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雷爾的法國血液在血管裡沸騰，猶如貢布雷的葡萄汁發酵起泡一樣，他身在報社的辦公室，卻認為戰爭時期呆在辦公室裡沒有出息，所以最終投筆從戎，雖然維爾迪蘭夫人竭盡全力說服他留在巴黎。當然，她感到氣憤的是，德-康布爾梅先生在他這樣年紀仍留在參謀部裡，她在談到任何不去她家的人時說：“這個人是在什麼地方想出辦法躲起來的？”要是有人斷言這個人從第一天起就在第一線，她會毫無顧忌地回答說撒謊，或者也許是她沒有弄錯的習慣：“完全不是，他沒有離開過巴黎，他正在做一件事，這件事幾乎和陪一位部長散步一樣危險，這話是我對您說的，我對您打包票，我是通過一個看到他的人知道這件事的。”但是，對待那些常客卻並非如此，她不願讓他們上前線，認為戰爭非常“使人煩惱”，會使他們疏遠。因此，她進行一切活動使他們留下來，因為這樣她將會得到雙重的樂趣，一是同他們共進晚餐，二是當他們尚未到達或已經出發之時，使他們對無所事事感到沮喪。不過必須使她的常客同意這種圈套式的安排，她看到莫雷爾硬要這樣做感到遺憾，同他談了很久，但白費力氣：“不，您是在這個辦公室裡出力，而且比在前線用處更大。需要的是有用處，真正成為戰爭的一部分，並參加進去。有些人參加了進去，另一些人則是遠離火線工作的軍人。而您呢，您參加了進去，請您放心，大家都知道，沒有人會譴責您。”她在不同的情況下就是這樣，不過男人並非如此罕見，她也不必象現在那樣以女客為主，如果有一個男人失去了母親，她就會毫不猶豫地使他相信，他可以繼續出席她的招待會而不會有任何不便。“悲傷要放在心裡。您如果想去參加舞會（她是不舉辦舞會的），我會第一個勸您不要去，但在這裡，在我星期三的小聚會中或者在一個樓下包廂裡，無人會對此感到驚訝。人們十分清楚，您感到悲傷……”現在，男人更加罕見，喪事更加頻繁，甚至無須阻止他們出入社交界，戰爭就足以說明問題。維爾迪蘭夫人拼命拉住留下的那些男人。她想要使他們相信，他們留在巴黎對法國更有用處，就象過去她會對他們肯定地說，死者要是看到他們在娛樂會感到更加高興。不管怎樣，她的男客很少；也許她有時後悔自己同德-夏呂斯先生關系破裂，而且已無法重歸於好。
但是，如果說德-夏呂斯先生和維爾迪蘭夫人不再進行互訪，維爾迪蘭夫人卻繼續接待客人，而德-夏呂斯先生則繼續尋歡作樂，仿佛一切都沒有改變，只是有幾個無關緊要的小小區別。例如，在維爾迪蘭夫人家裡，戈達爾現在參加招待會時身穿《夢幻島》中的上校軍裝，相當象一位海地海軍上將的軍裝，呢料上有一條天藍色的寬綬帶，使人想起“瑪利亞的子女們”的綬帶；德-夏呂斯先生過去喜愛成年男子，由於他現在所在的城市中成年男子都已銷聲匿跡，他就象某些法國人一樣，那些人喜歡在法國的女人，並住在殖民地裡：他迫不得已，先是養成了玩男孩的習慣，後來開始喜歡男孩。
不過，這些特點中的第一個特點相當迅速地消失了，因為據報上說，戈達爾不久便“面對敵人”而死，雖說他沒有離開過巴黎，實際上是因年老過於勞累，不久以後維爾迪蘭先生也隨之而去，他的死只使一個人感到悲傷，據說此人就是埃爾斯蒂爾。我曾以一種可以說完美無缺的觀點研究過他的作品。但是，隨著年事漸高，他迷信地把自己的作品和曾經為他提供模特兒的社會聯系起來；通過印象的煉金術，社會在他的筆下變成了藝術作品，為他提供了公眾和觀眾。他越來越象唯物主義者那樣相信，美的顯著部分存在於事物之中，所以他先是把埃爾斯蒂爾太太看作他曾在自己的繪畫中和一些掛毯中追求過、喜歡過的有點粗俗的美的典型，而維爾迪蘭先生的去世，使他看到社會背景，即行將消失的背景——同作為該背景組成部分的時裝式樣的過時一樣迅速——的最後一批殘余中的一種隨之消失，這種殘余可以扶植一種藝術，證明其可靠性，猶如法國大革命在摧毀十八世紀的優雅時，可以使一位游樂圖的畫家感到難過，或是蒙瑪特爾高地和烘餅磨坊的消失，會使雷諾阿感到傷心；但是，維爾迪蘭先生的去世，尤其使他看到一雙眼睛和一個頭腦的消失，它們曾對他的繪畫作過最為中肯的評價，他的繪畫可以說是以令人喜歡的回憶這種狀態存在於它們之中。也許已經出現一些同樣喜愛繪畫的年輕人，但他們喜愛的是另一種繪畫，他們不象斯萬那樣，不象維爾迪蘭先生那樣，得到過惠斯勒有關情趣的忠告，得到過莫奈有關真實的建議，這些忠告和建議能使他們正確評價埃爾斯蒂爾。因此，聽到維爾迪蘭先生的噩耗，埃爾斯蒂爾感到更加孤獨，雖說多年來他和維爾迪蘭先生並不和睦，對他來說，這猶如他作品中的一點美，隨著宇宙中存在的一點對這種美的意識的消失而黯然失色。
至於德-夏呂斯先生在尋歡作樂方面的變化，則仍然是斷斷續續的：他同“前線”保持著大量通信，因此並不缺少相當成熟的休假軍人。
我過去相信別人說的話，當聽到德國、保加利亞和希臘依次聲明自己的和平意願時，我真想相信這些話。但是，自從同阿爾貝蒂娜和弗朗索瓦絲一起生活以來，我已習慣於猜測她們沒有明言的想法和計劃，所以我不讓威廉二世、保加利亞的費迪南和希臘的康斯坦丁用任何冠冕堂皇的話來欺騙我的本能，我的本能可以猜到他們中任何一個策劃的陰謀。我同弗朗索瓦絲和阿爾貝蒂娜的爭吵，當然只是私人間的爭吵，只會涉及一個人這樣的小小精神細胞的生活。但是，存在著動物的軀體和人類的軀體，即細胞的組合，每個組合對於一個細胞來說猶如勃朗峰那樣高大；同樣，也存在著個人的有組織的巨大集合體，稱之為民族；集合體的生活只是在擴大作為組合成分的細胞的同時重復細胞的生活；誰不能理解細胞生活的秘密、反應和規律，誰在談論民族之間的斗爭時就只能空話連篇。但是，如果有人掌握這些個人的心理狀態，那末，這些由個人聚集起來的巨大群體在發生沖突時就會在他的眼裡呈現出一種美，這種美要比只是由兩個性格剛強的人進行沖突而產生的斗爭更為強烈；他將以這樣的比例看到它們，如同一群纖毛蟲看到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軀干，而裝滿一個放在旁邊的一立方毫米的容器，需要的纖毛蟲多達一萬多條。這就是近來法國的偉大形象和德國的形象，法國的形象連四周都充滿幾百萬個各式各樣的小多邊形，德國的形象則充滿更多的多邊形，這兩個形象之間具有這些爭吵中的兩種。因此，從這個觀點來看，德國的軀干和法國的軀干、協約國的軀干和敵人的軀干的表現，在某種程度上如同個人一般。但是，它們相互進行的打擊，是受一種不可勝數的拳擊的支配，聖盧曾對我闡述這種拳擊的原則；因為即使把它們看作人，它們仍然是個人的巨大集合體，所以爭吵就具有廣泛而壯麗的形式，猶如波濤萬千的海洋在翻騰，試圖沖垮一排百年的懸崖峭壁，猶如巨大的冰川，企圖以毀滅性的緩慢移動，摧毀與它們鄰接的山坡。盡管如此，對於在這個故事中出現過的許多人來說，生活仍以幾乎相同的面貌繼續，對於德-夏呂斯先生和維爾迪蘭夫婦來說尤其如此，仿佛德國人並沒有離他們這樣近，正如一直威脅著的危險，雖說現在未被消除，但我們如果不去想它，就會完全對此無動於衷。通常，人們去尋歡作樂時決不會想到，如果使其孱弱、減少活力的作用一旦中止，纖毛蟲的繁殖就會達到頂點，即在幾天之內激增到幾百萬，從一立方毫米增大到一個比太陽大一百萬倍的體積，同時摧毀了我們賴以生存的所有氧氣和物質，這樣就不再有人類，不再有動物，不再有地球，或者沒有想到，一種無法彌補、十分可能發生的災難，在太空中將由不斷進行的激烈活動來決定，這種活動被太陽表面的不變性所掩蓋：他們忙於自己的事情，無暇考慮這兩種世界，一種世界太小，另一種世界又太大，所以他們沒有看到因他們而籠罩在我們周圍的宇宙危險。
就這樣，維爾迪蘭夫婦舉辦晚宴（不久之後由維爾迪蘭夫人一人舉辦，因為維爾迪蘭先生在不久後去世），德-夏呂斯先生則尋歡作樂，並沒有想到德國人——德國人確實因一道不斷更新的血的屏障而留在原地——離巴黎只有一小時汽車的路程。然而，後來有人說，維爾迪蘭夫婦想到了這點，因為他們有一個政治沙龍，每天晚上在沙龍討論形勢，不僅討論陸軍的形勢，而且討論海軍的形勢。他們確實想到那些一個團一個團被殲、旅客隨之遭殃的大屠殺；但是，一個相反的運算大量增加與我們福利有關的事物，又用一個極大的數字來除以與我們福利無關的事物，以致幾百萬無名氏的死亡幾乎沒有使我們受到觸動，即使有所觸動，也不象穿堂風那樣令人不快。維爾迪蘭夫人患偏頭痛，因不再有羊角面包可以浸泡在她的牛奶咖啡裡而感到難受，她終於讓戈達爾開了處方，使她能在我們曾談到過的某家飯店裡買到羊角面包。從當局那兒得到這種處方，幾乎同一位將軍的任命一樣困難。早晨她又拿起第一只羊角面包，只見報上敘述盧西塔尼亞號１沉沒的經過。她一面把羊角面包浸泡在牛奶咖啡裡，一面用手指輕輕彈著她的報紙，使報紙能全部打開，又不必移動那只浸泡面包的手。她說：“多可怕！這比最可怕的悲劇還要可怕。”但是，所有這些溺水者的死亡，在她眼裡想必已縮小到原來的十億分之一，因為她嘴裡塞滿面包在發表悲痛的感想，臉部卻浮現出心滿意足的表情，這種表情也許是因治偏頭痛的良藥羊角面包的味道而產生的——
１盧西塔尼亞號是英國班輪，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被德國潛艇擊沉，間接促使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至於德-夏呂斯先生，他的情況有點不同，但更加糟糕，他不但不熱情希望法國取得勝利，而且走得更遠，暗中希望德國即使不取得勝利，也至少不要象大家希望的那樣被打垮。其原因是，在這些爭端中，稱之為民族的個人大群體的表現，在某種程度上同個人一樣。指導它們的推理方式是內心型的，並不斷受到激情的改造，猶如卷入愛情糾紛或家庭糾紛的人們的推理方式一樣。例如兒子和父親爭吵，女廚師和女主人爭吵，妻子和丈夫爭吵。有錯的民族卻認為自己有理——就象對德國這個情況那樣——，而有理的民族往往理所當然地提出一些論據，它認為這些論據無可辯駁，只是因為它們符合這個民族的情感。在這些個人的爭吵中，要理所當然地相信兩方中的任何一方，最好的辦法是屬於這一方，一個旁觀者決不會完全贊成一方。然而，在那些民族中，個人如真正屬於民族，就是民族一個人的一個細胞。洗腦子只是一句毫無意義的空話。如果有人對法國人說他們即將被打敗，任何法國人都不會象聽到別人說他即將被貝爾塔遠射程炮打死那樣感到絕望。真正的洗腦子，是用希望對自己洗腦子，如果人們真是一個民族活的成員，洗腦子就是保存這個民族本能的一種方法。為了對德國一個人的事業的非正義性視而不見，對一個德國人來說，最好的辦法不是缺乏判斷力；為了隨時看到法國一個人的事業的正義性，對一個法國人來說，最好的辦法不是具有判斷力；對這兩者來說，最好的辦法是愛國主義。德-夏呂斯先生具有罕見的道德品質，他富有同情心，慷概大方，對人友愛、忠誠，然而，由於各種原因——其中之一是他的母親是巴伐利亞州的公爵夫人，這點可能會起作用——他沒有愛國主義。因此，他既屬於法國軀干，又屬於德國軀干。如果我缺乏愛國主義，不感到自己是法國軀干的一個細胞，我評價爭端的方式看來不可能象過去那樣。在我的少年時代，我完全相信別人對我說的話，我要是在當時聽到德國政府表明自己的誠意，一定會不加懷疑；但我早已知道，我們的思想並非總是和我們所說的話一致；有一天，我在樓梯的窗口裡發現夏呂斯不象我過去想象的那樣，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在弗朗索瓦絲身上，後來又在阿爾貝蒂娜身上，看到一些觀點和計劃的形成，這些觀點和計劃同她們所說的話截然不同，因此，我即使作為普通的旁觀者，也不會讓德國皇帝和保加利亞國王任何冠冕堂皇的話來欺騙我的本能，我的本能會象識破阿爾貝蒂娜那樣，來識破他們秘密策劃的陰謀。但說到底，我只能設想，如果我不是當事人，如果我不是法國這個當事人的一部分，我會做出什麼事來，猶如我在同阿爾貝蒂娜爭吵時，我憂郁的目光或我透不過氣來的喉嚨是我個人的一部分，我個人則與我事業休戚相關：我無法漠不關心。德-夏呂斯先生的漠不關心是徹頭徹尾的。然而，自從他只當一名旁觀者之時起，一切都應使他成為親德派，從此他雖然生活在法國，卻不是真正的法國人。他十分靈敏，但在任何國家裡，絕大多數人都是傻瓜；毫無疑問，他要是生活在德國，愚蠢而熱情地捍衛一種非正義事業的德國傻瓜們並不會使他們生氣；但是，他生活在法國，愚蠢而熱情地捍衛一種正義事業的法國傻瓜們卻使他生氣。激情的推理方式，即使服務於凜然大義，對缺乏激情的人來說也決非無可辯駁。德-夏呂斯先生靈敏地指出愛國者們每一個錯誤的推理。充分的理由以及對成功確信無疑，使一個傻瓜感到滿意，卻會使你特別惱火。德-夏呂斯先生惱火是因為人們對勝利抱樂觀主義，這些人不象他那樣了解德國及其力量，每個月都認為德國會在下個月被打垮，一年以後，他們仍然相信新的預測，仿佛他們未曾以同樣的自信作出同樣錯誤的預測，不過他們已經忘掉那些預測，如果有人對他們提起此事，他們就說情況並不相同。
