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天早上，奇跡發生了。像往常一樣，護士進來了，用車推著一隻筐，裡面裝的全是包裹，是女人們的親戚或丈夫寄來的。每人都有，當然，浪蕩女吉娜和拉麗莎除外，只有兩個同事來看過拉麗莎，而來看吉娜的人一個也沒有。其他人每天都能收到包裹，因為醫院的伙食不夠吃。
分完包裹，護士突然又從筐底拉出一個大包，問：「你們誰叫伊萬諾芙娜？」
「是我。」吉娜回答說。
「這是你的包？」
「不是我的。一定是另外一個伊萬諾芙娜。不會有人給我寄東西來的。」
「吉耐達-斯蒂色諾芙娜-伊萬諾芙娜。１０號病房。對嗎？」
「對。」
「哎，別耽誤時間。」
護士生氣地把包扔到吉娜的床上，推著車就走了。包被撕開了，幾隻橘子、蘋果掉了出來，滾到床上和地板上。女人們急忙把它們拾起來整整齊齊地擺在吉娜床頭。她悶頭坐在床上，不敢再看包裡還有什麼東西。最後她還是撕開了裡面的包，大家都看見了裡面的東西：藍色法蘭絨睡衣、藍拖鞋、鑲花邊的白睡裙。還有其它一些小包或小盒子，但此時吉娜對這些東西並不感興趣：她的手顫抖著翻弄這些禮物，尋找著最重要的東西。終於她找到了一封信，撕開信皮，抽出一小片兒紙，迫不及待地看起來，看完信便一頭紮到枕頭裡哭了。
「怎麼了，吉奴麗婭？」阿爾賓娜急忙跑過來問。「為什麼這麼傷心，信是誰寫來的？」
吉娜默默地把那片紙交給了她。阿爾賓娜讀完信感到十分驚異。「吉奴麗婭，這太棒了。我可以讀出來嗎？」
吉娜點了點頭。阿爾賓娜大聲讀起來：「親愛的吉耐達，我沒法忘掉你，一直在找你。簡直是奇跡，我找到了你。本想可能一兩年之內才能找到你，沒想到現在就找到了。寄上睡衣、睡裙和拖鞋，這樣我妻子就不會穿著病號服走動了。我為我們的兒子買了許多東西，我看你時帶去。我想念你們母子，尤其渴望見到你，哪怕就看一眼。務必給我寫信，告訴我你們的窗戶朝哪邊。你幸福的丈夫和孩子的父親，伊戈爾。」
「真是奇跡。」愛麗什卡歡快地喊叫著，在她床上跳了起來。
「他怎麼找到你的，吉娜？」娜塔莎驚奇地問。
「我不知道……」吉娜窘迫地回答說。
「但我知道。」阿爾賓娜突然大聲叫道。「瞧那兩個人，她們正偷偷樂呢。」她指的是佳麗娜和拉麗莎，兩個人正並肩坐在佳麗娜的床上，試圖裝出一副旁觀者的樣子。「她倆是策劃者。我見她們在盥洗室寫信來著。當時我還以為佳麗娜要動員拉麗莎再次參加不同政見運動，策劃什麼抗議活動呢。哎，承認了吧，是你倆給伊戈爾寫的信，對嗎？」
佳麗娜和拉麗莎只好承認，是她倆給伊戈爾寫信，把他未婚妻的情況告訴了他。拉麗莎和佳麗娜焦急地望著正在抽泣的吉娜。「吉諾契卡。請原諒我們。我們本以為做了件好事……但最後還是由你決定，你可以仍舊拒絕伊戈爾-米哈依洛維奇。」
吉娜抬起了頭。「現在沒必要了。」她抓起藍色睡衣，使勁用它擦了擦眼淚。
五分鐘後，吉娜把這些時髦衣服全穿上了，然後把換下來的印有醫院字樣的破舊黃襯衣、髒灰睡衣和打補釘的拖鞋，一隻是黃色的，一隻是褐色的，通通還給了護士長。
早上這件事使女人們一整天都沒平靜下來。她們相互耳語，時不時瞟吉娜一眼，感到很快樂。吉娜默默坐在自個兒的床上，臉上掛著甜蜜和幸福的笑意。
故事之一
生物學家拉麗莎講述。說的是一位備受其夫之害的婦女決定不再跟他離婚並因此而挽救了他。
我有個姑姑叫柳德米拉。我出生時她才十幾歲。大家都叫她柳德米爾卡，可我當時叫這個名字太吃力，於是就叫成了「德爾卡」，並且習慣了這種叫法，直到現在還這麼叫。
德爾卡１８歲時嫁人了。可她的婚姻並不幸福。她丈夫波裡斯是個電工，整日酗酒，打老婆。記得她做姑娘時就很瘦弱，眼睛暗淡無光，頭髮乾枯。婚姻的不幸把她折磨得更不成樣子了，到４０歲時她已老得像個老太婆。可後來奇跡發生了。大家都知道那句俄國諺語吧，「四十是女人的黃金時代。」
而德爾卡４５歲時卻煥發了青春。
那是從她兒子參軍時開始。德爾卡早就對她母親講過，只要兒子一長大，她就跟丈夫離婚。這自然是因為他酗酒。所以沙約扎參軍後德爾卡就離開了家。「好了。我受夠了。」她說。她找了間房子，又換了工作。她以前在一個車站的訂票室當出納員，工作很累，時間又長。誰都知道在車站排隊買票的隊伍有多長，有時人們一排就是好幾天。他們又累又乏，等排到售票口時人都快散架了。這種工作德爾卡做了近二十年，僅僅為了多掙幾個盧布，因為波亞姑夫把錢都花在喝酒上了。後來她在旅遊局找了個差事。那裡的氣氛可大不一樣，顧客也迥然不同。人們都在度假、旅遊，他們幸福、愉快。德爾卡自己也開始旅遊：她經常買上一張減價車票到塔林或南方的什麼地方去玩。在旅遊局工作的人員都享受減價車票待遇。她開始打扮自己。她從前一直挽著頭髮，現在則剪成了短髮。這時她才發現她有著多麼漂亮的灰色頭髮。她疲憊的眼睛開始變得閃閃發光，似乎在期待著即將到來的幸福。她甚至連走路的姿勢都變了，而且似乎身高每月都在長。不久，她有了戀人，那人一直都在打光棍兒，到４０多歲了才忽然決定結婚。他有點老派，這正合姑媽的胃口：沒有污言穢語和粗鄙之舉，只有鮮花和吻手禮。他自己有輛汽車，因此每天上下班接送她。我和媽媽都高興極了：德爾卡４５歲才享受到青春的快樂。
但她的幸福還沒開始就被毀掉了。一天波亞姑夫打來電話，說他要住院，讓姑姑去照看他們的房子。德爾卡問道：「為什麼？你要長期住院嗎？」
他相當平靜地回答：「我可能會死在那裡。我得了癌症。
你要好好看管咱們的房子，以免將來兒子回來沒地方祝你如果能把我的喪事辦得像樣些，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德爾卡不顧一切地回去了：她的確離開了丈夫，但現在他病了，她至少也應該親自把他送到醫院埃他住進一家癌症醫院，準備動手術，因為酗酒過度，他得了喉癌。他的手術看來相當成功，德爾卡帶著大包小包去看他，陪他，給他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勵。不久他就出院了，出院前德爾卡同醫生談了一次，醫生說像這樣的病第一次手術後往往會復發，因為病毒不僅危害了咽喉，同時也侵入了胃腸、肝臟。「要讓他身體的整個系統積極地抵抗病毒的進攻，這是唯一的希望。這就看病人有沒有康復的信心了。人們往往一聽說自己得了癌症就自以為死期不遠了。」
聽了醫生的話，經過深思熟慮，德爾卡終於下了決心。她回到家中，把凌亂不堪的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條。打開衣箱，她發現他已經把他所有像樣的衣服全都換酒喝了，於是她決定給他買新衣服。她先買了一件質地考究的大衣。她想：「如果我給他買件襯衣或一套西服，他會以為那是為他準備的喪服。
為死人裝裹一般都用好衣服，可從來沒有用大衣的。他一看新大衣就知道我根本沒想到他會死。」
她還為他買了套服、內衣、襯衫和新鞋，花了不少錢。我也解囊相助。後來姑姑跟我講了出院前她把一包衣服拿出來時他的反應。他穿上襯衫、套服後說：「這下進棺材時可有衣服穿了。多謝了。」
「你為什麼要想到死呢？」她嚴肅地問。
波亞姑夫哀傷地望著她，自憐地說：「唉，你明明知道我得了不治之症……」德爾卡雙手叉腰，衝他喊道：「癌症。你原來是這麼打算的？你這可憐的人得了癌症，是吧？你心裡的小算盤我一清二楚。你想讓我回來，是吧？親愛的，然後你就可以打著癌症的幌子又開始酗酒。哼，真是癡心妄想。別急，先聽我說。
