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讀到這裡，因為我第二天就要起程，另外，這時已是另一個主人召喚我的時刻，我們每天都用一半的時間來為這個主人效勞。他強加於我們的任務，我們是閉著眼睛去完成的。每天早晨，他把我們交還給我們另一個主人，因為他知道，不這樣做我們就不會很好地完成他的任務。當我們的靈魂重新睜開眼睛的時候，極想知道我們在主人那兒干了些什麼，但主人先讓自己的奴隸們躺下，然後吩咐他們迅速干活，那些最機靈的奴隸剛干完活，就想要偷偷摸摸地觀看。但是，睡意趕在他們的前頭，使他們想要看到的東西痕跡全無。這麼多世紀以來，我們對此還知之甚少。
因此，我就把《龔古爾兄弟日記》合上。文學的魅力！我真想再次見到戈達爾夫婦，向他們詢問關於埃爾斯蒂爾的許多細節，去觀看小敦刻爾克商店，如果這家商店還在的話，請求獲准參觀我曾進過晚餐的維爾迪蘭公館。但是，我模糊地感到心煩意亂。當然，我從未對自己隱瞞這點，就是我不善於傾聽，也不善於在別人在場的情況下觀察。一位老婦人沒有把任何珍珠項鏈展現在我的眼前，別人談論項鏈的話也沒有鑽進我的雙耳。然而，這些人是我在日常生活中認識的，我經常同他們一起共進晚餐，這些人就是維爾迪蘭夫婦、蓋爾芒特公爵、戈達爾夫婦，他們中的每個人都使我感到平庸，就象這個巴贊使我外婆感到平庸一樣，她並不知道巴贊是德-博澤讓夫人最喜歡的侄子，是令人快樂的青年英雄，他們中的每個人都使我覺得乏味；我不覺回憶起他們每個人都充滿無數的俗氣……
但願這一切變成夜空中的一個星宿！
我在離開當松維爾前夕所讀的那幾頁龔古爾兄弟日記，使我對文學產生了異議，但我決定把這些異議暫時擱在一邊。這個回憶錄作者作為個人所顯示的天真跡象是明顯的，即使把這一跡象擱置不顧，從各種觀點來看我也可以感到心安理得。首先，從我個人這方面來說，上面引述的日記使我十分痛苦地看到我對觀察和傾聽的無能，但這種無能並非整體性的。在我身上存在著一個比較善於觀察的人物，但這是個間歇性的人物，只有當好幾種物共有的某種普遍本質表現出來時，這個人物才恢復生命，因為這種本質是他的食糧和快樂。於是，這個人物就觀察和傾聽，但只是在一定的深度上，因此就觀察不到任何東西。幾何學家抽去了事物中可感知的性質，就只看到它們的線性基質，同樣，人們敘述的事被我遺忘，因為使我感到興趣的不是他們想說的事，而是他們敘述這些事的方式，因為它能顯示他們的性格或他們的可笑之處；或者確切地說，它是一種客體，一直是我尋求的主要目標，因為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的共同點，賦予我一種特有的樂趣。只有當我看到它時，我的靈魂——在此以前，靈魂在沉睡，即使是處於我談話的表面活動之下也是如此，而生氣勃勃的談話使其他人無法看到精神的完全麻木——突然開始進行愉快的追逐，但是，它追逐的東西，例如維爾迪蘭沙龍在各個地點和時間中的同一性，位於深度一半的地方，即在超越表層的地方，在一個稍許凹進去一點的地帶。因此，人們表面的、可以模仿的魅力被我遺忘，是因為我無權注意它，猶如一個外科醫生，會在婦女光滑的腹部下面，看到正在體內折磨她的病痛。我到城裡去赴晚宴是枉費功夫，我看不見那些賓客，因為當我自以為看到他們的時候，我就給他們拍X光照片。由此可見，當我把我在一次晚宴中能提出的對賓客們的看法匯集起來的時候，我用線條畫出的圖表現了一組心理學的規律，而賓客說話時所引起的興趣，在這些規律中幾乎不占任何地位。但是，既然我不認為那些肖像是這樣的，這是否會使我的肖像失去任何價值？如果一幅肖像在繪畫方面顯示出某些與體積、光線、運動有關的真相，這是否會使它必然比另一幅肖像遜色？這幅肖像畫的是同一個人，但和第一幅肖像毫無相同之處，在第一幅肖像裡省略的無數細節，在第二幅肖像裡細致入微地表現了出來，看了這幅肖像人們會得出結論，說模特兒是迷人的，而人們卻會認為第一幅肖像的模特兒是丑陋的，這點可能具有文獻上的乃至歷史上的重要性，卻不一定是藝術真諦。另外，一旦我不再獨自一人時，我因輕浮而產生取悅別人的願望，希望在閒談時逗樂別人，而不是在傾聽別人談話時學到東西，除非我去社交界是為了詢問某個藝術問題或是曾在我腦中縈繞的某個因嫉妒而生的猜疑。但是，我無法看到某種閱讀未在我身上喚起對其欲望的東西，無法看到我事先沒有畫出其草圖、事後又想使其與實物進行對照的東西。有多少次，我清楚地知道這點，即使龔古爾的那段日記沒有把這點告訴我，我仍然無法把注意力集中到事物或人們上，而在事後，一位藝術家在我獨自一人時一旦把事物或人們的形象呈現在我的眼前，我就會不遠千裡，冒著生命危險把這些事物或人們找回！於是，我的想象出發了，並且開始描繪。在前一年我看到後會打呵欠的東西，我現在卻事先欣賞，希望得到它，並焦慮地想道：“將來是否真的不能看到它？為此我願付出任何代價！”當讀到描寫人們的文章時，即使這些人是社交界人士，被看作是“一個不再存在任何見證的社會的最後代表”，讀者也一定會大聲說道：“真想不到對一個如此微不足道的人，會談得這麼多，會如此頌揚！如果我只看報刊雜志，如果我沒有看到他本人，我也會對沒有經歷此事而感到遺憾！”但是我在報上讀到這樣的文章時只是在心裡想：“真倒霉，我當時關心的只是找到希爾貝特或阿爾貝蒂娜，所以沒有對這位先生多加注意！我把他看作是一個在社交界惹人厭煩的人，一個普通的配角，可他卻是一個人物！”我讀的那幾頁龔古爾日記，使我對這種傾向感到遺憾。因為我或許能從這幾頁日記中得出結論，認為生活教導我們要降低閱讀的價值，認為生活向我們表明，作家對我們吹噓的東西沒有很大的價值；但是，我也可以從中得出結論，認為與此相反，閱讀教導我們要提高生活的價值，這種價值我們過去未能予以重視，現在只是通過書籍才知道它有很大的價值。在必要時，我們就不會對自己不大喜歡一個凡德伊、一個貝戈特的社交圈子而感到難過。凡德伊過於靦腆的布爾喬亞主義，貝戈特無法忍受的缺點，乃至初期的埃爾斯蒂爾１自命不凡的庸俗，都不能作出任何證明來否定他們，因為他們的天才是由他們的作品來顯示的。當他們還是我們弄錯，都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因為即使是回憶錄的作者弄錯了，也不能作出任何證明來否定產生這種天才的生活的價值——
１因為《龔古爾兄弟日記》使我發現，他就是那位曾在維爾迪蘭夫婦家中對斯萬說出令人如此生氣的話的“迪施先生”。但是，哪一個有天才的人，在具有高雅的情趣之前（就象埃爾斯蒂爾過去經歷的那樣，但這種事現在十分罕見），沒有采用過他那幫藝術家惹人生氣的說話方式呢？例如，在巴爾扎克的書信裡，不是充滿了那種斯萬情願死去一千遍也不願使用的粗俗詞語？然而，象斯萬那樣的高雅之士，沒有任何令人討厭的笑柄，卻可能寫不出《貝姨》和《都爾的本堂神甫》。——作者注。
這些希奇古怪的趣聞，是龔古爾日記取之不盡的素材，也是讀者獨自一人度過夜晚的消遣；我看到的這些趣聞是龔古爾的賓客們講給他聽的，作為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體驗，我們真想透過日記的書頁去和他們結識，但對我來說，他們並沒有給我留下一點有趣的回憶，這並非完全無法解釋。龔古爾因這些趣聞引人注意而得出結論，認為趣聞的敘述者可能十分高雅，這種看法未免幼稚，因為平庸的人們也可能在生活中看到或聽到別人敘述有趣的事情，然後由他們來講述。龔古爾善於傾聽，就象他善於觀察一樣，而我卻不善於這樣做。另外，所有這些也需要一個一個地加以鑒定。德-蓋爾芒特先生當然沒有給我留下青春優雅的典范這樣的印象，就是我外婆生前非常想看到的典范，她當時向我推薦這種典范，並說德-博澤讓夫人在回憶錄中認為這是無法仿效的典范。但是，必須看到，巴贊當時才七歲，回憶錄的作者又是他的姑媽，而那些將在幾個月後離婚的丈夫，也會在你的面前對自己的妻子大為誇獎。聖伯夫最美的詩篇之一，是描寫一座噴泉前出現了才氣橫溢、婀娜多姿的小姑娘德-尚普拉特勒小姐，她當時還不滿十歲１。盡管天才的詩人德-諾阿耶伯爵夫人對娘家姓尚普拉特勒的婆婆諾阿耶公爵夫人懷有溫柔的崇敬，但如果要她來描寫公爵夫人，她的描寫可能會同五十年前聖伯夫的描寫形成十分鮮明的對照——
１德-尚普拉特勒小姐於1897年當上安娜-德-諾阿耶的婆婆。她曾啟示聖伯夫寫過一首詩，題為《布瓦洛的噴泉，致莫萊伯爵夫人的書簡》，載《八月思想錄》。
