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是任何人都把媽媽叫媽媽，尤其是當著別人的面。15歲以上、30歲以下的男青年往往不好意思叫媽媽。可是扎齊爾科一家的瓦季姆、鮑裡斯和尤里就從未感到叫媽媽有什麼難為情的。他們和陵地愛著自己的媽媽，父親生前如此，父親被槍殺之後就更是如此。三兄弟年齡相差不大，在成長過程中幾乎是齊頭並進，無論在學校裡還是在家裡，都積極向上，沒有染上街頭不良習氣，也從未使他們的寡母傷心難過。小時候他們一起照過一張相，後來為了有個比較，每過兩年她就帶他們全體去一趟照相館（後來則是用自家的照相機拍），於是一張又一張相片陸續放進家庭照相簿：母親和3個兒子，母親和3個兒子。母親是淡黃頭髮，而3個兒子都是黑頭髮——大概是從當年娶了他們的扎波羅熱曾祖母的土耳其俘虜那裡繼承的。旁人不總是能夠分清相片上他們哪個在哪兒。每照一次相，他們都明顯地長大和壯實，趕過媽媽；她則不知不覺地變老，但面對鏡頭總是挺直腰板，為有這樣一部記載自己生平的活的歷史而感到自豪。她是一位醫生，在自己城市裡很有名，曾贏得許多獎狀、鮮花和表示謝忱的蛋糕，不過，即使她生平再沒有為社會做過別的有益的事情，僅憑把這樣3個兒子撫養大了的功勞，也可說沒有虛度一個女人的一生。三兄弟都進入同一所工學院：老大在地質系畢業，老二在電視系畢業，老三馬上就要在建築工程系畢業，媽媽就和他住在一起。
在獲悉瓦季姆患病之前，她的日子就是這麼過的。星期四她差點兒趕到這裡來了。星期六那天，她收到東位姓的電報，說是需要膠體金。星期日電復東佐娃，說自己馬上去莫斯科設法弄這種東西。星期一她就能到達莫斯科，昨天和今天大概在設法求見部長和跑其他一些重要部份，請他們看在犧牲的父親份上（戰時父親沒有撤離，留在城裡，以吃過蘇維埃政權苦頭的知識分子面目出現，後因與游擊隊聯繫並掩護我們的傷員而遭德國人槍決），從膠體金儲備中撥一點給兒子。
所有這些到處求情的做法，哪怕是在千里之外，也都使瓦季姆感到作嘔和屈辱。他討厭任何走門路、吃老本或找熟人的行為。連媽媽給東佐娃發了一封請她關照的電報就已經使他受不了了。不管活下去對他來說是多麼重要，但他即使面對癌症這樣可惜的死神也不願享受任何特權。不過，對東佐娃觀察了一段時間之後，瓦季姆很快就明白了：即使媽媽不發什麼電報，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也不會少花時間關心他。只是不會導致她發電報提到膠體金的事罷了。
現在，如果媽媽能弄到這種膠體金，毫無疑問，她一定會乘飛機送來。要是沒有弄到，那她也會飛來。瓦季姆從這醫院曾給她寫過一封信，談起恰加，倒不是因為相信它的神效，而是為了讓媽媽多一件治病救人的事情可做。要是有一天她走投無路，就會違背自己作為一個醫生的全部知識和信條，到深山裡去尋訪那位土醫生，找伊塞克湖草根。（奧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昨天來找他，並表示歉意，說不該服從一個娘兒們的意志把草根泡的藥酒倒掉了，不過那一點點畢竟太少，好在還有那老頭的地址，而老頭如果當真被關進了監獄，那麼奧列格表示願意從自己的儲備中讓一部分給瓦季姆。）
既然大兒子的生命受到威脅，媽媽現在就沒法安心生活。媽媽會竭盡全力去做一切，去做一切的一切，哪怕是沒有必要或多此一舉。她甚至會跟他到考察隊去，儘管在那邊他有加爾卡照顧。瓦季姆從有關自己疾病的片言隻語中聽到和看到，他的那個腫瘤本身歸根結底是由於媽媽對他過分地關心和愛護而引起的：他從小腿上就有一塊很大的色素斑，媽媽作為一個醫生，看來是知道發生質變的危險的；她常常找各種借口摸摸這個斑塊，有一次她還堅持清一位高明的外科大夫給兒子動了預防性的手術——可是很顯然，這個手術恰恰不應該做。
