風流種子？」他問道，但語氣中沒有任何非難的意思。
「嗯，」我說，「是的，爸爸。是這樣。這筆錢請你一定要給我。」
我看他根本沒有相信我說的理由，我看他也並不真想知道。他向我提問，就像我剛才說的，無非是為了我們可以……談談。
他伸手到辦公桌抽屜裡拿出一本皮面子的支票簿，那皮面子是跟他的拆信刀柄和剪刀套於一樣的科爾多瓦牛皮１。他慢條斯理地打開支票簿。我相信那不是故意折磨我，而是為了拖延時間。好找些話說。找一些不會引起摩擦的話說。
１西班牙科爾多瓦省出產的高級牛皮。
他填好支票，從簿子上撕下，向我遞過來。我可能遲疑了片刻才意識到應當伸手去接，因此他有點兒尷尬（這是我的感覺），於是把手義縮了回去，將支票放在辦公桌邊上，這才朝我看看，點了點頭。他的表情彷彿是說：「拿去吧，孩子。」但事實上他只是點了點頭，僅此而已。
我也並不想離開，只是也找不出什麼不傷脾胃的話說。我們總不能這樣乾坐著，我們倆心裡都想談談，卻義連正眼相視都難以做到。
我探身過去拿了支票。不錯，是五千美元，下面是奧利弗-巴雷待第二的簽字。墨跡已干。我一邊小心地把支票折好，放進襯衫的口袋，一邊站起來，慢吞吞地朝門口走去。其實當時我至少也應該說幾句話。表示一下我知道，為了我的緣故，讓波士頓的（也許還有從華盛頓來的）幾位要人在他辦公室的外間久等了；「可要是我們再找點話兒談談的話，爸爸，我還可以在你的辦公室裡泡上好半天呢，連你原訂的午餐約會怕也得取消呢」……等等，等等。
我把門開到一半，站立片刻，鼓起勇氣望著他，只說了一句；
「謝謝你，爸爸。」
二十一
通知菲爾-卡維累裡的任務落在我身上。不是我，還有誰呢？我真擔心他會垮下，可是他倒沒垮：他平靜地鎖上了克蘭斯頓的房子，住到我們的公寓裡來了。我們各有一套獨特的辦法克制悲痛。菲爾的辦法就是做清潔工作：又洗又刷又擦。他腦子裡究竟在想些什麼，我實在摸不清，不過，算了，就讓他去幹吧。
他莫非還在夢想詹尼會回來？
他是有這個想法的，可不是嗎？可憐的菲爾！這就是他做清潔工作的目的。他就是不肯接受這殘酷的現實。當然，他是不會向我承認這一點的，但是我知道他心裡是這樣想的。
因為我心裡也這樣想啊。
詹尼弗一進醫院，我就打電話給喬納斯老頭，把我不能去上班的原因告訴了他。我裝作還有事，得趕緊掛斷電話，因為我知道他心裡難過，但想說的話又說不出來。自此以後，我每天的時間就不外乎用於兩個方面：一是探病，二是處理其他的種種事情。所謂處理其他的種種事情，不用說其實也就是啥都於不了。吃飯沒有滋味；菲爾打掃屋子（又打掃了！）我只能看著；甚至服了阿克曼給我開的藥，也睡不著覺。
有一次我無意中聽到菲爾喃喃自語：「再這樣下去我實在受不了啦。」當時他正在隔壁房間裡洗我們晚餐撂下的碗碟（不用機器）。我雖然沒有搭話，心裡卻暗自忖度：我就受得了。不管是什麼樣的上帝在冥冥之中導演這齣戲，最高主宰先生，你儘管讓它演下去吧，我可以無限期地一直忍受下去。因為詹尼總還是詹尼。
那天晚上，她把我趕出病房。她要跟她的父親「爺兒倆掏心窩」談談。
「這場會談只有意大利裔美國人可以參加，」她說，臉色像她的枕頭一樣煞白，「所以，你給我出去，巴雷特。」
「好吧，」我說。
「但是別走得太遠，」我走到門口時，她又說。