最後，德-夏呂斯先生富有同情心，他想到戰敗者就感到難受，他總是站在弱者一邊，他不看報上的司法專欄，原因是他不想使自己因死囚焦急不安和無法殺死法官、劊子手以及高興地看到“正義已經伸張”的人群而感到難受。不管怎樣，他確信法國不可能再被打敗，然而，他也知道德國人正受饑荒之苦，總有一天會被迫俯首投降。這一想法使他感到更加難受，原因是他生活在法國。他對德國的回憶不管怎麼說已經遙遠，而那些以一種使他感到不快的高興談論德國被打垮的法國人，是一些缺點為他熟知、面目令人討厭的人們。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同情的是自己不認識的人們，是自己想象中的人們，而不是在我們身旁、在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人們，除非那些人就是我們自己，我們同他們血肉相連；愛國主義創造了這一奇跡，人們擁護自己的國家，猶如人們在愛情糾葛中擁護自己一樣。因此，對於德-夏呂斯先生來說，戰爭是一種特別能產生仇恨的作物，在他身上，這些仇恨只在片刻中產生，持續的時間也很短，但在這段時間裡，他會做出各種粗暴的事情。他在讀報時看到了專欄作者的勝利神色，他們每天報道德國已被打敗，是“走投無路、束手無策的野獸，”，而千真萬確的事實卻恰恰相反，他們這種愉快而又殘酷的胡說八道，使他勃然大怒。在當時，報上的部分文章是由一些名人撰寫的，他們在報上找到了“重新服役”的一種方式，例如布裡肖和諾布瓦這樣的人，還有莫雷爾和勒格朗丹。德-夏呂斯先生渴望見到這些人，並對他們竭盡諷刺、挖苦之能事。他一直對性方面的惡習特別了解，知道某些人有這種惡習，而這些人以為他們這種惡習不為人知，就熱衷於揭露“肉食帝國”的君主們和瓦格納等人有這種惡習。他渴望當面見到他們，當眾揭出他們的丑事，讓那些侮辱一個戰敗者的人名聲掃地、氣急敗壞。
其實，德-夏呂斯先生當親德派還有更加特殊的理由。其中之一是他作為社交界人士，曾長期生活在社交界人士、令人尊敬的人們和重視榮譽的人們中間，這些人決不會同一個壞蛋握手：他知道他們敏感而又冷酷，知道他們把一個男人趕出一個圈子或者拒絕和一個男人決斗時，對他的眼淚會無動於衷，即使他們這種“道德上干淨”的行動會使害群之馬的母親死去也在所不惜。雖然他十分欣賞英國，欣賞英國參戰的美妙方式，他仍然不由自主地感到，這個無可指摘、不會撒謊、不讓小麥和牛奶運入德國的英國，有點象由重視榮譽的人、公認的證人和決斗中的裁判組成的民族；同時他又知道，一些有惡習的人，一些壞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人物，可能更好些，因此我一直無法理解，為什麼作者把這些人比作德國人，靠欺騙和詭計不能預見到一顆善良的心，而德國人看來也沒有表現出這種善心。
德-夏呂斯先生的親德還有最後一個特點：通過一種十分奇怪的反應，他親德的原因是他的“夏呂斯主義”。他認為德國人十分丑陋，這也許是因為他們同他的血緣有點過於接近；他狂熱地迷戀摩洛哥人，但特別迷戀盎格魯－撒克遜人，把他們看作菲迪阿斯１的活雕象。然而，他身上的樂趣帶有某種殘酷的想法，我當時還不知道這種想法的全部力量：他喜歡的男人在他看來猶如美妙的劊子手。他要是表示反對德國人，就會感到自己采取了一種只有在肉體上得到快感時才會采取的行動，就是說違背他可憐的本性，也就是為了讓惡引誘和壓倒貞潔的丑陋而充滿激情。在謀殺拉斯普丁２時仍是如此，人們看到謀發殺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夜宵中，俄國色彩的印記又這麼深，感到十分意外（如果公眾了解到所有這些事情中德-夏呂斯先生知道得十分清楚的細節，這種印象還會深刻得多），因為生活使我們非常失望，使我們最終認為，文學同生活毫無關系，並使我們極其驚訝地看到，書藉向我們指出的那些珍貴思想，無償而又自然地展現在日常生活之中，沒有損壞的危險，例如一頓夜宵、一次謀殺這類俄國事件，有著某種俄國的東西——
１菲迪阿斯（活動時期約公元前490—前430），希臘雅典雕刻家，成名作是雅典衛城的三座雅典娜紀念象和奧林匹亞宙斯神廟的巨大宙斯坐象，是理想主義的古典風格的創始人。
２拉斯普丁（1864F1865—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寵臣，以具有治病的非凡本領聞名，1916年12月底，他在尤蘇波夫親王家吃子夜茶時被毒死。
戰爭無限期地持續下去，有些人曾在好幾年前根據可靠消息宣布和平談判業已開始，並列舉了和約的條款，現在這些人同你交談時，不會耗費精神請你原諒他們不確實的消息。他們已經忘掉那些消息，並准備真心實意地傳播另一些消息，這些消息他們將會同樣迅速地忘掉。在這個時代，哥達式轟炸機經常來進行轟炸，所以空中一直有法國飛機警惕而響亮的嗡嗡聲。但有時會聽到警報聲，猶如女武神１——這是戰爭爆發以來唯一能聽到的德國音樂——的刺耳呼喚，直至消防隊員宣布警報解除為止，而在他們身邊，軍號聲猶如一個看不見的調皮男孩，定時評論好的消息，並高興地叫得震天響——
１《女武神》是瓦格納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四聯劇之一。
德-夏呂斯先生驚奇地看到，象布裡肖這樣的人在戰前是軍國主義者，主要指責法國不夠軍國主義，這時不滿足於指責德國過於軍國主義，甚至指責它過於欣賞軍隊。只要是涉及減慢反德戰爭的步伐，他們一定會改變看法，並用正當的理由譴責和平主義者。但是，譬如說布裡肖，雖然視力不佳，還是答應去作講座，對中立出版社出版的某些作品進行分析。他贊揚一位瑞典作家的長篇小說，小說嘲笑兩個孩子看到一條龍後作了象征性的贊賞而倒下，並把他們看作軍國主義的種子。這種嘲笑使德-夏呂斯先生感到不快還有其他原因，因為他認為龍可能是某種十分美的東西。但是，他尤其不能理解布裡肖的贊揚，如果說贊揚不是針對這本男爵沒有讀過的書，至少是針對它的思想，這種思想和布裡肖戰前的思想大相徑庭。當時，一個軍人的所作所為都是好的，即使是德-布瓦德弗爾將軍的不法行為，迪-巴蒂-德-克拉姆上校的男扮女裝和陰謀詭計，亨利中校的偽造文書也不例外。這是何種異乎尋常的大轉變（這種轉變實際上只是軍國主義者同一種十分高尚的熱情的另一側面，在反對德雷福斯時，它必須是愛國主義熱情，因為德雷福斯主義的傾向是反軍國主義，現在它反對的是超軍國主義的日耳曼，所以就幾乎變成反軍國主義的了）？只見布裡肖大聲說道：“哦，這場面令人贊歎不已，值得引起這一充滿暴行的世紀中的青年注意，因為他們只知道崇拜暴力：龍！我們可以認為，這將是一代人的大兵生活，這代人是在對這些暴力表現的崇拜中培養出來的。”因此，斯比特萊１想用這種大轉變來和軍刀高於一切的丑惡思想進行對照，就象征性地把這個人物獨自一人放逐到樹林深處，對這個被他稱之為瘋狂的大學生的愛幻想的人物進行嘲笑和中傷，而作者卻用動人的方式使這個人物成為溫柔的化身，但可惜的是溫柔已經過時，我們可以說，如果老神靈的殘酷統治不被推翻，和平時期的美妙溫柔很快就會被人遺忘——
１斯比特萊（1845—1924），瑞士德語詩人、小說家，贊成英法協約，龍和瘋狂的大學生引自他的中篇小說《少女的仇敵》（1907）。
“瞧，”德-夏呂斯先生對我說，“您是了解戈達爾和康布爾梅的。我每次看到他們，他們就對我說德國特別缺乏直覺。我們之間說說，您是否認為他們過去對直覺十分關心，他們現在又是否能表現出這種關心？不過您要相信，我不會誇大其詞。當談到最偉大的德國人，談到尼采、哥德時，您將會聽到戈達爾說：‘帶有條頓民族的典型特點，即通常缺乏直覺’。當然，在戰爭中有些事使我更為難過，但您得承認，這叫人難以忍受。諾布瓦比較敏銳，這點我承認，雖說他從戰爭開始起就不斷出錯。但是，那些文章煽動全世界的狂熱，是什麼意思？親愛的先生，對布裡肖的才能，您同我一樣清楚，但我很喜歡他這個人，即使在教會分裂之後也是如此，教會分裂使我同他所屬的小教派分離，我見到他的次數也因此而大大減少。盡管如此，我對這位中學教師有某種敬意，他能說會道，受過很好的教育，另外在他這樣年紀，工資又這樣低，因為幾年以來他的工資降低得十分明顯，他象自己所說的那樣，重新開始‘服役’，這是十分令人感動的。但話要說回來，良好的願望是一回事，才能是另一回事，而布裡肖從未有過才能。我承認自己同他一樣，對目前戰爭的某些偉大之處表示贊賞。但一個象布裡肖那樣盲目崇拜古代文化的人，不去諷刺挖苦認為工人家庭和煤礦比歷史上的一切宮殿更有詩意的左拉，或是把猶德羅捧得高於荷馬、把華托捧得高於拉斐爾的龔古爾，而是不斷對我們重復說，溫泉關１乃至奧斯特利茨都不能和沃誇２相提並論，這至少有點奇怪。再說這一次，曾抵制過文藝現代主義者的公眾，現在卻追隨戰爭現代主義者，因為這樣的思想方法是一種時髦，另外還因為缺乏才智的人們不是被美所壓倒，而是被行動的巨大規模所壓倒。人們從此把clolssal（巨大的）中的c寫成k，而實際上，人們膜拜的東西也確實巨大。說到布裡肖３您是否見到過莫雷爾？有人對我說他想見我。只要他跨出第一步就行了，我年紀最大，這一步不應該由我來走。”
不幸的是就在第二天——我們先說這件事——德-夏呂斯先生在街上面對面地碰到莫雷爾。莫雷爾為了讓他挽留自己，就挽著他的手，對他講述多少有點真實的故事。德-夏呂斯先生果然聽得十分高興，想讓莫雷爾當天晚上留在自己身邊，不要離開，但在這時，莫雷爾看到一位朋友，就向德-夏呂斯先生告辭，而德-夏呂斯先生想用威脅來留住莫雷爾，當然這種威脅是不會付諸實施的，他對莫雷爾說：“你要當心，我會報復的”，莫雷爾則笑著走了，一面拍拍那位感到驚奇的朋友的脖子，並摟住他的腰——
１溫泉關是希臘中部東海岸卡利茲羅蒙山和馬利亞科斯灣之間的狹窄通道。公元前480年8月，希臘人和波斯人在此進行激戰。希臘軍隊在關口狙擊南下的波斯軍達三天之久，但波斯人繞過山間的另一個關口，從側面進攻，結果取得勝利。
２沃誇是法國默茲省的市鎮，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多次發生激戰。
３布裡肖是夏呂斯和莫雷爾決裂的見證。
德-夏呂斯先生對我說的那些關於莫雷爾的話，也許可以證明，愛情——男爵的愛情必須經久不變——會使人（在變得極其富有想象力、極為敏感的同時）變得極其輕信、毫無自尊。但是，德-夏呂斯先生補充道：“這個小伙子迷上了女人，心裡想的就是這個”，他說的這句話比他心裡想的還要實際。他說這話是出於自尊，出於愛情，以便使別人都能認為，莫雷爾對他愛戀之後，從未有過其他同類的愛戀。當然，我對他的話全然不信，因為我曾看到莫雷爾為了五十法郎而同蓋爾芒特親王過夜，德-夏呂斯先生一直不知道這件事。看到德-夏呂斯先生走過時，如果說坐在咖啡館露天座上的莫雷爾（除了在有些日子，他出於懺悔的需要，故意遇到男爵，以便有機會對男爵傷心地說：“唔！對不起！我承認我過去對您態度惡劣”）同那幫朋友一起低聲叫喊，對男爵指指點點，並發出那種用來嘲笑老同性戀的格格笑聲，我確信這是為了掩蓋他的把戲；這些公開的揭發者要是被男爵單獨找去談，都會去做男爵要求他們做的一切。我弄錯了。如果說一種獨特的感情曾使象聖盧那樣最厭惡此行的人們性欲倒錯——這在一切階級中都是如此——一種相反的感情則促使慣於此行的人們不去做這種事。某些人的轉變是由於後來對信仰的宗教有所顧忌，在發生某些丑聞時思想上受到震動，或是害怕染上那些並不存在的疾病，一些往往是門房或隨身男僕的親戚真心實意地使他們相信有這些疾病，而一些嫉妒的男情人則假心假意地使他們相信這點，並認為可以用這種方法來獨占一個小伙子，而實際上他們已經使這個小伙子脫離自己和他人。因此，巴爾貝克過去的電梯司機再也不會為金銀財物而接受這種建議，現在他們認為，這種建議如同敵人提出來的一樣嚴重。至於莫雷爾，他毫無例外地拒絕所有人——德-夏呂斯先生曾背著他說出這種拒絕的真相，這既為他的幻想辯解，又將他們的希望摧毀——是由於他在離開德-夏呂斯先生兩年之後，愛上了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同他住在一起又比他厲害，把他管得百依百順。過去，德-夏呂斯先生給了莫雷爾很多錢，莫雷爾可以為五十法郎同蓋爾芒特親王過夜，現在莫雷爾決不會接受同一個人或其他任何人的任何東西，即使給他五十法郎也不會接受。他的“女人”給他灌輸的如果不是榮譽和無私，就是人的某種自重，這種自重並不排斥假充好漢和炫耀自己，如果有人要把世界上所有的錢都送給他，只要附加某些條件，他就會不屑一顧。這樣，各種不同的心理規律的作用得到了協調，以便調整人類繁榮的一切因素，這些因素能從一個方面或另一個方面，即用過剩或不足的方法，導致人類毀滅。花卉也是如此，達爾文闡明的同一種適度調整著授粉的方式，同時又使其依次互相對照。