然而，即使他今天面臨死亡的威脅是由於媽媽造成的，他也不能責怪媽媽，無論是當著她的面還是在背後。不能成為光看效果的實際主義者，比較合乎情理的是，根據動機去看問題。著眼於自己的工作半途而康和壯志未酬去怪罪媽媽是不公平的。要知道，如果沒有他這個人，要不是媽媽給了他——瓦季姆以生命，哪裡還談得上工作熱情和雄心壯志。
人有牙齒，就用來啃，用來嚼，用來咬。而植物沒有牙齒，瞧它們是多麼平和地生長，死又是多麼安詳！
但是，瓦季姆可以原諒媽媽，卻不能遷就出現了的這種情況！他連一平方厘米的皮膜也不肯放棄！這就是為什麼他無法不咬牙切齒。
啊，這可詛咒的疾病，何以偏偏在最關鍵的時刻像割草一樣將他斬斷！
的確，瓦季姆從童年開始就一直有一種預感，似乎他的時間將不夠用。逢有女客或街坊來東扯西拉地說個沒完，耽誤媽媽和他的時間，他總是很懊喪。上中學和上大學的時候，他對任何集體活動都實際上把時間定得提前一兩個鐘頭開始而十分惱火，比方說勞動、參觀、聯歡、遊行，總是把人們必定遲到的時間也算進去。瓦季姆一貫討厭半小時的新聞廣播，因為其中重要和必要的內容5分鐘就容納得了，其餘都是水分。能把他氣炸的事情是：到任何一家商店去，十次當中會有一次趕上那裡正在關門結賬、盤點、過貨，而這又是永遠無法預見的。任何一處村蘇維埃，任何一處村郵政所都可能在任何一個工作日不辦公——這在25千米以外也是永遠無法預見的。
也許，吝惜光陰是父親在他身上留下了根。父親也不喜歡無所事事，瓦季姆還記得父親怎樣把他夾在兩聯之間搖晃，還對他說：「瓦季姆！如果你不善於利用一分鐘的時間，那麼，一小時、一天，甚至一生都會被你白白浪費掉。」
不，不！對時間的這種不知岸足的貪心，即使沒有父親的影響，也從小就在他身上紮了根。只要跟小夥伴們的遊戲稍稍變得沒有意思，他便不願硬著頭皮跟他們呆在大門口，而馬上就離去，並不在乎他們的嘲笑。只要他一覺得這本書談而無味，就會馬上擱下，不再看下去，而是另找內容充實的書看。倘若一部影片頭幾個鏡頭就使他覺得無聊透頂（而事先你對一部影片幾乎永遠都什麼也不知道，那是人們故意安排的），他便為花了冤錢而自認倒霉，隨著楊子的砰然響聲離座而去，以挽救剩下的時間和未被污染的頭腦。他討厭那些能把學生訓上10分鐘、弄得來不及講課的教員，他們有的地方一帶而過，有的地方又講得十分繁瑣，而打了下課鈴才佈置家庭作業。他們無法想像，一個學生的課間休息時間會安排得比他們上課的時候還有條理。
也或許，他從小雖然沒有意識到，但卻感覺到潛伏在自己身上的這種危險？完全無辜的他，從小就處在這個色素斑的威脅之下！他童年時就那麼珍惜時間，把吝惜光明的習慣傳給兩個弟弟，上學之前就開始著大人的書，六年級的時候就在家裡搞了一個化學實驗室——這一切都可以說是他在跟未來的腫瘤搶時間，但這是在暗中賽跑，看不見對手在什麼地方，而敵人卻什麼都看得清楚，在最關鍵的時刻撲上來咬住不放！這可說不是疾病，而是毒蛇。就連它的名稱也像是蛇：惡性黑色素瘤。
瓦季姆沒有注意到，它是什麼時候開始的。那是在阿爾泰山脊考察的時候。起初是那色斑變硬，後來開始疼痛，再後來是潰破了覺得好些，繼而又變硬，受到衣服的磨擦幾乎疼得不能走路。然而，他既沒寫信告訴媽媽，也沒把工作放下，因為他正在收集第一批資料，必須帶著這些資料到莫斯科去。
他們的考察隊只是研究帶放射性的水，根本沒有找礦的任務。但是瓦季姆雖然年齡不大，卻讀過很多書，尤其喜歡並非每個地質學家都精通的化學，不知他是預見到還是預感到，在這一方面將會出現一種新的探礦方法。考察隊長對他的這種愛好並不怎麼支持，隊長所需要的是完成計劃。