我已經跟醫生談過了，知道你身上只是有一個小腫塊。你騙得了別人，可騙不了我。我回來是因為你這兒還需要有人照顧。但你要記住，只要你喝一口酒，我馬上就走。到那時候，癌症也救不了你。就這樣。把大衣穿上。」
隨後波亞姑夫看見她給他買的新大衣至少也得花１００盧布，他立即平靜下來，知道自己不會死了。
回到家裡他對此更深信不疑，知道德爾卡根本沒打算他死，而是想和他開始新的生活。屋子已煥然一新，窗上掛著嶄新的窗簾，更重要的是，一架漂亮的雙人床取代了以前的折疊沙發。這時他終於相信了德爾卡。這件事給他觸動很大。
他終於戒了酒，身體很快開始恢復。
還有什麼說的呢？一年以後他徹底康復並開始工作，再也不喝酒了，德爾卡離開了戀人，起初他表示願意等她，因為他知道波亞姑夫得的是什麼玻但德爾卡異常堅決地表示，他根本不考慮她丈夫會死，她要不惜一切代價讓他活下去。他現在依然健在。故事到此結束，不過，還要加一句。德爾卡現在仍然漂亮，但她眼睛裡曾閃爍的光芒消失了。她的眼神變得異常堅定。
聽完了拉麗莎的故事，女人們說這沒什麼稀奇的，無私的妻子終生照顧有病的丈夫，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但是，如果誰能講個丈夫像那樣照料妻子的故事，」阿爾賓娜不無惡意地說：「我給她獎品——一管巴黎口紅。」
「讓我們看看。」娜塔莎說。
「給。看嘛？」阿爾賓娜一邊問，一邊從包裡掏出口紅遞給了娜塔莎。
「我要看看跟我的顏色是否一樣。好了，歸我了。現在該吉娜講，然後是我講，我講的故事跟拉麗莎剛才講的差不多，只不過說的是男人。」
「好了。現在請吉娜講點勞改營生活的情況。可以嗎？吉奴爾亞。在勞改營就沒有高尚行為嗎？」
「當然有，為什麼沒有？如果你們不厭煩，那我就給你們講一個。」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講述，說的是無私的母愛。
我講的是一個女人代兒服刑的故事。
我在勞改營的建築工地幹活。我們營亂哄哄的，因犯人多監房少——監房是木製的，已經３０年了，都糟了——因此，他們不再建造單層木質監房，而是建造雙層石頭監房，空間擴大了一倍。
我的活兒還算稱心，就是苦一點兒，因為那兒沒機械裝置。磚、鍬、小車以及犯人們的雙手，這就是全部的工具。另外，還有一匹馬拉水泥車，我們管這匹馬叫「海鷗」。每天早上他們一把我們趕到工地就從馬廄裡牽出「海鷗」交給我。我把它套在裝水泥箱的車上，然後趕車到倉庫。把車倒進倉庫，便開始用鍬往上裝水泥。灰塵飛揚，我和「海鷗」都成了灰不溜丟的傢伙，吸進鼻孔的全是水泥，嗆得要命。至少我還可以用塊布包到嘴上，但「海鷗」可就慘透了。幸好裝滿車後我們要往工地拉，其他犯人幫助我們卸車，然後我們回倉庫再拉，只有在來回的路上我們才能享受點新鮮空氣。一天我們要拉１０到１５趟。一天下來我的胳膊就像要掉下來似的，咳嗽得肺都要炸了，但我仍然堅持了下來，沒把這活兒交給別人。「海鷗」是個很好的工友：不罵人、不發脾氣。如果想找個知心人，最好不過的就是馬了。我情緒不好時就用手摟在「海鷗」的脖子上跟它說悄悄話。它或許聽得懂，也許聽不懂，但要是我說了當局的壞話，它不會去給我告密。還有，在來往於工地的路上監視我們的只有藍天。即使天不是藍的，而是多雲、下雨或下雪，這也要比在工頭和看守的呵斥下幹活要好得多。
一天，我和「海鷗」拉來一車水泥正在卸車時，一個衛兵走過來說：「伊萬諾芙娜，卸完後把車打掃一下，去一趟醫院。你們的一個同伴死了，你得拉她到紅山。」
紅山是犯人的墓地。自１９３０年以來，這座山長高了好多，當時埋的是富農。
我照他說的做了，把車趕到了勞改營醫院，一夥兒女人正等在那兒。
「誰死了？」我問。
「四分隊的卡扎科娃。」
「卡扎科娃？可她沒病呀，她兒子剛來看過她的。」
「對，感謝上帝，她沒受罪。昨晚她上床睡覺就再也沒醒過來。」
我這才知道這些女人是扔下她們的活兒來醫院給卡扎科娃送葬的，犯人沒有葬禮，拉出去埋掉，在地上插個牌子寫上號碼就算完事了。每當看到有棺材從勞改營門中拉出去，犯人們就說：「又一個短命人。」
然後，她們就回去了，很快把這件事忘了。每人都知道明天就可能輪到自己。紅山墓場白骨纍纍，挖坑時簡直分不清挖的是土還是骨頭。但卡扎科娃是個特例，女人們寧願冒險來給她送葬。自然，這裡離營門口並不遠，即便如此，這也有點送葬的味道。她是個仁慈的女人，應該送送她。
卡扎科娃是為兒子進來的，現在我來講她的故事。她丈夫是個畜生，是個殘暴的酒鬼：他常常喝醉酒後手執斧頭追趕老婆。自然，她總是抱著孩子跑到鄰居家去躲避，而鄰居們總是把她藏起來。她向派出所投訴過多次，但他們總是說：「清官難斷家務事埃」一次他真的拿斧子砍傷了她。她住了一陣兒醫院就又回了家。她可憐他，所以決定不去報案。起初他害怕了，收斂了點。後來，一看沒事，就又舊病復發。兒子也挨了好幾次父親的斧子。
後來有一次父親又在打媽媽，威脅著要砍了她，那孩子上去一把奪過斧子，反手一斧砍到父親的頭上，當場就把他撂倒了。媽媽跑過來摸摸他——已經死了。這酒鬼，真活該。
她沒告訴孩子他已經死了，而是說：「他昏過去了。他在那兒躺一會兒還會起來撒野。兒子，你最好盡快收拾好東西去你姨媽家。我會給她寫信要她讓你住到開學。要不你父親醒過來會報復你。一個月後再回來，那時他就把這事忘了。」
那孩子照母親說的做了，逕直去了火車站，準備去姨媽家。大約一個小時後，母親才去鄰居家，向一對夫婦要了點兒鹽，回來的路上又去另一家串門兒，給人的印象是她很想聊天兒，她告訴這兩家說，她打發兒子到她妹妹家度假去了，她丈夫不知又去哪兒喝酒了，也快回家了。所以她必須做好飯等他，以免他發怒。說完便回家了，不一會兒，她開始號啕大哭，好像家裡又在打架。她跑到院子裡，在那兒鬧了一陣兒，然後又回到屋裡，她用手攥著斧子，目的是把自己的指紋印到上面。真令人吃驚，她是怎麼籌劃的這件事呢。之後，她尖叫著跑到剛去過的那家：「鄰居們。告訴警察局——我殺了他，我想……」一個鄰居安慰她，另一個去報了警。
一個月後兒子從姨媽家回來，發現父親已經被埋葬了，母親進了監獄等待判決。他堅持找偵查員說事情是他幹的，但偵查員根本不聽他的：人證、物證俱在，而且兇手已經供認不諱。於是，卡扎科娃被判了５年——他們知道死者是個魔王。兒子對她很好。長大後他才知道母親為他所做的一切。他經常去探監，給她送好吃的東西。犯人們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接受親友探視，人們看到母子二人在探視期間總是哭喊、爭辯。他說：「媽媽，現在我已經是大人了。您回家，讓我來服刑。我們要一起上訴，告訴他們事實真相。」
母親總是對他說：「兒啊，他們不會放我出去，要不他們就承認弄錯了，然後把你抓去。我的刑期已不長了。要完成你的學業，我的兒啊，千萬莫喝酒，別學你爸爸。」
然後他們繼續哭訴，試圖說服對方。探視也總是這樣結束：兒子回家，母親回營房繼續幹活。她已服刑４年，而且已申請假釋。母子等了好幾個月，期待著莫斯科的答覆。事實上，全勞改營的人都在等。我們之中什麼樣的女人都有，有的真正是鐵石心腸，但她們都希望卡扎科娃能出去，大家都同情她。這既是因為她代兒受過，又是因為她是個好人，很善良。這在勞改營中是不多見的。大家都有過艱難的經歷，所以大都脾氣不好。每當她收工回來，營房就會顯得亮堂些。這女人有個真誠的靈魂。當聽到莫斯科拒絕了她的申請，她沒哭，也沒生氣，不像別人那樣。是啊，心畢竟不是石頭做的，我想。一個人可以忍受一切，但心並非總能忍受。所以她只有死，卡扎科娃真的就死了。