“再說，這是件奇怪的事情，”德-夏呂斯先生用他有時使用的刺耳尖嗓音低聲說道。“有些人喝著美妙的雞尾酒，樣子整天都是樂呵呵的，我聽到這些人說，他們無法活到戰爭結束，他們的心髒將會受不了，說他們現在不能去想其他事情，他們將會突然死去。最奇怪的是這種事確實在發生。這真有意思！這是不是飲食問題？是不是因為他們現在只能吃烹調粗糙的食物，或是因為他們為了證明自己的熱情，去從事那些徒勞無益、但完全改變他們過去的飲食制度的工作？不管怎樣，我記下了數目驚人的奇特早夭，這種早夭至少是符合死者意願的。我記不得我對您說了什麼，是說諾布瓦欣賞這場戰爭，而且又是用如此奇特的方式來談論這場戰爭。首先，您是否發現新的表達方式充斥其中？這些表達方式因每天使用——因為諾布瓦確實不知疲倦，我看是我嬸母維爾巴裡西斯的去世使他恢復了青春——而最終變成陳詞濫調，並立即被其他陳詞濫調所代替。過去，我記得您把記載那些出現、保存、然後消失的言語表達法作為消遣：‘玩火者必自焚’；‘任憑群犬亂吠，商隊依然前進’；‘路易男爵１說：你出好的政策，我就能搞好財政’；‘這裡有些跡象，雖不能看得過於嚴重，但也要認真對待’；‘為普魯士國王而工作’（這種說法倒是死而復生，這點十分可靠）。唉，可惜的是從此之後，我看到多少說法銷聲匿跡！我們曾說過‘破紙片’，‘食肉帝國’，‘旨在屠殺手無寸鐵的婦女和兒童的出色文化’，‘正如日本人所說，勝利屬於能比別人多忍受一刻鍾痛苦的人’，‘日耳曼－土蘭人’，‘科學的野蠻’，‘用勞埃德-喬治先生有力的話來說，如果我們想贏得戰爭’，這種話不知其數，還有‘部隊的銳氣’，‘部隊的膽量’。出色的諾布瓦連句法也因戰爭而發生深刻的變化，就象面包的生產或運輸的速度一樣。這位出色的人物一心想把自己的願望說成即將實現的事實，卻又不敢使用純粹的將來時，怕這種將來時會同發生的事件互相矛盾，就采用動詞savoir來作為這種時態的標志２，這點您是否發現？”我對德-夏呂斯先生承認，我不大清楚他這番話的意思——
１路易男爵（1755—1837）曾任路易十八和路易—菲利浦的財政大臣。他的這個名句也許並不可靠，由基佐在《回憶錄》（1858）中援引。
２指使用動詞savoir（會，可能）的條件式來代替簡單將來時。
我必須在此指出，蓋爾芒特公爵完全不同意他弟弟的悲觀主義。其次，他親英的程度和德-夏呂斯先生反英的程度相同。最後，他把加約先生１槍斃一千次才能解恨。當他弟弟要他拿出加約先生叛國的證據時，德-蓋爾芒特先生回答說，如果只能給那些在一張聲稱“我叛國”的紙上簽名畫押的人定罪，叛國罪就永遠得不到懲罰。但是，我在沒有機會重提此事的情況下也將會指出，兩年以後，具有最純粹的反加約主義的蓋爾芒特公爵遇到了一位英國軍事專員及其妻子，並同這對學問淵博的夫婦交了朋友，就象在德雷福斯案件時期同三位可愛的夫人交上朋友一樣。從第一天起，在談到加約時，他就感到極為驚訝，因為他認為加約肯定會被判罪，其罪行是不容置疑的，而這對有學問而又可愛的夫婦則說：“但是他也許會被宣告無罪，目前沒有任何證據可以給他定罪。”德-蓋爾芝特先生試圖援引別人的話，指出德-諾布瓦先生在證人陳述時曾看著嚇得發呆的加約說：“您是法國的喬利蒂２，對，加約先生，您是法國的喬利蒂。”但這對有學問而又可愛的夫婦只是微微一笑，把德-諾布瓦先生當作笑柄，並列舉他年老糊塗的證據，最後說他“在嚇得發呆的加約先生面前”說這番話是在《費加羅報》上登的，實際上加約先生也許只是在冷嘲熱諷。德-蓋爾芒特先生立刻改變了自己的看法。把這個變化歸功於一個英國女人的影響，也並非異乎尋常，這就象在一九一九年，當英國人把德國人稱為匈奴並要求嚴懲戰犯的時候，就已預卜先知這一變化一樣。這時，英國人的看法也已發生變化，他們贊成的任何決定，都會使法國感到傷心，都會助德國一臂之力——
１約瑟夫-加約（1863—1944）由於首創征收直接稅（1906—1909），所以在富裕的階層中樹敵甚多。他曾同德國談判摩洛哥問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懷疑通敵。
２喬凡尼-喬利蒂（1842—1928），意大利政治家，其命運同約瑟夫-加約相仿。
我們再來談德-夏呂斯先生。“應該懂，”他聽到我承認聽不懂他的話，就回答道，“應該懂：在諾布瓦的文章裡，動詞savoir是將來的標志，即諾布瓦願望的標志，另外也是我們願望的標志，”他補充道。他的話也許並非完全出於真心。
“您十分清楚，如果savoir沒有成為將來的唯一標志，人們在必要時就能認為，這個動詞的主語可以是一個國家。例如，每當諾布瓦說：‘美國不會對這種不斷違反法律的行為熟視無睹’，‘雙頭君主國不會不悔過自新’的時候，這種話明顯地表達了諾布瓦的願望（就象我的願望，就象您的願望那樣），但不管怎樣，這個動詞ir，‘雙頭’君主國本身也會savoir（盡管總是‘缺乏直覺’）。但是，當諾布瓦寫出：‘這些系統性的破壞不會使中立國相信’，‘湖泊地區不會不在短期內落到協約國手中’，‘中立國的這些選舉結果不會反映國內的大部分輿論’的時候，就不再有提出疑問的可能了。只這些破壞，這些地區和這些選舉結果，肯定是不會savoir（知道）的無生命的東西。通過這個用語，諾布瓦只是對中立國發出命令（我遺憾地看到，中立國似乎並不聽從這一命令），命令它們脫離中立，或是命令湖泊地區不再從屬於‘德國佬’（德-夏呂斯先生在說‘德國佬’這個詞時十分大膽，就象過去在巴爾貝克的有軌電車上談論興趣不在女人身上的男人一樣）。另外，您是否發現，從一九一四年起，諾布瓦總是以何等的計謀來開始他對中立國寫的文章？他在文章的開頭聲明，法國當然無須干涉意大利（或羅馬尼亞或保加利亞等）的政策。這些國家要根據自己的民族利益，獨立自主地決定它們是否應該脫離中立。但是，如果說文章開頭的這些聲明（這在過去稱之為開場白）是非常公正的話，那麼文章的接續部分就遠非如此了。‘盡管如此’，諾布瓦接著寫時大體上是這樣說的，‘十分明顯，從這場斗爭中取得物質利益的，只能是那些站在公正和正義一邊的民族。人們只能期待協約國來報答那些因執行以逸待勞政策而沒有用自己的劍效力協約國的民族，並把幾世紀以來它們受壓迫的兄弟一直在上面呻吟的土地給予它們。’這建議干涉的第一步跨出以後，諾布瓦就無所顧忌，不僅談到干涉的原則。而且還談干涉的時間，所提的建議也越來越不加掩飾。‘當然’，他說，並自詡為‘正人君子’，‘這要由意大利和羅馬尼亞自己來決定干涉的適當時間和適當形式。但它們不會不知道，猶豫的時間過長，它們就有失去良機的危險。俄國騎兵的鐵蹄已經使日耳曼顫抖，感到一種無法形容的恐怖，十分明顯，那些只會在勝利——勝利的燦爛曙光已經可以看見——時跑去援助的民族，將無權得到這種報答，但要是它們現在能迅速行動，還為時未晚，等等。’這就象有人在劇院裡說：‘遲到者注意：最後剩下的那些座位將會很快被人搬走。’這種說教諾布瓦每隔半年作一次，所以就顯得更加荒謬。他定期對羅馬尼亞說：‘羅馬尼亞是否願意實現自己的民族願望，作出決定的時刻已經來到。如果還想等待，就可能為時過晚。’然而，他這話說了三年，不僅這‘為時過晚’的時刻並未來到，而且對羅馬尼亞的開價不斷提高。同樣，他請法國等國作為保護國在希臘進行干涉，因為希臘和塞爾維亞簽訂的條約沒有得到履行。但是，說真心話，如果法國沒有參戰，不希望希臘的援助或善意的中立，它是否會想到以保護國的身份進行干涉，是否會因希臘沒有對塞爾維亞履約而在道義上感到憤慨？當談到羅馬尼亞和意大利明目張膽地違約，即象希臘那樣——我認為是有道理的——沒有履行德國盟國的義務——這些義務不象人們所說的那樣必須履行，范圍也沒有這麼廣泛——時，他不是立刻閉口不談了嗎？事實上，人們通過自己看的報紙來了解一切，他們本人並不了解報上談的那些人物和事件，怎麼可能有其他看法呢？說來也怪，德雷福斯案件曾使您很感興趣，在那個時候，我們可以說如同相隔幾個世紀一般，因為戰爭的哲學家們使人相信，同過去的任何聯系都已斷絕，我當時看不慣我家裡的一些人對當過公社社員的反教權主義者十分尊重，因為他們的報紙把這些人說成是反德雷福斯主義者，同時又使一位將軍蒙受恥辱，這位將軍出身名門，又是天主教徒，但贊成修改德雷福斯案件的判決。我現在同樣看不慣過去曾尊敬弗蘭茨－約瑟夫皇帝的所有法國人憎恨陛下，我可以對您說，他們過去這樣做是有道理的，我對陛下很了解，他也很想把我當作堂兄弟。啊！自從戰爭爆發以來，我沒有給他寫過信，”他補充道，猶如在大膽承認一個他知道不會受人責備的過錯。“不，在第一年寫過，但只寫過一次。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這絲毫不會改變我對他的敬意，不過我在這裡有許多年輕的親戚，他們在我們的前線打仗，我知道，要是我和一個同我們交戰的國家的元首保持不間斷的通信往來，他們會覺得非常不好。我有什麼辦法呢？不管是誰想來批判我，”他補充道，猶如勇敢地讓我來進行指責，“我也不願讓一封署名為夏呂斯的信件在此刻寄到維也納。我要對這位老皇帝所作的最大批評，就是象他這樣地位的貴族，歐洲最古老、最著名的家族之一的首領，竟聽任一個土豪的擺布，威廉-德-霍亨索倫這個土豪確實十分聰明，但說到底只是個暴發戶而已。這是這次戰爭中最令人反感的反常現象之一。”在德-夏呂斯先生心中，貴族的觀點主宰一切，當他用貴族的觀點來看待問題時，他立即會顯出奇特的稚氣，他說話的語氣，就象他對我談起馬恩河戰役或凡爾登戰役那樣，他對我說，有些事情重要而又十分有趣，如果有人要寫這場戰爭的歷史，就不應該把這些事遺漏。“例如，”他對我說，“所有的人都不了解情況，以致無人指出這件十分突出的事：馬耳他騎士團大爺是個純粹的德國佬，卻仍然生活在羅馬，並以我們騎士團大爺的身分在那裡享受治外法特權。真有意思，”他補充道，那樣子象是對我說：“您看，您遇到了我，這個晚上沒有白白浪費。”我對他表示感謝，他則顯出謙虛的樣子，就象不要報酬的人那樣。“我剛才在對您說什麼？噢，對了，是說人們看了他們的報紙，在恨弗蘭茨－約瑟夫。對於希臘國王康斯坦丁和保加利亞沙皇，公眾曾多次在反感和同情之間徘徊，因為報上一會兒說他們站在協約國一邊，一會兒又象布裡肖那樣稱他們為中央帝國。這猶如布裡肖老是對我們說的那樣：‘韋尼澤洛斯１的末日即將來臨。’我不懷疑韋尼澤洛斯先生是一位很有才能的政治家，但是誰對我們說希臘人如此渴望韋尼澤洛斯當權呢？有人對我們說，他曾希望希臘對塞爾維亞履約。但是必須知道這是些怎樣的協定，它們是否超出意大利和羅馬尼亞認為可以違反的范圍。我們對希臘執行條約和遵守憲法的方式表示擔心，但要是這事不涉及我們的利益，我們肯定不會有這種擔心。如果戰爭沒有爆發，您是否認為那些擔保國會去注意議會的解散？我只是看到，有人在一個一個地收回對希臘國王的支持，以便在國王沒有軍隊能保護自己之時，把他驅逐出境或禁閉起來。我剛才對您說，公眾只是根據報紙來評論希臘國王和保加利亞國王。公眾既然不了解這兩位國王，對他們的看法怎麼會和報紙不同呢？我曾多次看到他們，希臘國王康斯坦丁當王太子時，我同他非常熟悉，他簡直是個奇才。我一直認為，尼古拉皇帝對他有過深厚的感情。當然嘍，我這話是誠心誠意的。克利斯蒂昂公主曾公開談論這點，不過她現在惡言傷人。至於保加利亞沙皇，簡直象淫婦一樣，是一張活廣告，但十分聰明，是個出色的人。他很喜歡我。”——
１韋尼澤洛斯（1864—1936），希臘首相，因擴大了希臘的版圖，被許多人認為是現代希臘最偉大的政治家。
德-夏呂斯先生可以十分討人喜歡，但一涉及這些話題，就變得令人討厭。他對此感到滿意，但這種滿意猶如一個病人老是對你吹噓自己的身體如何之好一樣，已經使人感到厭煩。我經常在想，在巴爾貝克的小火車裡，那些曾非常希望聽他用吐露真情來掩飾自己的常客，現在也許無法忍受他的炫耀，這種炫耀是一種癖好，使人感到拘束，猶如在病房裡一樣沉悶，或者象看到吸毒者在你面前拔出注射器一樣難受，因為得讓他們把他們認為動聽的知心話講完。此外，聽到別人指責所有的人也感到厭煩，況且這種指責往往毫無根據，指責者又把自己排除在這種特殊的類型之外，但聽者知道他自己就屬於這類人，而他卻非常樂意把其他所有人都歸入此類。最後，他這個極其聰明的人就為此創造了一種狹隘的小哲學（其基礎也許是斯萬在“生活”中找到的一種微不足道的收藏品），用這些特殊的原因來解釋一切，而這種哲學，猶如每當人們完全贊同他的缺點時那樣，不僅使他貶低自己，而且使他對自己特別滿意。這樣，他這個如此嚴肅、如此高貴的人，卻用最傻的傻笑來結束下面這句話：“由於存在著象費迪南-德-科布格對威廉皇帝那樣的妄自尊大，這就可能是沙皇費迪南站到‘食肉帝國’一邊的原因。其實，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人們對妹妹寬宏大量，什麼東西都會給她。我認為，用這點來解釋保加利亞和德國結盟的原因，真是太棒了。”對這種愚蠢的解釋，德-夏呂斯先生笑了很長時間，仿佛他真的認為解釋得十分巧妙：這種解釋即使有確實的事實作為依據，也顯得十分幼稚，就象德-夏呂斯先生以封建主的身分或以耶路撒冷聖約翰騎士的身分來談對戰爭的看法那樣。他在結束時的看法倒比較正確。“使人感到驚訝的是，”他說，“公眾只根據報紙來評論戰爭中的人和事，卻確信是用自己的頭腦在進行評論。”