瓦季姆要求去莫斯科，隊長不許他為此目的去出差。於是瓦季姆讓他看了腫瘤，取得了病假證明，便來到了這個醫療中心。他當即瞭解到醫生的診斷，而且，院方要他馬上住院，說事情不能再耽誤下去。他拿到住院證明，卻乘飛機到莫斯科去了，希望見到此時正在那裡開會的切列戈羅德采夫。瓦季姆從未見過他，只讀過他主編的教科書和其他著作。有人提醒他，說切列戈羅德采夫多一句話都不願聽，他會根據頭一句話作出判斷，是否有必要跟該人談話。在去莫斯科的整個途中，瓦季姆都在為這頭一句話措詞。在會議中間休息時，他在小賣部門口被介紹給切列戈羅德采夫。瓦季姆連珠炮似地說出了自己的這句話，切列戈羅德采夫改變了去小賣部的打算，挽住他的胳膊，把他帶到一旁。這五分鐘的談話——瓦季姆覺得緊張到白熱化了——難就難在必須連續陳述自己的見解，又不能漏了回答對方的疑問，既要充分顯示自己的學識，又不能和盤托出，得把關鍵的東西暫時保留。切列戈羅德采夫立刻向他傾瀉了一大堆反駁意見，其中心思想則是：帶放射性的水無非是間接標誌，不能成為基本特徵，據此找礦勢必落空。他話是這麼說，但看來倒是希望對方能把自己說服了，他等著瓦季姆回答，大約等了一分鐘沒有下文，便放他走了。瓦季姆似乎還明白了一點：整個莫斯科的這一研究所都圍繞著這個問題踏步不前，而他一個人在阿爾泰山區的石礫中跋涉考察。
暫時也不可能指望得到更好的結果！目前正需要埋頭工作！
可是現在又不得不住進醫院……還得把真情告訴媽媽。他本來可以去新切爾卡斯克，但他喜歡這個地方，加上這裡高他的山區較近。
在莫斯科，他不只是瞭解了水和礦五的情況。他還瞭解到，得了黑色素細胞瘤的患者無一倖免：活上一年的很少，通常只能活8個月。
正像以接近於光的速度在運轉的物體一樣，他的時間和他的質量現在已變得與別的物體、別的人不同：時間更濃縮了，質量更具穿透力了。歲月對他來說已壓縮成幾周，幾天則編成幾分鐘。他一生總是抓緊時間，但只是現在他才真正開始匆忙起來。連傻瓜度過60年的安穩日子，也能在科學方面成為一個博士。可他還不到27歲，能有多少成就呢？
對歲相當於萊蒙托夫的一生。萊蒙托夫當年也是不願意死的。（瓦季姆知道自己多少有點兒像萊蒙托夫：同樣是個子不高，頭髮漆黑，手小腰細，只是沒有鬍鬢。燃而，他把自己銘刻在我們的記憶中——不是讓我們記上100年，而是永遠記著！
死神已經和他並排躺在同一張床上，面對這只扭動著黑色身子、抽打著尾巴的豹子，瓦季姆作為一個理智的人，應當找到一種如何與它為鄰共處的方式。如果說還剩下幾個月的話，那麼怎樣去卓有成效地度過這段時間呢？他應當把死亡作為自己生活中的一個突如其來的新因素來對待。經過這樣的分析，他發現，自己似乎已經開始跟它習慣了，甚至也不見外了。
最不正確的思路是一切從失去了什麼出發，比方說：要是他能長壽，該有多麼幸福，可以到哪些地方去，可以得到些什麼。正確的態度是承認統計數據：總是有些人年輕時就死的。然而年輕時死去的人在人們的記憶中所留下的印象永遠是年輕的。臨死前所迸發出來的火花會永不熄滅。瓦季姆通過最近幾個星期的沉思，悟出了一個重要的、乍看起來有點荒誕的道理：天才比庸才較為容易理解和接受死亡。可事實上，天才之死比庸才之死所失去的東西多得多！庸才非長壽而決不會滿足。
當然，這樣去想也是令人神往的：只要能堅持那麼3年4年，在我們這個科技全面蓬勃發展、各種發明創造層出不窮的時代，是一定能夠找到對付黑色素細胞瘤的有效藥物的。但瓦季姆決定排除延長生命這種幻想，不去幻想痊癒，哪怕夜裡也不在這毫無意義的念頭上浪費時間，而是咬緊牙關，努力工作，在自己身後給人們留下新的找礦方法。
他希望以此來補償自己的夭折，可以死而無憾。
是的，26年來，他體驗到最充實、最豐滿和最和諧的感覺，莫過於使時間過得有益這樣一種感覺。正應該這樣，把最後幾個月的時間也最合理地度過。
瓦季姆正是懷著這樣的工作熱情，夾著好幾本書走進病房的。
