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跑過花園的時候，一個剛來了一星期的年輕人在我身後叫道：「我和你一起去！」起初我們打不開後門，在我們使勁弄門的時候，我聽見有人在喊：「斯蒂芬，別走。等一等，我和你談一談！」這是珍妮，她正從窗子往外看。木一會兒當她穿過草坪跑來時，門開了，我們消失在路的拐角處。五分鐘後我們已經坐在開往倫敦中區的火車上了。我始終也沒有弄清那個年輕人的姓名，他建議我們呆在一起。他去取了他的舊汽車，從他母親那地弄了點錢。
他口袋裡有了錢，那天中午過後不久，我們就把車停在哈利街蘭多醫生的診所外面。十五分鐘後我們就買來了大量的安非他明和鎮靜劑。我們在他的汽車裡開始一把把地吞服藥丸。此時我的口袋裡放著他剩下的錢，我們又往另外一個醫生那裡去。這時我們的麻煩真正開始了。
我的同伴在一處紅綠燈前停下汽車，突然他失去了知覺，倒在方向盤上。他剛才弄錯了藥丸，吃的是安眠藥。我把他拽到旁邊乘客的座位上，自己開車。我的這位昏倒的乘客倒在我身邊一動不動，我也迷迷糊糊，拚命想找到另外那個醫生，開始開著車兜起圈子來。突然我意識到這個年輕人的呼吸很怪，而且已經出溜到了地上。我把車停下，發現他已經昏迷。我以為他要死了，慌慌張張地把他送到附近的一家醫院裡。他急診住院洗胃。我極其驚恐，拒絕說出自己的名字，把汽車鑰匙留在護土那兒，抓起剩下的毒品撒腿跑了。
在鳳凰戒毒所呆了這麼久以後，吸毒後的毒效讓我感到非常害怕。我又一次單身一人流落在倫敦的街頭。我緊握著藥丸，當那恐怖旋風力量越來越強時，我漫無目的地到處亂跑。這是怎麼了？我在幹什麼？絕望之下我買了一些廉價白蘭地，用最後的一點錢付了在一家骯髒的旅館裡住兩夜的房錢。我被帶到了地下室裡的一個小房間中，裡面只有一張床和一個煤氣爐，煤氣爐上方有一個木架子。這是一個昏暗的房間，只有一扇極小的窗子對著上面的馬路。我力圖使自己鎮靜下來，把藥丸倒出來分成兩堆放在架子上，安非他明在右邊，安眠藥在左邊。我得意地在架子的兩頭各放了一瓶白蘭地，眼睛盯著展覽的毒品，心裡想，這些藥丸無疑能使我運作起來，回到我一度所在的地方！
獨自在房間裡，有著小山堆似的毒品，我不斷吞下越來越多的安非他明，期待著輝煌歲月的靈感重回到我身上。我等了又等，等待著那極樂的飄飄欲仙的感覺的出現。但是我等來的不是快樂，而只是緊張和恐懼。
過了一天，我已經一連三十個小時不歇氣地服用毒品，最後不得不放棄了。我拚命想要停止頭腦裡的恐怖電影，就伸手拿起了尚未開瓶的白蘭地，吞下了第一把安眠藥。我躺下等待著從噩夢中解脫出來。從窗子裡我能夠看見許多腳在早晨的高峰期間在上面的街道上匆匆來去。隔壁房間裡有人在咳嗽，現在他們在聊天，過了一會兒我能夠聽到他們性交時發出的呻吟聲。
突然安眠藥和白蘭地起作用了，一千把小提琴開始在我的腦子裡奏起了勝利進行曲。我又感到快活了，呼呼呼味地喘著氣。房間在打轉，一切都十分美好。我能夠聽見隔壁房間裡的那對男女，他們又開始做愛了。我要不要參加進去來個三人同樂，我心裡想，一面把安眠藥往口袋裡裝。
我拿著最後的一點白蘭地蹣跚地走出了旅館。我從阿蓋爾廣場穿行到繁忙的國王大十字車站。當我跌坐在長凳上繼續喝白蘭地時，我覺得早上的行人都在為我這個『世界吸毒冠軍」歡呼。