他們把這可憐的女人抬了出去，用的是一個簡單的木頭棺材，沒有油漆，是用工地上的碎木頭拼湊而成的。
女人們只能送到門口，然後就聽身後大門光噹一聲關上了，我們趕車上了紅山。我坐在棺材上，兩個士兵拿著鐵鍬跟著，還有一個當官的帶著公文紙：即使這最後一站也得有文件記載。士兵埋葬了她，當官的在公文紙上做了記錄，他們插了一塊寫著號碼的牌子，我和「海鷗」就回去拉水泥了。
幾天後卡扎科娃的兒子趕來了——他們給他拍了電報。
他要求把母親的屍體葬在老家，他們沒同意，因為那樣違反規定——她刑期未滿：「她刑期快滿了，那時你可以來接她。」
吉娜的故事深深打動了女人們。
然後阿爾賓娜轉向娜塔莎：「哎，誰答應講個有關男人的善良和崇高的故事好讓我們吃驚？講吧，娜塔莎，不然你得不到法國口紅。」
娜塔莎笑笑，便開始講她的故事。
故事之三
工程師娜塔莎講述的目的，在於贏得一管法國口紅。故事說的是少見的高尚男人。
這是我朋友白拉的故事。她比我大三歲，我們同校不同班，但在一起上體育課。我們的友誼就是從這時開始的，而且後來一直沒中斷過。
大學一年級時白拉就深深愛上了一個高年級男生。這是一所工業學校，女生很少，大部分都是男生，在所有男生中白拉選中了她傾心的這一位。他也愛她，但並不十分當真。第一年兩個人進展得很順利。但後來他又愛上了別的女孩。白拉不願放棄他，他也沒甩掉白拉，但對她的愛卻熟視無睹。這是很平常的事情，我認識的許多夫婦都是這樣。但願有人教女人少一點癡情而教男人多一點愛。
倆人的關係就這麼年復一年地拖了下來，差不多整整五年了。在這之前兩個人都畢業了，白拉成績優秀繼續留校讀研究生，兩年之後也完成了學業。我十分佩服她，但她卻對我說：「娜塔莎，我讀研究生全是為了克利爾，或許他會因此而喜歡我。」
克利爾對她為取悅於他而做出的努力卻不以為然：「你以為你成了世界名人我就會突然屈服於你嗎？我照樣不娶你，這就是對你的努力的報答。滿足於我能給予你的吧。」
但他能給予她的越來越少。幾年過去了，唯一變得愈加美麗的是公園裡的樹。最後的時刻終於來了，克利爾宣佈要同另外一個姑娘結婚。她沒爭辯，她真心希望克利爾幸福，她甚至去參加了他們的婚禮，並向新郎新娘表示祝賀。
事後我問她：「在婚禮上你感覺如何？」
她說：「我感到平靜、自由，但遺憾的是，我浪費了那麼多的時光，浪費了那麼多的感情，這一切都無法挽回了。」
中斷了與克利爾本來就很少的約會，白拉過起了獨身生活。偶爾他打電話來問候一下，她自然回答一切都好。實際上她像一支漸漸要燃盡的小蠟燭，每況愈下。不久便聽說她被送進了醫院，她嚴重咯血，經檢查確認是少見的肺結核病症。這簡直象沙俄時代的小說裡寫的一樣。
在一次聚會中我遇到了克利爾。那天大概是什麼人的生日或是其它什麼紀念日，我記不清了。我倆碰巧坐一塊。閒聊了一會兒別的事情後，他問我白拉現在怎樣了。我將白拉的遭遇告訴了他，他聽後臉色發白，說：「那怎麼會呢？她一直健壯得很，連流感都沒得過。」
我發誓，我一點也沒暗示白拉是從他結婚後身體才開始垮的，也沒說讓這傢伙感到難堪的話，我知道說什麼也不管用。他本可以完全不相信我的話，他兩年前就結了婚，而且這年頭兒誰相信還有人為愛情而死？但克利爾真的不安了，席間再沒跟我以及年輕的妻子說一句話。聚會結束時他突然問我：「娜塔莎，明天上午我去找你，我們一起去看白拉，好嗎？」
與其說是為我自己，不如說是為了白拉，我推辭道：「那樣好嗎？見到你有可能會加重她的玻」但他向我保證，要是白拉見到她生氣他就立即走開。
第二天他來了，我們一起去了普希金大街，白拉就在那兒住院。時值八月，患者獲准在公園散步。在偏僻的林蔭路邊我們找到了白拉。她坐在一隻凳子上，看上去很小，像個小女孩兒。她臉頰緋紅。眼睛瞪得又大又圓。克利爾急忙走過去緊挨著她坐下，伸手摟住了她的肩頭，望著她那十分瘦削的面龐說：「你怎麼了，小鴿子？想飛走嗎？我不讓你走。」
我藉故走開，到醫院門口等克利爾，好不使他們難為情。
後來發生的事情完全出乎意料。我們突然獲知，克利爾撇下年輕美貌的妻子，把白拉從醫院拉出來轉到克里米亞優美的療養院中。白拉在那兒接受了治療，爾後他們又回到了列寧格勒。克利爾與他的妻子離了婚而同白拉結了婚，由於種種原因，他們甚至在教堂舉行了婚禮。當時我也在常新娘幾乎站立不住，新郎得扶著她，顯然，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因為我從未見過我的朋友白拉是這樣喜氣洋洋。
我們都認為這一切都會隨著她的死期到來而告結束，儘管死得幸福。但結果誰也沒想到。克利爾像一頭公牛一樣到處亂撞，四處托人，找最好的大夫為白拉治玻他還帶她到國外求醫，甚至去菲律賓找巫醫治療，結果白拉不需要再動手術了。克利爾的努力使她產生了極大的力量，她居然平安地生下一個十會健康的孩子。現在，在我們眼裡克利爾成了一位肺病專家，因為在白拉治病期間，他幾乎通讀了有關肺結核的所有資料。
有一天他們來我家做客。白拉與我丈夫聊攝影，他在給她看他早期的作品。我則悄悄與克利爾交談。我問他怎麼會知道他能挽救白拉，他回答說：「這沒什麼奇怪的。我是個飛機設計師，自然會想到，白拉也像一架飛機，只有一隻翅膀是飛不動的，去掉一隻就會跌落下來。我所做的，就是把她曾有的那只翅膀還給她，讓她重新飛起來。這個問題是從技術角度來解決的。」
我沒再問克利爾前妻的事情，不知道她現在飛得好不好，我只知道，沒有那麼多的幸福可普施天下。
「科學家並不像你說的那樣。」愛瑪大聲嚷道，「他們總是說他們解決不了感情問題。不過，克利爾說的好像還有點道理。」
她和拉麗莎互相交換了一下神色，會心地笑了。
「阿爾賓娜，還有什麼可說的？」娜塔莎問。
「這個故事還不夠典型。」阿爾賓娜聳聳肩，然後惋惜地打開手包。
「你要的不是典型的故事，而是高尚的故事，口紅不該給我嗎？」
「該，該。」
「太棒了，班上的朋友們會羨慕死我。」
「不過，當你休滿一年產假再回去上班時，口紅早就用完了。」
「什麼？一管巴黎口紅一年就用完？你把我想成什麼人了，只有在特別場合我才會用它，我有點英國睫毛油，已經用三年多了。我還有點深色化妝液，西德產的。整個一個資產階級腐化墮落。」
「是啊，他們一定知道怎樣腐化墮落……」愛麗什卡歎息道。「我有一點兒美式眼影，拿出來用時總要掂量一下，這種場合是否該用這麼多。使人不解的是，我們的政府為什麼總是從西方買進我們用不著的東西？我在港口工作，知道運到西方的是什麼，運回來的又是什麼。他們帶回來的總是機器，而送出去的總是木材。他們從來想不到給我們買些化妝品。我們也愛美呀。記得三年前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根本買不到口紅。人們給報紙寫信反映，得到的回答是，一家工廠關閉，另一家工廠不能滿足全國的需要。唉，西方人肯定願意賣給我們一些的，他們的化妝品多得成堆，都可以用來刷牆。」
「對我們來說，技術比口紅重要，」瓦倫蒂娜反駁說。「特別是電子技術，它們可用於國防。只要沒有戰爭，我們可以不要口紅。你們都知道，要不是我們國家的防禦戰略，美國或西德早就向我們進攻了。１９６８年西德幾乎跨越了捷克邊境。我們如果不加強國防建設的話，肯定會挨打的。」
「是啊，真的，」奧爾佳歎息道，「我不理解那些法西斯為什麼總不善罷干休。但不管怎樣，德國人永遠不可能打敗我們。我記得向彼特亞這樣解釋過不下幾十次了。但儘管他愛我，他還是爭辯說，西德沒人要進攻我們。雖然他是東德人，但他畢竟也是德國人。所以根本不能相信這些德國人。是的，沒有肉，沒有奶，我們照樣生活，只要沒有戰爭。」