他估計，在病房裡將遇到的第一個敵人就是廣播喇叭，瓦季姆準備用一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手段跟它作鬥爭：先是說服鄰近的病人，之後用針去造成短路，而必要時把插座從牆壁上挖掉。這非裝不可的廣播喇叭，不知為什麼在我國到處都被視為文化普及的標誌，其實恰恰相反，正是文化落後的標誌，它只會鼓勵思想上的懶惰，但是瓦季姆從未來得及說服任何人相信這一點。這喇叭不停的絮叨，以及穿插播送非你所要瞭解的新聞和非你所要欣賞的音樂，無異於盜竊時間和空耗精神，而這對那些思想上的懶漢來說是很方便的，對那些肯於發揮主觀能動性的人來說則是無法容忍的。有了長生之道的傻瓜，大概除了聽廣播就不知該怎樣消磨這無窮的日子了。
不過，瓦季姆走進病房之後，感到喜出望外的是沒有發現廣播喇叭！二樓別的地方也沒有。（這項設施之所以省略了，是因為醫院年復一年地等待搬遷——要搬到另一棟設備較好的樓房裡去，那裡必會配備完整的廣播裝置。）
瓦季姆想像中的第二個敵人是黑暗——熄燈早，開燈晚，離窗戶遠。不過，心胸開闊的焦姆卡把靠窗的床位讓給了他，這麼一來，瓦季姆從第一天起就適應了：跟大家一起很早就寢，天一亮就醒來開始用功，充分利用一天中最好和最安靜的幾個小時。
有可能成為第三個敵人的是，病房裡過多的閒聊。事實上閒聊也的確不是沒有。但總的說來，瓦季姆對病房裡的人員組成還是滿意的，這首先是從安靜方面來看。
他對葉根別爾季耶夫最有好感，因為葉根別爾季耶夫幾乎總是默默不語，對任何人都微微動一動他那厚厚的嘴唇和厚厚的臉腮、露出憨厚勇士般的笑容。
穆爾薩利莫夫和艾哈邁占也不討人嫌，都很可愛。他們用烏茲別克語交談的時候，一點也不妨礙瓦季姆，何況他們說話總是很審慎，心平氣和。穆爾薩利莫夫看上去像一位富有智慧的老翁，這樣的賢哲瓦季姆在山區經常碰到。只有一次穆爾薩利莫夫突然激動起來，相當生氣地跟艾哈邁占爭論不休。瓦季姆請他們翻譯一下，到底爭論什麼。原來穆爾薩利莫夫對於在取名字方面的獨出心裁——把幾個詞兒拼在一起作為一個名字一一一一又不滿意。他斷言，真正屬於先知留下的名字只有四十個，其餘的名字都是不正確的。
艾哈邁占也是個與人為善的小伙子。如果請他說話聲音輕些，他總是馬上就把聲音壓低。有一次瓦季姆給他講埃文基人的生活，大大激發了他的想像力。一連兩天艾哈邁占都在反覆思考這種不可思議的生活方式，向瓦季姆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
「你說說，這些埃文基人穿的衣服是什麼樣的？」
瓦季姆即刻回答他，於是艾哈邁占便會幾個小時沉浸在深思中。但是過後他又會一瘸一拐地走過來問：
「那麼他們——這些埃文基人的作息時間是怎麼安排的呢？」
第二天早晨他又問：
「你說說，他們每天都有什麼任務呢？」
說埃文基人「就那麼生活」，這種解釋他不能接受。
常常來跟艾哈邁佔下跳棋的西布加托夫，也是一個沉靜而又有禮貌的人。明擺著，他沒有多少文化，但不知為什麼卻懂得大聲說話不體面，不應該。即使在跟艾哈邁占發生爭論的時候，他的話似乎也會使對方鎮靜：
「這裡的葡萄難道是真正的葡萄？這裡的甜瓜難道也算是真正的甜瓜？」
「那你說，哪裡有真正的？」艾哈邁占激動了起來。
『境裡米亞…你要是能去看一下就好了……」
焦姆卡也是個好孩子，瓦季姆看得出他不是個只會空談的人。焦姆卡善於動腦子，也善於實踐。誠然，他臉上沒有天才的光輝烙印，當他聽到某種出乎意料的思想時，他看上去似乎有點愁眉不展。學習的道路對他來說並不平坦，智力的開發也不輕鬆，但這種笨鳥先飛的人往往會大有作為。
魯薩諾夫也沒使瓦季姆受不了。這是個一生都勤勤懇懇工作的人，儘管沒從天上把星星摘下來。他的見解基本上都是正確的，只不過不會深入淺出地表達，只會生硬地照本宣科。
科斯托格洛托夫起初給瓦季姆的印象並不好：過於粗魯，喜歡嚷嚷。可後來發現這是表面現象，實際上他並不傲慢，甚至還比較隨和，只是他生活中充滿了不幸，以致性情暴躁。看來，他的種種遭遇，根源也在於他那倔強的性格。他的病正在好轉，也還來得及徹底改變自己的生活，只要他有這種決心，並能較為嚴格地要求自己。他主要的毛病是吊兒郎當，把時間都浪費掉了：一會兒在院子裡漫無目的地徘徊，一會兒看看閒書，而且特別愛纏女人。