更令人不安的，也許是介於這兩者之間的部分，就是那麼一些人，對他們的傳說同對一則趣聞的記憶相比，含義更為豐富，另外人們也不會象對凡德伊、貝戈特這類人一樣，用他們的作品來評論他們，因為他們沒有寫過作品：他們只是——使我們這些以為他們碌碌無為的人們非常驚訝的是——給了作品以啟示。博物館裡的大廳能因文藝復興時期的偉大繪畫而使人對優美留下的，我要是不了解小資產階級，也許還會在繪畫前對它進行想象，因為這樣我就可以接近現實，並指望從它那兒了解到畫家的藝術中最珍貴的奧秘，這點他的畫沒有告訴我，但他筆下華麗而長得拖在地上的絲絨和花邊，是可以和提香最美的畫媲美的繪畫局部。如果我過去就意識到他不是才智橫溢、知識淵博、交際廣泛的人，而是善於象鏡子那樣來反映自己那種即使是平庸的生活的人，是成為貝戈特那樣的人（即使同時代的人們認為貝戈特的才智不如斯萬，博學不如布雷奧代），人們就更可以對藝術家的那些模特兒作出同樣的評價。能描繪一切的藝術家在展示美的時候，模特兒是由一些比他稍為富裕的人們充當的，而畫家的才能尚被埋沒，他的畫以五十法郎一張的價格出售，他在這些人家裡所看到的是他在自己畫室裡看不到的東西：一個用家具陳設的客廳，家具上蓋有古老的絲織品，客廳裡裝有許多燈，還有漂亮的花卉、漂亮的水果、漂亮的裙子——這些人比較低微，或者說在真正高貴的人們看來顯得低微（高貴的人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存在），但是正因為如此，這些人比那些貴族更能了解默默無聞的藝術家，賞識他，邀請他，購買他的畫，而貴族們則讓那些學院派畫家來為他們畫像，例如教皇和國家元首們就是這樣。對於後世來說，我們時代的一個優美的家庭和優美的服飾的詩意，與其說是在戈特為薩岡親王夫人或夏普蘭為拉羅什富科伯爵夫人畫的肖像之中，不如說是在雷諾所畫的出版商夏邦基埃的客廳之中，向我們展示了優美的偉大圖像的藝術家們，在一些人那兒收集到素材，這些人往往不是他們時代中最為風雅的人，而最為風雅的人也往往不請一個陌生的畫家來畫肖像，原因是他們無法在他的畫上看出他展示的美，這種美被掩蓋起來是由於一種具有過時的優美的公式化作品插在中間，這種作品在公眾眼中浮動，猶如病人以為眼前確實存在的那種主觀幻覺。但是，我過去認識的這些平庸的模特兒還對某些使我喜出望外的布局有過啟示，提過建議，他們之中的一個在畫中存在，不光是一個模特兒的存在，而且是人們願意使他在自己畫中出現的一個朋友的存在，這就使我們自忖，我們是否對沒能結識所有這些人而感到遺憾，因為巴爾扎克在書中描繪了他們，或因欣賞他們而把自己的書題獻給他們，而聖伯夫或波德萊爾則用最美的詩來歌頌他們，特別是所有這些雷加米埃、蓬帕杜爾在我看來都不是微不足道的人物，這或者是因為我天生有病，我於是對自己有病而不能再去看望所有這些我過去不大重視的人們而感到狂怒，或者是因為她們只是依靠文學的虛幻魔法才享有盛譽，這就迫使人們有閱讀時更換辭典，並使我不再感到痛苦，我由於病情加重，不得不隨時斷絕與社會的聯系，取消旅行和參觀博物館，以便去療養院進行治療。
這些想法有的會減少有的則增加我對自己沒有文學才能的惋惜，但是在漫長的歲月中，它們從未在我的腦中出現，在那些年裡，我完全放棄了寫作的計劃，一心在遠離巴黎的一所療養院裡治療，直至一九一六年初這所療養院無法找到醫務人員為止。我於是回到巴黎，這時的巴黎和我第一次回來時的巴黎相比已大不一樣，這點讀者馬上就會看到，那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我來巴黎是為了檢查病情，然後返回療養院。
一九一六年我重返巴黎後頭幾天的一個晚上，我想聽別人談論唯一使我感到興趣的事——戰爭，就在晚飯後出去看望維爾迪蘭夫人，因為她和邦當夫人一樣，是戰爭時期巴黎的王後之一，這戰爭時期令人想起督政府時期。就象接種了少量酵母後在表面上自然發生那樣，一些年輕的婦女整天戴著高高的圓柱形的頭巾，就象和達利安夫人１同時代的女人那樣，她們出於公民的愛國心身穿十分短的裙子，外罩埃及人穿的、十分“戰爭”的深色直統長袍；她們腳穿用皮帶系的靴子，使人想起達爾馬所說的古希臘、古羅馬的悲劇演員穿的厚底靴，或是高高的護腿套，使人想起我們親愛的戰士們的護腿套；她們說，這是因為她們沒有忘記自己應該使這些戰士一飽眼福，她們不但穿著寬松的衣裙，而且戴著首飾，用它們的裝飾題材使人想起軍隊，雖說它們的材料不是來自軍隊，也並非在軍隊裡加工；不是使人想起出征埃及的埃及裝飾品，而是用炮彈碎片或七五炮的炮彈導帶制成的戒指或手鐲，用兩個英國銅板制成的打火機，一個軍人呆在防空壕裡使銅板上生了漂亮的銅綠，上面的維多利亞女王側面像仿佛是皮薩內羅雕刻的；她們說，因為她們不斷想到這些，當一個軍人倒下了，她們就為他戴輕孝，說他“帶有豪氣”，這樣她們就戴上白色的英國紗帽（白紗帽給人留下極為優雅的印象，使人“產生各種各樣的希望”，對最後勝利具有不可動搖的信念），用緞子和平紋絲綢來代替過去的開司米，甚至保留她們的珍珠項鏈，“同時保持無須提請法國婦女注意的分寸和端莊”——
１達利安夫人（1773—1835），督政府時期巴黎最著名的婦女之一，曾提倡復古的時裝。
盧浮宮和所有的博物館都已關閉，所以當人們看到報上一篇文章的標題是：“一個引起轟動的展覽會”時，人們就可以確信這不是一個繪畫展覽會，而是一個裙子展覽會，而且展覽的裙子是為了滿足“那些高尚的藝術情趣，即巴黎婦女過早失去的藝術情趣”。這樣，優雅和情趣重新復興，優雅沒有藝術，就竭力為自己辯護，如同一七九三年的藝術那樣，在那一年，在革命沙龍參展的藝術家們宣布，“當同盟國的歐洲包圍自由的國土時，我們卻在搞藝術，一些嚴肅的共和主義者”將會錯誤地感到“奇怪”。一九一六年的婦女時裝店老板就是這樣做的，他們還以自豪的藝術家的良心承認，“尋找新鮮的東西，排斥平庸的東西，顯示一種個性，為勝利作好准備，根據戰爭的要求為世世代代指出一種美的新格式，這就是使他們感到苦惱的雄心壯志，這就是他們夢寐以求的理想，當人們前來參觀他們美妙地設立在……街的沙龍時，人們就會看到這點，用鮮艷的色彩來消除當時沉悶的憂郁，看來是那些沙龍的口號，不過帶有當時的形勢所強加的審慎。”確實，“如果我們沒有這麼多令人思索的勇敢和耐勞的高尚榜樣，當時的憂郁就可能戰勝婦女的毅力。我們的戰士在戰壕裡希望留在家裡的心上人更加舒適、更加妖艷，因此，當我們想到這些戰士時，我們不就是在設計符合當時要求的裙子這項工作中不斷進行越來越多的探求”。可以理解，“時髦的式樣主要由英國的商店創造，即協約國的商店創造，人們在今年酷愛酒桶裙，裙子自然、漂亮，使我們婦女都具有罕見優雅的有趣的小小特點。這場可悲的戰爭最令人滿意的後果之一，迷人的專欄作者補充道（人們以為他會說：是奪回失去的省份，民族感情的覺醒），這場可悲的戰爭最令人滿意的後果之一，將是在時裝方面取得可喜的成果，這種時裝上不亂加質次的裝飾物，顯得十分簡潔，就是用極少的東西創造出嫵媚的風采。人們現在所喜歡的，不是大服裝店制作成一式幾件的那種裙子，而是自己在家裡制作的裙子，因為這些裙子能顯示每個人的個人思想、嗜好和傾向，”至於說到慈善，當她們想到因入侵而產生的一切苦難，想到這麼多的殘廢者時，它自然會變得“更加靈活”，這使她們不得不坐在橋牌桌旁，在“茶會”裡度過黃昏的時光，一面評論“前線”的新聞，在大門口則停著她們的汽車，汽車的座位上坐著一個漂亮的軍人，在和貴族的跟班以及戴高頭巾的女士們閒聊。另外，新鮮的不光是用古怪的圓柱形使臉部變長的頭巾，而且還有臉部本身。戴新帽子的女士是一些不知從哪裡來的青年婦女，她們成為優雅的花朵，有的已有半年，有的已有兩年，有的已有四年。這些差別對於她們的重要性，如同我初入社交界時，蓋爾芒特和拉羅什富科這兩個家族對證實家族的歷史有三個世紀或四個世紀的重要性一樣。從一九一四年起就結識蓋爾芒特家族的女士，把一九一六年被介紹給這個家庭的女士看作是暴發戶，向她問好時活象一個享有亡夫遺產的寡婦，用單柄眼鏡盯著她看，並撅嘴表示，人們甚至還不能確切地知道這位女士是否已經結婚。“這一切都相當令人惡心，”一九一四年結識蓋爾芒特家族的女士總結道，她真希望蓋爾芒特家族結識新友的周期在她之後告一段落。這些新友在年輕人看來已十分陳舊，而對某些不僅僅出入上流社會的老人來說，這些人似曾相識，並非新友；這些人不僅為社交界提供在知己之間進行政治方面和音樂方面的談話這種社交界所允許的消遣，而且還必須由這些人來提供這種消遣，因為如果這些人是舊友——即使是新友也一樣——，要使事物顯得新奇，就必須要有新的名稱，在藝術上是如此，在醫學上、社交上也是如此。（另外，在某些事物上名稱確實是新的。例如，維爾迪蘭夫人在戰爭時期去了威尼斯，但是，猶如那些想對憂愁和感情避而不談的人們一樣，當她說這好極了的時候，她贊賞的既不是威尼斯、聖馬克教堂，也不是那些宮殿，那些曾使我十分喜歡的一切，她都不屑一顧，她贊賞的是探照燈在空中產生的效果，她對這些探照燈提供了以數字為依據的情況。這樣一代一代下去，在對至今仍被欣賞的藝術作出反對的反應時，重新產生了一種現實主義。）聖德費爾特的沙龍是一個變得陳舊的標簽，使用這個標簽，即使有最偉大的藝術家和最有勢力的部長在場，也不會吸引任何人。相反，人們為了傾聽這些藝術家的秘書或這些部長的辦公室副主任說一句話，卻會跑到戴頭巾的新女士們的家裡，她們嘰嘰喳喳，蜂擁般飛到巴黎。第一督政府的那些女士中有一位年輕、美貌的王後，名叫達利安夫人。第二督政府的那些女士中有兩位年老、丑陋的王後，名叫維爾迪蘭夫人和邦當夫人。邦當夫人的丈夫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起了被《巴黎回聲報》激烈批評的作用，誰還會對她毫不寬容呢？由於整個議會在一個時期中都主張修改憲法，主張維護社會秩序、容許宗教活動和進行軍事准備的黨派，就必定要在過去主張修改憲法的人們和過去的社會黨人中間發展自己的成員。