「哎呀，別說廢話了，姑娘們，不然我要寫些傳單在你們中間散發了。」佳麗娜說「我不想再聽你們的。」
「噢，你當然聽敵人的宣傳，你跟別人的想法不一樣。」奧爾佳輕蔑地說。「你真的相信他們的電台說的都是真的？我早就不相信他們了。我只相信任何人都想進攻我們。不然我們的政府幹嗎要那麼多武器？比如說，我們造船廠，說是為和平生產，但我們都知道它生產了多少軍用品。」
尼爾婭歎息道：「大概我比你們更害怕戰爭。部分因為我有過可怕的經歷，部分因為我生來就是個膽小鬼。我也認為我們食品、住房短缺是由帝國主義造成的。而且，不管你怎樣論證民主，佳麗娜，你永遠也不會改變我的思想。奧爾佳是對的，沒有這些必需品我們也能活，我們可以忍受，但我們必須防止戰爭。雖說如此，我還是希望得到一種外國貨：防水嬰兒褲。有一家已答應給我些，他們是從孩子已長大的人家要來的，現在他們的兒子也已一週歲了，所以他們很快又會傳給我。這些東西特別有用，特別是外出時。我不明白，他們那邊什麼都有，為什麼還要進攻我們。」
談話由政治轉向嬰兒褲，緊張氣氛緩和了。話題從橡皮褲、橡皮奶頭、嬰兒浴液的短缺又轉到怎樣用消毒植物油製造嬰兒浴液，以及塔林如何有許多高質量的橡皮奶頭，如何花上一天工夫用不了多少路費就能買到。於是，氣氛大為改善，瓦倫蒂娜趁機講了別的故事。
故事之四
瓦倫蒂娜講述。說的是一位姑娘如何只身擔負母親的重任。
我們一家有四姐妹。大的叫卡蒂婭，住克裡夫依-羅格附近的工人新村，我遷居列寧格勒，老三讀衛校，正在馬加丹實習，最小的柳芭是個大學生。卡蒂婭大姐有個好丈夫，但他突然因脈管炎病倒了，不得已鋸掉了一隻腿，從此開始酗酒。他們有好幾個孩子，這在本省是不多見的。四姐妹中就卡蒂婭大姐生活每況愈下，他們很窮，孩子又多，丈夫有病，還酗酒。其他幾個姐妹日子過得都挺好。
我們姐妹中柳芭最有天賦。她精通女紅，常為自己及我們姐妹設計時裝。她經常別出心裁，富有創新精神。她的夢想是做個服裝設計師，她已開始在紡織學院學習有關課程。她本可以全力以赴，可她結了婚，丈夫住波斯霍夫。他在那兒有房子，是父母給的。他和柳芭想賣掉它，然後在列寧格勒換個小點房子。但他們暫時還住在波斯霍夫。柳芭在一家服裝廠上班，同時到學院上課，而她丈夫格裡沙是個司機。他們本會一切順利，不曾想災難降臨於卡蒂婭，因而完全改變了柳芭的命運。
我們姐妹突然接到電報，說卡蒂婭的丈夫死了。我們寄去了安葬費和慰問信，但路程太遠沒法親身前往，況且我們有自己的工作和孩子。一個月以後我們又收到另一封電報，是卡蒂婭的鄰居打來的：「你姐姐卡蒂婭突然離世。速來安葬並照看孩子。」
我、柳芭、醫生尼婭，三姐妹不顧一切地趕到姐姐家中，為卡蒂婭料理了喪事。鄰人說她是絕望而死——她隻身一人，沒丈夫的幫助，無法撫養七個孩子。孩子們還都小，長子１０歲，往下依次間隔一歲，最小的丫頭才兩歲，埋葬了卡蒂婭後，我們姐兒幾個商量孩子們怎麼辦。她們在另一間屋裡抱作一團，似乎知道我們在決定他們的命運。
最小的幾個好辦，我和尼婭決定，由我領養小丫頭，她領養三歲的男孩兒。我們再沒別的辦法。大點兒的孩子只好讓他們去兒童養育院，很可憐，他們必須分開：女孩去一家，男孩去另一家。一所寄宿學校同意接收最大的男孩。我和尼婭在和各自的丈夫討論這一安排，而我們稚氣未脫的小妹妹坐在那兒垂淚。她做不了主，因為她丈夫沒跟她一起來。我們能理解她的眼淚。突然她站起來走到孩子們呆的那間屋門口，盯了他們好一會兒，然後回來說：「尼諾契卡，麗柳莎。
我們不能把他們分開。那對他們來說太可怕了，他們剛失去父母。我們再想想別的辦法。」
我們通常把柳芭看作我們家的孩子。尼婭甚至不耐煩地說：「我們正在決定重要的問題，你卻來說些傻念頭。發生了這樣的事，他們怎麼能不分開呢？誰能領養這麼多孩子？反正我不能，我已有兩個孩子，還有丈夫和工作。瓦倫蒂娜也不能，她有重要的工作。你能全部領養他們還是怎麼著？你還沒孩子，不懂怎麼撫養孩子。老實呆著吧，等長大了再談論重要的事情。」
而柳芭卻突然說：「你說對了，尼諾契卡。我要領養這七個孩子，因為我自己沒有孩子，或者說用不著為自己的孩子操心。」
「你瘋了。你結婚才一年。就是帶一個孩子回去，你的格裡沙也不會讓你進門。」
「我要馬上給他拍電報讓他決定是要我們還是不要。」這個傻丫頭去拍了如下電文：「已決定撫養卡蒂婭的孩子。如仍想與我一起生活，來接我們。」
看到這封電報，格裡沙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急忙跑到郵局給她掛了長途。在電話中她堅定地表示她想收養七個孩子。格裡沙考慮了幾天，第四天來到克裡夫依-羅格，來接他的突然擴大的家庭。
自然，我和尼婭都解囊相助，但我們認為柳芭不會維持長久，起初她可能有些興趣，但時間一長就會明白撫養七個孩子並非易事，那時她就會放棄她的打算。我們對她十分惱怒，因為我們本可以一次就決定他們的命運，免得他們多遭一次罪。結果證明我們的看法錯了。兩年過去了，柳芭愈加傾心於這些孩子。這些可憐的小傢伙恢復了生氣。前幾年他們的生活很慘，父親有病，還天天喝酒，而母親則整日悲愁。
現在他們有了一個年輕的新媽媽，樂觀又仁慈。他們愛「柳芭媽媽」，形影不離地跟著她。年齡大點兒的孩子幫著干家務活兒和照看弟弟妹妹。當然對柳芭來說生活並不容易。她不得不放棄了自己的學業和服裝廠的工作，她在離家不遠的一個機關當了清潔工。這至少可以為家裡多掙點兒錢，還能有時間料理家務。格裡沙也習慣了這些孩子，但他得加班加點工作，還不斷另外找點兒活兒干。他們得不到國家的救濟，因為並沒允許他們收養這些孩子，只是他們自作主張。他們被定為養父母，並被告知：「要是有能力撫養這些孩子，那就撫養，要是沒有能力，就送兒童養育院。」
孩子們生身父母的撫恤金還不夠給他們七人每人買塊麵包。
有時看到柳芭我就想：「我們姐妹中最有天賦的一個落得如此結局，真太可惜了。尼婭是個醫生，我有重要的工作，而柳芭卻是個清潔工。這不公平。」但有時我的想法又完全相反，或許柳芭最偉大的才能就是把家庭的幸福給予那七個小孩。
我確實感到遺憾的一件事就是柳芭沒有完成學業，或者說終生沒有自己的職業。清潔工算什麼？那畢竟不是職業，只不過是一份兒差事。孩子們會長大成人，然後離開這個小窩，柳芭將會隻身留下來，唯有孩子們用過的破舊的衣物和餐具與她作伴。要是孩子們長大後有良心，肯幫助他們的「柳芭媽媽」，那還算不錯。但她再也不會有稱心的工作，也沒有豐厚的收入或養老金。我和尼婭將會得到兩倍或三倍於柳芭的養老金，而這些養老金將主要來源於柳芭的孩子們，因為柳芭的七個孩子將來為養老基金所做的貢獻要比我們倆人的兩個孩子多兩三倍。如果從政府的高度看，這是不公平的。這就等於說社會盤剝了多養孩子的母親。
女人們十分欽佩柳芭的高尚行為，同時也對其深表同情。
「瓦倫蒂娜，你想過要在你們黨的會議上討論這個問題嗎？」
「我試過，但沒人聽。他們說：『每個女人都要決定她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是有趣的工作和豐厚的養老金，還是孩子』。這就是我得到的答覆。」
「你怎麼想，佳麗娜？」
「我怎麼想？我認為，為那樣的母親提供受教育的機會，政府不會破產。不是讓她們把晚上的時間花在掃樓道上，而是讓她們可以坐在家裡讀書，這樣，孩子們大點兒後，她們就可以一星期工作兩三天，當然我說的工作是職業而不是隨便幹什麼活。當今我們並沒有太多的大家庭嘛。」