我必然地毒醉得木然恍惚，把自己鎖在廁所的一個小隔間裡，在地板上一攤攤尿液間睡著了。那天下午有人從門下面把我踢醒了過來，我渾身又冷又僵。「不許在這裡睡覺。」一個很響的聲音說。我把最後一點白蘭地倒進了嘴裡。爬出了廁所，在一列火車正要離開車站時我爬到了溫暖的車廂裡。
許多個小時後，我醒來發現自己在紐卡斯爾，離倫敦三百英里。
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次吸毒過程就這樣結束了。
這次瘋狂的吸毒事件使鳳凰戒毒所在我身上取得的所有成就毀於一旦，似乎我從來沒有在那兒生活過。我的毒瘤已經到了頭了。現在我進入了另一個半黑暗區，這是一個比爛醉在貧民窟裡還要黑暗還要無望的地方。當所有的吸毒成癮者和酒鬼的化學納入已經不再能夠起作用的時候，他們最終都會進入這個底層世界。這裡沒有任何的鼓舞。將要淹死的老鼠都比這些人活得有希望。
我根本站立不穩，在紐卡斯爾火車站外面的大街上不住跌倒，後來被警察帶走。他們把我送到當地救世軍的門口，對我說：「到那裡面去睡過了醉勁再出來。」我按響了門鈴，門開的時候我差不多是一頭栽進去的。將近一年以後我才再看到白天的世界。有人給了我一杯甜茶，我用這條又送下了更多的安眠藥，好逃避我的恐怖感。我在地板上睡死了過去。當我又一次滑入湮沒無聞的狀態之際，在我的想像中，巨大的螞蟻正從地板上爬過來要吃我。
一天多以後我被穿著救世軍制服的頭頭叫醒了。他氣極了，嚴厲地說：「別再這麼幹了，不許死在這兒！」我像個迷路的孩子，把手伸進口袋裡，把最後的幾粒藥丸交給了他。現在不再有毒品了，只有穿著骯髒的牛仔褲、跑鞋和綠色T恤衫的我。
「現在到了祈禱的時候了。」頭頭說著把我領向公共休息室，那裡面已經面向著講台放好了三排破舊的椅子。台上有一架舊鋼琴，蓋在上面的灰色毯子剛剛被拿掉。六個穿著一塵不染的制服的救世軍工作人員開始唱起了〈優榮光榮，哈利路亞！》房間裡開始充滿了生氣。強制參加的、由三十個老流浪漢構成的會眾個個放聲高唱起來。唱完每一首歌後，一個白頭髮的老頭就高抬起雙臂叫喊道：「讚美上帝！」正在熱鬧之時，音樂停了下來，彈鋼琴的那個帶著角質框眼鏡的瘦女人走到台的中間，開始向安靜下來的會眾布道。「上帝在這裡，上帝是我們的救世主2」在布道結束時她高喊著說。現在那個老頭子喊得更響了：「讚美上帝！」所有的救世軍工作人員應答道：「願上帝與你同在，肯尼思。」這樣結束了祈禱。禮拜結束，上帝離開了這間屋子，毯子重又罩在了鋼琴上，一台！日電視機被推了出來，我們大家都留在那地瞪著屏幕，也不管電視機是開著還是關著。
在這間大屋子的另外一頭發食物的小門前是吃飯的地方，有大約十張桌子和許多紅塑料椅子。響鈴時，三十個疲累的老頭拖拉著腳步走過去坐在桌子前吃飯。兩片麵包，一塊陳奶酪和倒在白鐵杯子裡的茶。然後回到屋子的上帝那一頭，坐在軟一點的椅子上，一直到該睡覺的時候。
從晚上七點鐘開始，每一小時響一次鈴，然後把宿舍門鎖打開五分鐘。你一旦決定去睡覺就不能再走出來了，要在裡面呆到早上。宿舍裡滿滿地塞進了三十幾張鐵床，每張床上有一條薄薄的灰毯子和一個硬得像石頭一樣的枕頭。在我的枕頭上面，前一個流浪漢的腦袋留下的凹坑和他的腦子一樣空空如也，正等著我把頭放進去呢。