但在死亡的邊緣上，瓦季姆無論如何也不會為追姑娘而分心。加爾卡在考察隊等他，盼望著跟他結婚，但他已沒有權利這樣做，他屬於加爾卡的日子已經不多了。
他已經不再屬於任何人了。
這就是必須全部清償的代價。某種慾望一旦佔據了我們的心，也就取代了一切其他的慾望。
要說病房裡有使瓦季姆感到十分討厭的人，這便是波杜耶夫。波杜耶夫凶悍、強橫，可是一下子垮了下來，成了一個虔誠的理想主義的信徒。瓦季姆無法容忍並感到氣憤的是那些宣揚順從和愛他人的蠱惑性神話，其內容無非是要人們犧牲自己，傻乎乎地等候機會給素昧平生的人提供幫助。至於對方是游手好閒的懶漢還是招搖撞騙的壞蛋，則根本不管！這種空泛而乏味的所謂真理，同瓦季姆那富有朝氣的堅毅性格，同他像孩上之箭急於貢獻自己力量的願望是格格不久的。要知道，他也是成竹在胸，決心只予不取，但不是小恩小惠，不是蹣跚地走一步，施捨一點，而是要建樹輝煌的功勳，一下子獻給全國人民和全人類！
因此，當波技耶夫出院，淺色頭髮的費德拉烏搬到他床位上的時候，瓦季姆倒是感到高興。費德拉烏才算是真正的老實人，整個病房裡沒有誰比他還沉靜的了！他會整天不說話，躺在床上憂鬱地望著前方。作為一個鄰居，倒是符合瓦季姆的願望，不過後天——星期五就要把他帶去動手術了。
他們倆一直保持沉默，不過今天終究談起了生病的事，費德拉烏說自己曾經生過病，差點兒死於腦膜炎。
「噢！是撞傷引起的嗎？」
「不，是感冒引起的。我在廠裡熱昏了，而他們用汽車送我回家的時候，路上頭部吹了風。結果腦膜發炎了，眼睛什麼都看不見。」
他敘述事情的經過時很安詳，甚至還面帶笑容，一點也不渲染那是多麼可怕的一幕悲劇。
「怎麼會熱昏的呢？」瓦季姆問道，不過眼睛已經是斜著看書了，因為時光似乎已經流逝。病房裡凡是談起疾病，總是有人聽。費德拉烏髮現魯薩諾夫的視線從房間的那邊向這邊投來，今天他的目光是溫和的，費德拉烏的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講給他聽的：
「廠裡的鍋爐發生故障，必須進行一次複雜的焊接搶修。但如果把蒸氣全部放掉，讓鍋爐冷卻，爾後再重新加溫，就得一天一夜。廠長夜裡派車來接我，說：『費德拉烏！為了不影響生產，你穿上安全服，冒著蒸氣爬過去搶修，行嗎？』我說：『既然需要，那我去修！』那是在戰前，生產指標壓得很緊，就得那麼幹。於是我就爬進去修了。幹了一個半小時……怎麼能推辭呢？在廠裡的光榮榜上我一直名列前茅。」
魯薩諾夫一面注視著他一面聽，臉上露出讚許的表情。
「這是一個黨員也值得自豪的行為，」他誇了一句。
「我本來就是……黨員，」費德拉烏更謙遜、更沉靜地微微一笑。
「過去是？」魯薩諾夫糾正他。（這些人你一誇，他們就當真。）
「現在也是，」費德拉烏聲音很輕地說。
魯薩諾夫今天顧不得去細想別人的事情，沒有心思跟別人爭論或告誡他們要有自知之明。他自己的處境就極其不妙。但是對於明顯的謊言又不能不加以糾正。而地質學家已經鑽到書本裡去了。於是魯薩諾夫以微弱的聲音沉著而清晰地說（他知道，別人一定會聚精會神地聽，而且一定能聽得見）：
「這不可能。您不是日耳曼人嗎？」
「是日耳曼人，」費德拉烏點了點頭，似乎有些沮喪。
「那不就對了嗎？你們被遣送到流放地去的時候，黨證都得被收去。」
「沒被收去，」費德拉烏搖著頭說。
魯薩諾夫撇了撇嘴，只覺得說話很費力：
「這顯然是疏忽了，匆忙中出了差錯。您現在應當自己交出去。」
「不，決不！」儘管費德拉烏很靦腆，但卻很執拗。「我帶著黨證有14個年頭了，會有什麼差錯！當初曾把我們召集到區委會去，並且向我們講得很清楚：『你們仍然是黨員，我們不會把你們同一般群眾混為一談。在流放人員監督處登記歸登記，而你們的黨費還要照樣繳納。你們不能擔任領導職務，但在普通崗位上應起勞動模範作用。』事情就是這樣。」