「對，我認為，」奧爾佳說，「一位母親的工作應該得到普通工人的養老金，我就這樣認為。瓦倫蒂娜說得對，我們的養老金將來要由這些母親的孩子們承擔，她們考慮的是自己的孩子而不是自己。這不公平。」
我們一致同意奧爾佳的看法，並又轉向瓦倫蒂娜：「瓦倫蒂娜。為何不給你的同名人宇航員瓦倫蒂娜-泰勒什柯娃寫封信？她能在最高水平上提問題。」
「是埃不過，她也會從最高處摔到地上。你們聽見過她為婦女說一句好話嗎？當然沒有，由此說明她為什麼能當蘇維埃婦女委員會主任。」
吉娜突然高興她說：「泰勒什柯娃視察過我們勞改營，知道嗎？」
「真的？」
「絕對是真的。他登上營俱樂部的舞台宣佈：『瞧我——看一個女人在我們國家能升多高。再瞧你們自己——看你們墮落得多低。』我們犯人們聽了個個目瞪口呆。這樣的話我們從看守和哨兵那裡聽多了，但沒想到她也這樣說話。一個犯人小聲對朋友們說：『不知那兩隻宇航狗貝爾卡和斯特萊爾卡返回地面時會不會瞧不起別的狗？』這話一傳開，在場的女人們哄堂大笑。泰勒什柯娃坐在那兒，臉漲得通紅，感到非常氣憤，沒想到這些墮落得如此低下的女人竟敢嘲笑她這個太空人。我不知道是否跟這事有關係，反正泰勒什柯娃在勞改營轉了一圈後，對這些女人的管制就嚴格多了。他們開始把監房的窗戶用鐵格子嚴嚴封住，只留一點小縫兒透光。至今人們還在管泰勒什柯娃叫鐵格子。你們說，她能為母親們說好話嗎？」
發洩了一通怨恨，朋友們開始轉向阿爾賓娜，要她也給大家講個高尚行為的故事，當然是關於女人的，沒人指望她會說男人的好話。
故事之五
空姐兒阿爾賓娜把兩個高尚的女人描繪成女英雄，而一個倒霉的男人卻被夾在中間。
我有兩個朋友，一個是藝術家，專門為咖啡館作畫，一個在俄國文學研究院普希金研究所工作。一個迷戀作畫，另一個獻身於普希金。兩人都沒完沒了地攻讀專業書籍。我的『洛莉塔』就是從她們那兒借來的。她倆一個叫麗爾婭，一個叫亞爾婭，是多年的老朋友，大概從孩提時就是朋友。唉，麗爾婭和亞爾婭兩人愛上了同一個傢伙，而把他介紹給她倆的罪魁禍首就是我。他是個普通航班駕駛員，一個很不起眼的人。他追過我，但那時我有朋友，所以我就當著朋友們的面損他：「誰稀罕他？」
糟糕的是她們兩個看上了他。起初他瞄上了麗爾婭，就是熱戀普希金的那位。這位還真有點兒小高雅，滿腦子都是詩，老的新的都有，而且自己也寫詩。我倒是喜歡她自己寫的詩。這可把阿圖爾給震了：活靈活現的女詩人他只在電視上見過一回。於是，一場小浪漫開始了。由於麗爾婭與亞爾婭倆人好得分不開，所以常常是他們三人坐在一起，要不就一塊去看展覽，所有的展覽都看，有時還在家裡朗誦詩。實際上作為女人來講，亞爾婭比麗爾婭更有魅力：她是大個子格魯吉亞人，有一雙熱情眼睛和結實的屁股。因此阿圖爾也開始注意她。喜歡聊聊時他挨著麗爾婭坐，突然想跳舞時就找亞爾婭。朋友們議論紛紛，最後得出結論：他自己也不知更喜歡誰。亞爾婭感到有不少男人在追她，周圍就不止兩個，而沒人會看上麗爾婭，除非對她有點瞭解。因此她對阿圖爾說：「我不想破壞你與麗爾婭的關係，所以我們別再見面了。」
她想辦法說服了他。這傢伙看上去還挺得意，因為這少了他許多麻煩。他把心思轉移到了麗爾婭身上。但麗爾婭也決定當英雄：「我知道你和亞爾婭是更合適的一對兒。」
她把亞爾婭請回來，準備了些酒，邊喝邊說：「顯然，你們已經相愛了。你們沒地方住，就住在我這兒吧，因為我要到普希金山去一個月。」
說破嘴皮也沒法兒讓她改變主意。她把鑰匙放在桌子上，當天晚上就走了，還自覺高尚、浪漫。
亞爾婭和阿圖爾住進了麗爾亞的房子。等麗爾婭快要回來時，亞爾婭便開始充當高尚的犧牲者：「你呆在這兒等麗爾婭。她回來時發現你在她家裡她會高興的。」
她走了。麗爾婭回來了，她真高興了一星期，然而一想到亞爾婭的苦楚便又黯然神傷了。
阿圖爾有一次在機場碰到我說：「阿爾卡，我怎麼辦呢？
她倆的高尚快折磨死我了。」
我看著他，這可憐的傢伙還真讓這件事弄得精疲力荊「快別胡鬧了。與其玩兒這種遊戲還不如你們三人住在一起算了。要不就逃，阿圖契克，快逃吧。」
這傢伙思慮再三，終於拋棄了那兩位高尚的小姐。後來他告訴我：「我再也不找這樣的女人了，我想找另一類女人，她敢把情敵的眼珠子摳出來，決不忍受高尚的痛苦。阿爾卡，我不懂這些優雅的感情，我大概是個粗人。」
「這也不錯，是啥說啥。」
最後兩個高尚的朋友也翻了臉，倒不是因為男人，而是因為麗爾婭對亞爾婭的一幅畫的評論。亞爾婭回敬了她，管她叫普希金狂。兩人結下了仇，從此分道揚鑣了。
女人們嘲弄了一番麗爾婭和亞爾婭的痛苦，然後接著聽佳麗娜講。
「我要講的是發生在我一位朋友身上的一個真正的奇跡。
也是勞改營的故事，但不像吉娜講的那些那麼可怕。」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見者佳麗娜斷言，一個人會為另一個人創造出最難以置信的奇跡。
一位持不同政見的列寧格勒藝術家剛從勞改營獲釋。她帶出來一些鉛筆畫，令人吃驚的是，這些畫都是在零碎的各色紙片或硬紙板上畫的。有一次我們幾個朋友去找她，她讓我們看了這些畫，都是現實主義的素描。其中一小片硬紙上畫的是沼澤地中一枝盛開的茶花。題詞是：「為了你一小時的自由，我寧願獻出生命。」這幅畫我看了好一會兒，因為它與眾不同。瑪莎——就是那位藝術家——注意到了我，她問：「想聽這幅畫的故事嗎？」於是，她給我講了如下的故事。
瑪莎待的是罪犯勞改營，一千五百名罪犯中就她一個政治犯。這個勞改營的看守十分殘暴。他們把女人當牛馬對待，欺侮她們，打她們，有時甚至強姦她們。但有個年輕軍官——女人們給他起了綽號叫納贊斯基中尉（在俱樂部看過電影《古波林的決鬥》後給他起的）——不嚇人，也不遭人恨，相反，犯人們都尊敬他。或許這只是由於他同人談話時總用「您」這個禮貌的字眼。他原在附近的火箭基地服役，因犯有過錯而被貶來勞改營工作。他得在勞改營呆兩三年，而他又特別討厭這裡，所以就拚命地喝酒。
瑪莎在勞改營一出現他立即就注意上了她，並試圖與她交談。但瑪莎恪守格裡耶多夫的信條：「上帝讓我們避免最悲慘的災難——主人的恨或主人的愛。」所以她避免與官方人士的任何私人接觸。
大約一年過去了。瑪莎與其他犯人正在地裡幹活，納贊斯基中尉突然告訴她：「昨天我從『美國之音』上聽到了有關你的節目。這個節目的標題叫：『為了一小時的自由我願獻出生命』，你能解釋一下這個標題嗎？」
這次瑪莎決定回答他，因為他信任她：他竟然公然承認，他，一個警衛勞改營的軍官，收聽了敵台廣播，這是為當局所禁止的。
「那是我們遊行示威時常用的口號，引自一位十二月黨人。」
「你們真把自由的價值看得這麼寶貴嗎？」
「是的，毫無疑問。」
「那你們為什麼還要犯事坐牢呢？我簡直不明白這其中的道理。現在你已完全失去了自由，不是嗎？」
「不，不完全是。我還有內在的自由。」瑪莎回答說。
「不。我不理解。我猜想，要是你從這裡出去你還會犯事，他們還會把你抓進來？」
瑪莎沒有回答這個問題——這次可能是在試探她。她只是微笑了一下，中尉領會了她的微笑。
「你願意讓我告你最近『美國之音』還說了些什麼嗎？」
「告訴我吧，只要你願意。」
納贊斯基把從美國電台上聽來的所有消息都告訴了她。
從此以後，他每星期都要來一兩次，趁她幹活的時候把那個大世界的消息告訴她。
又一個春天來了，瑪莎還在勞改營。好長時間以來她都在想家，想得要死。她開始患嚴重的維生素缺乏症，牙齦出血、牙齒鬆動，苦不堪言。中尉見瑪莎日漸憔悴，便給她送來蘋果和食物，但瑪莎拒絕了。她唯一接受的東西是維生素，她的牙齦不那麼疼了。