早上我們沉默著蹣跚地走到桌子和紅椅子那兒去吃千篇一律的早飯。一條乾巴巴的香腸，盤子另一邊是大約二十粒烤豆子，兩片麵包加一貫的一白鐵林溫吞茶水，這就是全部早餐。吃完後我們就坐到吃午飯，坐到吃午後茶，坐到睡覺。在這一片空虛之中，淮一的變化是下午三點鐘時給上帝的時間，在這半個小時的時間裡整個屋子充滿了生氣。上帝每天從來不遲到，隨著時間的過去，我也唱起了讚美詩。沒有任何人，包括我在內，出到外面去，大家甚至連話都不說。我們全都這麼整天坐在上帝的椅子裡，天天如此，半睡半醒，什麼也不想。
這個慈善機構比起龐德巷來差得太遠I，相比之下龐德巷簡直像個假日俱樂部。這裡沒有免費的衣服，虱子是這個集體的一部分。因為紐卡斯爾是個安靜的小城，又不是通行要道，住在救世軍裡的，大多是當地的老人，根本沒有離開的希望，只是在那裡等死而已。
起初我還能聞到這些老朽身上的臭味，但是很快我就成了這個臭味的一部分。和別人一樣，為了安全的緣故我從來不脫衣服。有一次我把襪子洗了，結果被偷走了，我只好許多天沒有襪子穿，直到頭頭給了我一雙灰色的襪子。「別再把這雙給丟了，」他說，「不會再給你了。老穿在腳上吧！」脫鞋睡覺的人抱著鞋睡。刷牙、梳頭、洗澡都是歷史了，在活死人的世界裡什麼都失去了意義。
有一個長得很像比利-邦特的肥胖的流浪漢腿痛得非常厲害，從上帝的椅子到吃飯的地方這二十英尺路程要走半天。他和別的人一樣，從來不說話，但是幾個月後他問我，在穿過房間時能不能扶著我走。
我們這些迷失了的靈魂被共同的空虛連結在一起。我們都沒有事情可做，沒有人可以寫信，沒有人可以打電話，沒有事情可以遲到，甚至也沒有事情值得從床上起來。我們誰也不是一夜之間就落到這個地步的，我們並不是天生的流浪漢。我們每一個人都來自某個地方，有過媽媽爸爸，甚至妻子兒女。對於我，這裡是多年吸毒後的終點站。我永遠感到疲累不堪，彷彿在看著自己的葬禮卻又得不到允許爬進棺材裡去。這是一條沒有盡頭的地道，更不用說有亮光了，這裡有的只是虛空。我的精神已被摧毀，我已經放棄，不再希望得到任何東西，甚至是毒品。在每天結束的時候邦特總是對我說：「好了，又打發掉了一天，又少了一天要去過的日子。」
有一天早上，所有穿著制服的工作人員都在肯尼思的床旁。忙來忙去的。這個白頭髮的虛弱老頭在夜裡死去了。他平躺在床上，兩隻手舉過頭放在枕頭上。所有的流浪漢都聚集在他的床邊，一起高舉起胳膊同聲高喊：「讚美上帝！』」我們一個其他的字也沒有多說，轉身拖拉著腳步去吃另一頓香腸和二十粒豆子的早飯。就像肯尼思一樣，如果有人在夜裡死了。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把遺體搬走，屍體早就僵了。又一個可憐的屍體，埋在一個沒有標誌的墳墓裡，甚至沒有送葬的人在場表示知道他死了，羅別說哭化了。死亡僅僅意味著從活死人搬到已死者中間。那天在祈禱的時候每個人唱的聲音都比平時大，但是不再有人高喊「讚美上帝！」了。這和肯尼思一樣成為了歷史。
他的死把我從整天像個半睡半醒的呆坐著的殭屍的狀態中喚醒過來。在救世軍呆了十個月後我開始再一次想到外面的生活。每天早晨我開始照顧所裡的鏡子，不斷對自己說：「你一定要出去，出去！」這種自我催眠術似乎有點作用，幾天後我第一次離開了那座建築。