「這我可不知道，」魯薩諾夫歎了口氣。他的眼皮快要耷拉下來了，說話也感到十分困難。
前天打的第二針，一點也沒見效：腫瘤沒有消退，也未變軟，還像一個鐵疙瘩似的抵著他的下頜。今天，週身乏力的魯薩諾夫，正躺在那裡等打第三針，預料又將陷於痛苦的話妄。他跟卡芭已經商量好了，如果3針不見效，就去莫斯科，但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已完全喪失了鬥志，只在這時他才感到了無可倖免的前景：不管3針還是10針，在這裡還是在莫斯科，只要藥物對腫瘤不起作用，就會拿腫瘤沒有辦法。不錯，腫瘤還不等於死亡，它可以留在身上，把人變成殘廢、畸形，使人臥床不起，但是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畢竟沒有看到腫瘤與死亡之間的聯繫，直到昨天為止。那個看了不少醫書的啃骨者在昨天之前還沒給別人講解過，腫瘤會向全身擴散毒素，因而絕對不能讓它留在體內。
此時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感到一陣刺痛，於是他明白了，完全不理會死亡是不行的。昨天他在樓下親眼看到人們怎樣給一個手術後的病人用被單連頭蓋起來。現在他才明白他從護理員之間交談中所聽到的「這個人快蓋被單了」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原來是這麼回事！死亡在我們的心目中是黑色的，但這僅僅是它的前兆，而真正的死亡倒是白色的。
當然，魯薩諾夫也知道，既然所有的人都免不了要死去，自己也終究有一天要安排後事。但那是在某個時候．而不是現在！某個時候死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此刻死去。
白色、冷漠的死亡以一條被單的面貌出現，裹著空虛無形的軀體，微著拖鞋，小心翼翼地悄然走近他，而遭到死亡偷襲的魯薩諾夫，不僅無法同它鬥爭，甚至慌了手腳，一個主意也拿不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它是非法來到的，沒有一條規定，沒有一項指示能夠保護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
他惋惜起自己來了。他不忍想像，這樣目的明確、蒸蒸日上、甚至可以說美好的生活，竟被這橫飛而來的腫瘤石子破壞了，他的頭腦怎麼也無法承認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他是那麼惋惜自己，簡直眼淚都湧現出來了，視線也時刻變得模糊。白天他時而用眼鏡掩蓋眼淚，時而彷彿由於傷風而用手帕遮住。可這天夜裡他卻悄悄地哭了很久，在自己面前一點也不感到難為情。從童年開始他就沒有哭過，他不記得哭是怎麼回事，更不記得哭出的眼淚有時會使內心變得輕鬆一些。他們未能推遲他的危險和不幸——癌症死亡也罷，歸案重審也罷，面臨的打針和新的調妄也罷，彷彿都把他抬到這些危險的一個新的台階上。他似乎心裡比較明朗了。
可他還很虛弱，很少翻身，不想吃東西。他是如此虛弱，甚至在這種狀態裡還找到了某種快慰，但卻是不吉之兆，就像一個凍僵的人無力動彈一樣。他似乎變得麻痺了，又像是被棉花堵住了耳朵的聾子，不再懷著平時那種滿腔的公民熱血去對待周圍的事物了——跟醜惡的錯誤現象作不調和的鬥爭。昨天，啃骨者還向院長謊稱自己是墾荒者，可只要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一開口，說兩句話，啃骨者就會馬上從這裡滾蛋。