「五一」假日到了，這是犯人們的好時光：官方人士連續鬧飲三天，犯人們也歇工了。這期間，女人們可以休息一下，還可以收拾一下寒酸的衣物。瑪莎還抽空作畫。她蹲在監房後面的角落裡，開始畫開滿茶花的小山丘。小山丘在監獄圍牆的外面，她坐在那兒能看得很清楚。中尉在那兒碰到了她，便走過來說：「我已經理解了你們的自由口號。我想了很多，現在我打算要你做件事。別說話，想辦法到警衛宿舍，不要讓人看見，我在那兒等你。什麼也不要跟別人講。」
他很快就走了。
瑪莎想了想，決定冒險從監獄門口出去。她不知道納贊斯基搞什麼名堂。她來到了警衛宿舍，值勤士兵悄悄為她開了門。離門不遠停著一輛小嗄斯車，中尉正坐在方向盤前。他為她開了門，說：「快進來，出宿舍區以前別抬頭。快。」
瑪莎意識到已來不及問什麼，她趕忙上了車。大約過了一刻鐘，中尉對她說：「現在你可以抬起頭了。」
瑪莎抬起了頭。他們在山丘中的林蔭路上驅車前進，只見滿山遍野都是盛開的鮮花。不一會兒，中尉在一座山丘附近停了車，下來為瑪莎打開另一邊的車門。
瑪莎下了車，林中的空氣令她頭暈目眩，幾乎站立不祝中尉把手腕上的表摘下來遞給瑪莎，說：「我本來很想在這裡跟你談談，這裡在鐵絲網之外，但我想對你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呆一會兒。一小時後我來這兒接你。別走太遠了，否則會迷路的。」
說完他便回到車上，把車開走了。
瑪莎自忖道：「我真傻，這不過是在試探我。」
她知道，政治犯刑期將滿時要經受各種各樣的試探，以使他們在勞改營中受審並延長刑期。這總是發生在他們快要出獄時。瑪莎的刑期還有三個月，她想，高尚的納贊斯基中尉最大的可能是在幫克格勃幹事，以便更快地贏得他們的寬耍她警惕地聽著。沒有，還沒聽到狗叫聲。顯然，獵手準備後發制人，只要她一往樹林裡跑，他們就會動手。瑪莎開始苦苦思索對付他們的辦法。突然，有主意了。她脫下破爛的外套，鋪在路邊，躺在上面開始日光裕她把那只表藏在了乳罩裡。獵手追捕時她將照舊躺在那兒，平靜地曬太陽。要是她想逃跑，在離監獄這麼近的地方開始日光浴豈不是傻瓜？
那只表要一直藏著，等偵查員審訊她時再拿出來。她要告訴中尉，表在路上丟了。這只表是最有力的證據：如果真是圈套，她沒什麼好怕的。
瑪莎躺在地上，想那個中尉有多麼混蛋。春天的氣息撲面而來，林中常客在碧綠的草上上歡呼雀躍，五彩繽紛的鳥兒在頭上婉囀歌唱，茶花盛開，漫山遍野。嬌枝嫩葉，沁人心脾。埃春天。瑪莎看了看表，時間快到了，只剩下１０分鐘。她傻乎乎地躺在路邊，等待著狗叫聲。她跳起來，抓起衣服就往山上跑。一邊跑，一邊折了幾枝開著鮮花的茶枝。累了，就在柔軟的草上躺一會兒，然後起來再跑。終於到了山頂，看到了遠在勞改營裡她所讚美的那三棵大雪松。回首望去，勞改營遠在腳下。她甚至能看到她住的那間監房的屋頂。
她依在一棵雪松上，用手撫摸著它的溫馨嬌嫩的新枝，她忘形地陶醉了。
她看了一下表，不禁大吃一驚：還有三分鐘的時間。她急忙向山下跑去。她想，她不能帶茶枝回勞改營。於是，她迅速把臉埋在茶枝裡，然後扔了它。她只留下了一小枝，決定藏在衣袖裡偷偷帶回去。
她剛一回到路邊車就來了。見還是他一個人她才放下心來。中尉下車走了過來：「怎麼樣？你玩兒得好嗎？」
「真是奇跡。」瑪莎回答說。「豈止是奇跡，我都無法形容。」
「那就叫做為一小時自由有人願獻出自己的生命。好，時間到了，我們上車吧。」
他們安全回到勞改營。當領瑪莎通過警衛宿舍區時，中尉平靜地說：「我要稍微修改一下你們的口號：『為了你一小時的自由我願意獻出生命』。再見。」
「再見，謝謝你。」
只是後來瑪莎才意識到，中尉冒的危險比她大得多：為了她「一小時的自由」他會被送上軍事法庭。為了紀念那一小時她畫下了這根茶枝。
這就是一個人可以給予另一個人的奇跡。實際上，我不知道這個奇跡該從哪方面來看：可以說瑪莎獲得了一小時自由，也可以說中尉給了她一小時自由。
「中尉和瑪莎後怎樣了？瑪莎出獄後他們見面了嗎？」
「當然沒有。瑪莎想送給他件禮物，但我們勸阻了她，因為那是在拿他的自由冒險。一個軍官在獄中幫助一個持不同政見者，這有多危險？要是瑪莎再送他禮物，他們還會判他受賄罪。但瑪莎說哪天她要根據記憶為他畫一張肖像，以感謝他幫助她獲得了一小時自由。」
接下來該奧爾佳講故事了。
故事之七
女工奧爾佳講的是一個被拋棄的丈夫的高尚行為，結果是善有善報。
我要講的是我們廠一個小伙子和他妻子的事情。我們廠兩個青年工人結婚了，男的叫耶夫基尼亞，女的叫耶芙基尼婭。所以我們管他倆叫基尼亞丈夫和基尼婭妻子。他們剛結婚廠裡就給了基尼亞丈夫一間房子，真夠走運的。但不久基尼亞丈夫應招入伍了。那時他有白券，因為他小時得過肺結核。但現在當兵的人越來越少，他們只好什麼人都要。我想，大概是因為人們生的孩子越來越少。所以基尼亞丈夫不得不離家兩年。在這期間，基尼婭妻子邂逅一位海員並傾心愛上了他。可她給丈夫寫信時從不提這事兒。
基尼亞丈夫復員回來發現自己家裡多了兩個陌生人：基尼婭妻子的新男人和他們的孩子。基尼亞丈夫徘徊在門口不知該怎麼辦：把這三人全部趕走還是自己走？他很生氣，他出去保衛國家卻遭人掠妻奪家。他站在那兒想了一會兒，然後對他們說：「好吧，看來是無法挽回了。你們就住在這兒吧，回頭我們辦離婚。」
基尼婭妻子不想讓他走：「你去哪兒？這是你的房子，對吧？只須等一個月，我們會找到房子的。」
「那哪兒找房子？拖兒帶女的誰肯留你們？」
「那好吧，至少把你的東西帶走。剩下的東西大部分也是你的，我們不要。」
「東西我往哪兒放？放在街上？我還去集體宿舍。無論如何也得回廠上班。他們不會從宿舍把我趕出來的。」
「基尼契卡。至少我得給你點兒錢。你失去了一切，我於心不忍。」
那位新丈夫尷尬、羞愧，不知如何是好，他掏出錢包遞給基尼亞丈夫說：「我們就這麼多，你想要多少就拿吧。」
基尼亞丈夫看看打開的錢包：裡邊只有幾毛零錢和一張彩票。他笑著把彩票拿出來說：「我把這個拿走，留個紀念。
如果你們真的希望我好，或許我會中個安慰獎，得個收錄機呀收音機什麼的。那樣我就能欣賞音樂了。」他帶上這張彩票轉身走了。
第二天報紙登了中獎號碼。基尼亞丈夫拿著那張彩票與公佈的號碼核對，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中了一輛自古力小轎車。開始他感到很不好意思，打算把彩票還給妻子。爾後他又改變了主意。如果命運錯待了他，那麼或許它現在給他送禮物來了。他是個好人，但不是傻瓜。他沒去領汽車，而是到自由市場找了個倒爺，以１５０００盧布的價格將彩票賣給了他。他用這些錢買了一套兩居室的房子和一些傢俱，剩下的錢還足夠買輛摩托車。我們都為基尼亞丈夫感到高興，特別是基尼婭妻子和她的新男人。
聽到正義很快得到了伸張，大家都十分高興。但吉娜評論說：「通常情況是，雖然好人期待著正義得到伸張，但壞人把他們折磨得太慘了，以至於哪天沒在電車上被人推搡或在商場沒挨售貨員的罵就自覺得不錯了。除非發生個戲劇性事件改變這些售貨員，不然我准有一天會在商場得心臟病，當場死在那兒。我實在受不了他們的態度。」
「得了，你省點兒時間排隊買東西吧。」愛瑪勸導說。「你知道我怎樣保護自己的神經嗎？從不排隊買什麼東西，甚至菠蘿。就是拿槍頂著我後背我也不去排隊。看到一大堆人擠在牛奶商店，我就對自己說：『今天我們沒牛奶也過得去。』要是菜店人多，我就改買麵包和香腸。這是保護神經的最好辦法。況且你也要理解商店售貨員的苦衷：整天見一幫憤怒的牲口在那兒排隊，誰受得了。所以他們自己也變成了牲口，這一點兒都不奇怪。」