這一點，德-夏呂斯先生倒是說對了。有人對我說，必須看到德-福什維爾夫人沉默和猶豫的時刻，這些時刻不僅對個人看法的陳述是必要的，而且對個人看法的形成也是必要的，然後才用一種親密無間的語調說：“不，我不認為他們會占領華沙”；“我不感到再會過第二個冬天”；“我所不希望的，是一種不穩定的和平”；“如果您希望我告訴您，我感到害怕的是什麼，那就是議會”；“不，我還是認為我們能夠突破。”說這些話時，奧黛特顯出嬌滴滴的神態，這種神態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是在她說出下面這句話的時候：“這不是說德軍打不好仗，而是說他們缺少人們所說的膽量。”為了說出“膽量”這個詞（使只是為了說得“刻薄”），她用手做出揉面的姿勢，而眼睛呢，用一個畫室的術語來說，就象rapin（拙劣的畫師）那樣瞇著。她的言語中對英國人欣賞的痕跡，比過去更為明顯，她不必再象過去那樣，把英國人稱之為“外芒什的鄰居”，或者最多是“我們的英國朋友”，而是把他們稱為“我們忠實的盟友”。不用說，她不管談論什麼，都不會錯過引用fairplay（公平的比賽）的機會，以便指出英國人把德國人看作不按規則進行比賽的對手，所以“必須做的事是贏得戰爭，就象我們正直的盟友所說的那樣”。她最多相當笨拙地把她女婿的名字和涉及英國士兵的一切聯系起來，說他同澳大利亞人以及蘇格蘭人、新西蘭人和加拿大人親密無間地生活在一起感到十分高興。“現在，我女婿聖盧知道所有正直的tommies（英國兵）的切口，他能和來自最遙遠的dominCions（英聯邦自治領）的英國兵友好相處，和他親如兄弟的既有統帥基層的將軍，又有地位最低的private（普通士兵）。”
我在這裡附帶說了些關於德-福什維爾夫人的離題話，當我同德-夏呂斯先生肩並肩地順著環城路往下走的時候，我再來說一段談論維爾迪蘭夫人和布裡肖的關系的離題話，這段話更長，但對描寫那個時代不無裨益。確實，可憐的布裡肖被德-夏呂斯先生毫不寬容地進行評論（因為德-夏呂斯先生更加敏銳，同時又或多或少地在無意中親德），但他受到維爾迪蘭夫婦的冷遇還要厲害得多。維爾迪蘭夫婦當然是沙文主義者，這點本應使他們喜歡布裡肖的文章，再說他的文章也不比維爾迪蘭夫人喜歡的許多文章寫得差。但是，首先，人們也許記得，在拉斯普利埃的時候布裡肖在維爾迪蘭夫婦眼中，已經不是過去的大人物了，如果說還沒有象薩尼埃特那樣成為測力器上挨打的土耳其人腦袋，那麼至少已是他們不加掩飾地冷嘲熱諷的對象。當時，他至少仍然是常客中的一名，這就使他能得到一部分好處，這些好處是小圈子的章程以默認的方式賦予所有創始人或合作者的。但是，也許是因為戰爭的關系，或是由於一種如此長期推遲的優雅迅速結晶，這種優雅的一切必要的、仍然看不見的成份早已充滿了維爾迪蘭夫婦的沙龍，這時沙龍已對新的人物開放，沙龍的常客在開始時作為新人物的誘餌，到後來受到的邀請越來越少，布裡肖也出現類似的現象。盡管他在巴黎大學和法蘭西研究院任職，他在戰前的名望沒有超越維爾迪蘭沙龍的范圍。但是，自從他幾乎每天寫那些華而不實——人們常常看到他為那些有錢的常客不吝嗇地使用華而不實的詞藻——的文章時起，“上流社會”簡直感到光彩奪目。另外，他有時也確實學識淵博，作為貨真價實的巴黎大學教授，他不想掩蓋這種淵博，盡管他使其具有某些有趣的外形。社交界再次去寵愛一個遠非庸才的人，此人可以其多產的智慧和豐富的記憶引人注目。當三位公爵夫人在維爾迪蘭夫人家裡度過夜晚時，另外三位公爵夫人爭著要請這位大人物到自己家裡吃晚飯，他接受了一位公爵夫人的邀請，感到無拘無束，因為維爾迪蘭夫人對他的文章在聖日耳曼區受到歡迎感到惱火，所以每當她請一位他還不認識、急於同他交結的名流來家裡作客時，就決不同時邀請布裡肖。要是沒有維爾迪蘭夫人的話，新聞工作（在這一工作中，布裡肖只是到很晚的時候才得到可觀的收入，並體面地獻出他整個一生毫無報酬、隱姓埋名地在維爾迪蘭夫婦的沙龍裡浪費的才能，因為他健談而又博學，所以他在寫文章時消耗的精力並不比在談話時多）可能會而且仿佛已經給布裡肖帶來無可爭辯的榮譽……當然，布裡肖的文章還遠不如社交界人士認為的那樣出色。他為人的庸俗不時以文人的學究氣這種形式表現出來。除了毫無意義的形象（“德國人不能再正視貝多芬的塑像；席勒想必在墳墓中顫抖；在比利時的中立上畫押的墨跡未干；列寧在說話，但全都讓大草原的風吹走了”）之外，則是一些平淡無奇的話，如“兩萬俘虜，是一個數目，我們的指揮部將會睜大眼睛；我們想取得勝利，就是這樣”。不過，跟這些混雜在一起的，是如此多的知識，如此多的智慧和如此正確的推理！但是，維爾迪蘭夫人在開始看布裡肖的一篇文章之前，總是預先帶有滿意的感覺，因為她認為將能從中找到一些笑料，她看的時候全神貫注，確信它們不會溜掉。然而，不幸的是，笑料在文章裡確實有幾個。人們甚至不會想到它們已被找到。最幸運的引語屬於一位知名度確實不高的作者，至少布裡肖引用的那部作品是如此，這條引語被指責為最難以忍受的學究氣的證明，維爾迪蘭夫人則焦急地等待晚餐的時刻來到，以便讓她的客人們哈哈大笑。“噯，你們對今晚的布裡肖談了些什麼？我在讀到居維埃１的引語時想到了你們。我發誓，我覺得他瘋了。”——“我還沒有看過他的文章，”戈達爾說。——“怎麼，您還沒有看過？那您就不知道您錯過的是什麼樂趣。就是說這滑稽得可以笑死人。”可是她心裡非常得意，居然有人沒有看過布裡肖的文章，這樣她就可以乘此機會親自闡明其中的笑料。維爾迪蘭夫人吩咐管家，把《時代報》拿來，親自大聲朗讀那篇文章，並誇張地讀出那些最為簡單的句子。晚飯之後的整個晚上，這個反布裡肖運動繼續開展，但帶有虛假的克制。“這事我不想說得聲音太響，因為我怕那邊，”她說著指了指莫萊伯爵夫人，“怕有人不大欣賞。”她說話的聲音相當高，竭力想讓莫萊夫人聽到，但同時又壓低聲音，企圖向莫萊夫人表示她不想讓夫人聽到自己的話。莫萊夫人膽小怕事，背叛了布裡肖，說她實際上把布裡肖和米什萊一視同仁。她認為維爾迪蘭夫人說得有理，為了用維爾迪蘭夫人感到無可辯駁的話作為結尾，她就說：“無法使他收回的是白紙上的黑字。”——“您認為這文章寫得好？”維爾迪蘭夫人說，“而我認為這象是一頭豬寫的，”這種大膽的說法使社交界人士哈哈大笑，特別是因為維爾迪蘭夫人仿佛自己也害怕說出豬這個字，就說得很輕，說時用手捂住嘴唇。她對布裡肖猛烈攻擊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布裡肖幼稚地炫耀自己受到歡迎，並對此感到滿意，雖說書報檢查使他惱火，每當他象在說話時那樣習慣地使用新詞，以便表明他的學究氣不是太足時，書報檢查官就“用墨水塗去”文章中的一個部分——
１居維埃（1769—1832），法國動物學家，創建了比較解剖學和古生物學。
在他的面前，維爾迪蘭夫人不過多地表示她看不起布裡肖寫的文章，除非是在她不高興的時候，但靈敏度高一點的男人會從她的臉色中看出。她只有一次批評他的文章中“我”字寫得太多。而他也確實有不斷寫這個字的習慣，這首先是出於教授的習慣，他經常使用一些習慣用語，諸如“我承認”，甚至把“jeveuxbienque”（“我同意”）說成“jeveuxque”（“我希望”）：“我希望，戰線的大大擴展必然導致，等等”，但尤其是因為過去是反德雷福斯主義的戰士，在戰爭爆發前早已預感到德國在進行備戰，所以就經常寫道：“我在一八九十年就已揭露”，“我在一九○一年指出”；“我曾在如今已十分罕見的小冊子中提請注意（habentsuafatalibelli１）”；然後他保留了這種習慣。他聽到維爾迪蘭夫人批評後滿面通紅，因為批評的調子十分尖銳。“您說得對，夫人。法朗士是我們美妙的懷疑論的溫和大師，要是我沒有弄錯的話，在洪水泛濫之前……他曾是我們的敵人。有的人盡管沒有讀過阿納托爾-法朗士的前言，卻既不喜歡耶穌會會士，也不喜歡孔布２先生，此人曾說，自我總是可憎的。”——
１拉丁文，意思是：“書籍有自己的命運。”
２孔布（1835—1921），法國政治家。青年時代曾學神學，但在任聖職前離開教會。出任總理期間（1902—1905）同意通過法律，把幾乎一切教團逐出法國，並取消教會在某些重要方面（尤其在教育方面）的公共職能。
從此刻起，布裡肖就用人們來代替我，但人們並不能防止讀者看出作者在談自己，卻能使作者不斷地談論自己，評論自己最短的句子，用一篇文章來論述一個否定，並且一直在人們的掩護之下。例如，布裡肖曾經說過，即使是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說德軍已失去自己的一些價值，他在開頭是這樣寫的：“人們不想在此掩蓋真相。人們曾說過，德軍已失去自己的一些價值。人們並沒有說德軍已不再有很大的價值。人們更不會寫，德軍已不再有任何價值。人們也不會說，優勢取得以後，如果它不是，等等。”總之，只要寫出他不會說的一切，重提他曾在幾年前說過的一切，以及克勞茨維茲１、若米尼２、奧維德３和蒂阿納的阿波隆紐斯４等人在或多或少個世紀以前說的話，布裡肖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收集到一部巨作的材料。遺憾的是，他沒有把它們發表出來。因為這些內容如此豐富的文章至今已無法找到。聖日耳曼區在維爾迪蘭夫人的叱責下，先是在她家裡嘲笑布裡肖，但一旦走出這個小圈子的范圍，就開始贊賞布裡肖。後來，嘲笑他成為一種時髦的風氣，就象過去欣賞他一樣，即使是那些在讀他的文章時繼續在暗中對他感到興趣的女人，也不再贊賞他，她們只要和別人在一起，就進行嘲笑，以便顯得和別人一樣機靈。在小圈子內，人們對布裡肖的議論從未象那個時候這樣多，不過是用嘲笑的口氣議論。任何新來的客人是否聰明的標准，就是他對布裡肖的文章看法如何；如果第一次回答得不好，人們就一定會教他，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出這些人的聰明——
１克勞茨維茲（1783—1810），普魯士將領、軍事戰略理論家。他在《戰爭論》中提出總體戰概念，對現代戰略思想具有深刻影響。
２若米尼（1779—1869），法國將領、軍事評論家、軍事史學家，由於系統闡述戰爭原理而被尊為現代軍事思想奠基人之一。
３奧維德（公元前43—公元18），古羅馬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其傑作《變形記》達到史詩的高度。
４蒂阿納的阿波隆紐斯（活動時期1世紀），屬新畢達哥拉斯學派，羅馬帝國時期成為神話式英雄。
“最後，我可憐的朋友，這一切都駭人聽聞，我們感到可悲的不光是那些令人厭倦的文章。人們在談論破壞文物，談論被毀壞的塑像。但是，那麼多美妙的年輕人就是無與倫比的彩色塑像，他們的毀滅不也是破壞文物？一座城市如果失去了漂亮的人，不等於是一座所有的塑像都被毀滅的城市？當我去飯店吃晚飯的時候，如果來接待我的不是頭戴圓錐形女帽，使我感到仿佛走進迪瓦爾飲食店的女招待，就是象迪東神父１那樣仿佛渾身長滿青苔的小丑，我會有什麼樂趣呢？很好，我親愛的，我認為我有權說這樣的話，因為美在活的物質中畢竟還是美。如果接待你的是佝僂病患者，戴著夾鼻眼鏡，從臉上就看得出享有免服兵役的權利，那真是巨大的樂趣！同過去一直發生的事情不同的是，如果你想在一家飯店裡找到一個漂亮的人，就不應該在接待顧客的堂倌中去找，而要在吃飯的顧客中去找。不過，人們會再次見到一個堂倌，雖說他們常常調動工作，但你要去了解一下那個英國中尉是誰，什麼時候會再來，他也許是第一次來這兒，也許明天就會被打死！正如《聖克萊爾修會修女》２的美妙作者、可愛的莫朗所敘述的那樣，波蘭的奧古斯都用一個團的軍隊去換取一套中國瓷器大花瓶，依我看他做了一筆虧本的交易。您想想，那些身高兩米、站在我們最漂亮的女友們的樓梯邊作為裝飾的高大跟班都被打死。他們中的大部分是應征入伍的，因為人們反復對他們說，戰爭將持續兩個月。啊！他們和我不一樣，不知道德國的力量，普魯士民族的勇敢，”他忘乎所以地說道。後來，他發覺他過多地暴露自己的觀點，就說：“我為法國擔心的不光是德國，還有戰爭本身。在後方的人們的想象之中，戰爭只是一場巨大的拳擊賽，他們通過報紙在遠處觀看這場比賽。這可是毫不相干的。這是一場疾病，在一點上仿佛已經治好，在另一點上卻再次惡化。今天努瓦榮３將要解放；明天，人們既沒有面包也沒有巧克力；後天，認為自己十分安寧，在必要時可以被一顆他意想不到的子彈打中的那個人，將會驚恐萬分，因為他將從報上看到，和他在同一年應征服役的那批人將被重新征召入伍。至於那些古建築，一座象蘭斯４那樣在質量上獨一無二的傑作，遭到毀滅也不會使我感到驚恐異常，使我感到驚恐的倒是看到這麼多活的群體毀滅，因為他們能使法國最小的村莊變成優美的楷模。”——
１迪東神父，即亨利-迪東（1840—1900），多明我會傳教士，以其在瑪德萊娜教堂的講道而著稱。
２《聖克萊爾修會修女》是法國作家保羅-莫朗的《溫柔的儲備》（1922）中的一個中篇小說，普魯斯特曾為該書作序。
３努瓦榮是瓦茲省區的首府，1914年9月至1917年3月和1918年3月至8月曾被德軍占領。
４指蘭斯大教堂，1914年9月曾發生火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不斷遭到轟炸。
我立刻想到了貢布雷，但我在過去認為，承認我的家庭在貢布雷地位低下，就會在德-蓋爾芒特夫人的眼中貶低自己。我心裡在想，勒格朗丹、斯萬、聖盧或莫雷爾是否沒有把我家的情況告訴蓋爾芒特夫婦和德-夏呂斯先生，但是，對我來說，過去的事不說出來要比說出來好受些。我只是希望德-夏呂斯先生不要談論貢布雷。
