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頭傷人的大棒
著名的演說家剛一開口說出頭幾句話，全場就肅然無聲了。整個大廳的人全都盯著他。他一開始就說得異常直率而隨便，口氣很自信，但卻沒有一點自大的神色。他完全不想施展辯才，也不用慷慨激昂的語調，和感情洋溢的語句。他就像在一小群抱著同情態度的熟朋友中間講話似的。他的嗓音美妙，洪亮，而且悅耳，他的聲音裡就彷彿帶著一種誠懇、坦白的味道。但是大家很快就明白，這位演說家是善於突然之間變得十分慷慨激昂起來，並且「用一種神秘莫測的力量打動人們的心弦」的。他的語言也許不像伊波利特-基裡洛維奇那樣合乎規則，但是他不用長句子，卻表達得更為準確。只有一件事情是太太們不喜歡的：他似乎一直彎著腰，尤其在演講開始的時候更是這樣，並不是在鞠躬，卻好像是竭力向前衝著身子想要朝聽眾撲過去似的，而且幾乎就像把他那長長的脊背的一半彎了下來，在他的細長的腰上安裝了一個鉸鏈，使它簡直差不多可以彎成九十度的直角。他開始說得彷彿有點散，似乎不大有系統，分別一件件地就事論事，但最後卻聯成了一個整體。他的演說可以分成兩部：前半部是對於公訴的批評和辯駁，有時帶著惡毒和嘲弄的口氣。講到後半部，他彷彿突然改變了語調，甚至連說話方式也變了，一下子變得慷慨激昂。會場的聽眾似乎正等候著這個，高興得戰慄起來。他一開始就直接進入正題，起頭先說他雖在彼得堡履行律師職務，但到俄國各城市為被告辯護已不是初次，但他所辯護的總是那種他自己深信他們無罪，或預感到他們是無罪的人。「這一次我所遇到的情況也是如此。」他解釋說。「從讀最初報上的通訊，我就異常吃驚地覺察到了一點對被告有利的情況。簡單地說，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某種法律事實，這樣的事實在司法的實例中雖然累見不鮮，但我覺得從來沒有像在本案中那樣完整而且富有特色。這事實我本來應該等我快要說完話的時候，在結尾部分再加以概括的，但現在我卻想一開始就先把我的想法說出來，因為我有一個弱點，就是喜歡開門見山，不想故弄玄虛，拖延不說，以求製造效果和驚人的印象。這在我來說也許是缺乏計算，但也恰恰說明，這是誠懇的。我的想法、我的論點是這樣的：儘管大量事實的總和確實於被告不利，但如果一件件單獨地加以分析，卻沒有一樁事實可以經得住批評！我越往下注意報紙的記載和各項傳聞，就對於我的意見越加確信。這時，我忽然從被告的親屬方面接到了替他辯護的邀請。我連忙立即趕到了這裡，而來到這裡以後，我就更加完全地確信了。我現在承擔為這個案件辯護，就是為了要擊破這個可怕的事實的總和，證明據以指控的每個單獨的事實是多麼沒有根據，而且荒誕不經。」
律師這樣開了個頭，然後突然宣佈道：
「諸位陪審員，我在這裡是新來的人。我獲得一切印象都絲毫不帶成見。性格暴躁、放浪不羈的被告並沒有在事前冒犯過我，像他也許曾經冒犯過成百個住在本城的人那樣，——就為了這個原因有許多人預先對他懷有成見。自然我也承認，此地社會上激起了道德義憤是理所應當的，因為被告生性確實暴躁而又放浪。但儘管如此，此地的社會卻仍舊接待他，甚至在才幹卓越的公訴人的家裡，他也受到了優渥的招待。 （Nota bene１：他說出這句話來時，聽眾中發出了兩三聲笑聲，雖然連忙收住，但是大家都聽到了。我們大家都知道檢察官接待米卡並不是出於自願，完全是因為檢察官太太不知為什麼把他當作是十分有趣的人。她是一位極有道德的、可尊敬的太太，但是好發幻想，性格執拗，喜歡在某種情況下，特別在瑣碎的事情上和她的丈夫作對。不過米卡並不常到他們家裡去。）但話雖如此，」律師繼續講下去，「我敢斗膽地說，即使像我的對手那樣具有獨立頭腦和正直性格的人，也會對我的不幸的委託人抱有一些錯誤的成見。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按這個不幸的人所作所為，人家即使對他抱成見也是太罪有應得了。受了侮辱的道德感，尤其是受了侮辱的審美感，有時是殘酷地渴望報復的。自然，在檢察官的才氣橫溢的演詞裡，對於被告的性格和行為有嚴格的分析，對於案件也抱著嚴格的、批判的態度，而主要的是在說明案件要點時表現了難得的心理深度，一個人如果對於被告的態度具有多少故意的、惡毒的成見，是不會達到這樣的深度的。但是要知道，在某種情況下，有些東西是會比最惡意、最抱有成見的態度還要更加糟糕、更加壞事的。比方說，如果我們醉心於某種所謂藝術遊戲，產生了諸如編寫小說之類藝術創作的興趣，尤其是在上帝賦與我們豐富的心理研究的才能的時候。