要是在過去，人們會憎恨邦當先生，因為在那時，不愛國的名字叫做德雷福斯派。但是，這個名字很快被人遺忘，並被“三年服役法１的反對派”這個名字所取代。相反，邦當先生卻是這個法案的制定者之一，因此他是個愛國者。在社交界（這個社會現象也只是對一個更為普遍的心理法案的實施），新鮮事物不管是否應受譴責，只有在未被理解、不具有令人放心的成分時才會引起恐懼，德雷福斯主義是如此，聖盧和奧黛特的女兒的婚姻也是如此，這個婚姻在起初曾使人們發出驚叫。現在，人們在聖盧夫婦的家裡可以見到“人們認識的”所有人，希爾貝特即使有奧黛特那樣的生活作風，人們也會到那兒“去”，並贊成她象老太太那樣來指責未被理解的新道德。德雷福斯主義現在已被納入一系列體面而又習慣的事物。至於它本身的價值，是沒有人會去考慮的，現在贊成它時是這樣，過去指責它時也是這樣。它已不再shocking２。這就是必須做的一切。人們幾乎想不起自己曾經是這樣的人，就象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人們不再知道一個姑娘的父親是否當過小偷。在必要時，人們可以說：“不，您說的是連襟，或者是一個名字相同的人。但是，對他這個人，別人從未說過任何壞話。”同樣，過去一定有兩種不同的德雷福斯主義，去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家作客並使三年服役法獲得通過的人也不可能是壞人。不管怎樣，對任何罪孽都要寬恕。既然對德雷福斯主義已經忘卻，對德雷福斯派就更有理由忘卻。另外，政治已蕩然無存，因為人們想要站在政府一邊，一時間都成了德雷福斯派，即使是那些曾反對過德雷福斯主義這種令人反感的新事物的人們也是如此，他們當時（那時聖盧走上歧途）認為德雷福斯主義代表的是不愛國、不信教、無政府主義等等。因此，邦當先生的德雷福斯主義隱蔽而又合法，就象所有政治家的德雷福斯主義一樣，猶如皮下的骨頭隱而不見。任何人都不會記得他曾是德雷福斯派，因為社交界人士漫不經心、十分健忘，還因為現在離此事已有相當長的時間，這些人還假裝把這段時間看得比實際上更長，認為把戰前和戰爭時期相隔的時間說成是一段同地質時期一樣深、一樣長的時期，是最為時髦的想法之一，因此布裡肖這個民族主義者每當影射德雷福斯案件時就說：“在這些史前時期”。（說實在的，戰爭引起的這種深刻變化，是同觸及的思想的價值成反比的，至少從某種程度起是如此。在下層，那些十足的傻瓜，那些只想尋歡作樂的人們對戰爭並不關心。但在上層，內心十分豐富的人們也很少考慮那些事件的重要性。對他們來說，深刻改變思想次序的，正是某種本身仿佛毫不重要的東西，這種東西使他們生活在另一個時代之中，從而顛倒了他們的時間次序。人們可以從受到它啟示的優美篇章中切實理解這點：蒙布瓦西埃公園中的鳥鳴，或是帶有木犀草氣味的微風，顯然沒有法國大革命和法蘭西第一帝國時期的重大事件影響大，但它們卻啟示了夏多布裡昂，使他在《墓外回憶錄》中寫下價值要大無數倍的篇章。）同樣一些人說，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這兩個詞已不再具有意義，但如果有人對他們說，在幾個世紀之後，也許在更短的時間裡，德國佬這個詞可能會象無套褲漢、朱安黨人或藍制服３這些詞一樣，只有使人感到好奇的價值，他們就會感到驚訝和憤慨——
１三年服役法由普安卡雷內閣提出，於1913年4月7日獲得通過。
２英語，意思是：令人震驚。
３藍制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國士兵所穿的制服。
邦當先生希望看到德國四分五裂，就象中世紀時霍亨索倫王朝１宣布絕嗣後那樣，也希望看到威廉２被軍法處決身中十二顆子彈，在此之前，他不願聽到別人談論和平。總之，他被布裡肖稱之為“打到底主義者”，他可以獲得公民責任感的最佳證書。在前三天，邦當夫人在那些曾要求維爾迪蘭夫人把她介紹給他們的人中間也許有點不自在，她對維爾迪蘭夫人說：“這正是您剛才給我介紹的奧松維爾公爵”，維爾迪蘭夫人則用有點刺耳的語調回答道：“是伯爵，親愛的”，這也許是因為她對奧松維爾這個姓和某個爵位之間的組合一無所知，也許恰恰相反，是因為她精於此道，善於和“公爵黨”３進行觀念聯想，有人曾對她說德-奧松維爾先生在法蘭西學院裡是這個黨的成員之一——
１霍亨索倫王朝是歐洲歷史上著名的王朝，為勃蘭登堡—普魯士及德意志帝國的主要統治家族。王朝的始祖是布爾夏德一世，他的後裔自第三、四代開始形成兩個家系，一為索倫—霍亨貝格，於1486年前後絕嗣。
２即威廉二世（1859—1941），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皇帝。
３公爵黨當時包括法蘭西學統的貴族院士，以斯達爾夫人的曾孫奧松維爾伯爵的沙龍為中心。
從第四天起，她開始在聖日耳曼區牢牢地扎下根。有時，人們可以在她周圍看到社交界的一些陌生人，人們不認識這些人，也不對他們感到驚訝，就象看到小雞周圍的蛋殼碎片一樣，因為人們知道邦當夫人是從哪個蛋裡孵出來的。但是，從第十五天起，她使他們感到震驚，在第一個月的月底之前，當她說：“我要到萊維家去”時，大家就明白了，她不必明確指出她說的是萊維一米爾布瓦，每一位公爵夫人臨睡前都要從邦當夫人或維爾迪蘭夫人那兒獲悉，至少是從電話裡獲悉，晚上的戰報有什麼內容，省略了什麼消息，和希臘的戰況如何，在准備發動什麼進攻，總之，是公眾將在第二天或第二天之後才知道的新聞，這樣，她仿佛是在進行彩排前的最後一次排演。在談話中，維爾迪蘭夫人為了傳播新聞，在談到法國時稱“我們”。“事情是這樣的：我們要求希臘國王撤出伯羅奔尼撒，等等，我們向他發出，等等。”在她的所有敘述中總是要提到總司令部（“我曾打電話給總司令部”），她說這個縮寫詞１的樂趣，就象過去那些並不認識阿格裡讓特親王的婦女那樣，她們聽到別人說起親王時，為了表明她們對親王並不陌生，就微笑地問道：“是格裡格裡？”在比較太平的時期，這種樂趣只有社交界人士才有，而在現在這種大動亂的時期，連老百姓也有這種樂趣。例如，當人們談論希臘國王時，我們的管家由於經常看報，會用威廉二世的口吻說：“是丁諾２？”，而在此以前，他和國王們親熱得更為隨便，這種親熱是他臆造的，當他談到西班牙國王時，他說：“方方斯３。”另外，人們可以發現，隨著主動接近維爾迪蘭夫人的傑出人物的數目增加，她稱之為“令人厭倦的”人們的數目就減少。通過一種魔法，前來拜訪她或要求得到她邀請的所有“令人厭倦的人”，突然變成某種令人愉快的聰明人。總之，一年之後，令人厭倦的人們的數目大大減少，以致過去在談話中占有極重要的位置並在維爾迪蘭夫人的生活中起過極大作用的“對感到厭倦的害怕和無能為力”，幾乎消失得無影無蹤。到了晚年，這種對感到厭倦的無能為力（她過去曾肯定地說，她在少年時代未曾有過這種感覺），使她受到的痛苦減少，就象某些偏頭痛、某些神經性哮喘那樣，在人們年老時就不再發作。如果維爾迪蘭夫人沒有從過去的信徒中抽出少數人來取代不再令人厭倦的人們，在無人可厭倦的情況下，對感到厭倦的害怕也許已完全和維爾迪蘭夫人無緣——
１即總司令部的縮寫詞G．Q．G．。
２即希臘國際康斯坦丁一世（1868—1923）。
３即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1886—1941）。
此外，我們再來談談那些現在常去維爾迪蘭夫人家作客的公爵夫人，她們在不知不覺中到那裡去尋求的東西，正是德雷福斯派過去尋求的東西，即社交界的一種樂趣。這種樂趣的形成方式是，對它的品嘗可以滿足政治上的好奇心，可以滿足在她們之間評論從報上讀到的各種事件的需要。維爾迪蘭夫人說：“請你們到五點鍾來談論戰爭”，就象過去說“談論德雷福斯案件”一樣，同時還說：“請你們來聽聽莫雷爾談話。”
然而，莫雷爾是不應該在這裡的，原因是他還沒有退役。
只是他沒有返回部隊，開了小差，但無人知道此事。
這個沙龍的明星之一是“落泊者”，他雖說愛好體育，卻設法退了役。對於我來說，他已經成為一部我經常思念的美妙作品的作者，所以當我在兩組回憶之間建立一種橫向聯系時，我在偶然間想到他就是使阿爾貝蒂娜離開我家出走的那個人。在這些涉及阿爾貝蒂娜的珍貴回憶方面，這種橫向聯系引向一條道路，道路通到好幾年之後，在一片荒野中絕跡，因為我從此不再想念她了。這是我從此不再走的一條回憶的道路，一條路線。然而，“落泊者”的那些作品是最近問世的，我的思想也一直在走、一直在使用這條回憶的路線。
我應該說，認識安德烈的丈夫並非十分容易，也並非十分愉快，人們對他懷有友情，但得到的卻是許多失望。在這時，他確實已病得很重，所以不想使自己勞累。除非是那些在他看來也許能給他帶來樂趣的勞累，然而，他認為只有和他不認識的人們見面才會給他帶來樂趣，他那熱情奔放的想象也許使他把這種見面看作一次機會，認為這些陌生人會和其他人不同。但是，對於他已經認識的人們，他極為清楚地知道他們現在是怎樣的人，將來會是怎樣的人，他覺得不值得為他們作一次對他來說是危險的、也許是致命的勞累。總之，他是一位很壞的朋友。他對新朋友的偏愛，也許再現了他過去某種狂熱的大膽，在巴爾貝克時，他對體育運動、賭博和無節制的飲食就是如此。