“我不想說美國人的壞話，先生，”他繼續說道，“看來他們的慷慨是取之不盡的，由於這場戰爭中沒有總指揮，每個國家都在另一個國家之後很久才進入舞池，而美國人又是在我們幾乎完蛋的時候才開始參戰，所以他們士氣旺盛，而我們打了四年的仗，已經沒有這樣的士氣。即使在戰前，他們也喜歡我們的國家、我們的藝術，他們出高價買進我們的傑作，現在有許多在他們那兒。但是，這種背井離鄉的藝術，如同巴雷斯先生會說的那樣，卻正是法國不討人喜歡的原因。古堡可以說明教堂，由於教堂曾經是朝聖的地方，所以教堂可以說明武功歌。我無須對我家族和姻親的名聲作過高的評價，另外這裡涉及的也不是這點。但在最近，雖說家裡和我的關系有點冷淡，我為了解決一個股權問題，還是去看望我那個住在貢布雷的外甥女聖盧。貢布雷在過去只是個小域，就象現在的許多小城一樣。但是，那裡教堂的有些彩繪玻璃窗上，我們的祖先被畫成捐贈者，在另一彩繪玻璃窗上，則畫有我們的紋章。我們在那兒有我們的教堂，有我們的墳墓。這座教堂被法國人和英國人摧毀了，因為它被德國人用作了望台。殘存的歷史和藝術的這種混合體代表著法國，現在卻被摧毀，而這種事還沒有結束。當然，我不會出於家族的原因，令人可笑地把貢布雷教堂被毀和蘭斯大教堂被毀相提並論，因為蘭斯大教堂猶如哥特式教堂中的一個奇跡，它自然地再現了古代雕塑藝術或亞眠雕塑藝術的純真。我不知道聖菲爾曼１高舉的手臂如今是否斷裂。如果是的話，那麼信仰和毅力的最高證明就已從這個世界消失。”——“消失的是它的象征，先生，”我對他回答道。“我同您一樣，非常喜歡某些象征。但是，為了象征而犧牲它所象征的現實是荒謬的。教堂應該受人喜愛，直至為了保護它們不得不放棄它們所教導的真理的那天。聖菲爾曼高舉手臂，樣子活象指揮官發號施令，仿佛在說：‘為了榮譽，我們可以粉身碎骨。’不要為那些石雕而犧牲活人，石雕的美是因為在片刻中把人類的真實固定下來。”——“我理解您說的意思，”德-夏呂斯先生對我回答道，“巴雷斯先生雖說讓我們對斯特拉斯堡的塑像和戴魯萊德先生２之墓進行過多的朝拜，但他寫出了蘭斯大教堂本身對我們來說不如我們步兵的生命寶貴這句話，卻令人感動而又親切。在那兒指揮的德國將軍曾說，蘭斯大教堂對他來說不如一個德國兵的生命寶貴，因此巴雷斯的話使我們那些對德國將軍大發雷霆的報紙顯得可笑。再說，令人惱火而又痛心的是，每個國家都說出同樣的話。德國的工業聯合會宣布必須占有貝爾福地區，以免使他們的國家受到我們復仇思想的侵襲，其理由同巴雷斯為使我們不受德寇入侵願望的影響而要求得到美因茲的理由一模一樣。為什麼在法國看來，收回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不是進行戰爭的一條充分理由，不是繼續進行戰爭、每年宣戰一次的一條充分理由呢？您似乎認為，勝利從此屬於法國，我衷心希望如此，您對此毫不懷疑。但是，自從協約國不管是否有理，認為自己穩操勝券（從我來說，我當然對這樣的結局感到高興，但我主要看到許多勝利停留在紙上，還有許多則是皮洛士式的勝利３，付出的代價沒有告訴我們），而德寇則不再認為自己穩操勝券以來，人們看到德國試圖盡快媾和，法國則試圖延長戰爭；法國是正義的法國，有權使人聽到正義的聲音，但法國也是溫和的法國，應該聽到可憐的聲音，即使只是為了它自己的子女，為了每當春天來臨之際，開放的鮮花能使墓外之物增添光彩。您要說實話，我親愛的朋友，您曾經對我講過一種理論，說萬物的存在全靠一種不斷重新開始的創造。您對我說，世界的創造並非一次完成，而必然是每天都在進行。那末，如果您是真心誠意的話，您就不能把這場戰爭排除在這種理論之外。我們出色的諾布瓦廢話連篇地寫道（同時拿出一件修辭道具，對他來說，這件道具同‘勝利的曙光’和‘嚴冬將軍’一樣珍貴）：‘現在德國要打仗，骰子擲出，大局已定’，而事實是每天早晨都在重新宣戰。因此，想繼續進行戰爭的人同發動戰爭的人同樣應受遣貴，也許，更加應受遣責，因為後者可能沒有預見到戰爭中的一切慘狀。然而，毫無跡象表明，一場如此持久的戰爭，即使會有勝利的結局，也並非毫無危險。很難談論尚無先例的事情，以及對於人們首次嘗試的行動的機制的影響。確實，一般來說，人們感到不安的新事物都進展得十分順利。那些最聰明的共和政體擁護者曾認為政教分離是荒謬的行為。但政教分離卻象把信扔進郵局的信筒裡那樣輕而易舉。德雷福斯恢復了名譽，比卡爾當上陸軍部長，也沒有人喊一聲‘喔唷’。然而，對於一場連續幾年的戰爭所帶來的那種勞累過度，令人擔心的事卻多的是！士兵們回去後將干什麼？疲勞是否會使他們渾身無力或神魂顛倒？所有這些都可能朝壞的方向轉化，如果說不涉及法國，至少涉及政府，甚至可能涉及政府的形式。您曾讓我看莫拉斯４那篇美妙的《埃梅-德-瓜尼》。埃梅-德-瓜尼如果不從共和國進行的戰爭的進展中期待她在1812年從帝國進行的戰爭中期待到的東西，我將會感到十分驚訝。如果現在埃梅還活著，她的期望是否將會實現？我不希望如此。我們再回過來談戰爭，那首先發動戰爭的人是否是威廉皇帝？我對此十分懷疑。如果是他的話，他不是做了同拿破侖一樣的事嗎？這種事我認為十分可惡，但我驚奇地看到，如此的恐怖卻會給拿破侖的阿諛奉承之徒帶來靈感，這種人在戰爭爆發之日象博將軍那樣大聲說道：‘我等待這一天已有四十年了。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當社會上把不相稱的地位賦予民族主義者和軍人時，當任何藝術之友都被指責為從事給祖國帶來嚴重損害的事時，一切並非尚武的文明都是有害的，天曉得有誰曾提出比我更有力的抗議！幾乎沒有一個真正的社交界人士能同一位將軍相提並論。一個狂熱的女人差點把我介紹給西夫東先生。您一定會對我說，我當時竭力維護的只是社交界的准則。但是，從表面上看它們雖然毫無價值，它們卻也許可以阻止許多過火的事情發生。我一貫尊重捍衛語法或邏輯的人們。人們在五十年之後會知道，他們曾消除巨大的災禍。然而，我們那些民族主義者對德國最為敵視，是最頑固的打到底主義者。但在十五年之後，他們的哲學已經完全改變。實際上，他們大力促使戰爭繼續下去，不過只是為了消滅一個尚武的民族，只是出於對和平的熱愛。因為尚武的文明，即他們在十五年前認為很美的東西，現在卻使他們感到厭惡；他們不僅指責普魯士把國家的軍事力量放在主導地位，而且始終認為軍事文明曾摧毀他們現在珍視的一切，不僅是藝術，而且甚至是獻殷勤。他們的批評者中的一個只要改信民族主義，就可以同時成為和平之友。他確信，在所有尚武的文明中，婦女的地位屈辱、低下。人們不敢對他回答說，中世紀騎士的‘夫人’和但丁的貝雅特裡齊，也許曾坐在同貝克先生５的女主人公們一樣高的寶座上。我預計這幾天中的某一天能在一位俄國革命者之後坐到餐桌旁邊。或者只是在我們的一位將軍之後，他們進行戰爭是出於對戰爭的厭惡，是為了懲罰一個民族培養一種理想，他們在十五年前認為這種理想是唯一的強壯劑。可憐的沙皇在幾個月前還受到尊重，因為他召開了海牙會議。但是，現在人們向自由的俄國致敬，就忘記了曾使他受到頌揚的稱號。世界的車輪就是這樣轉的。然而，德國使用同法國一樣的詞句是那麼多，以致使人認為德國在引用法國的話，德國不厭其煩地說，它‘在為生存而斗爭’。當我讀到：‘我們為反對殘忍的死敵而斗爭，直至我們取得保障我們將來不受任何侵略的和平，以便使我們英勇的士兵的血不致白流時，我不知道這句話是威廉皇帝說的還是普恩加來先生說的，因為他們曾以幾乎相同的說法，把這句話說了二十遍，雖然說實在話，我應該公開承認，這一次皇帝是共和國總統的仿效者。如果法國依然弱小，它也許就不會這樣希望延長戰爭，但特別是如果德國依然強大，它也許就不會如此急於結束戰爭。就是說依然如此強大，因為說到強大，您會看到，它現在仍然強大。”——
１根據傳說，菲爾曼是亞眠的第一位主教。
２戴魯萊德（1846—1914），法國作家、政治家。普法戰爭時入伍參軍。他的愛國詩歌《士兵之歌》（1872）曾流行一時。1882年創立愛國者同盟，旨在為法國敗於普魯士報仇雪恥。
３皮洛士（前319－前272），伊庇魯斯國王，曾不惜慘重犧牲而取得對馬其頓和羅馬的軍事勝利。“皮洛士的勝利”一語由此而來。
４莫拉斯（1868—1952），法國作家，擁護君主政體，曾在《法蘭西報》上評述埃梅-德-瓜尼的回憶錄（發表於1902年）。埃梅-德-瓜尼曾促使塔列朗背叛拿破侖。
５貝克（1837—1899），法國劇作家，他劇中描寫的婦女格調不高，如《巴黎女人》（1885）描寫一個有夫之婦同時有兩個情人。
他已經養成在說話時大聲叫嚷的習慣，原因是感到煩躁，需要——由於從未研究過說話的技巧——為擺脫自己的印象而尋找出路，猶如飛行員擺脫自己的炸彈一樣，即使是在田野上空，在他的話語不會觸及任何人的地方，特別是在社交界，他更是信口開河，別人則因故作風雅而傾聽他的談話，對他的話信以為真，而他對聽眾們卻極為專制，聽他說話可以說是迫不得已，甚至是出於敬畏。在環城路上，這種高談闊論也是對行人蔑視的一種標志，他對行人既不壓低嗓門，也不讓出道路。但是，他的聲音在路上走了調，使行人感到驚訝，特別是使轉過頭來的人們聽清一些話，這些話可以使人們把我們誤認為失敗主義者。我向德-夏呂斯先生指出了這點，但只是引得他發笑。“您得承認，這可能十分可笑，”他說。“總之，”他補充道，“人們永遠無法知道，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在每天晚上成為第二天的社會新聞。再說，我為什麼不會在萬森樹林的溝渠裡被人槍殺呢？我的舅公當甘公爵１就出了這種事，對貴族的血如饑似渴，會使某些群氓發狂，他們在這方面顯得比獅子還要精明。您知道，對這些野獸來說，只要維爾迪蘭夫人的鼻子上擦破一點皮，它們就會朝她撲去。這種情況，在我年輕時人們稱之為大鼻子！”他說完就放聲大笑，仿佛我們倆單獨在一個大廳裡一樣——
１當甘公爵（1772—1804），法國波旁公爵的獨生子，法國大革命後逃亡國外。1804年，第一執政官拿破侖獲悉當甘公爵陰謀推翻他，就將公爵關入萬森監獄，並就地處決。
有時，在德-夏呂斯先生經過時，一些形跡相當可疑的人從陰暗處出來，並在離他有一段距離的地方聚集在一起，看到這種情況，我心裡就想，我是離開他好還是不離開他好。就象一個人遇到一位癲癇經常發作的老人，並從步履蹣跚中看出老人可能即將發病，心裡就想，老人是希望他陪伴，以便有所依靠，還是不希望他陪伴，以便在發病時不讓人看到，也許只要有人在身邊就會加速癲癇的發作，而一個人心神安定反倒可能不會發病。但是，在病人身上，人們不知道是否應避開的發病的可能性，通過病人象喝醉的人那樣所走的彎彎曲曲的路線顯露出來；這些不同的位置，是可能發生一個意外事件的征兆，我不知道德-夏呂斯先生希望還是不希望我的在場能阻止事件的發生，對他來說，這些位置仿佛經過巧妙的導演，不是由筆直往前走的男爵本人來占據，而是由一批群眾演員來占據。不管怎樣，我現在還是認為，他當時不想遇到熟人，因為他把我帶到一條抄近道的街，這條街比環城路陰暗，在街上他不斷使各兵種和各國的士兵讓路，在他們向他湧來時當然例外，年輕人的這種沖動對德-夏呂斯先生來說是一種補償和安慰，使他不再對所有的軍人重返前線感到難過，而在動員入伍的初期，前線曾使巴黎象抽出氣的輪胎那樣顯得空蕩蕩的。德-夏呂斯先生不時贊賞從我們面前掠過的華麗軍裝，這些軍裝使巴黎成為一座同港口一樣具有國際性、同畫家筆下的背景一樣實在的城市，畫家畫上幾座建築物只是一種借口，以便把各式各樣、絢麗多彩的服裝匯集在一起。他對被指責為失敗主義者的貴婦們仍然十份敬愛，猶如過去對被指責為德雷福斯派的貴婦們那樣。他感到遺憾的，只是她們降低身份來談論政治，卻引起“記者們的論戰”。他對她們的態度絲毫沒有改變。因為他的輕浮始終不變，所以貴族出身同美和其他魅力結合在一起，也是持久的東西，而戰爭就象德雷福斯案件那樣，是平凡而短暫的時髦。即使人們把蓋爾芒特公爵夫人槍決，以便同奧地利單獨媾和，他也會一如既往地把她看作高貴的女人，而不會把她看得象被判處斬首的瑪麗－安托瓦內特那樣卑微。德-夏呂斯先生猶如聖法利埃或聖梅格蘭１那樣高貴，他說話時身體筆挺、一本正經，說話嚴肅，在片刻間絲毫沒有顯出他那種人的舉止。然而，在這些人中為什麼不能有一個具有完全合調的聲音呢？即使在此刻，即聲音最接近嚴肅之時，它也仍然不合調，需要調音師來調整。另外，德-夏呂斯先生簡直不知道做什麼好，他常常抬起頭來，對沒帶望遠鏡感到遺憾，但即使有望遠鏡也不管用，原因是齊柏林飛艇曾在前天晚上進行空襲，引起了當局的警惕，所以同平時相比，軍人的數目增加到最大的程度，連天上都有軍人。幾小時前我看到的飛機就象昆蟲那樣，在晚上的藍天中呈現棕色的斑點，現在這些飛機已進入黑夜，猶如明亮的火船，而路燈部分熄滅，使黑夜更加深沉。這些人造流星使我們感受到的最大的美的印象，也許是使人凝視平時很少注目的天空。1914年，我看到巴黎的美幾乎是毫無防御地等待著敵人的威脅臨近，在這樣的巴黎，現在和當時一樣，當然都有明朗得令人痛苦而又神秘的月亮那種不變的古老光華，在尚未受到破壞的古建築物上投下其無用的優美；何是，如同1914年那樣，甚至勝過1914年，還有另外一種東西，有各種各樣的光線，有斷斷續續的燈光，它們或者來自這些飛機，或者來自埃菲爾鐵塔上的探照燈，人們知道控制這些光線的是一種聰明的意志，是一種友好的警惕，這種警惕能產生我曾在聖盧的房間裡，在軍隊內院的單人房間裡感受到的激動，能激起我曾在這種環境裡體會到的感激和寧靜，有多少顆熱情而遵守紀律的心曾在那裡經受鍛煉，然後，他們正當年輕力壯之時，毫不猶豫地在某一天作出犧牲——
１聖法利埃是亨利二世的情婦迪安娜-德-普瓦提埃的父親，出現在維克多-雨果的歷史劇《國王尋樂》（1832）中；聖梅格蘭是大仲馬的歷史劇《亨利三世及其宮廷》（1829）中的人物，在劇中誘奸吉斯公爵夫人。