我坐在休息室裡。不久，菲爾就出來了。
「她叫你給她滾進去，」他的嗓子啞了，幾乎沒有聲音，好像全部內臟都給掏空了。「我去買包香煙。」
我走進病房，她命令道：「把那該死的門關起來！」我服從了命令，輕輕地把門關上，回過身來到她床邊坐下，這才比較清楚地看到了她的模樣。我是說，我這才看到她老是藏在被子底下的那條右臂上原來還插著幾支管子。我平時總喜歡緊挨著她坐，盯著她的臉看。她臉色雖然蒼白，一對眼睛仍然炯炯有神。
因此我照例趕快緊挨著她坐下。
「奧利，我不騙你，我倒不覺得痛，」她說。「我就覺得像從懸崖上慢慢地往下掉，跟慢鏡頭似的，你明白嗎？」
我五臟深處彷彿有件東西在攪動，這無形的東西直往我的嗓子眼裡冒，要我哭出來。但我不能哭。我從來不哭。我是條硬漢子，明白嗎？我不能哭。
但是，我要不哭，就開不了口。我只能點頭示意。所以，我就點點頭表示明白。
「扯淡，」她說。
「嗯？」要說這是一句話，還不如說是一聲呻吟。
「你不明白從懸崖上往下掉是怎麼回事，預科生，」她說，「你這輩子又不曾有過這種體驗。」
「我有過，」我恢復了說話的能力。「就在我遇見你的時候。」
「對，」說話間，一絲微笑掠過她的臉龐。「『哦，那是多麼徹底的墮落啊。』這是誰的話？」
「我說不準，」我回答說，「是莎士比亞吧。」
「這我知道，但到底是哪個人物的話……」她的口氣顯得有些哀傷。「甚至出自哪個劇本我都記不起來了。１我進過拉德克利夫學院，有些東西應當記得。我本來連克歇爾編的莫扎特全部作品目錄都背得出來。」２
１這句話見於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場。鬼魂向哈姆雷特述說他的母親新寡即與他的叔父結合，所以也有人譯為：「那是一個多麼卑鄙無恥的背叛」。
２路德維希-馮-克歇爾（1800—1877），奧地利音樂學家。他編的莫扎特作品目錄有六百多號。
「了不起，」我說。
「是不含糊，」她說，接著皺起了眉頭問道：「他的C小調鋼琴協奏曲是作品第幾號？」
「我去查一下，」我說。
我知道該到什麼地方去查。就在我們公寓裡，鋼琴旁邊的一個架子上。我回去查一下，明天第一件事就是來把作品號碼告訴她。
「我本來都背得出來，」詹尼說，「真的。我本來都背得出來。」
「聽我說，」我模仿鮑嘉的口吻說，「你真想要談音樂？」
「難道你寧可談葬禮？」她問。
「不，」我後悔打斷了她的話頭。
「我跟菲爾商量過了。奧利，你在聽嗎？」
因為我的臉早已背了過去。
「是的，我在聽，詹尼。」
「我告訴他可以按天主教教規舉行儀式，相信你也會說OK的。OK？」
「OK，」我說。
「OK，」她應道。
這時我稍稍鬆了口氣，因為我們接下去無論談什麼，總不會再這樣難受了吧。
然而我想錯了。
「聽著，奧利弗，」她說，聲調儘管溫和，但含著嗔怒，「奧利弗，收起你那副討厭的樣子！」
「我？」
「你臉上那副問心有愧的德性，奧利弗，真叫人討厭。」
說實在的，我也想換個表情，可是我面部的肌肉都僵硬了。
「這不是哪一個人的過錯，你這個不開竅的預科生，」她說。「請不要再責備自己了，好不好？」
我真想一直看著她，因為我怎麼也不願意讓我的目光離開她，但我還是禁不住垂下了眼皮。我慚愧到了極點，因為直至此時此刻詹尼還能把我的心思看得這樣一清二楚。