「說得對，」尼爾婭插話說，「商店售貨員也不是生性野蠻，這都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把人們逼的。我要給你們講個這樣的售貨員。我講的故事並不新鮮，你們不介意吧。」
「你快講吧。」
故事之八
教師尼爾婭說的是一個售貨員救了一個小伙子的命。
這故事是我從親戚那兒聽來的。阿朗舅舅，就是帶我們進下水道使我們全家免遭法西斯迫害的那位，他有個兒子叫拉菲克，那時是二十歲。拉菲克不願跟別人進下水道。他想與一夥兒烏克蘭和波蘭朋友跑到森林去組織游擊隊。他們的冒險沒有成功。回到利沃夫一看，家人全沒了：死的死，逃的逃。他不敢呆在家裡，只好在街上流浪，到處尋找避難所。
朋友們誰也不敢留他，即使是那些曾與他一起組織游擊隊的老朋友也不敢留他。當時正值冬天，倒並不是很冷，不像大包圍中的列寧格勒那樣冷，但卻夠拉菲克受的，因為他無家可歸，沒什麼衣服穿，還餓肚子。有時人們讓他留住一夜，但天一亮就打發他走。有一次他連續四夜沒找到個溫暖去處，東躲西藏以逃避巡邏哨兵。第五夜他躲在一所房子的頂樓上，依在煙筒上取暖。正打著盹，聽到了槍聲，他意識到是在搜捕。
納粹往往到頂樓或地下室搜尋猶太人。他明白，必須立即離開頂樓。他下樓來到街上，設法往郊外跑。他來到過去曾住過的一個地方，發現這裡也在進行搜捕，於是他收住了腳步。
他記得附近有個麵包店，店門旁邊總有一堆盛麵包的木頭箱子。他決定去那兒躲藏。他及時到了那兒，憑一片嘈雜聲他斷定他們已搜捕到他剛路過的那條街。他藏在箱子裡，倒頭便睡了，儘管很冷。因為他太累了。
他被什麼人推醒了，睜眼一看，天快亮了。他認出了推醒他的人：麵包店的一位婦女，此地一個最粗野的售貨員。
「她想幹什麼？」拉菲克想，「她肯定要把我交出去。」他想跑，但腳已凍僵，根本邁不開步。
「好啊，瞧誰藏在這裡。」這女人打量他一番後說。「你怎麼還活著？你們在這兒的人一個也沒剩。好吧，起來，跟我走。天馬上就亮了，一會兒德國人來這裡買麵包，他們肯定能發現你，快起來。」
她拉起拉菲克，把他帶回了家。人們管這女人叫杜絲婭。
她把拉菲克藏在家裡，直到利沃夫解放。紅軍一到利沃夫拉菲克就不再躲藏了，謝過那位「粗野的商店售貨員」杜絲婭，他就隨軍打仗去了。
戰後回來他去看杜絲婭。她不在家。他決定去她工作的麵包店找她。剛一開門就聽見了她的聲音：她在罵一位顧客。
拉菲克排到隊裡，等挨到櫃檯時他輕聲說：「請您給我來只麵包好嗎？」
「什麼？」她衝他大聲哄叫了一聲。當突然認出他是誰時，她目瞪口呆。二話不說，她立即把店裡的顧客全都趕出門外，門口掛上個牌子，上寫：「去廁所」，然後拉著拉菲克回家去了。
他看到了她的簡陋住室，他就是藏在這裡才免於一死。他注意到杜絲婭還是單身，日子過得不怎麼好。於是他對她說：「杜絲婭，我本是來謝你的，但我沒帶任何東西。在這個世界上我一無所有，只有我自己，作為答謝，這是我唯一能給予你的。願嫁給我嗎，杜絲婭？」
粗野的商店售貨員杜絲婭起初嚇壞了。她比拉菲克大多了，而且看上去比實際年齡一點都不顯年輕。但看到拉菲克對她如此感恩，又如此柔情，她想或許他們會幸福的。
他們幸福地結合了。杜絲婭辭掉了麵包店的工作，因為拉菲克成了一名了不起的外科醫師，他羞於讓自己的妻子站在櫃檯裡同顧客吵架。他們有了兩個可愛的孩子，夫妻恩愛日篤。杜絲婭再也不發野了，她成了溫柔賢慧的妻子和母親。
尼爾婭講完後愛瑪接著講。
故事之九
導演愛瑪講述。福音箴言道：「人之愛莫過於為朋友獻身」。愛瑪的故事是這一箴言的註解。
我要講的還是放浪藝術家們的事情。這些人以非官方文化著稱，因為他們不介入官方藝術。克格勃對這幫豪放不羈的人大為惱火，時常抓他們一兩個以示警告。
一幫非官方作家和藝術家決定，仿照蘇維埃風格的名字創辦一個幽默雜誌。既然有「紅色十月」集體農主，「紅色莊稼漢」集體農莊，甚至還有的啤酒廠叫「紅色酒廠」，因此，這幫人把他們這個雜誌戲稱為「紅色不同政見者」。當然，許多幽默都是針對克格勃的，每個幽默都讓大家笑破肚皮。但克格勃沒笑，而是採取了行動。不久整個編輯部都被搗毀了。
克格勃的調查人員探出了這夥人的幕後策劃者：兩個藝術家，尤利和奧爾戈，還有兩位女詩人，朱麗和娜塔爾婭。他們被捕了，但兩個女的很快被放了出來，連她們自己都感到奇怪。
直到兩位藝術家被押上了法庭，大家才知道原來他倆主動承擔了辦雜誌的一切責任。這並不稀奇。我們瞭解他倆，是很不錯的小伙子，才華橫溢，而且無所畏懼。但在法庭上他倆突然悔過，並聲稱辦雜誌純粹出於流氓動機。娜塔爾婭和尤麗婭當時也出庭了，她們感到這兩個朋友極為可恥，連連說：「這是什麼話，他們為什麼要這樣說？為什麼？」
我們大家都指望這兩個小伙子會被免予刑事處分，釋放回家——顯然像那樣的坦白交待本會令克格勃高興的。但出乎意料之外，他們被判了重刑——在嚴厲的勞改營中服役六年和七年。他們一定是這樣想的：那好吧，既然你們願承認雜誌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流氓行為，那就按流氓行為來處理吧。兩人進的是刑事犯勞改營，在那兒為了生存他們不僅要同當局作鬥爭，而且還要同罪犯作鬥爭。
兩人的辯護律師後來告訴了我們事情的真相以及兩人在法庭上為什麼會那樣表現，正如所預料的那樣，起初兩人大大咧咧，滿不在乎。他們被恐嚇了一番，然後被告知，只要坦白交待便可獲得自由，但他倆拒絕了。
後來一個老偵查員對同僚們說：「你們辦這案子的路子不對頭，應該懂得罪犯的心裡，要使用另外的方法和手段。」
然後他拿出了他的新辦法。那兩個人又被帶出來審問，並如此這般被告知：「像你們這樣頗具騎士風度的藝術家怎麼好連累女士呢？她們在看守所就已經得了感冒，試想，她們在勞改營中還能活得下去嗎？」
換句話說，他們開始利用他倆的良心。一想到連累了兩個女人，兩個小伙子真感到於心不忍了。趁倆人束手無策之機，他們提出了交換條件：如果悔過並取消事件的政治色彩，他倆仍將得到同樣的判決，不予寬大。事實上這樣更糟：一旦承認事件的非政治性質，就得去刑事犯勞改營，而不是政治犯勞改營。而另一個方面，克格勃將釋放兩位女士。兩位藝術家動搖了。他倆被准許會見了一次。經過協商，倆人決定為了搭救朋友寧願犧牲自己的名譽。要是為了自己能獲得自由或輕判而悔過的話，他們才不會這樣幹呢——他們就是這樣的小伙子。但現在他們屈服了。起初，克格勃好像真的要兌現他們的諾言。等兩個藝術家正式寫了交待，那兩位女士便立即被釋放了，還給他倆看了釋放決定。繼而，當兩個人提供了更多於己不利的證據後，又看到了兩位女士的結案決議。他們信以為真，所以完全履行了與克格勃達成的協議。
但他們忘記了是在跟誰打交道，判決之後兩位女士中的一個還是被逮捕了，兩位藝術家對此毫無所知。這次逮捕當然又有借口——他們在她家裡搜出了反蘇維埃詩歌。另一個恐怕也難逃羅網，只是目前她正在懷孕，把一個孕婦投進監獄想必是個醜聞，所以克格勃決定不冒這個險。
兩個藝術家度日如年。沒人給他們寫信，沒人肯幫助他們。大家都同聲唾罵他們在法庭上的卑劣行輕，直到真相大白後人們才閉上嘴。
直到這時我才理解這句福音箴言的意義：「人之愛莫過於為朋友獻身。」我過去總以為他說的為朋友而死的人，而我不理解的是，它真的那麼重要嗎？難道世界上沒有比死更壞的事情嗎？但奧利戈和尤利一案使我對這句箴言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他們拋棄了自己的名譽、靈魂，去做階下囚，而且不是以驕傲的持不同政見者的身份，而是卑鄙的流氓。起初連朋友都不理解，而且當她們被釋放時還不知道有人為她們付出了多大代價。