前天晚上空襲時，天空中比地面上更為動蕩，空襲之後，天空平靜下來，就象風浪平靜後的大海一樣。但是，猶如風浪平靜後的大海，天空尚未恢復絕對的平靜。幾只飛機仍然飛到天上，就象火箭那樣去同星星會合，而探照燈則在分割成塊的天空中慢慢掃射，猶如天體和移動的銀河中的蒼白星星。但是，那些飛機鑲嵌在星星中間，看到這些“新星”，人們感到仿佛置身於另一個半天球之中。德-夏呂斯先生對我說他欣賞這些飛行員，他一面否認自己親德和其他習性，一面卻情不自禁地在這兩個方面大肆發揮：“另外，我要補充一點，就是我同樣欣賞駕駛哥達式轟炸機的德國人。而駕駛齊柏林飛艇，又需要怎樣的勇敢！他們是不折不扣的英雄。炮台朝他們開火，但要是民用飛機那可怎麼辦呢？您是否害怕哥達式轟炸機和大炮？”我坦率地說不怕，也許我錯了。也許是因為我生性懶惰，養成了習慣，總是把自己的工作一天又一天地拖到明天，所以在我的想象之中死亡也是如此。既然你相信大炮不會在這一天打中你，你怎麼會害怕它呢？另外，扔下炸彈、可能死亡這些想法是分別形成的，沒有給我對德國飛行器經過的印象增添任何悲慘的色彩，直到有一天晚上，其中的一架搖搖晃晃，在我目光的注視下被動蕩的天空中一團團薄霧打得支離破碎，雖說我知道這架飛機是用來殺人的，我卻只是把它想象成天上的恆星，從這架飛機中我才看到朝我們扔下炸彈的動作。因為一種危險的最初現實，只有在這種新事物中才會被發現，這種新事物不能復原為人們已知的事物，被稱之為一種印象，而且往往象上述情況那樣，被概述成一行文字，這行文字能寫出一種願望，並包含著完成時會變形的潛力；而在協和橋上，在那架既進行威脅又受到圍捕的飛機周圍，香榭麗捨大街、協和廣場和杜伊勒裡公園的噴水池仿佛映照在雲端，探照燈射出的一條條明亮水柱在空中拐折，這一行行也充滿願望，充滿著遠見和保護的願望，願望來自聰明的權貴，對這種權貴，就象在東錫埃爾兵營裡的一個夜晚中那樣，我感謝他們的權勢，以這種如此優美的准確性煞費苦心地守護著我們。
夜象1914年時一樣美，猶如巴黎象那時一樣受到威脅。月光仿佛是一種柔和、持續的鎂光，使人們最後一次攝取旺多姆廣場、協和廣場等優美建築群的夜景，我對那些也許會立即將它們摧毀的炮彈的恐懼，同它們尚未遭到破壞的優美形成對照，反而使它們顯得更加風采，仿佛它們朝前伸展自己的身子，聽任它們不設防的建築物遭受打擊。“您不害怕嗎？”德-夏呂斯先生重復道。“巴黎人沒有這種體會。有人對我說，維爾迪蘭夫人每天在家聚會。這事我只是聽別人說的，我對他們一無所知，我已經完全斷絕往來，”他補充道。他不僅垂下眼睛，仿佛來了個送電報的，而且垂下腦袋和肩膀，然後舉起手臂，那動作的意思，如果不是“我已經洗手不干”，至少是“我對您無可奉告”（雖說我什麼也沒有問他）。“我知道莫雷爾去的次數一直很多，”他對我說（這是他第一次對我重提此事）。“人們認為他非常留戀過去，希望同我重歸於好，”他補充道。他一方面顯得在同聖日耳曼區的男人說“人們談論得很多，說法國同德國進行的對話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還說談判甚至已經開始”時一樣輕信，另一方面又顯得是最無禮的拒絕都無法使其相信的情人。“不管怎樣，如果他願意這樣做，只要說出來就行了，我比他老，不能由我來采取主動。”這種話也許不用說，事情太明顯了。另外，這話也並不誠懇，正因為如此，德-夏呂斯先生叫人十分為難，因為人們感到，他在說不能由他來采取主動這句話時，恰恰已經走出了第一步，並期待由我來提出和負責這種重歸於好。
當然，我了解有些人的這種幼稚的或虛假的輕信，這些人喜愛某個人，或者只是得不到某個人的邀請，就把即使在令人厭煩的請求下此人也沒有表現出來的願望強加給這個人。但是，聽到德-夏呂斯先生突然用顫抖的聲音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出這些話，看到他那在眼睛深處猶豫不定的模糊目光，我感到這不是一般的要求。我當時並沒有弄錯，我將立即說出兩個事實，來證明我過去的這種感覺（第二個事實發生在德-夏呂斯先生去世之後，我提前許多年來講此事。然而，他是在很久之後才去世的，我們將有好多次機會再見到他，他同我們過去所了解的將有很大區別，特別是在最後一次，當他完全忘掉莫雷爾的時候）。說到第一個事實，只是發生在那天晚上之後的兩至三年，那天晚上，我就這樣同德-夏呂斯先生一起沿著環城路往下走。因此，大約在那天晚上之後的兩年，我遇到了莫雷爾。我馬上想到德-夏呂斯先生，想到他再次見到小提琴手會十分高興，就再三請求莫雷爾去看他，即使去一次也好。“他過去對您好，”我對莫雷爾說，“他年紀已老，可能會去世，要消除老的糾紛，抹掉不和的痕跡。”對於希望緩和關系這點，莫雷爾看來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但他還是斷然拒絕去看望德-夏呂斯先生，即使是一次也不去。“您這樣做不對，”我對他說。“是因為固執、沒空，是懷有敵意，出於不必要的自尊心，出於道德（您放心，它不會受到抨擊），還是搭架子？”這時，小提琴手扭歪著臉，才說出看來使他極為難受的實話。只見他戰粟地對我回答道：“不，這不是因為所有這些中的任何一點；道德，我才不在乎呢；懷有敵意？恰恰相反，我已經開始可憐他了；不是搭架子，這無濟於事；不是沒空，有幾天我整天無所事事。不，這不是因為所有這些中的任何一點。這是，您可千萬別對任何人說。我把這點告訴您可真是瘋了。這是，這是……這是……因為害怕！”他說完就開始手腳發抖。我坦率地對他說，我對此不理解。“不，您別問我，咱們別再談了，您不象我那樣了解他，我可以說您完全不了解他。”——“但是，他會對您有什麼損害呢？另外，既然你們之間不會再有怨恨，他就更加不會傷害您。再說您心裡也清楚，他人很好。”——“當然嘍！我知道他人真好！還有體貼和正直。不過您走吧，別再對我說了，我求求您，這說出來難為情，我害怕！”
第二件事發生在德-夏呂斯先生去世之後，有人把他留給我的幾件紀念品和一封連套三個信封的信交給我，這封信至少是在他去世前十年寫的。但是，他當時得了重病，就作了善後的安排，接著他恢復了健康，後來又陷入一種狀況，我們將在蓋爾芒特親王夫人府的那個下午聚會上看到他處於這種狀況；而這封信就同他准備遺贈給幾位朋友的物品一起放在一個保險箱裡，在那裡放了七年，在這七年中，他完全忘掉了莫雷爾。信上的字體纖細而又雄健，信是這樣寫的：
“我親愛的朋友，上帝走的道路是不為人知的。有時，他利用一個庸人的缺點來阻止一位正義之士的出類拔萃變為泡影。您了解莫雷爾，知道他的出身，知道我想使他達到怎樣高的地位，可以說是要他和我平起平坐。您知道，他寧願重返的地方，不是任何男子，即真正的風凰可以再生的灰燼，而是蛇蠍爬行的污泥。他自甘墮落，卻使我免於名譽掃地。您知道，我的紋章上刻有耶穌基督的座右銘：Inculcabissuperleonemetaspidem１，並畫有一個男人，腳底下踩著一只獅子和一條蛇，作為紋章兩旁的支撐形圖案。然而，我能把我自己這只獅子這樣踩在腳下，靠的全是那條蛇和它的謹慎，剛才我過於輕率地把謹慎稱之為一種缺點，因為福音書的深刻智慧將它變成一種美德，至少對他人來說是一種美德。我們的蛇過去有一位施展魔力的誘惑者——他本人也受魔力誘惑——，所以它發出的絲絲的叫聲十分悅耳，它不僅是叫聲悅耳的爬行動物，而且具有謹慎這一美德，在必要時可以變得怯懦，我現在把這種美德奉為神明。這種神明般的謹慎，使他抵制了我讓人轉達的請他來看望我的要求，而我只有對您吐露此事，才能在人間得到安寧，才能在陰間得到寬恕。在這件事上，他被天主的智慧當作工具使用，因為我既然使他拿定了主意，他就不會活著走出我的家門。必須讓我們兩人中的一個死去。我曾決定把他殺死。天主勸他謹慎，以便使我免犯殺人之罪。我現在相信，我的主保聖人、大天使米歇爾的說情，在這件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請求他原諒我在這麼多年中對他如此忽視，並以如此差的方式來報答他為我做的無數善事，特別是在我同惡所進行的斗爭中。我應該感激天主的這位信徒，我懷著充分的信仰和智慧說，是天主示意莫雷爾不要來。因此，現在是我死去。您忠實的，Semperidem２，P．G．夏呂斯”——
１拉丁文，意思是“你腳踩獅子和蛇”。
２拉丁文，意思是“永遠如此”。
這時我才明白莫雷爾為什麼害怕；當然，這封信顯得十分傲慢，又有不切實際的虛文。但它吐露的卻是真情。莫雷爾比我更加清楚，德-蓋爾芒特夫人發現她的小叔子“近於瘋狂的一面”，並非象我在此之前所認為的那樣，只是那種在片刻間顯露出來的膚淺而無效的狂怒。
但是，我們得回到剛才所說的地方。我同德-夏呂斯先生一起沿著環城路往下走，這位先生剛才把我當作打開他和莫雷爾的和解大門的中間人。看到我沒有回答他，他就說：“另外，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不演奏，人們借口打仗就不再演奏，但人們還跳舞，還在市裡設晚宴，婦女們為自己的皮膚創造了琥珀色。如果德國人還要向前推進，那些歡樂的晚會也許將會充斥我們的龐培城的末日。這將把它從輕浮中挽救出來。只要某個德國維蘇威火山（他們海軍的炮火同一座火山一樣厲害）的熔巖在她們梳妝打扮的時候突然襲擊她們，中斷她們的動作，並使其永遠保存下來，以後的孩子們就能在有插圖的課本中看到莫萊夫人在去嫂子家赴晚宴之前即將抹上最後一層脂粉，或是索斯坦娜-德-蓋爾芒特正畫完她的眉毛，並從中得到教益；這將是未來的布裡肖上課的內容；一個時代的輕浮，在經歷了十個世紀之後，就是最嚴肅的研究課題的內容，特別是當它通過火山爆發或炮彈射擊的同熔巖相似的物質而完整無缺地保存下來。同維蘇威火山噴發出來的氣體相似的窒息瓦斯，象曾經埋沒龐培城的崩塌那樣的崩塌，如能完整無缺地保存所有那些尚未將其繪畫和雕塑運往巴約納１的最冒失的女人，對未來的歷史來說將是多麼珍貴的資料！況且，一年以來，不是已經部分地變為龐培城？每天晚上，這些人鑽到地窖裡去，不是為了從裡面拿出一瓶穆通-羅特希爾德或聖泰米利昂陳酒２，而是為了把他們最珍貴的東西和他們自己一起藏起來，就象赫拉克勒諾姆３的那些神父，在搬走聖器時突然死去。對物的依戀總是給占有者帶來死亡。巴黎並非如赫拉克勒諾姆那樣，是由赫拉克勒斯創建的。但卻如此相似！我們有這種清醒的認識，並不意味著在我們的時代，每個女人都已具有這種認識。如果我們現在認為，我們明天的命運可能和維蘇威火山附近的那些城市相同，那麼這些城市在當時也已感到自己正受到聖經中被詛咒的兩個城市的命運的威脅。有人在龐培城一幢房子的牆上發現具有啟示性的題詞：索多姆、戈摩爾。我不知道是否是索多姆這個地名以及它所喚起的想法，或者是對炮擊的想法，使德-夏呂斯先生在片刻間抬頭凝視天空，但他很快又低頭注視地面。“我欣賞這場戰爭中的所有英雄，”他說。“啊，我親愛的，那些英國兵，在戰爭開始時我對他們的看法有點輕率，把他們看作普通的足球運動員，卻相當自負，以為自己能同職業隊進行較量，而且又是怎樣的職業隊啊！然而，光從美學的角度來看，他們只是希臘的競技者，是希臘的，我親愛的，他們是柏拉圖筆下的年輕人，或者不如說是斯巴達人。我有個朋友去了魯昂，在那裡有他們的營房，我的朋友看到了奇跡，人們想象不到的真正奇跡。魯昂變了樣，變成了另一個城市。自然也有魯昂的古城，有大教堂中消瘦的聖徒。當然嘍，這也很美，但這是另一回事。而我們那些長毛的兵！我無法對您說我覺得我們長毛的兵、那些小巴黎人有怎樣的味道，您瞧，就象那邊過去的那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機靈而又滑稽的神態。我常常叫住他們，跟他們談上幾句，是多麼靈敏，多麼通情達理！而外省的小伙子，用舌尖顫動發r音，說話時帶方言的切口，又是那麼有趣、可愛！我過去總是在鄉下住上很長時間，在那些農莊裡過夜，所以我現在能同他們談話；然而，我們對法國人表示欣賞，不應使我們因此而貶低我們的敵人，否則就等於是貶低我們自己。您不知道德國兵是怎樣的兵，因為您不象我那樣看到過德國兵檢閱時走的步伐，走的鵝步，unterdenlinden４。”接著，他又重提他曾在巴爾貝克對我概述的陽剛典型，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這種典型具有一種哲理性更強的形式，他還使用荒謬的推理，有時，雖說他剛才還顯得才智過人，但這種推理卻使人感到擺出的理由過於牽強，是出自普通的社交界人士之口，雖然這位社交界人士聰明。“您看，”他對我說，“德國兵是極好的小伙子，有強健的體魄，心裡只想到自己的國家偉大——
１法國西南部大西洋—比利牛斯省專區政府所在地。
２穆通-羅特希爾德和聖泰米利昂均為法國波爾多的名葡萄酒。
３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亞區的古城，被公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所摧毀，後在火山爆發的熔巖上建立雷西納城，現名為埃爾科拉諾。