「聽著，奧利，我求你的就這麼屁事兒一樁。除此以外，我對你完全放心。」
我五臟裡的那件東西又攪動起來了，因此我連一聲OK也不敢說。我只是像個啞巴似的看著她。
「巴黎算得啥？」她忽然說。
「嗯？」
「巴黎算得啥？音樂算得啥？你以為我為你作出了許多犧牲，這些都算得了啥？我才不在乎呢，你這個狗崽子。你相信不？」
「不，」我老實回答。
「那就滾你的蛋，」她說。「我可不要你守在我臨終的床邊。」
她說的是真心話。詹尼什麼時候說話算話，動了真情，我都聽得出來。為了可以留在她身邊，我只得撒了個謊：
「我相信你，」我說。
「那才像話，」她說。「現在你能為我做件事嗎？」五內深處的那件東西向我發動了毀滅性的衝擊，非要逼我哭出來不可。但我硬是頂住了我堅決不哭。我只想向詹尼弗表示——正經點一點頭向她表示——為了她，要我做什麼事我都心甘情願。
「請你緊緊抱著我，好嗎？」她問道。
我伸出一隻手按住她的前臂——天哪，都瘦成這樣了！——還輕輕地捏了捏。
「不是這樣，奧利弗，」她說，「得像像樣樣抱著我。跟我貼得緊緊的。」
生怕碰掉那些管子什麼的，我戰戰兢兢爬上床去，緊挨在她身旁，把她摟在懷裡。
「謝謝啦，奧利。」
這就是她最後的話了。
二十二
我從病房裡出來，只見菲爾-卡維累裡在日光浴室裡，不知在抽第幾支香煙了。
「菲爾？」我輕輕說。
「啊？」他抬頭一看，心裡大概就已經全有數了。
事情明擺著，給他一些言語的安慰是不管用的。我走過去，把手按在他的肩上。我擔心他會哭出來。我拿得準自己不會哭。我哭不出。我是說，我心頭的滋味已經不是這些所能表達的了。
他把手按在我的手上。
「只怪，」他喃喃道，「只怪我已經……」他說到這裡頓住了，我就耐心等著。反正，現在還有什麼可急的呢？
「只怪我已經答應了詹尼，要為了你堅強起來。」
為了履行自己的諾言，他十分體貼地輕輕撫了撫我的手。
但是我現在需要一人獨處。得去吸幾口新鮮空氣。最好出去走走。
樓底下，醫院的前廳裡一片死寂。我所聽到的唯一的聲音，就是自己走在油地氈上卡嗒卡嗒的腳步聲。
「奧利弗。」
我停下腳步。
那是我父親。除了問訊處那個女人以外，此時此地就我們兩個人。事實上，在這般時分，像我們這樣還沒睡下的人，全紐約也不多。
面對著他我受不了。我就徑直向轉門走去。但一轉眼他也出來了，就在我身邊站著。
「奧利弗，」他說，「你早就該告訴我了。」
外邊冷得很，這樣也好，因為我已經麻木不仁，需要有點知覺。父親還在跟我說話，我還是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聽任寒風拍打我的臉。
「我一瞭解情況，就跳上汽車來了。」
我忘了穿外套；一陣陣徹骨的寒意刺得我都疼起來了。疼得好。疼得好。
「奧利弗，」父親急著說，「我願意幫忙。」
「詹尼已經死了，」我告訴他。
「哦，對不起，」他一驚之下，輕輕吐出了這麼一聲。
不知為什麼，我卻把剛剛去世的那位美麗姑娘早先對我說過的一句話搬了出來：
「愛，就是永遠也用不著說對不起。」
接著我幹了一件破天荒的事，這樣的事我在他面前都從來沒有幹過，更不必說在他的懷裡了。我哭了。
譯後記