至於維爾迪蘭夫人，她每次都想讓我和安德烈認識，因為她對我已認識安德烈這件事感到無法接受。不過，安德烈也很少和她丈夫一起來。她對我來說是一位令人贊賞的摯友，她忠於自己那位批評俄國芭蕾舞的丈夫的審美觀，在談到波利尼亞克侯爵時說：“他的房子是由巴克斯特１裝飾的，這種房子怎麼能睡呢！我更喜歡迪比夫２。”此外，由於唯美主義的必然進步，維爾迪蘭夫婦最終改變了自己的看法，他們說無法忍受現代風格（再說這是慕尼黑的風格）和白色的套間，只喜歡法國的老式家具配上深色的室內環境。３在這個時期，維爾迪蘭夫人可以把自己想請的客人請到自己家裡，所以人們看到她用間接的方式去主動接近一個她早已完全不放在眼裡的人——奧黛特——時，感到十分驚訝。人們認為，此人不會給這個過去只有一小群人、現在變得耀眼奪目的社交界增添任何光彩。但是，長期的分離會平息宿怨，有時也會同時喚起友情。另外，這種現象不但會使垂死的人嘴裡只說過去熟悉的名字，而且會使老人耽於童年回憶，這種現象在社會上也有其相同的東西。為了使奧黛特重新來她家作客這件事獲得成功，維爾迪蘭夫人當然沒有使用“極端保皇派”，而是使用忠實程度較差的常客，這些人仍到其他沙龍去作客。她對他們說：“我不知道為什麼在這裡再也看不到她了。她也許在慪氣，我可沒有；總之，我哪點得罪了她？她是在我的家裡認識她的兩個丈夫的。如果她願意再來玩，就請告訴她，我的大門對她是敞開的。”這些話如果不是女主人的想象力讓她說出來的，一定會使驕傲的女主人難以啟口。這些話給傳了過去，但沒有成功。維爾迪蘭夫人等待著奧黛特，但沒有看到她來。直至後面將要談到的一些事件發生，這些事件出於完全不同的原因，導致無情無義的人們組成的熱情使團無法完成的事得以實現。輕而易舉的成功固然少，完完全全的失敗也不多見——
１巴克斯特（1866—1924），俄國藝術家，主要從事舞台布景和戲裝的設計。
２迪比夫祖孫三代均從事繪畫，祖父名叫克洛德（1790—1864），父親是愛德華（1820—1883），孫子為紀堯姆（1853—1909）。這裡是指室內裝飾家紀堯姆-德比夫。
３在這段時期我經常見到安德烈。我們都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有一次我想到絮利埃特這個名字，是在對阿爾貝蒂娜的遙遠回憶中想到的，猶如一朵神秘的花。在當時是神秘的，但現在卻不能再激發起任何東西：我談論許多無關緊要的話題。但對這個話題卻默無一言，這不是因為比另一個話題更加無關緊要，而是因為過去對這些事物考慮過多，所以現在產生一種厭倦的感覺。我過去一個時期把這件事看得非常神秘，這個時期也許是真正有意思的時期。但是，由於這些時期不會永遠持續下去，我們就不應該犧牲自己的健康和財富，去探索有朝一日將不會再使我們感到興趣的秘密。——作者注。
發生的事情一模一樣，人們自然會想起過去的一句話：“不是思想正統，就是思想不正統”。但當事情顯得並不相同時，由於過去的巴黎公社社員曾經反對修正德雷福斯案件，所以最堅決的德雷福斯派希望把所有的人統統槍斃，並且得到將軍們的支持，就象將軍們在德雷福斯案件審理期間反對加利費１那樣。在這些聚會中，維爾迪蘭夫人邀請了幾位認識不久的女士，這些女士因其作品而出名，她們在前幾次來的時候打扮得光彩奪目，戴著豪華的珍珠項鏈，奧黛特也有一條漂亮的珍珠項鏈，她以前曾過份炫耀這條項鏈，現在她模仿聖日爾曼區的那些女士，穿上了“戰爭服”，就對時髦的服飾持嚴厲態度。但是，女士們善於適應環境。三、四次之後她們就看到，她們認為時髦的服飾，正是那些時髦的人所廢棄的，她們就把繡金的衣裙擱置一邊，心甘情願地穿上樸實的服裝——
１加利費（1830—1909），法國將軍，曾殘酷鎮壓巴黎公社起義，一八九九年出任陸軍部長，由於極不適合搞政治，不到一年便被迫辭職。
維爾迪蘭先生說：“真掃興，我要給邦當打電話，讓邦當為明天作必要的准備，人們還刪去了諾布瓦文章的全部結尾部分，只是因為他在文中暗示貝森被免職了。”因為司空見慣的愚昧使每個人通過使用常用的表達法來炫耀自己，並自以為可以表明現在時興這種說法，猶如一個資產階級的婦女在聽到別人談起德-布雷奧代先生、德-阿格裡讓特先生或德-夏呂斯先生時說：“誰？布雷奧代家的拔拔爾格裡格裡、夏呂斯家的梅梅？”不過，公爵夫人們也照此辦理，她們在說“免職”時有同樣的樂趣，因為對於公爵夫人們來說——對於有點詩意的平民來說也是如此——顯示區別的是名稱，但她們按照自己所屬的思想等級來表達思想，在這個等級裡也有許多資產者。思想上的階級劃分不考慮出身。
維爾迪蘭夫人的所有這些電話也並非沒有弊病。我們忘了提及，維爾迪蘭“沙龍”如果說在思想上和現實中繼續存在的話，已經暫時搬到巴黎最大的公館之一，原因是威尼斯使節們過去的住宅十分潮濕，加上缺煤和缺電，使維爾迪蘭夫婦在那裡會客更為困難。另外，新客廳也不是沒有可愛之處。正如在威尼斯因水多而面積有限的廣場規定了各個宮殿的外形，正如巴黎城內的一個小花園比外省的一座公園更能使人心曠神怡，維爾迪蘭夫人在這座公館裡的狹窄餐室，構成一個四壁白得發亮的菱形：猶如一個銀幕，每逢星期三，幾乎是每天，這幅銀幕上就會出現巴黎各種各樣最引人注目的男人和最時髦的女人，他們都樂意分享維爾迪蘭夫婦的豪華，因為在這個時期，最富裕的人們由於無法得到收入而緊縮開支，可是維爾迪蘭夫婦的豪華卻因他們的財產而與日俱增。招待客人的形式有了改變，但布裡肖卻仍然感到十分快樂，隨看維爾迪蘭夫婦的交往不斷擴大，他也從中找到在一個小小的空間裡積累起來的新樂趣，猶如聖誕節時在一只鞋中發現意想不到的禮物。有幾天，來赴晚宴的客人特別多，使這個私人住宅的餐室顯得過於狹窄，於是就在樓下的大餐廳裡設下晚宴，那些常客虛偽地裝出在樓上時的那種親密無間，而在心裡卻暗暗高興——他們幾個人離開眾人呆在一邊，就象過去乘小火車時一樣——，希望自己成為鄰座觀看和羨慕的對象。在平常的和平時期，悄悄地寄給《費加羅報》或《高盧人報》的一則社交消息，會使沒能去雄偉旅館的餐廳赴宴的人們獲悉，布裡肖曾和迪拉斯公爵夫人共進晚餐。但是，自從戰爭爆發以來，社交新聞的專欄記者取消了這類消息（他們用刊登葬禮、嘉獎和法美宴會的消息來進行彌補），要做廣告就只能用一種影響有限的幼稚的辦法，這種辦法出現於古騰堡１的發明之前，只適用於史前時代，這就是在維爾迪蘭夫人的餐桌旁露面。晚飯後，客人們來到樓上女主人的客廳，接著就開始打電話。然而，在這個時期，許多大公館的客人裡都混雜著間諜，他們記下了邦當在電話裡傳達的秘密消息，可喜的是他的消息並不確切，總是被事態所否定，因此他的洩密才沒有造成損失——
１古騰堡（約1400前—1468），德國工匠和發明家，發明活字印刷術。
在下午的茶會結束之前，即在日暮之時，天空還很亮，人們可以看到遠處的棕色小斑點，要是在藍色的夜空中，人們會以為是小飛蟲或小鳥。就象人們看到遠處的一座山時，會以為是一朵雲。但是，人們內心激動，因為知道這朵雲很大，是固體，而且很結實。因此，我內心也十分激動，因為天上的棕色斑點既不是小飛蟲，也不是鳥，而是一架飛機，這架飛機由幾個在對巴黎進行監視的人駕駛（我和阿爾貝蒂娜在凡爾賽附近作最後一次散步時，曾見到過這種飛機，但這個回憶與我現在的激動毫無關系，因為對這次散步的回憶在我看來已無關緊要）。
吃晚飯的時候，飯店全部客滿；如果我在街上行走，看到一個可憐的休假軍人在燈光照亮的櫥窗前把目光停留片刻，我就會感到難過，因為他只是在六天中逃脫隨時會死亡的危險，並准備重返戰壕，這種難過我過去在巴爾貝克旅館也曾有過，就是在漁夫們看著我們吃飯的時候，但我現在更加難過，因為我知道，相比之下，士兵的不幸要比窮人的不幸來得大，而且更加感人，因為這種不幸更加順從、更加高尚，他在准備重返前線時看到後方工作的軍人們在預定餐桌時擠來擠去，只是達觀地、毫不厭惡地搖了一下頭說：“這兒看不出是在打仗。”然後，到九點半，還沒有一個人吃完晚飯，但根據警察局的命令，所有的燈一下子都熄滅了，九點三十五分，後方工作的軍人們又開始擠來擠去，從飯店的服務員手裡奪過他們的大衣，我曾在聖盧休假的一個晚上和他一起在這家飯店裡吃晚飯，這時飯店裡半明半暗，顯得神秘莫測，就象放映幻燈的暗室，又象電影院裡放映電影的大廳，那些吃完晚飯的男男女女急忙趕到電影院去。