可他什麼也沒說，自始至終沉默。從公民覺悟的觀點來看，這是不應該的，他的職責就是戳穿謊言。但不知為什麼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竟然沒有說話。這倒不是因為沒有說話的力氣了或者害怕啃骨者會報復，不，不是因為這個。而似乎是他根本就不願說話，彷彿病房裡所發生的一切，並不是都跟他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相干。甚至還有這樣不可思議的感情，認為這個愛嚷嚷的魯莽漢子歸根到底也是個成年人了，有他自己並不怎麼幸福的命運，那就讓他愛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吧，儘管他時而不許熄燈，時而蠻不講理地打開通風小窗，時而又不知趣地首先去拿沒人碰過的乾淨報紙。
而今天啃骨者就更出醜了。化驗室的一個姑娘來統計選民名單（病人在醫院裡也要參加選舉），她向大家收身份證，所有的人都交了身份證或集體農莊的證明，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卻什麼證件也沒有。化驗員自然感到驚訝，一定要他出示身份證。就這樣，科斯托格洛托夫居然大吵大鬧了起來，說她應該具備起碼的政治常識，流放者有各種各樣，她不妨打電話到某處去問；說他有選舉權，不過萬不得已他也可以不參加投票。
這時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才意識到，自己鄰床的這個人是怎樣一個胡攪蠻纏和不可救藥的傢伙！但是，這本該使魯薩諾夫感到後怕，後悔自己住進這所醫院無異於陷入一個賊窩，竟然躺在這樣的人中間，可他反倒缺乏鬥志，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讓科斯托格洛托夫愛怎樣就怎樣好了；讓費德拉馬愛怎樣就怎樣好了；讓西布加托夫愛怎樣就怎樣好了。讓他們所有這些人都在這裡治病好了。讓他們都活著好了，只要他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也能活下來就行。
裹著白色被單的死神在他前方聳立著。
讓他們都活著好了，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也不再去追問他們的老底，不再去審查他們。不過這得有個條件，那就是他們也不得探聽他的底細。任何人都不得算老賬。過去的就算過去了，如今再去翻老底，看18年前誰在哪方面犯了錯誤，也是不公正的。
從穿堂裡傳來了護理員內利妞刺耳的聲音，全院只有她才有這樣的尖嗓門。這是她大約隔著20米在問誰，甚至任何稱呼都不喊：
「喂，這雙提亮的皮鞋值多少錢？」
對面那個姑娘回答了什麼，倒是聽不清楚，接著又是內利妞在喊：
「曖呀呀，我要是穿上這雙鞋，成群的花花公子就會圍著我轉！」
對方大概並不完全同意，內利妞覺得有一定的道理：
「噢，一點不錯！我頭一回穿卡普隆絲襪的時候，喜歡得不得了。可是謝爾蓋扔了根火柴，馬上就燒了個窟窿，這畜生！」
這時她拿著刷子走進了病房，問道：
「賠，小伙子們，聽說昨天已經把地板徹底擦洗過了，那麼今天我們就可以稍稍擦洗一下了，是不是？……哦，對了！有一條新聞廣她想起來了，便指著費德拉烏得意洋洋地宣佈：「你們這兒的那個人已經蓋上被單了！一命嗚呼啦！」
連亨裡希-雅各博維奇這樣沉得住氣的人也聳了聳肩膀，覺得很不自在。
大家沒明白內利妞的意思，於是她又繼續解釋：
「賠，就是那個有麻子的！脖子上纏著老粗的繃帶！昨天在火車站上。靠近賣票的地方。現在已把屍體運來解剖了。」
「天哪！』魯薩諾夫吃力地說。「您講話怎麼一點也不講究分寸，護理員同志！這類令人喪氣的消息您何必傳播呢？」