一本只有薄薄一百多頁的小書，寫的是很難標新立異的愛情故事，連書名也平淡無奇（更像個副題），作者又是名不見經傳的新人。然而書一出版，卻贏得千百萬美國人爭相傳誦，其中頗有一些讀者還為男女上人公生離死別一掬同情之淚，甚至當時在任的美國總統也感動得向社會各界大力推薦。這部在《紐約時報》暢銷書單上連續七個多月雄踞榜首、至今累計印數已超過兩千萬冊的小說，後來由派拉蒙公司改編攝製成電影（其實原著本身差不多就是一個現成的電影文學劇本），從銀幕上飄出的主題音樂又是那樣蕩氣迴腸，優美的旋律不脛而走，竟至被填詞成為流行歌曲，風靡了全世界。——這便是中篇小說《愛情故事》所交上的如有神助的好運。
名門子弟奧利弗和糕點師之女詹尼，由言語衝突而交上朋友，進而衝破門第觀念的阻撓結為伉儷，咬緊牙關自力更生，好不容易在社會上站住了腳。可是，小兩口剛過上嚮往已久的安生日子，正當他們陶醉在如何生個大胖小子的美夢中時，醫生告訴做丈夫的：他的妻子患有不治之症。未幾，白血病便奪走了才二十五歲的詹尼的生命。在這樣屢見不鮮的俗套情節基礎上，居然能產生如此不俗的作品，不能說純屬偶然。作者不用很多筆墨著意細描，而是完全讓感情來說話。他的文筆簡潔、率直，但粗中有細、疏處見密。他的幽默帶有清晰的現代標記，迥異於狄更斯或馬克-吐溫的風格。這些都已成為現代美國文學和語言的研究課題。
小說的背景是六十年代的美國。在彼時彼地，一些青年為了發洩對社會和現實的不滿，故意追求頹廢的生活方式，紛紛爭當「嬉皮士」（蓄長髮和奇裝異服只是其最表層的特徵），甚至墮入吸毒的魔道。這種現象曾引起美國上層「正統派」人士的憂慮。本書男主人公奧利弗-巴雷特第四雖則同代表「正統」的父親決裂，但他反抗的僅僅是父親硬要給他套上的「籠頭」（「強我所難」、「做應該做的事情」），是巴雷特第三對他的婚姻的干涉。他還是抱著「凡事我總應該名列第一」的家庭傳統觀念，在考試名次、體育運動乃至拈花惹草各方面慣於無往而不利。顯然，奧利弗和詹尼都不是「嬉皮士」，不屬於美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也不贊成過於離經叛道的行為。奧利弗學成以後，延聘者紛至沓來，但是，面對太「野」的誘餌，這對年輕夫婦還是理智和冷靜的。儘管巴雷特第四認為巴雷特第三是「石面人」、「沒有心肝」，不過，兒子的行為對社會來說完全無傷脾胃，他恐怕也算不得巴雷特家族的叛逆者，所以最後還是撲在他父親的懷裡哭了，說：「愛，就是永遠也用不著說對不起。」作者這句畫龍點睛的話，觸動了許許多多處於寂寞和迷惘中的讀者的心弦，恐怕也是很能使上層「正統派」放心和告慰的吧。
作者埃裡奇-西格爾生於一九三七年，哈佛大學畢業，在校時曾是一位田徑運動員。後在耶魯大學教過古典文學和比較文學，為「披頭士」樂隊寫過電影劇本《黃色潛艇》，還當過和平隊全國顧問委員會的委員。除《愛情故事》（一九七○）外，他的創作還有劇本《奧德賽》（一九七五）以及小說《奧利弗的故事》（一九七七）、《男人、女人、孩子》（一九八○》、《級友》（一九八四）等。
舒心、鄂以迪
199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