但在這個時間之後，對於那些在我所說的那天晚上象我那樣在家裡吃完晚飯，然後去看望朋友的人們來說，巴黎的夜晚要比我童年時代的貢布雷更為黑暗，至少在某些街區是如此；人們進行的互訪，猶如鄉下鄰居間的互訪。啊！要是阿爾貝蒂娜還活著，我晚上到城裡去吃晚飯時約她在拱廊下幽會，將會多麼甜蜜！開始時，我什麼也不會看到，我會內心激動，以為她未能赴會，但突然間，我會看到黑牆上顯現出她喜歡的一條灰色裙子，以及已經看到我的那雙微笑的眼睛，於是我們就可以摟在一起散步，而不會被別人發現，我們走了一會兒，然後就回家。唉，我現在卻是孤身一人，我仿佛是在拜訪鄉下的鄰居，就象過去斯萬在晚飯後來拜訪我們一樣，他在當松維爾的黑夜中不會再遇到行人，走的是拉纖的小道，一直走到聖靈街，我現在從聖克洛蒂爾德走到波拿馬特街，走在那些已變成彎彎曲曲的鄉村道路的街上，也沒有遇到行人。另外，由於現在這個時間使我游歷的這些景色片斷，不再受一個變得無法看到的環境的制約，在那些刮風後冰冷的暴雨隨即停止的夜晚，我感到自己仿佛是在過去曾朝思暮想的駭浪滔天的海邊，而沒有以前在巴爾貝克時的感覺；其他一些巴黎過去並不存在的自然環境，甚至會使我感到我剛下火車，來到鄉村度假，例如晚上月光下在身旁的地上的明暗對比就是如此。月光所產生的現象，是城裡看不到的，即使在隆冬也是如此；奧斯曼大街上的積雪已無人會去掃除，月光灑在大街的雪上，就象灑在阿爾卑斯山的一條冰川之上。樹木的側影映照在這個有點發藍的金色雪地上，顯得清晰、潔淨，同時又十分柔和，猶如某些日本畫中或拉斐爾某些畫的背景中的樹木側影；這些側影展現在樹木根部的地面上，在大自然中太陽落山時往往可以看到這種景色，這時，太陽沐浴著草原，把草原照得如鏡子一般反光，草原上的樹木一棵棵距離相等。但是，美妙的柔和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時，展現這些輕如靈魂的樹影的草地，猶如天堂裡的草地一般，那顏色不是綠的，而是被灑在玉石般雪上的月光照成晶瑩的白色，草地仿佛全都由梨花的花瓣織成。在廣場上，公共水池的那些神-，手持冰柱，仿佛是用雙重材料制成的雕像，為了制作這些雕像，藝術家特意把青銅和晶體融合在一起。在這些特殊的日子裡，所有的屋子都是漆黑一片。但到了春天卻與此相反，有時會有違反警察局規定的現象，一座公館，或者只是公館的一層樓，或者一層樓中只有一個房間，由於沒有關上百葉窗，看上去有如在投射光線，有如忽隱忽現的幻影，獨自浮現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之上。人們高高地抬起眼睛在這半明半暗的金光中見到的女人，在這個人們消失其中、她也仿佛與世隔絕的黑夜之中，呈現出東方景色神秘而含蓄的魅力。然後我走了過去，在黑暗中只聽到有益於健康而又單調的粗俗腳步聲。
我心裡在想，我已經好久沒有看到書中所提到的那些人，而且一個也沒有看到。只有在一九一四年，我在巴黎度過的兩個月中，我見到過德-夏呂斯先生以及布洛克和聖盧，而聖盧我只見到過兩次。第二次見到他時，一定是他表現最出色的時候；他已經消除了他在當松維爾逗留期間給我留下的所有令人不快的不真摯的印象，這種印象我已在上文中說過，我在他身上重又發現他過去的一切美德。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宣戰之後，即宣戰後的那個星期之初，當時布洛克表達了沙文主義十足的感情，聖盧等布洛克離開我們以後，立刻責備自己沒有再次入伍，我對他語氣的粗暴幾乎覺得反感。１“不，”他愉快而有力地大聲說道，“所有那些不去打仗的人，不管提出什麼理由，都是因為他們不願被人殺死，都是出於害怕。”他用同樣肯定的手勢，但比強調指出其他人的害怕時的手勢更為有力，補充道：“而我，如果說我沒有再次入伍，老實說就是因為害怕！”我已經在各種各樣的人身上發現，裝出值得稱贊的感情並不是壞人們的唯一掩護，而且還發現，一種更新的掩護是這些壞人炫耀自己，以便使別人至少不顯出避開他們的樣子。另外，在聖盧的身上，這種傾向因他的習慣而得到加強，就是當他洩露了秘密，干了一件蠢事，別人可能會來責備他時，他就把這種事公開披露出來，並說是故意干的。我覺得，他的這種習慣想必來自軍校的某個教師，他過去和這個教師過從甚密，並公開表示對此人十分欣賞。因此，我毫不困難地把這種心血來潮解釋為對一種感情的口頭認可，由於這種感情支配了聖盧的行為，使他對剛爆發的戰爭持不介入的態度，所以他更喜歡表露這種感情。他在離開我時問我：“你是否聽說我的舅媽奧麗阿娜要離婚？就我個人而言，我對此一無所知。這件事不時有人說起，我經常聽到別人說，就信以為真。我補充一點，這件事將是十分容易理解的；我的舅舅和藹可親，不僅在社交界是如此，而且對他的朋友、對他的父母也是如此。從某個方面來看，他的心腸甚至要比我舅媽好得多，我舅媽是個聖人，但她使他可怕地感到這點。不過他是個可怕的丈夫，一直欺騙自己的妻子，侮辱她，粗暴地對待她，不給她錢。她要離開他將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是此事不假的一個原因，但也是此事不真的一個原因，所以人們會想到並說出這件事。另外，她已經對他容忍了這麼久！現在我清楚地知道，有許多事情人們說錯了又否定，但後來卻弄假成真。”聽到這裡，我就想到問他，過去傳說他要娶德-蓋爾芒特小姐，是否有這麼回事。他聽了大吃一驚，對我肯定地說沒有這麼回事，說這只是社交界流傳的一個謠言，這種謠言不時產生，也不知是怎麼產生的，然後就不戳自穿，但謠言的不可靠不會使那些相信過謠言的人們變得更加謹慎，一旦產生一個結婚、離婚的謠言或一個政治謠言，他們就會立刻信以為真，並且廣為傳播——
１聖盧是從巴爾貝克回來的。我後來才間接地獲悉，他曾徒勞地勾引飯店經理。飯店經理有現在的地位，是因為繼承了尼西姆-貝爾納先生的遺產。實際上，他就是布洛克的伯父過去“保護”的那個青年侍者。但是，富裕給他帶來了美德。因此，聖盧勾引他是白費力氣。這樣，當那些有道德的青年到了一定的年齡會沉湎於他們終於意識到的情感，作為補償，輕浮的少年變成了有道德的男人，夏呂斯那樣的人因相信過去的故事而來找他們，但已為時過晚，只會自討沒趣，碰一鼻子的灰。一切都取決於時間。——作者注。
四十八個小時還沒有過去，我了解到的某些事實就已向我證明，我完全錯誤地理解了羅貝爾的話：“這些人不上前線，都是因為他們害怕。”聖盧說這句話是為了在談話中出風頭，是為了顯示他心裡想的與眾不同，因為他完全不能肯定他的立場會被別人接受。但是，他在這段時間裡千方百計地使自己的立場被別人接受，他這樣做倒沒有與眾不同，就是從他覺得應該賦予這個詞的意義來看沒有與眾不同，但從本質上看更加接近聖安德烈教堂的法國人，更加符合當時聖安德烈教堂的法國人的一切優良品質，這些法國人是領主、自由民和農奴，農奴對領主或是畢恭畢敬，或是起來造反反對領主，這兩類都是法國的，它們同屬一個科，分為弗朗索瓦絲亞門和莫雷爾亞門，然後兩個箭頭重又合而為一，指向同一個方面，即邊境。布洛克曾十分高興地聽到一個民族主義者（其實此人的民族主義十分罕見）吐露自己的怯懦，當聖盧問他是否將親赴前線時，他就顯出大祭司的神色回答道：“我眼睛近視。”但是幾天之後，布洛克完全改變了對戰爭的看法，他來看我時十分慌亂。他雖然“眼睛近視，但被認為可以入伍。我送他回家時遇到了聖盧，聖盧為托人把自己引見給陸軍部的一位上校，和一位過去的軍官有約會，據他對我說是“德-康布爾梅先生”。“啊！不錯，我對你說的是一位老相識，你和我一樣熟悉岡岡。”我對他回答說，我確實認識此人，也認識此人的妻子，我對他們並不十分贊賞。但是，自從我第一次見到他們之後，我總是認為那個女的仍然值得注意，因為她對叔本華了如指掌，可以出入於她那粗俗的丈夫無法進入的知識界，所以我聽到聖盧對我的回答立刻感到驚識，聖盧說：“他的妻子是傻瓜，我把她交給你了。但他是個出色的人物，有才能，又一直十分討人喜歡。”聖盧說那女的是“傻瓜”，大概是指她經常出入上流社會的強烈欲望，對此上流社會持極為嚴厲的態度；至於說她丈夫的那些優點，這也許是他侄女認為他是家庭中最好的人時所看到的他那些優點中的某個部分。他至少不去關心那些公爵夫人，但是說實在的，這是一種“聰明”，這種聰明同思想家們特有的聰明的區別，就象公眾認為某個富翁“善於發財”的聰明同思想家們的聰明的區別一樣大。但是，聖盧的話並沒有使我感到不快，因為他的話提請人們注意，奢望和愚蠢相差無幾，而樸實的情趣雖說並不明顯，卻能討人喜歡。不錯，我不曾有機會欣賞德-康布爾梅先生的樸實。但是，正是這點才使一個人變成許多不同的人，原因是有許多人在評論他，此外在評論上也有各種各樣的差別。對於德-康布爾梅先生的情況，我所了解的只是皮毛而已。他的風趣已由其他人向我證實，但我對此一無所知。布洛克在他家門口離開了我們，嚴厲地抨擊了聖盧，並對他說，他們那些軍裝上帶槓槓的“女婿”在參謀部裡炫耀自己，又不必冒任何危險，他這個普通的二等兵也不想“為了威廉”讓自己的“皮肉穿孔”。“看來威廉皇帝病得很重，”聖盧回答道。就象所有那些和交易所關系密切的人們一樣，布洛克特別容易接受聳人聽聞的消息，他補充道：“許多傳說甚至說他已經死了。”交易所裡認為，任何有病的君主，不管是愛德華七世還是威廉二世，都已經死了，任何即將被包圍的城市都已被攻占。“隱瞞這件事，”他補充道，“只是為了不使德國佬那兒的輿論沮喪。他是在昨天夜裡死的。我父親是從最可靠的來源得到這個消息的。”最可靠的消息來源是老布洛克先生重視的唯一消息來源。這也許是因為他依靠“上層的關系”，有幸和這些消息來源取得聯系，並從中得到更加秘密的消息，說對外銀行的股票即將上漲，或是比爾的股票即將下跌。另外，即使在某一個時候比爾的股票上漲或“拋出”對外銀行的股票，即使前一種股票的市場“堅挺”、“積極”，後一種股票的市場“猶豫”、“疲軟”，最可靠的消息來源仍然是最可靠的消息來源。正因為如此，布洛克在對我們宣布德國皇帝去世時，樣子深奧莫測、神氣活現，同時又怒氣沖天。他特別氣憤的是聽到羅貝爾說“威廉皇帝”。我認為，即使在斷頭機的鍘刀之下，聖盧和德-蓋爾芒特先生也是會這樣說的。社交界的兩位先生如果單獨生活在一個孤島上，不需要向任何人顯示高雅的舉止，也會從這些教養的痕跡中看出對方的身分，就象兩位拉丁語學者會正確地引述維吉爾的語錄一樣。聖盧即使被德國人嚴刑拷打，也只會說“威廉皇帝”。不管怎樣，這種禮貌是思想上有很大約束的標志。不能拋棄這種約束的人仍然是社交界人士。另外，同布洛克那種怯懦而又自吹的庸俗相比，這種風雅的平庸是美妙的，特別是因其帶有與此相連的一切隱蔽的寬厚和沒有表露的英雄主義。布洛克對聖盧喊道：“你難道不能對威廉直呼其名？是的，你害怕了，你在這裡已經對他卑躬屈膝！這樣，我們的邊境上就會出現勇敢的士兵，他們會去拍德國佬的馬屁。你們的軍裝上有槓槓，你們只會在旋轉木馬上顯威風。就是這樣。”