４德語，意思是“菩提樹下”，是柏林的一條大街。
Deutschlanduberalles１，這並不是那麼蠢，而我們呢——當他們在作陽剛的訓練時——我們卻沉溺於藝術愛好。”對於德-夏呂斯先生來說，藝術愛好這個詞的意思也許同文學相近，他可能想到我喜歡文學，並曾經有過從事文學的願望，所以立刻拍了拍我的肩膀（他在拍的時候乘機倚靠在我的肩膀上，把我壓得很疼，就象我過去服兵役時，七六式步槍的槍托反沖到肩胛骨上一樣疼），仿佛為了緩和他的指責，並對我說：“是的，我們沉溺於藝術愛好，我們都是這樣，您也一樣，您記得嗎？您可以同我一樣犯您的meaculpa２，我們過去太愛好藝術了。”我對他的指責感到突然，但又不能進行敏捷的答辯，由於我尊重對話者，對他友好的善意表示感謝，就對他作了回答，仿佛象他對我要求的那樣，我也要拍打自己的胸脯，這樣做實在荒唐，因為我絲毫不需要責備自己愛好藝術。
“好吧，”他對我說，“我在這兒同您分手（在遠處伴送我們的那群人終於離開了我們），我去睡覺了，就象一位年紀很老的先生那樣，何況戰爭看來改變了我們所有的習慣，這是諾布瓦喜歡使用的愚蠢格言之一。”我也知道，回到家裡之後，德-夏呂斯先生會因此而一直呆在士兵中間，因為他已把自己的府邸變為軍醫院，依我看，他這樣做不是服從於他想象豐富的需要，而是服從於他心地善良的需要——
１德語，意思是“德國高於一切”。
２拉丁文，意思是“我的過錯”。
那天夜裡月光明媚，沒有一絲微風；在我的想象中，塞納河在那些拱橋之間流著，應該同博斯普魯斯海峽相象，而那些橋則由它們的平台和河的反光構成。月亮或者象征著德-夏呂斯先生的失敗主義所預言的入侵，或者象征著我們的穆斯林兄弟同法國軍隊的合作，那月亮又狹又彎，猶如一枚西昆１，仿佛將巴黎的天空置於東方的新月符號之下——
１古代威尼斯金幣。
然而，他在同我告別時，一時間把我的手握得象要握傷一般，這是感覺象男爵一樣的人們的一種德國特點，他這樣緊緊地握著我的手有幾秒鍾之久，戈達爾看到了會說是在按摩，仿佛德-夏呂斯先生想使我的關節恢復尚未失去的柔軟。某些瞎子的觸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視覺。我不太知道這時的觸覺可代替何種感覺，他也許只是覺得在握我的手，就象他也許覺得只是看到一個塞內加爾人走到陰暗的地方，而沒有發覺是在欣賞此人。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男爵都錯了，他犯了握得過緊和看得過多的過錯。“德剛、費羅芒丹、安格爾和德拉克洛瓦筆下的全部東方不就在其中？”他對我說，仍然因塞內加爾人走過而一動不動。“您知道，我只是從畫家和哲學家的角度對事物和人發生興趣。再說我年紀也太老了。我們倆沒有一個是土耳其皇帝的姬妾，不能作為畫面的補充，多遺憾呀！”
男爵離開我之後，在我想象中開始縈繞的不是德剛乃至德拉克洛瓦筆下的東方，而是我曾十分喜愛的《一千零一夜》中的古老東方；我漸漸走進這些網狀的黑暗街道，不由想起在巴格達的偏僻街區尋找艷遇的哈裡發哈倫-賴世德。另外，天氣的炎熱和行走後的炎熱使我感到口渴，但所有的酒吧早已關門，而由於汽油匱乏，我所遇到的由東方國家的人或黑人駕駛的出租汽車，甚至對我叫車的手勢不予理睬。我唯一能喝點東西、恢復體力以便回家的地方是旅館。但是，我所在的街離市中心相當遠，自從哥達式轟炸機對巴黎扔下炸彈以來，這條街上的旅館都已停業。所有的商店也是如此，老板由於缺少店員或感到害怕而逃到鄉下，在店門上貼了一張用手寫的普通啟事，宣布商店將在一個遙遠的日期重新開業，但是否能兌現卻很成問題。其他尚未停業的單位以同樣的方式宣布，每星期只開門兩次。人們可以感到，貧困、遺棄和害怕籠罩著整個街區。因此，我感到十分驚訝的，是看到這些被人遺棄的房屋之間有一幢房子恰恰相反，屋內的生命仿佛戰勝了恐懼和倒閉，保持著活躍和富裕。從每個窗戶關閉的百葉窗後面，透出因警察條例而變得柔和的燈光，但卻顯示出完全不把節約放在心上。大門不時打開，以便讓某個新的客人進去或出來。這是一座旅館（由於其產業主賺得到錢），應該激起所有鄰近的商人嫉妒，同時也引起了我的好奇，因為我在這時看到，在離我十五米遠的地方，從旅館裡迅速走出一名軍官，由於離我太遠，我無法在黑夜中看得清楚。
然而，有某種東西使我感到驚訝，我驚訝的不是他的臉，因為我沒有看到，也不是他的軍裝，因為軍裝外罩著一件寬袖長外套，而是有兩點極不相稱，一是他身體經過的各個點的數目是如此之多，二是他出來所用的秒的數目是如此之少，而他之所以出來，看來是被困在裡面的一個人的意思。因此我認為，如果我不是從外形上——我甚至也不會說從聖盧的模樣、苗條、步履和敏捷上——認出他的話，那麼是從一種他所特有的分身術上認出他。能在如此少的時間裡占有空間中如此多位置的軍人，已經消失在一條橫馬路裡，他沒有發現我，而我仍然在想是否應該進入這家旅館，旅館簡樸的外表使我十分懷疑剛才從裡面出來的人是聖盧。我不由回想起聖盧曾受到冤枉，卷入一樁間諜案，原因是在從一名德國軍官身上搜查出來的信件裡發現了他的名字。後來軍事當局為他徹底平了反。但是，我仍然不由自主地把這件往事和我現在看到的事聯系起來。這家旅館是否被間諜用作接頭地點？
軍官走後過了一會兒，我看到好幾個兵種的普通士兵走了進去，這就更增加了我假設的分量。另外我當時口渴到了極點。也許我能在這裡找到喝的，我就趁此機會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雖說其中也摻雜著不安。因此，我現在並不認為當時是由於那次相遇產生的好奇心才決定登上只有幾個台階的階梯，階梯上面是前廳，廳門開著，想必是因為天熱。我起初以為我這種好奇心是無法得到滿足的，因為我站在階梯的陰暗處時，看到有好幾個人來訂房間，得到的回答都是全部客滿。然而，這些人訂不到房間，顯然只是因為他們不是間諜窩中的一員，因為過了一會兒，一個普通的水手來要房間，服務台急忙把二十八號房間給了他。我在陰暗處可以不被別人發現，卻能看到幾個軍人和兩個工人在一個悶熱的小屋裡平靜地談話，小屋用雜志和畫報上剪下來的彩色女人肖像作為裝飾，顯得矯揉造作。
這些人平靜地談著話，正在闡述愛國主義思想：“你要我怎麼辦呢？得象戰友們那樣去干，”其中一個說。“啊！我當然希望不要被人打死，”另一個說。他是在回答一個我沒有聽到的祝願，我聽出他第二天要重返一個危險的哨所。“啊！二十二歲的人，只干了六個月，真叫人難以相信，”他叫道，叫聲中不僅有活得長久的願望，而且更重要的是還有論理正確的意識，仿佛只有二十二歲這個事實能賦予他更多的不被人打死的機會，仿佛他被打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在巴黎真棒，”另一個說，“看不出是在打仗。那你呢，絮洛，你“但是，霞飛是個跟所有部長的老婆睡覺的男人，他沒做過什麼好事。”——“聽到這樣的事真掃興，”一個年紀稍大的飛行員說，並朝工人轉過身來，因為那工人提出如下勸告：“我不希望你們在前線這樣說話，長毛的兵很快就會把你殺掉。”這些談話十分平常，所以我不想再聽下去；我要麼再聽下去，要麼就走下階梯，但正在這時，我聽到下面那些話，非但不再感到無動於衷，而且感到顫抖：“太好了，老板還不回來，天哪，這麼晚了，我真不知道他能從哪裡弄到鏈條。”——“那人不是已經綁起來了。”——“他綁起來了，當然嘍，他綁起來了，但又沒有綁起來，我要是這樣綁起來，就可以給自己松綁。”——“那掛鎖不是鎖上了。”——“當然鎖上了，但鎖上了還是可以打開的。問題是鏈條不夠長。你別對我解釋這是怎麼回事，我昨天打了整整一夜，兩只手都打出了血。”——“今晚是你打？”——“不，不是我。是莫理斯。但星期天是我，老板答應過我。”我現在才明白，他們為什麼需要水手的結實手臂。如果他們讓安靜的資產者遠離這兒，那麼這個旅館就不是一個間諜窩。要是人們不能及時趕到，以便發現凶殺並逮捕罪犯，一樁殘酷的凶殺案就即將在此發生。但是，在這表面平靜卻又受到威脅的夜晚，這一切卻呈現一種夢幻和童話的色彩，因此，我既帶有證實的自豪，又懷著詩人的快感，斷然地進入旅館。
我用手輕輕地碰了碰我的帽子，在場的人們雖說沒有離開座位，但都以不同的程度有禮貌地對我還了禮。“你們是否能告訴我，我應該找誰？我想要一間房間，並讓人給我送點喝的來。”——“請您等一會兒，老板出去了。”——“頭兒不是在上面，”其中一個談話者暗示道。——“不過你很清楚，不能去打擾他。”——“您是否認為會給我一間房間？”——“我想會的。”——“四十三號房間應該空著，”那個相信因為自己二十二歲而不會被打死的青年說。他說完在長沙發上稍微挪動了一下，以便給我空出位置。“要是打開些窗子就好了，這兒都是煙！”飛行員說。確實，在座的每個人都在抽煙斗或香煙。“是啊，可是，得先關上百葉窗，你們很清楚，由於齊柏林飛艇，所以禁止開燈。”——“齊柏林飛艇不會再來了。報上甚至暗示，它們都給打下來了。”——“不會再來了，不會再來了，你知道什麼？等你象我一樣在前線呆上十五個月，打下你的第五架德國佬飛機，你才能談這個。不要相信報紙。昨天它們飛到貢比涅去了，打死一個家庭主婦和她的兩個孩子。”——“一個家庭主婦和她的兩個孩子！”那個不想被打死的青年說。他的眼睛裡閃現怒火，臉上露出十分同情的神色。他的臉精神飽滿、寬廣開闊，非常討人喜歡。——“人們沒有是第一次。”——“他的教母是誰？”——“就是那個管公共廁所的女人，她的廁所比奧林匹斯山稍微低一點。”——“他們在一起睡覺？”——“你在說什麼呀？她是有夫之婦，最穩重不過的了。她每個星期給他奇錢，是因為她心地好。啊！她是個穿著漂亮的女人。”——“那麼，你認識大絮洛？”——“我當然認識！”二十二歲的青年熱情地答道。“他是我最親密的朋友之一。象他那樣我尊重的朋友不是很多。他又是個好伙伴，總是准備幫別人的忙。啊！他要是出了什麼事，可真是天大的不幸。”有人提議玩一盤骰子，二十二歲的青年急忙興奮地倒出骰子，叫出擲的結果，兩眼直瞪瞪地盯著，不難看出，他具有賭徒的性格。我不大理解有個人後來對他說的話，只聽見他以深為同情的口吻大聲說道：“絮洛，靠女人賣娼的杈桿！就是說他說自己是個杈桿。不過他當不了這種人。我看到他把錢付給自己的女人，對，把錢付給她。就是說，我並不是說阿爾及利亞姑娘霞娜沒給他什麼，而是她給他的錢不超過五個法郎！而這個女人每天在妓院裡賺的錢超過五十法郎。只拿到五個法郎！只有蠢得出奇的男人才會這樣。現在她在前線，日子過得很苦，當然嘍，她要多少就賺多少，不過，她一個子兒也不寄給他。啊！絮洛是個杈桿？按這種說法，許多人都可以把自己稱為杈桿。他不僅不是杈桿，而且依我看，簡直是個笨蛋。”這幫人中年紀最老的人，也許由於他年紀大，老板允許他穿得比較整潔，他當時去上廁所了，所以只聽到談話的結尾。但是，他不禁朝我看了一眼，並對他的穿著給我的印象表示明顯的不快。二十二歲的青年剛講完他對賣淫的理論性看法。年紀最老的人沒有專門指這個青年，而只是籠統地說道：“你們談得太多而且太響，窗子開著，有些人在這時已經睡覺。你們很清楚，老板要是回來，聽到你們這樣在談話，他會不高興的。”
正在這時，聽到大門打開，大家都默不作聲，以為是老板來了，但來的只是個外國汽車司機，大家都對他熱情接待。但是，二十二歲的青年看到司機的外套上露出一條漂亮的表鏈，就用詢問和帶笑的目光對他看了一眼，接著皺了皺眉頭，並朝我這邊嚴肅地眨了眨眼。我心裡明白，第一個目光的意思是：“這是什麼，是你偷的？我表示祝賀。”第二個目光是說：“你什麼也別說，因為這家伙我們不認識。”突然，老板走了進來，手裡拿著好幾米長的粗鐵鏈，可以拴好幾個苦役犯。他滿頭是汗，說：“我拿這麼重的東西，要是你們不是這樣懶，我也不用自己去了。”我對他說，我想要一個房間。
“只要幾個小時，我沒叫到汽車，有點不舒服。但是，我希望能給我拿點喝的來。”——“比埃羅，到地窖去拿黑茶-子酒，並且叫人把四十三號房間整理好。七號房間還在按鈴。他們說不舒服。不舒服，去你的，這些人是要吸可卡因，他們的樣子象是吸到一半，得把他們趕出去。二十二號房間裡是否鋪了兩條床單？好！瞧，七號房間在按鈴，你跑去看看，來吧，莫理斯，你在那兒干嗎？你很清楚，有人在等你，到上面的十四號乙去。再快點。”莫理斯跟著老板走出前廳。老板見我看到他的鐵鏈，感到有點不安，就把鐵鏈拿走。“你怎麼這樣晚才來？”二十二歲的青年問那個司機。——“怎麼，這樣晚，我可早到了一個小時。不過走路太熱。我約好是半夜十二點來的。”——“那你是為誰而來的？”——“為巫婆帕梅拉，”東方國家的司機笑著說，笑時露出漂亮的白牙齒。
“啊！”二十二歲的青年說。
我很快被領到樓上四十三號房間，但是房間裡的空氣使人感到很不舒服，我的好奇心又非常大，所以我喝完我的“黑茶-子酒”後，就走下樓梯，這時又產生另一種想法，就又走上樓梯，但我走過了四十三號房間的那層，一直走到最高一層。突然，從走廊一端一間偏僻的房間裡，傳出沉悶的呻吟聲。我迅速走到那裡，把耳朵貼在門上。“我求求您，饒了我，饒了我，可憐可憐，給我松綁，別把我打得這麼重，”一個聲音說，“我吻您的腳，對您卑躬屈膝，我下次不干了。請您可憐可憐。”——“不，混蛋，”另一個聲音回答說，“既然你大聲嚷嚷，跪在地上，就把你捆在床上，決不可憐。”我聽到撣衣鞭的劈啪聲，鞭子上也許有尖刺，因為接著就傳來疼痛的叫聲。這時，我發現這個房間的側面有個小圓窗，上面的窗簾沒有拉上；我悄悄地走到陰暗處，一直走到小圓窗旁，我從窗上看到，有個人被鏈條捆在床上，猶如普羅米修斯被捆在懸崖上，並挨著撣衣鞭的抽打，那鞭上確實有尖刺，打他的人是莫理斯，我看到那人已經混身是血，身上全是瘀斑，說明受這樣的酷刑並非首次，我看到的那個人就是德-夏呂斯先生。