尼爾婭一直以驚異的神色聽愛瑪講述，剛一講完她就大聲說：「這都是真的。關於這個案件的故事我也聽到不少。當時我簡直不能理解，既然他們在法庭上如此不要臉，人們為什麼還那樣高度評價他們。現在才明白是怎麼回事。他們現在怎樣了？」
「他們都出來了。尤麗婭和娜塔爾婭已經嫁人，後來尤麗婭去了西方。他們四人至今還是好朋友。尤麗婭寫了本關於她的朋友的書，以報答他們為她所做的犧牲。好了，時間不早了，我們聽愛麗什卡的吧。」
故事之十
女秘書愛麗什卡講了自己的英雄行為，那是在食品短缺的時候。
一天，我路過涅夫斯基大街，見耶利斯夫斯基商店門口聚了一大堆人，我問商店在賣什麼，他們說是香蕉。
我立即排到隊裡開始做起了香焦夢。以前我只吃過兩三次香蕉，而且我真喜歡這東西。我常常夢想得到許多充滿異國風味的水果。我從遊記中讀到過芒果、鱷梨，總試圖想像它們吃起來會是什麼滋味兒。我的香蕉夢有點兒不同，不只是想嘗一隻小香蕉，而是一次吃三四隻，真吃飽。今天突然交了好運——正賣香蕉，每人能買一公斤。哎呀，我自己默默地說，祝賀你了，愛麗什卡，你的夢想要實現了。但願我挨到時別賣完了。
站了兩個半小時，幸福時刻終於到了。我從人群中擠出來，手裡托著一袋一公斤的香蕉。我想在回家的路上就吃一個，但很快又打消了這個念頭。當著馬路上這麼多人，吃這麼稀罕的東西，太不好意思了。這可不是冰淇淋。
在我們家那條路上碰到了老朋友麗莎。她看上去怒氣沖沖，眼裡冒著火。
「你好，麗莎芙塔。你好像在生氣？」
「你好，愛麗什卡。我那兩個雙胞胎明天要出院，她們得的是猩紅熱。我想打點兒新鮮東西給他們換換口味兒。今天真倒霉透了，轉了半天什麼也沒獵著。」
我的朋友麗莎是從西伯利亞的阿爾塔來到列寧格勒的，過去一直同父親住在一起，她父親是個有名的獵手，她後來為求學來到列寧格勒。畢業後留了下來，並找到了工作。她總念叨食品問題：「在你們這兒買食品就跟我們阿爾塔打獵一樣。想吃肉了就拎著槍去泰加森林中打一隻野獸或野禽。唯一的差別就在於你們不拿槍，而是拿提兜兒，除此以外就看獵手的運氣了。你還必須得有獵人那樣的耐心。在我們那兒是蹲在隱蔽處等一隻松雞，而在這裡是排幾個小時的隊等一隻肉雞。另外你還得有直覺能力，以便於你去的那個商店恰好有你要買的東西。就像在泰加森林中一樣，走著走著突然覺得應該在那邊那個角落等待獵物出現。」
所以，無論何時，一提起到商店買東西，她總是滿口狩獵語言。例如，她總給我打電話說：「你要豬肉香腸嗎？我剛打了兩公斤，我們一人一公斤。你什麼時候來拿呀？」
麗莎的獵人直覺幫了她不少忙，朋友們沒人像她那麼能獵取食物。但顯然她今天不走運。「你想吧，我為打橘子等了兩個小時，可等挨到了又沒有了。到另一個商店又聽說蘋果一小時前就完了。我跑了許多商店，最後連自由市場都關了。
他媽的，要是能給我的小崽兒弄點好蘋果好桔子，我寧願用五倍的子彈。」
麗莎所說的「子彈」指的是錢。她常說：「愛麗什卡。我的子彈沒了，你能供我十顆八顆的嗎？」於是我借給她錢，到開工資時她再還我。我倆發工資的時間安排的挺合適：每月的第一天和第十五天她領工資，第十天和第三十天我領工資。
所以沒錢花時我倆可以互相借。
麗莎的雙胞胎還不足五週歲，從一入托兒所就開始患病，幸好他倆總是一起得病，要不非把她拖垮不可。她上班時總是副髒兮兮的樣子，因為孩子經常病，顧不過來。她丈夫是個好人，但幫不了什麼忙。做父親的不發給照看孩子的保健證，只有母親才有。我望著麗莎，她為沒買到東西而感到那樣淚喪和不安。此時我心中油然升起偉大的英雄感，這種崇高的感覺驅使我決定把香蕉送給她。大包圍時人們尚能共享一塊麵包，何況這只是香蕉。長期沒有這東西也活過來了，再有一百年沒有照樣能活下去。起初我想分一半兒給她，但最終還是決定把這一公斤全部給她。因為只有七個香蕉，你不可能分得那麼勻。我得意洋洋的問她：「麗莎芙塔，你的雙胞胎吃過香蕉嗎？」
「還沒有。他們聽到過，那是在我給他們讀吉卜林小說的時候。他們問我香蕉是什麼樣的，為了不吊他們的胃口，我說它就像土豆拌白糖。」
「哎，麗莎，把這幾隻香蕉給你孩子吧。一公斤，給我兩盧布。」——我把袋遞給了她。
麗莎接過袋打開一看，禁不住尖叫一聲，聲音之大半條街都聽得見：「愛麗什卡。這對他們意義太大了。它將使他們立即好起來，會像免子一樣蹦到房頂上去。等等，你自己不留點兒嗎？」
「不，不用了，他們每人只賣給這一公斤，況且我並不怎麼稀罕這東西。」
我真傻，真不該那麼說，為此我後悔了好長時間。要不說不稀罕香蕉，我就可以要一隻，但話說出去就不好意思再要了。不過，想到孩子們會那麼高興，我心裡感覺很好。我和麗莎高興地回家了，對今天的狩獵十分滿意。
哎，你們認為怎麼樣？這算不算高尚行為，我多麼喜歡香蕉埃女人們一致同意，愛麗什卡的行為無疑是真正的英雄行為。
愛瑪說：「你瞧，生活在我們國家的婦女多麼幸福，是吧，佳麗娜？我們得到一件特別的東西足足能高興三天，你還總抱怨政府。西方婦女的生活有什麼幸福可言，我們姑娘們夾塞兒買到一件合適的乳罩會高興得不得了，家庭主婦們節假日『射』到一公斤薰腸能高興半天，這樣的樂趣西方人懂嗎？
當然不懂。所以我認為他們生活很可憐，缺乏意義。」
「沒錯兒，他們體驗不到我們的幸福。」佳麗娜笑著說，「但願我們也體驗不到。」
「我常想，」娜塔莎若有所思地說，「我們這兒有沒有一種食品或其它的東西供應從未斷過。」
「我們來個比賽，」拉麗莎提議道，「看誰能說出一件貨架上從沒缺過的東西，而且是從不用東跑西顛去找的東西。我先說：火柴。」
「不對。去年火柴廠大修，他們又想不到從外地進貨，我們每人配給兩盒。水壺。」
「不對。有一次我到莫斯科買的水壺。」
「熨斗。」
「我們的奶奶過去常用的那種結實平滑的熨斗五年前就買不著了。」
「肥皂。」
「別提肥皂了。幾年前有一次過新年，除了通常的蛋糕以外，我還給婆婆帶去了一塊洗衣服用的肥皂，可把她給樂壞了……」大家都笑了，因為舉了一大串，發現沒一東西沒脫銷過。
她們提到了牆紙、衣夾、發卷、毛巾、飯鍋、茶杯、盤子、洗衣粉、啤酒、襪子、暖瓶，以及最基本的藥品、奶瓶、鞋帶、牙膏、床單、刀叉、鋼筆、學生練習本、課本、運動衣、婦女和兒童的內衣、釘子、地板蠟、刷子、掃帚、墨水、複寫紙、打字紙、煙、酒、避孕藥、頭髮卡子、花盆、針線，等等，等等。
奧爾佳贏了這場比賽。她提出的是鹽，女人們一致同意列寧格勒戰後從未缺過鹽。真的，吉娜評論道，有時這兒的鹽還真不壞。
「瞧，我們運氣多好。」愛瑪又要開玩笑了。「我們總是匱乏，但由此帶來了多少潛在歡樂。要是在黑市上買件東西需要多付出兩倍的價錢，而你設法通過關係用平價搞到手，那才叫真正的幸福呢。」
愛瑪給女人的幸福下的定義把大家逗樂了。然後她們開始討論明天的話題。
「就談幸福的女人如何？」
「愛瑪已經談過了，而且談得很好，也沒什麼可說的了。
倒是可以談談女人的煩惱和不幸，這可大有說頭。」
得了吧。這是談不完的話題……」
「最好談談令人高興的事，」愛麗什卡說。「還是以幸福為主題吧。幸福有許多不同的方面，每個人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談。」
最後大家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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