病房裡都陷入了沉思。這倒是真的，葉夫列姆動不動就提到死，看來他的命運是注定了的。就在這條通道上他經常停住腳步，從牙縫裡吐出話來正告大家：
「咱們的事情可真有點不妙啊！……」
然而，大家畢竟沒有見到葉夫列姆走的這最後一步，他離開醫院時給大家留下的印象是活生生的。可是現在不得不想像，前天那個人還在這通道上踱來踱去，此刻已躺在太平間裡，正面腹部被開膛，像一截脹裂了的灌腸。
「你最好能給我們講點什麼開心的事兒！」艾哈邁占對她說。
「叫人開心的事兒也有，我講出來，準會讓你們笑痛肚皮。不過，有點不怎麼體面……」
「沒關係，講吧！講吧！』」
「對了！」內利姐又想起了什麼。「好乖乖，叫你去照愛克斯先呢！叫你，叫你呀廣她指著瓦季姆。
瓦季姆把手中的書擱在窗台上。他兩手扶著病腿，小心翼翼地使它著地，然後又放下另一條腿。他朝門口走去。要不是這條不聽使喚、得時時當心的病腿，他的身段可說完全跟芭蕾舞演員一樣。
他聽到了波杜耶夫的死噩，但沒覺得惋惜。對於社會來說，波杜耶夫沒什麼價值，就像這個舉止放肆的護理員一樣。而人類的價值，歸根結底，不在於可怕增長的數量，而在於至臻完美的質量。
這時化驗員拿著一份報紙走了進來。
而跟在她後面的是啃骨者。他眼看就要把報紙搶過去。
「給我！給我！」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伸出一隻手，聲音微弱地說。
他總算拿到了報紙。
眼鏡還沒有戴上他就已經看到，整個頭版都是大幅照片和大字標題。他不慌不忙地把身子墊高些，不慌不忙地戴上眼鏡，看到了他預料之中的事情——最高蘇維埃會議閉幕了：主席團和會議大廳的巨幅照片，緊接著便是用大字排出來的最新的重要決議。
這些決議的字體如此醒目，使人不必再去翻找某段不引人注目、但卻意味深長的闡述。
「什麼？？什麼？？！」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控制不住自己，儘管他不是在跟這病房裡的任何人說話，面對著報紙如此驚訝和發問，畢竟有失體面。
原來，頭版頭條用大字刊登的是：部長會議主席格-馬-馬林科夫自動請求解除他的職務，最高蘇維埃一致通過滿足這一請求。
魯薩諾夫本以為是通過預算的會議，就這樣結束了！……
他感到渾身疲軟，報紙也從他的兩手中掉落了。他無法再往下看了。
他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每個人都能看明白的指示，他卻無法看懂了。但他知道，發生了轉折，而且是重大轉折！
好像是在極深極深的地底下，共處的地質岩層發出了咕啥啥的響聲，只是在自己的範圍內產生了輕微的顫動，可這一下卻震撼了整個城市、醫院乃至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的病床。
但是，身穿剛剛熨過的白長衫的漢加爾特醫生卻面帶鼓勵的笑容，拿著注射器，從門口邁著輕軟、平穩的步子向他走來，根本沒有覺察房間和地板曾發生過震動。
「喂，打針吧廠她和藹地對他說。
科斯托格洛托夫從魯薩諾夫腿旁把報紙扯了過去，也立刻著到了這條消息。
看過這條消息之後，他站了起來。他坐不住了。
他也不明白這條消息的確切的全部涵義。
不過，既然前天最高法院全部改組，今天又更換了部長會議主席，那就是說，此乃歷史的步伐！
不能想像，也不能相信，歷史的步伐會引向更壞的地方。
還是在前天他就用兩手按住想要跳出來的心，不准自己相信，不准自己抱什麼希望！
但過了兩天，還是貝多芬那4下有提示意味的叩門聲彷彿響徹天空，震動耳鼓。
然而病人們卻安靜地躺在床上，居然沒有聽見！
藏拉-漢加爾特還是那麼安詳地把思比興注入魯薩諾夫的靜脈。
奧列格匆匆地跑了出去——散步去了！
到廣闊的天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