那是個清新的春日的早晨，我沿著海邊步行，在過去一年中看慣了潦倒虛弱的人。這時看到這樣多的新面孔，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感覺。我看著一群打魚的人，在有一個人打上來了一條魚後一起開懷大笑。把所有那些老流浪漢放在一起也沒有在陽光下扭動著的那條魚有生氣！突然我害怕了起來，開始往回跑，正好在祈禱前回到了救世軍。我坐了一會兒，但是當高聲響起鋼琴和讚美上帝的歌聲時我的勇氣回到了身上。在大家仍在唱讚美詩時我離開他們又走了出去，但這次我走過了打魚人，繼續向著半英里外的小城走去。
城中心有商店、銀行、圖書館和乾乾淨淨忙忙碌碌的人群，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這裡的人都有地方可以去，有人可以愛、可以根，有事情可以想。我在看著的是活著的人的世界。當我開始拾煙頭的時候，在我的腦子裡產生了一線渺茫的希望。我向人討錢買捲煙紙，不久就點燃了第一根香煙。在和活死人一起過了十個黑暗的月份後，我重又有了生氣。
在慈善機構裡生活一如既往，但我現在經常到市中心去。戒毒後我第一次在外面世界裡生活。除了和酸鬼們一起以及在鳳凰戒毒所之外，我另外不吸毒的生活都是強制性的，木是在監牢裡就是在不能自由行動的瘋人院裡。一天晚上，那個胖流浪漢邦特對我說起惠特尼灣，這是十英里外的一個海濱勝地，他提出也許我能在遊樂場找個臨時性的工作。聽起來是個好主意，但是我怕失去救世軍所給予的安全感。於是我再度在廁所的鏡子前行催眠術，一再重複說「惠特尼灣」。我決心越大，聲音就越響，最後頭頭以為我醉了，進來看是怎麼回事。這面魔鏡又靈驗了，一星期後我步行十英里，到惠待尼灣去了。
一路上，每走一步希望和夢想就增加一分，但是我到達後看到的是一個淡季的海濱勝地，所有的遊樂場都關閉了，這時我一切的希望和夢想很快就被打碎了。天開始下起雨來，我一路哭著回救世軍去，到達時渾身濕透，還誤了吃下午茶。
第二天我的鬥志又回來了一些，我再次和胖子談起這事，他告訴我可以去利茲，那是一個活動很多的大城市，不過離這裡有一百英里。我很想去，但是又害怕，萬一不行我就不可能回到紐卡斯爾這個基地來了。我反覆對廁所鏡子中自己的影像說：「到利茲去。」好幾天以後才又鼓起勇氣離開。離開不再回來是個感情色彩很重的決定，我要和我的「歌唱哈利路亞的人」像模像樣地告別。首先我到市中心去乞討，帶回來了大約五十根捲煙和幾大塊巧克力。那天祈禱結束後我跳到台上，大聲說道：「我要到利茲去了，再見！」我給每人一根捲煙和幾小方塊巧克力。當我和大家握手時，有的人答了話，但大多數人僅僅和平時一樣沉默地看著我。我正要最後離開時，胖子把我叫了回去，他雙臂摟著我說：「祝你好運，孩子。你必須前進，不能留在這兒和我們這幫人死在一起。真希望我能和你一起走，可是這雙老腿不行了。」他拉起褲腿，給我看他那雙紅腫的腿。「扶我到街門口去，我要看著你走。」他說。他靠在我身上慢慢挪過房間，沿走廊來到大門前。
他出門到了街上，扶著牆站在那裡。我走了，身上仍舊穿著我一年前來的時候穿的那條牛仔褲和綠T恤衫。走到拐角處時我回過身來向他揮手，看見有好幾個老人和他在一起，揮手大聲喊著：「祝你好運。謝謝你的巧克力！」我向他們揮手致意，眼睛裡含著淚拐過了街角。我哭了，感到海風吹在臉上，但這些是希望的淚水。再見了，紐卡斯爾，再見了，「歌唱哈利路亞的人」，再見了，扭動著的魚！
只有命運使我免於永遠停留在那裡，免於今天仍舊坐在同樣的一些人中間在下午三點鐘的時候高唱讚美上帝。