我在彼得堡臨動身到這裡以前，有人警告我，——就是沒有警告，我自己也知道，——我在這裡將遇到一位堪稱是深刻精明的心理學家的對手，這位對手其他的這種特長，早已在我們年輕的法律界裡博得了一種特別的聲譽。可是諸位，心理學雖然是很深刻的東西，卻到底像是一根能兩頭傷人的大棒（聽眾裡發出了笑聲）。啊，當然啦，你們是會原諒我作這粗俗的比喻的；我不是十分巧言善辯的能手。但我可以從檢察官的演說裡，隨便引用一段作為例子。被告深夜在園中跳牆潛逃，用銅杵把拉住他腿的僕人打倒。然後又立刻跳回園中，在被打倒的人跟前忙碌了整整五分鐘，竭力想弄清楚他是不是被打死了？檢察官怎麼也不肯相信被告所供的話是實在的，不相信他的跳下來看格裡戈裡是出於憐憫。『不，在這種時刻，還會有這樣多情善感的心理麼。這是不自然的。他所以跳下來，就為了想弄明白：他的罪行的唯一的證人是還活著，還是已被殺死。他這種行動恰巧可以證明，他確已犯下了罪行，因為決不會為了別的理由、別的動機或情感而再跳進花園裡去的。』這就是心理學。但如果我們就把這同樣的心理學拿來，應用到案件上去，只是從另一種角度來看，結果也同樣是言之成理的。兇手跳下牆來，是出於小心警惕的意思，想弄明白證人是否還活著，而同時根據檢察官自己的證明，兇手卻竟把一個極大的物證遺留在被他殺死的父親的書房裡，那就是被撕破的信封，上面註明內有三千盧布。『只要把這信封拿走，全世界就沒有人會知道有這個信封，裡面還有錢，那筆錢一定是被告劫走的。』這是檢察官自己的話。現在瞧吧，一個人對於一樁事情毫無戒備，又慌張又害怕，匆忙地逃走，把物證遺留在地板上，而過了兩分鐘，打死了另一個人以後，卻正如我們心願似的，立刻產生了全無心肝、極有計算的戒備心。可是管它哩，心理學的奧妙處就在於在前一種情勢下，我像高加索的兀鷹一般，嗜血成性，目光如劍，而在隨後的一分鐘裡，卻又麻木不仁，膽小如鼠。但既然我這樣殺人不眨眼，既殘忍又精明，殺人以後，還要跳下來，看證人活著沒有，那麼為什麼還要在我的新的犧牲品旁邊忙碌五分鐘之久，何況還冒著可能會引出新證人來的危險呢？為什麼要用手帕去擦被打倒的人頭上的血，弄污手帕，以後使它成為不利於我的有力證據呢？不，既然我具有這樣的計算心和硬心腸，那麼跳下來以後，何不乾脆就用原來的銅杵，一連再朝僕人的頭上狠砸它幾下，索性把他完全殺死，以便消滅證人，去掉自己的一切心病呢？再說，要說我跳下來，是為了查明證人是不是還活著，為什麼同時又在小徑上遺留下另一個證人，就是那根銅杵？要知道，這是我從兩個女人那裡搶來的，以後她們兩人永遠會辨認出這銅杵是自己的東西，並且可以證明是我從她們那裡搶來的。而且我還並不是把銅杵遺失在路旁，由於心慌意亂而無心掉在那裡的。不，我恰恰是有意扔掉我的武器的，因為它被發現時，是在離格裡戈裡被打倒處的十五步以外。試問：我這樣做是為了什麼？我這樣做，是因為我殺了一個人，殺了老僕而感到痛苦，因此在懊惱中，懷著詛咒把作為殺人武器的銅杵扔掉，只能是這樣，要不然為什麼把它那麼使勁扔出去呢？但既然會因為殺了人而感到痛苦和憐憫，那麼自然我並不曾殺死父親。因為如果已殺了父親，就決不會由於憐憫的心情而跳到另一個被打倒的人身旁去，那時便會有另一種情感，那時就會顧不得憐憫，只顧到自救，那是毫無疑義的。恰恰相反，我要再重說一句，我一定會完全砸破他的腦袋，而不會去在他身上花費五分鐘之久。所以能有憐憫和善良情感容身的餘地，就因為他本來是問心無愧的。因此，這又是另一種心理學。諸位陪審員，我自己現在故意也來援用心理學，就為的是要明白地指出，從這裡是可以隨心所欲地推出任何結論來的。問題全在於它落在什麼人手裡。心理學甚至可以誘使最嚴肅的人也去想入非非，而且會完全身不由己。我說的是過分迷戀心理學，諸位陪審員，我說的是對於心理學的某種濫用。」
這時觀眾裡又傳出贊成的笑聲，全是針對檢察官而發的。我不打算詳盡引述這位律師的全部演說，只想擇出其中主要的幾段，幾個最主要的論點來說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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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１拉丁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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