當我們離開這位同伴後，聖盧微笑著對我說：“這個可憐的布洛克一定要我大顯威風。”我清楚地感到，顯威風完全不是羅貝爾所希望的，雖然我在當時並不象後來那樣確切地知道他的意圖，當時，騎兵部隊仍然無所事事，他就獲准當步兵軍官，後任輕步兵，最後就是下文中將要談到的結果。對於羅貝爾的愛國主義，布洛克並不了解，這只是因為羅貝爾沒有用語言表達出來。布洛克只要被認為“適合入伍”，就會對我們發表惡毒攻擊軍國主義的政治言論，但當他以為自己會因眼睛近視而退役時，他也許會發表沙文主義十足的聲明。但是，這種聲明，聖盧卻不會發表，這首先是由於精神的高尚，使他不能表達過於深邃，但別人卻認為十分自然的感情。過去，我母親不僅會毫不猶豫地去為外婆而死，而且還會因別人阻止她這樣做而痛苦萬分。然而，我卻無法想象她過去會從嘴裡說出這樣一句話：“我會為母親獻出自己的生命。”羅貝爾對法國的愛也不是掛在嘴上的，這時，我覺得他非常象聖盧家的人（就象我回憶中的他的父親），而不象蓋爾芒特家的人。他不會表達這種感情，也是因為他的智慧具有某種道德品質。聰明的、真正可靠的勞動者，對那些把自己干的事說得十分漂亮並大加贊揚的人們，有一種厭惡的感覺。當然，我們不是本能地偏愛戈達爾或布裡肖那樣的人，但我們畢竟對精通希臘文或醫學的人們懷有某種敬意，這些人並不因此而允許自己招搖撞騙。我曾說過，即使媽媽過去的一切行動都建立在她願為母親獻出自己生命這種感情的基礎上，她也從未對自己說過這種感情，不管怎樣，把這種感情說給別人聽，她不僅會感到無益、可笑，而且會感到刺耳、羞愧。同樣，我也無法想象聖盧會親口對我談論他的裝備，他要走的行程，我們勝利的可能性，俄國軍隊無足輕重，英國將會采取的行動，我也無法想象他嘴裡會說出最動聽的話，就是最討人喜歡的部長對站著的熱情議員所說的話。這個消極的方面使他不能表達他所感受到的美好感情，然而我卻不能說，在這一方面不存在“蓋爾芒特家族的思想”的作用，就象人們曾在斯萬身上看到這種作用的無數例子一樣。因為即使我認為他更象聖盧家的人，他同時仍然象蓋爾芒特家的人，正因為如此，在激勵他勇敢的許多動機之中，有一些動機並不和他在東錫埃爾的那些朋友的動機一樣，這些熱愛自己職業的年輕人曾每天晚上和我一起吃晚飯，他們中的許多人帶領自己的士兵在馬恩河戰役或其他地方戰死沙場。
當我在東錫埃爾時，那裡可能有年輕的社會黨人，但我不認識他們，因為他們和聖盧生活的圈子沒有經常的來往；這些社會黨人已經看出，這個圈子的軍官們並非是盛氣凌人、聲色犬馬的“貴人”，即“平民”、行伍出身的軍官和共濟會會員對這種人起的綽號。同樣，貴族出身的軍官也在社會黨人的身上充分地看到了這種愛國主義；我在東錫埃爾時，正值德雷福斯案件轟動全國，我曾聽到有人指責社會黨人，說他們“無祖國”。軍人們的愛國主義是如此真誠、如此深厚，帶有一種確定的形式，他們認為這種形式是不可改變的，並會氣憤地看到使其蒙受“恥辱”，而那些激進的社會黨人，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不自覺的、不受束縛的愛國者，沒有確定的愛國信仰，他們無法理解，哪一種深刻的現實存在於他們所說的充滿仇恨的格言之中。
聖盧也許象他們一樣，已經習慣於把自身中進行的研究和設想看作他自身中最真實的部分，他研究和設想的是最好的用兵方法，以便在戰略和戰術上取得最大的成功，因此，對他來說如同對他們來說一樣，他肉體的生命是某種相當不重要的東西，可以輕易地為這個內心的部分——他們身上真正的生命核——作出犧牲，因為在這個生命核的周圍，個人的存在只是作為一種保護性的表面才有價值。在聖盧的勇敢中，有一些特征更加明顯的成分，人們很容易從中看出在開始時曾是我們友誼的魅力的慷慨大方，也可看到其後在他身上表露出來的遺傳惡習，這種惡習與他沒有超越的某種智力水平相結合，使他不僅欣賞勇敢，而且把厭惡女人發展到陶醉於同男子進行接觸的程度。他有一種也許是純潔無瑕的看法，即把同隨時准備犧牲自己生命的塞內加爾人一起露宿看作是一種精神上的快感，快感中包含著對那些“灑過麝香香水的矮小先生們”的蔑視，這種快感同他在當松維爾時大量使用可卡因給他帶來的快感相比，雖然使他感到南轅北轍，但兩者的區別卻並非如此之大，而勇敢——正如一種藥可以作為另一種藥的補充一樣——使他克服了這種惡習。在他的勇敢中，首先存在著禮貌的雙重習慣，這種習慣一方面使他過分贊揚別人，而自己卻做了好事閉口不談——這同布洛克完全不同，布洛克在遇到我們時對他說：“您自然會給椅子裝上籐座的”，自己卻什麼事也不干——，另一方面又使他把屬於自己的財產、地位乃至生命看得微不足道，並奉獻給別人。總之，這說明他本性確實高貴。
“我們會不會長期打下去？”我對聖盧說。“不會，我認為這是一場短暫的戰爭，”他對我回答道。但對這個問題，就象跟往常一樣，他的論據是以本本為根據。“你在考慮毛奇的預言時，要重新讀一下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頒布的關於指揮大部隊的法令，”他對我說，仿佛我已經讀過這個法令，“這樣你就會看到，更換和平時期預備隊的工作沒有進行，甚至沒有被考慮過，如果戰爭要長期打下去，這一工作是不會不做的。”我感到，不能把上述法令看作是戰爭打不長的證明，而應把戰爭打不長看作是缺乏先見之明，看作是制定法令的人們沒有預料到戰爭的長短，這些人既沒有考慮到一場持續的戰爭中各種物資的驚人消耗，也沒有想到各個戰區的牢不可破。
除了同性戀之外，在那些生來就最為反對同性戀的人們之中，還存在著某種傳統的陽剛理想，即使同性戀者並不是一個高超的人，這種理想也由他來支配，以便讓他將其變性。這種理想——某些軍人、某些外交官的理想——特別惹人生氣。它以最低微的形式出現時，只是一顆善良的心所表現的粗魯，它不想露出激動的樣子，但在同一位也許會即將被殺死的朋友分離時，心裡就有一種無人會發覺的哭泣的願望，因為它在離別時掩蓋這種願望，使用的是一種越來越大的憤怒，並最終爆發出來：“喂，天殺的！你這頭蠢驢，來和我擁抱一下。這錢我用不著，你拿去吧，傻瓜。”外交官、軍官、男人感到唯有民族的偉大事業重要，但他仍然曾經喜愛過這個在公使團工作或在軍隊裡當兵，後來死於瘧疾或槍彈的“小子”，他同樣愛好陽剛之氣，不過表現的形式更為靈活、更為巧妙，但其實也同樣令人憎惡。他不願哀悼這“小子”，他知道人們很快就會忘掉此人，就象心腸好的外科醫生那樣，在一個患傳染病的小女孩去世那天晚上，心裡也很悲傷，只是沒有表現出來。外交官只要變為作家，並敘述她的去世，就決不會說他曾悲傷過；不會說的，首先是因為“男子的羞恥心”，其次是因為藝術的機靈，這種機靈在掩蓋激情的同時產生激情。他和自己的一位同事將會整夜守護垂死者。他們在任何時候也不會說自己心裡悲傷。他們將會談論公使團或軍隊裡的公務，甚至談得比平時還要確切。
“B對我說：‘請您別忘記，明天將軍來視察，您讓手下的士兵盡量搞好軍容。’他平時十分溫和，這時說話的聲音卻比平時生硬，我發現他盡量不朝我看，我自己也感到煩躁。”讀者可以理解，這生硬的聲音，就是那些不願顯出悲傷樣子的人們的悲傷，這樣做簡直可笑，但也同樣使人難受和討厭，因為這是一些人悲傷的方式，這些人認為悲傷無足輕重，認為生活比離別更為重要等等，所以他們使人對死亡產生一種虛幻、虛無的印象，就象在元旦時一位先生使人產生的印象，這位先生給你送來冰糖栗子時說：“我祝您新年快樂”，一面說一面冷笑，不過還是把這話說了出來。
我們來結束這個守夜的軍官或外交官的故事，垂死者頭上戴著帽子，因為人們曾在戶外運送過這個傷員，到某一時刻，一切都完了：“我當時想：必須回去准備東西來擦武器；但是，我確實不知道，當大夫松開病人的脈時，站在床前的B和我為什麼會不約而同地脫下我們的軍帽，那時烈日當空，也許是我們熱了。”讀者會清楚地感到，這兩個具有男子氣概的人脫下帽子，並不是因為炎熱和烈日，而是由於在死亡的威嚴面前感到激動，可他們從未說過溫柔或悲傷這樣的詞。