我連搭車帶步行，第二天上午才到達利茲。每走一步都帶來了新的恐懼，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不再吸毒、重返人類。這是我在吸毒島上二十年之後首次走向自由。到達利茲後我找到另一個救世軍機構住了進去，但利茲是個大城市，即使在流浪漢的集體裡也不斷有變化。在這個大的慈善機構裡生活要活躍得多，裡面有許多不同程度的退出社會的人。
最底層的人約百分之三十，這些我稱之為「活死人」，和紐卡斯爾的老頭子是一樣的。他們長期住在慈善機構裡，虛弱得連出去找酒喝都不行了，幾乎從不活動，也不說話。
其次是「流動流浪漢」，約占又一個百分之三十。這些人還有足夠的體力去乞討或者偷酒喝，會短期到外面去，喝醉了回救世軍來睡覺。他們吵鬧的聲音比別的人都要響，也相互交流，不過僅限於他們一夥人之間。
百分之二十是「痛君子」，多數年紀比較輕，存在著心理障礙，穿著稍稍像樣一些。他們很安靜，不願與人交往。這群人和除了身上衣服一無所有的「流動流浪漢」或「活死人」不同，他們在購物袋裡或破箱子裡仍有一點所有物。
另外百分之十成為無家可歸者還只有幾個月的時間。這一組的成員還有新來者的神情，彷彿是在說：「我不會呆長的。」他們仍常常喝醉酒，不過不那麼招搖。
最後的百分之十是恣意揮霍的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仍舊有非全日制的、掙現金的工作，如在旅館裡洗餐具或賣晚報之類。他們把錢全都花在喝酒上，每晚都喝得醉醺醺的，是最討厭的一群。這裡面的許多人雖然骯髒，但仍穿襯衫，有時甚至還打領帶。他們來到救世軍後的頭幾個星期偶爾會脫下一兩件衣服洗一洗。他們把罐裝啤酒偷偷帶到救世軍裡面來，躲在廁所裡在睡覺前一起喝。和慈善機構裡別的低於他們的群體比起來，他們還把自己看成是成功者，根本看不出來他們已經在社會的階梯上滑到了什麼程度，隨著時間的過去，最終必然會落入更低的群體中去。有些在短短的幾年之內就加入到了「活死人」的行列之中。在較上層的退出社會的人中，有許多是可以挽救、回到社會的。但是可悲的是，正是社會本身對於這些人是否能夠回來根本毫不關心。
在利茲的救世軍中的生活對我來說是很可怕的。我還從未在沒有毒品的情況下在任何地方生活過。這就像把一個搶提包的十四歲的少年在吸毒島上關了二十三年，然後把他在利茲放出來，無親無故，無錢無物。對於我，這個被釋放的囚犯，這個感情上仍停留在十四歲上的人，利茲是個令人十分敬畏的、使人害怕的地方……
有一天我正在火車站附近乞討的時候，看見了一張通知，說有一個新單位為酗酒者提供幫助。那個下午我去那兒面談，不過我只談了自己的酗酒問題，覺得如果我提到毒品，他們就會拒絕收留我。和我面談的人疑心我只是為了得到比較舒服的住處，所以堅持要我參加一個月的嗜酒者互戒協會的活動後再去找他們。我這樣做了，每晚去參加會，但主要是去吃餅乾和偷香煙。我從不發言，遺憾的是，我心理上所受的毒害仍很深，體會不到這些活動所傳遞的信息。
一個月後我被接受，進了利茲城外一個鄉村醫院中新型的戒酒部門，我在那兒生活了十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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