突然，房門打開，有個人走了進去，幸好沒有看到我，此人是絮比安。他走到男爵身旁，帶著尊敬的神色和機靈的微笑問題：“嗨，您不需要我？”男爵請絮比安讓莫理斯出去片刻。絮比安毫不客氣地叫他出去。“不會有人聽到我們說話？”男爵問絮比安。絮比安說肯定不會。男爵知道，絮比安象作家一樣聰明，毫不講求實際，跟當事人講話時總是使用無人會誤解的暗示和眾所周知的綽號。
“等一會兒，”絮比安打斷了話頭，因為他聽到三號房間按鈴的聲音。這是自由行動黨１的一位議員要外出。絮比安不需要看旅客牌，因為他聽得出議員的鈴聲，議員每天都是午飯後來的。那天，議員不得不改變時間，因為他女兒中午在夏約街心花園的聖彼得教堂舉行婚禮，因此他晚上才來，但很早就想走了，因為他要是晚回家，妻子很快就會感到擔心，特別是這些天飛機要來轟炸。絮比安一定要送他出門，以表示對議員的尊敬，而不是出於任何個人利益。這位議員放棄了《法蘭西行動》２的誇張言詞（另外，他也無法理解夏爾-莫拉斯或萊翁-都德的片言只字），雖說他和部長們關系很好，部長們也樂於應邀參加他的狩獵，但是絮比安同警察局發生糾紛時，決不敢請他幫半點忙。絮比安知道，他對這位鴻運高照、膽小怕事的議員談起這件事是在冒險，如果談起這種事，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最為無害的“搜查”，但也會立刻失去最為慷慨的顧客。議員把帽子拉到眼睛上，把領子翻上來，覺得把自己的臉遮住了，走到門口就迅速溜走，就象他在進行競選時那樣。絮比安把議員送到門口，就上樓回到德-夏呂斯先生身邊，並對他說：“那是歐仁先生。”在絮比安的旅館裡，就象在療養院裡那樣，對顧客稱呼只叫他們的名字，而為了滿足常客的好奇心，或是提高療養院的聲譽，就又在耳邊悄悄說出他們的姓。但有時，絮比安不知道他那些顧客的真實身份，就憑想象說這是交易所的某個顧客，這是某個貴族，這是某個藝術家，由於這種暫時的錯誤對於那些被叫錯名字的人來說是令人高興的事，所以絮比安最終仍然無法知道誰是維克多先生。為了取悅於男爵，絮比安就養成了習慣，不按某些聚會中流行的做法行事。“我要向您介紹勒布倫先生”（在耳邊則說：“他讓別人叫他勒布倫先生，但實際上他是俄羅斯大公。”）相反，絮比安感到，把一個送牛奶的小伙子介紹給德-夏呂斯先生還不夠，他眨了眨眼睛，低聲對他說：“他是送牛奶的小伙子，但實際上卻是貝爾維爾最危險的流氓之一。”（必須看到絮比安在說“流氓”時用了放肆的語調。）這些介紹仿佛還不足夠，他就竭力補充幾條“語錄”：“他曾多次因偷竊和在別墅進行盜竊被判刑，他曾去弗雷納進行斗毆（也是放肆的調子），把一些過路人幾乎打成殘廢，他曾在非洲營服役。他打死了自己的中士。”——
１自由行動黨是雅克-皮烏創立的具有天主教傾向的政治組織，於1919年並入國民聯盟。
２法蘭西行動是二十世紀前四十年中法國一個有影響的右翼反共和組織，成立於1899年，其首領莫拉斯提出一整套民族主義理論，要求恢復君主制度，日報與該組織同名。
男爵甚至有點抱怨絮比安，因為這幢房子是他讓管家替他買下的，並叫一個下屬進行管理，他知道，由於德-奧洛龍小姐的舅舅笨拙，這幢房子裡所有的人都多少了解他的個性和名字（許多人認為這只是個綽號，他發音不准，把名字說得走了樣，因此，是他們自己的愚蠢保護了男爵，而不是絮比安的謹慎）。但是他認為，讓自己放心，最簡單的辦法莫過於自信，男爵知道別人不會聽到他們的談話，感到十分放心，就對絮比安說：“這個小伙子十分可愛，盡了自己的力，不過我不想在他面前說話。但是，我並不認為他十分粗魯。他的臉討我喜歡，但他說我下流，仿佛有人教過他一樣。”——“哦！不，任何人也沒有對他說過任何事情，”絮比安回答道，沒有發現這種說法難以置信。“另外，他曾在維萊特的一個女門房凶殺案中受到牽連。”——“啊！這相當有意思，”男爵面帶微笑說。——“不過我這裡正好有個宰牛的，是在屠宰場做的，跟那個人很象，他是偶然過來的。您想試試嗎？”——“是的，很想試試。”我看到屠宰場的人走了進去，此人確實有點象“莫理斯”，但是，更為奇怪的是，他們倆都具有一類人的某種特點，我個人從未明確看出這種特點，但我十分清楚地感到它存在於莫雷爾的面孔之中，他們倆若是不和我看到的莫雷爾有一定的相象之處，至少和某種臉型有一定的相象之處，這種臉型可以由一雙看到的莫雷爾同我不一樣的眼睛根據他的容貌勾勒出來的。我用回憶所取得的莫雷爾的相貌，在內心中勾劃出他對另一個人可能呈現的形象，我立刻發現，他們雖說一個是珠寶店伙計，一個是旅館職工，但兩人都隱隱約約的是莫雷爾的替身。是否應該從中得出下面的結論呢？就是說德-夏呂斯先生至少在他愛情的某種形式中對同一種類型的人是始終不渝的，而使他接連選擇這兩個小伙子的欲望，和使他在東錫埃爾火車站的月台上把莫雷爾叫住的欲望是相同的。這三個人都有些象古希臘的青年男子，其外形凹雕在德-夏呂斯先生的眼睛這顆藍寶石上，使他的目光具有某種十分特殊的光彩，我到巴爾貝克的第一天曾因此而感到害怕。或是他對莫雷爾的愛情改變了他過去尋找的類型，為了不因失去莫雷爾而感到痛苦，他就尋找同莫雷爾相象的小伙子？我也作了一種假設，就是盡管有那些表面現象，在莫雷爾和他之間也許只存在友誼關系，而德-夏呂斯先生讓一些相當象莫雷爾的青年到絮比安的旅館裡來，是為了在同他們的相處中能產生一種錯覺，仿佛同莫雷爾在一起時那樣快樂。確實，想到德-夏呂斯先生為莫雷爾所做的一切，這種假設就會顯得不大可能，如果人們不知道愛情不僅會使我們為我們所愛的人作出最大的犧牲，而且有時還會使我們犧牲自己的欲望，而由於我們所愛的人感到我們愛得更深，這種欲望就更不容易如願以償。也會使這樣的假設去掉乍一看來它似乎具有的不可靠性（雖然它也許並不符合實際）的因素，存在於德-夏呂斯先生神經過敏的氣質之中，存在於他那熱情深藏的性格之中，他的性格在這方面同聖盧的性格相似，它在他和莫雷爾發生關系的初期所起的作用，同他的侄子和拉謝爾發生關系的初期所起的作用相同，只是還有體面和消極的一面。同所愛的女人（這也可以擴展到對一個男青年的愛情）保持精神戀愛的關系，可以出於另一種原因，而不是因為女人貞節或她激起的愛情不具有肉欲的性質。這種原因可以是因為戀愛的男子愛得過深而過於急躁，不會裝出無動於衷的樣子，以等待他將得到他希望得到的東西的時刻來到。他總是不斷進攻，不斷寫信給他所愛的女人，他總是想見到她，而她則對他加以拒絕，他就感到絕望。從此以後她就知道，如果她同意和他作伴，和他友好相處，原以為已經失去這些幸福的他就會感到心滿意足，她就可以不必再給予更多的東西，因為他見不到她就感到無法忍受，希望不惜一切代價來結束這場戰爭，她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機會，把一種和平強加於他，而這種和平的首要條件，就是他們之間的關系應具有精神戀愛的性質。此外，在簽署這個和約之間的所有時間裡，戀愛的男子總是憂心忡忡，不斷期待著一封回信、一個目光，所以就不再去想肉體上的占有，這種占有的欲望在開始時折磨著他，但以後卻在期待中衰退，並被另一種需要所代替，這種需要如果得不到滿足，就會變得更加痛苦。於是，曾在第一天期望的撫摸的愉悅，人們在後來得到時卻已改變了性質，變成友好的話語和見面的許諾，而在捉摸不定產生效果之後，有時只是在看了一眼之後，因為這種目光充滿著冷淡的迷霧，把愛戀的男子拒之於千裡之外，使他認為再也見不到她了，在這時，話語和許諾就會帶來精神上美妙的輕松。女人們都能猜到所有這些，並知道可以得到一種樂趣，就是永不委身於那些她們感到對她們有一種無法消除的欲望的男子，條件是他們在最初幾天裡過於激動，沒有對她們掩蓋這種欲望。女人感到極為滿意，因為她不付出任何代價，卻得到比她平時委身於別人時多得多的東西。這樣，那些神經極其過敏的男子就相信他們崇拜的女人是貞節的。他們在女人頭部周圍所畫的光輪，是他們愛得過分的一種產物，但正如大家看到的那樣，這種產物是十分間接的。在女人中就存在著那種以無意識的狀態存在於藥物中的物質，這些藥物在不知不覺中進行欺騙，就象催眠藥、嗎啡那樣。對於它們給予睡眠的樂趣或一種真正的舒適的人們來說，它們並非是絕對必需的；用極高的價格來購買它們，用病人所擁有的一切來換取它們的並不是這些人，而是另一些病人（他們也許是同樣的病人，但在幾年以後變成了另一種人），那些人服了藥後並不能入睡，也不能得到任何快感，但是只要他們沒有藥，他們就會感到煩躁不安，並希望用一切代價來消除這種折磨，即使自殺也在所不惜。
總之，德-夏呂斯先生的情況雖說因性別相同而具有這種微小的差別，卻也歸屬於愛情的普遍規律。對於他來說，他雖然出身於一個比卡佩家族還要古老的家族，雖然有錢，雖然是上流社會徒勞地尋求的對象，卻無濟於事，而莫雷爾在社會上毫無地位，他要是對莫雷爾說：“我是親王，我是為您好”也是白說，就象他對我說過的那樣，因為如果莫雷爾不願意來，占上風的就是莫雷爾了。再說也許只要莫雷爾感到自己受人愛戀，就足以使他不願意來。大人物對竭力想同他們交結的故作風雅之徒感到厭惡，陽剛的男子對性欲倒錯之徒感到厭惡，女人則對任何愛戀過深的男子感到厭惡。德-夏呂斯先生不僅擁有一切優越的條件，而且一定會把其中的許多條件轉讓給莫雷爾。但是，這一切很可能被一種意志所摧毀。德-夏呂斯先生的情況可能是這樣，德國人的情況也是如此，而從血統來說，他屬於德國人，而在這時進行的戰爭中，正如男爵有點過於樂意地反復敘說的那樣，德國人是各條戰線上的勝利者。但是，既然在每次勝利之後，協約國更加堅決地拒絕德國人希望得到的唯一東西，即和平與和解，那麼他們的勝利對他們來說又有什麼用處呢？拿破侖就是這樣進入俄國，並寬宏大量地請當局派人來見他。但是任何人也沒有來。
我下樓回到那小小的前廳，只見莫理斯正在那裡和一個同伴打撲克，他不知道是否會把他叫去，絮比安也叫他等著，以防萬一。他們對地上撿到的一個十字軍功章感到十分不安，不知道是誰遺失的。應該交還給誰，以免使軍功章的主人受到處分。接著，他們談到一位軍官的善良，軍官為了救勤務兵的性命，自己被人打死。“在有錢人中間還是有好人。為了這樣的人，我情願被人打死，”莫理斯說。顯然，他狠狠地鞭打男爵，只是出於一種機械的習慣，是教育不良的結果，是由於需要錢，並希望用一種比工作更為輕松的方法來賺到錢，也許用這種方法賺到的錢更多。但是，正如德-夏呂斯先生擔心的那樣，他也許是個心地十分善良的人，看來是個非常勇敢的小伙子。他在談到那位軍官之死時，眼睛裡幾乎要流出淚來，二十二歲的青年也一樣激動。“啊！是啊，這些人真棒。象我們這樣的窮光蛋，沒什麼東西可丟的，但一位僕人成群的先生，每天六點可以喝上開胃酒，這才妙呢！開玩笑怎麼開都行，但看到這樣的人死了，確實不好受。善良的上帝不應該讓這樣的有錢人去死，首先，他們對工人的用處太大了。光是因為象這樣的死亡，就該把德國佬統統殺掉，殺得一個也不剩。還有他們在盧萬１干的事，把小孩的手腕砍斷！不，我可不知道，我並不比別人好，但是，我情願去吃幾顆子彈，也不願服從於這種野蠻人，因為他們不是人，而是真正的野蠻人，你也決不會對我說出相反的話。”總之，這些小伙子都是愛國者。只有一個，就是手臂受了輕傷的那個，愛國心沒有其他人那樣強，因為他很快就要重返前線。他說：“當然嘍，我受的不是好傷”（指能使軍人提前退役的傷），正如斯萬夫人過去所說的那樣：“我找到了能得討厭的流行性感冒的方法。”——
１自由行動黨是雅克-皮烏創立的具有天主教傾向的政治組織，於1919年並入國民聯盟。
大門打開了，到外面去散了一會兒步的司機走了進來。
“怎麼，已經結束了？時間可不長，”他看到莫理斯後說。他以為莫理斯還在打那個綽號叫“戴上鎖鏈的人”，這個綽號影射當時出版的一份報紙１。——“你出去散步了，對你來說時間是不長，”莫理斯回答道。他感到不快的是，有人看出他在樓上不討人喜歡。“但要是你也象我那樣，在這樣熱的天氣，不得不用力抽打的話，那可就不同啦！要不是他給這五十個法郎……”——“另外，這個人談吐不凡，可以感到他有教養。他說這很快就會結束？”——“他說我們不能打敗他們，還說結果是沒有人能占上風。”——真他媽的，他難道是個德國佬……”——“我已經對你們說過，你們說話的聲音太響，”年紀最老的人看到了我，就對其他人說。“您已經把房間用完了？”——“啊！住嘴，你不是這裡的當家。”——“是的，我用完了，我是來付錢的。”——“您最好把錢付給老板。莫理斯，你去把老板叫來。”——“但是，我不想麻煩您。”——“這事不麻煩。”莫理斯上了樓，回來時對我說：“老板就下來。”我給了他兩個法郎作為酬謝，他高興得臉都紅了。“啊！謝謝。我把這錢寄給我兄弟，他當了俘虜。不，他並不苦。這主要得看俘虜營。”——
１指克雷孟梭創辦的《自由人報》，1914年8月起改名為《戴上鎖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