象聖盧那樣的同性戀者的陽剛理想並不相同，但卻同樣是約定的和虛假的。他們的虛假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不願了解肉體的欲望是感情的基礎，他們認為感情起源於別的東西。過去，德-夏呂斯先生厭惡女子的陰柔。現在，聖盧欣賞小伙子的勇敢，騎兵部隊沖鋒時的陶醉，男人之間純潔無瑕的友誼在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崇高，有了這樣的友誼，他們可以為朋友犧牲自己的生命。戰爭爆發後，那些首都裡剩下的只有女人，這就使同性戀者感到絕望，但實際上卻與此相反，使同性戀者經歷充滿激情的奇遇，只要他們生性聰明，善於異想天開，而不是把這些事看得太穿，看出它們的根源，並對自己作出評價。因此，當某些青年只是本著在體育運動中仿效別人的精神而入伍，就象有一年大家都來玩“扯鈴”那樣，在聖盧看來，戰爭不止是他在想象中追求的理想，他追求理想的欲望要具體得多，但夾雜著意識形態，這種理想是和他喜歡的人們一起提出來的，是在一種純男性的騎士會中，在遠離婦女的地方，在那兒，他可以冒著生命的危險去救自己的勤務兵，可以用自己的死去喚起士兵們狂熱的愛。這樣，在他的勇敢中雖說還有許多其他的成分，他是大貴族這一事實卻在其中顯現出來，同時又以一種難以辨認、理想化的形式顯示出德-夏呂斯先生的想法，即一個男人的本質是沒有任何陰柔的女子氣。此外，就象在哲學上或藝術上那樣，兩種類似的想法只會因其闡述的方式而顯示自己的價值，並會因它們由色諾芬１或柏拉圖提出而具有很大的差別；同樣，我雖然知道聖盧和德-夏呂斯先生在做這件事時十分相似，但我極為欣賞的是要求到最危險的地方去的聖盧，而不是不願戴淺色領帶的德-夏呂斯先生。
我和聖盧談起我那位任巴爾貝克大旅社經理的朋友，據這位朋友說，在戰爭初期，法國的某些團裡有背叛行為，他稱之為“缺陷”，他指責唆使背叛行為的人，稱他為“普魯士軍國主義者”；他在某一時刻甚至認為日本人、德國人和哥薩克人會在裡夫貝爾登陸，威脅巴爾貝克，並說只有“溜之大吉”２。這個敵視德國的人在談論自己兄弟時笑著說：“他在戰壕裡，在離德國鬼子二十五米的地方！”他說得那麼起勁，別人要是知道他自己也是這樣，准會把他送到集中營去。“說到巴爾貝克，你是否記得旅社裡過去的電梯司機！”聖盧在和我分手時對我說，說話的聲調好象不大知道說的人是誰，並指望我來弄清此人的情況。“他參了軍，並寫信給我，以便讓他回到空車。”電梯司機也許不願在禁錮別人的電梯井道中上升，大旅社樓梯的高度不再能使他感到滿足。他將“晉升”，但和看門人不同，因為我們的命運並非總是象我們想象的那樣。“我一定支持他的要求，”聖盧對我說。“今天上午我還對希爾貝特說過，我們永遠不會有足夠的飛機。知道了這點，我們就會看到對方在作什麼准備。這將會使對方喪失一次進攻的最大優點，即出其不意的優點，最好的軍隊也許就是眼睛最好的軍隊。那麼，可憐的弗朗索瓦絲，她讓侄子復員的事是否辦成了？”不過，弗朗索瓦絲早就竭盡全力使侄子復員，但當有人建議她通過蓋爾芒特家族去找德-聖約瑟夫將軍幫忙時，她以絕望的聲音回答道：“哦！不，這不會有任何用處，找這位老先生不會有任何辦法，最糟糕的只有一點，就是他愛國。”只要談到戰爭，不管弗朗索瓦絲對此感到多麼痛苦，她仍認為人們不應拋棄“可憐的俄國人”，因為大家都是“協約國”３。管家深信戰爭只會持續十天，並將以法國的輝煌勝利告終，但因害怕自己的看法會被發生的事件否定，就沒有膽量，甚至沒有足夠的想象去預言一場長期的、勝負難分的戰爭。但是，這種完全而又迅速的勝利，他至少竭力預先從中提取所有能使弗朗索瓦絲感到痛苦的成分。“事情可能會很糟，因為看來裡面有很多人都不想走，那些十六歲的小伙子在哭。”他這樣對她說，是為了用不愉快的事情使她“惱火”，他稱之為“給她找麻煩，訓她一頓，同她玩文字游戲”。“十六歲的，聖母瑪利亞！”弗朗索瓦絲說，過一會兒她又不大相信：“他們不是說過了二十歲才要嗎？那些可還是孩子。”——“當然嘍，報紙都接到命令不准提這件事。另外，往前沖的都是年輕人，可回來的卻不多。一方面，就會有好處，死了許多人，有時也有用，可以使生意興隆。阿！天哪！要是有的孩子心太軟，猶豫不決，就會立即被槍斃，身中十二顆子彈，乒！另一方面，也必須這樣。另外，那些軍官，這對他們又會怎樣呢？他們拿他們的錢，他們要的也就是這個。”每次進行這樣的談話，弗朗索瓦絲就臉色發白，讓人看了真擔心管家會使她心髒病發作死去——
１色諾芬（前431—前350以前），希臘歷史學家。由於對蘇格拉底的崇拜和對詭辯哲學家的憎惡，他寫了三部著作為蘇格拉底申辯，他的看法與同時代人柏拉圖迥然不同。
２他認為當局遷往波爾多有點倉促，並說當局這樣快“溜之大吉”是錯誤的。——作者注。
３原文為alliance，是弗朗索瓦絲生造的詞。
她並未因此而失去自己的缺點。當一位姑娘來看我時，這個年老的女傭人不管腿多疼，在我有時走出自己的房間時，我就會在樓梯上看到她，只見她在掛衣服的小間裡，據她說，是在尋找我的一件短大衣，看看上面是不是生了蛀蟲，但實際上，她是在聽我們談話。雖然我老是批評她，她還是在提問題時使用自己狡詐的方法，她提問用間接的方式，從某個時間起開始使用“因為也許”這樣的話。她不敢問我：“這位夫人是不是有個公館？”就象一條好狗那樣，靦腆地抬起眼睛，並對我說：“因為也許這位夫人有自己的公館……”，這樣就避免了露骨的詢問，不是為了彬彬有禮，而是為了不顯得好奇，最後，由於我們最喜愛的傭人們——特別是如果他們幾乎不再為我們效勞，失去了使用價值——仍然是傭人，當他們自以為深入到我們社會等級的核心時，他們卻更為明顯地劃出了（我們想要消除的）他們社會等級的界線，所以弗朗索瓦絲常常對我說些（管家會說是“為了刺激我”）奇怪的話，這種話社交界人士是不會說的：懷著一種隱匿而又深沉的喜悅，猶如得了重病，我感到熱，額頭上——我可沒注意到——沁出了汗珠。“您渾身是汗”，她驚訝地對我說，猶如看到一種奇怪的現象，還略帶微笑，微笑中含有因某種有失體統的事而產生的蔑視（“您現在出去，但您忘了戴上領帶”），但她說話的聲音憂心忡忡，可以使別人對自己的身體感到擔心。她這樣說，仿佛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渾身是汗。總之，她說話不再象以前那樣好。因為她謙卑，她對那些遠不及她的人們懷有溫情的贊賞，所以她采用了他們粗俗的言語。她的女兒在我面前埋怨她，並對我說（我不知道她是從誰那兒學到這種言語的）：“她總是有話要說，說我沒有把門關好，嘮嘮叨叨，羅羅唆唆。”弗朗索瓦絲也許認為，她受到的教育不完整，使她至今仍不能正確使用語言。在她的嘴唇上，我過去曾看到最純潔的法語如鮮花盛開，現在卻一天要聽到好幾次這樣的話：“嘮嘮叨叨，羅羅唆唆。”此外，奇怪的是，在同一個人身上，不僅詞語的變化很少，而且思想的變化也很少。管家養成了習慣，總是說普恩加來先生意圖不良，不是為了錢，而是因為他一定要打仗，這話他一天要說上七、八遍，總是對同樣的聽眾說，這些聽眾又總是那樣感興趣。一個詞也沒有改變，一個手勢、一個語調也沒變。雖然只持續兩分鍾，但總是一成不變，就象演出一樣。他的法語錯誤使弗朗索瓦絲的言語變質，她女兒的法語錯誤也是如此。他認為，德-朗比托先生有一天聽到蓋爾芒特公爵把一種建築物稱為“朗比托公共廁所”感到生氣，這種建築物應該叫做小便池１。也許他在童年時代沒有聽到過這個音，他就保持了這個習慣。因此，他對這個詞的發音不正確，而且老是這樣。弗朗索瓦絲開始時聽了不舒服，後來也跟著這樣說了，還抱怨說，女人不象男人，沒有這種東西。但是，她的謙卑和她對管家的贊賞，使她從來不說pissotieres，而是對習慣作出微小的讓步，說pissetieres——
１原文為pistieres管家因不會發o這個音，把pissotieres（小便池）錯念成pistieres。
她從此不睡也不吃，讓管家給她念那些公報，她對那些公報一竅不通，管家也不比她高明多少，管家折磨弗朗索瓦絲的願望，往往被一種愛國主義的喜悅所支配；他在談論德國人時，帶著討人喜歡的笑容說：“情況嚴重，我們的老霞飛在彗星上訂計劃——無法實現。”弗朗索瓦絲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彗星，但卻更加感到這句話是一種討人喜歡、別出心裁的荒唐話，一個有教養的人出於禮貌，應該心情愉快地加以回答，所以她就愉快地聳聳肩，似乎是在說：“他老是那樣”，她用微笑來抑制自己的眼淚。她至少感到高興，肉店新來的那個小伙子，雖說干這一行，卻相當膽小（他最初在屠宰場工作），現在還沒有到達去打仗的年齡。不然的話，她准會去找陸軍部長，讓那個小伙子復員。
管家決不會想到，這些公報並不出色，我軍並未接近柏林，因為他讀到：“我們擊退了敵軍，敵人損失慘重，等等”，他把這些行動當作新的勝利來慶賀。但是，我感到害怕的是，這些勝利的地點迅速接近巴黎，我甚至感到驚訝，管家在一份公報裡看到有一次行動是在朗斯附近發生的，他在第二天的報紙上看到，這次行動的後果已在周圍地區牢牢掌握在我軍手裡的舒子爵市轉為對我方有利，但並不感到不安。然而，管家對舒子爵市這個地名十分熟悉，該市離貢布雷不是十分遙遠。但是，人們閱讀報紙就象在談戀愛一樣，眼睛上蒙著布條，對事情就看不清楚。人們不想去理解那些事實。人們傾聽總編輯溫柔的話語，就象傾聽情婦的話語那樣。人們吃了敗仗卻感到滿意，因為人們認為自己不是吃了敗仗，而是打了勝仗。
再說，我沒有在巴黎久留，我很快就回到了我的療養院。雖說醫生基本上采用隔離的方法進行治療，那兒的人還是在兩個不同的時候把希爾貝特的一封信和羅貝爾的一封信交給了我。希爾貝特給我寫道（大約是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她本想留在巴黎，為的是更容易得到羅貝爾的消息，但鴿子號飛機總是空襲巴黎，使她感到十分恐懼，對她的小女兒來說更是如此，所以她就乘上開往貢布雷的最後一班火車逃離巴黎，火車甚至沒有開到貢布雷，她只好乘上農民的大車，經過十個小時難以忍受的路程，才到達當松維爾！“在那兒，請您想一想，等待著您的老朋友的是什麼，”希爾貝特最後對我寫道。
“我離開巴黎是為了逃避德國飛機，我想在當松維爾就可以免受任何襲擊，安然無恙。兩天來我卻並非如此，您也決不會想到這兒發生的事情：德國人在拉費爾附近擊敗我軍之後，侵占了這一地區，一個德軍參謀部，然後是一個團，駐扎在當松維爾的大門口，我就只好接待他們，又無法逃跑，因為再也沒有一列火車，什麼也沒有。”德軍參謀部是否真的表現良好，還是應該在希爾貝特的信中看到蓋爾芒特家族精神感染的效力，這個家族起源於巴伐利亞，同德國最高級的貴族有親緣關系，但希爾貝特不斷敘說參謀部的人員受過完美的教育，甚至連士兵也是如此，他們只是請求她“准許采摘長在池塘邊的勿忘草”，她把這種良好的教育，同法國逃兵無紀律的暴力行為進行對照，在德國將軍們來到之前，這些逃兵經過花園住宅，就搶劫一空。不管怎樣，如果說希爾貝特的信在某些方面充滿了蓋爾芒特家族的精神——有些人會說是猶太國際主義，這也許並不正確，就象人們將會看到的那樣——，那麼我在好幾個月之後收到的羅貝爾的來信，聖盧的味道要比蓋爾芒特的味道重得多，另外也反映了他所具有的一切自由主義的教養，總之，這種教養完全能討人喜歡。可惜他沒有對我談起戰略問題，就象他在東錫埃爾的談話那樣，也沒有對我說他認為戰爭在何種程度上證實了或否定了他當時對我敘述的那些原則。他最多只是對我說，自從一九一四年以來，實際上連續發生了好幾次戰爭，每次戰爭的教訓都影響到下一次戰爭的指揮。例如，突破”的理論已被這種論點所充實，即在突破之前，必須用炮火轟遍敵人占領的陣地。但後來人們又看到，這種炮轟反過來又使步兵和炮兵無法前進，因為陣地上打出了幾千個炮彈坑，構成了幾千個障礙。他對我說：“戰爭沒有違反我們的老黑格爾的規律。它一直處於變化之中。”這同我希望知道的事相比，真是少得可憐。但是，更使我感到生氣的，是他無權對我列舉將軍們的名字。另外，報紙告訴我的少量消息說明，這些並不是我在東錫埃爾時想到的將軍，當時我非常想知道，他們中的哪些人將在一次戰爭中埃已經去世。博離開現役幾乎是在戰爭初期。霞飛、福煦、卡斯特爾諾和貝當，我們從未談到過。“我親愛的。”羅貝爾對我寫道，“我承認，‘他們決不會通過’或者‘他們會被打敗’這樣的話不會令人高興；這些話曾長期使我感到牙痛，就象‘長毛的兵’１和其他話那樣，當然，使用比語法錯誤或風格錯誤更糟的詞語來創作史詩會使人厭煩，這些詞語就是自相矛盾、難以忍受的東西，是一種裝模作樣，一種我們極為厭惡的庸俗奢望，猶如那些認為把‘可卡因’說或‘可可’是風趣的表現的人們一樣。但是，如果你看到所有這些人，特別是那些老百性、工人、小商人，看到他們沒有察覺自己身上蘊藏的英雄主義，他們將在自己床上死去卻又沒有想過這點，看到他們在槍林彈雨下奔跑，為的是搶救一個戰友，為的是運走一個受傷的長官，當他們自己被子彈擊中之後，他們在彌留之際露出了微笑，因為主任醫生告訴他們，戰壕已從德國人手裡奪了回來，我可以向你保證，我親愛的，這使人對法國人產生一種良好的看法，使人能理解我們在課堂上曾感到有點離奇的那些歷史時期。史詩是那樣美，你會和我一樣，感到詞語已無法表達。羅丹和馬約爾２可以用一種人們無法辨認的丑陋材料創造出傑作。在接觸這樣偉大的東西時，‘長毛的兵’在我看來就變成某種東西，如果它首先能包含一種暗示或玩笑，我從它那兒得到的感覺，並不比我們在讀到‘朱安黨人’時來得多。但是，我感到‘長毛的兵’已經為大詩人作好准備，就象洪水、基督或蠻族這些詞在被雨果、維尼或其他人使用之前已經充滿了偉大。我說人民、工人是最好的人，但所有的人都很好。可憐的小福古貝，即大使的兒子，在被打死之前曾七次負傷，他每次打仗回來沒有遭殃，就顯出來參加葬禮，條件是不戴孝，又因轟炸只能呆五分鍾。他母親是個身材高大的女人，你可能認識她，她想必非常悲傷，可別人什麼也看不出來。但是，他父親處於這樣一種狀況，我可以肯定地對你說，我最終變得完全無動於衷，原因是我對這種景象已習以為常，如看到正在和我說話的戰友的腦袋突然被炸彈擦傷，甚至和軀干分家，但當我看到可憐的福古貝神情頹喪，看到他象癱瘓一般時，我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將軍對他說，這是為了法國，說他兒子表現得象個英雄，但這是白費力氣，只能使可憐的父親哭得更加厲害，他無法松開兒子的遺體。總之，正是為了這點，才必須習慣於‘他們決不會通過’這樣的話，所有這些人，如我可憐的隨身男僕，如福古貝，他們阻止了德國人通過。你也許認為，我們前進得不多，但這種事不應該用推理的方法來思考，一支軍隊感到自己勝利是通過一種內心的感受，猶如一個垂死的人感到自己無法醫治一樣。然而，我們知道，我們一定會取得勝利，我們想取得勝利是為了使大家接受一種公正的和平，我想說不僅對我們來說是公正的，而且是真正的公正，對法國人來說是公正的，對德國人來說也是公正的。”當然，“災禍”並未使聖盧的智慧提高到超越自身的地步。那些才智一般和平庸的英雄，在病後康復期間寫詩，他們處於這樣的地位來描寫戰爭，不是從本身毫無意義的那些事件的高度來寫，而是從平庸的美學的高度來寫，他們在此以前一直遵循著這種美學原則，就象他們在十年前會說的那樣來談論“血紅色的晨曦”、“勝利的顫動飛躍”等等；同樣，聖盧要聰明得多，藝術鑒賞力要高得多，他現在仍然是聰明和有藝術鑒賞力的，當他停留在一個沼澤森林的邊緣時，他饒有趣味地為我記下了一些景色，但仿佛是去打野鴨那樣。為了使我理解明暗的某些對照，即“他的早晨的魅力”，他對我列舉了我們過去都喜歡的某些畫事，也不怕暗示羅曼-羅蘭作品的片段，甚至尼采作品的片段，他具有前方將士的那種無拘無束，他們不象後方的人們那樣害怕說出一個德國人的名字，他甚至還有點賣弄風情，列舉一個敵人的名字，例如迪-巴蒂-德-克拉姆上校置於左拉案件的證人室中的敵人，他在他並不認識的、最激烈的德雷福斯派詩人比埃爾-吉亞西面前走過時，朗誦他象征性的正劇的詩句：《斷手女郎》。聖盧對我談起舒曼的一個旋律時，只是用德語說出它的標題。他絲毫也沒有轉彎抹角，而是直截了當地對我說，當他在黎明時分在這個森林的邊緣首次聽到鳥兒啁啾鳴叫，他感到非常興奮，仿佛鳥兒在對他談論這“雄偉壯麗的《西格弗裡德》”，他真希望能在戰後聽到這部歌劇——
１原文為poilu，是第次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國兵的綽號。
２馬約爾（1861—1944），法國畫家、版畫家、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雕刻家之一，其作品為現代抽象雕刻各流派的實驗鋪平了道路。
現在，當我第二次回到巴黎時，我在到達的第二天，又收到希爾貝特的一封信，她大概已經忘了我帶回來的那封信，至少是對那封信已經沒有印象，因為她對一九一四年年底離開巴黎這件事又在信中作了回顧，不過是以相當不同的方式進行的。“您也許不知道，我親愛的朋友，”她對我說，“我到當松維爾快兩年了。我是和德國人同時到達這兒的。當時大家都想阻止我離開。人們把我當作瘋子。人們對我說：‘怎麼，您在巴黎十分安全，可您卻要到占領區去，而且正是在大家都想逃離這些地區的時候。’我並不否認這種推理有它正確的地方。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只有一個長處，我不膽怯，或者說我很忠誠，如果您更喜歡這樣說的話，當我知道我親愛的當松維爾受到威脅時，我不願意讓我們年老的財產代管人一個人呆在那兒保護它。我感到我的位置在他的身邊。另外，正是因為我作了這個決定，我才基本上拯救了城堡——當時附近的其他所有城堡都被它們慌亂的主人所拋棄，幾乎全都被徹底摧毀——，拯救的不僅是城堡，而且還有我親愛的爸爸十分珍惜的珍貴收藏品。”總之，希爾貝特現在確信，她去當松維爾，就象她在一九一四年時對我寫的那樣，不是為了躲避德國人，使自己處於安全的地方，而是恰恰相反，是為了遇到德國人，使自己的城堡不受德國人騷擾。另外，德國人並沒有留在當松維爾，但她的家裡不斷有軍人來往，這種來往大大超過在貢布雷的街上使弗朗索瓦絲流淚的那種來往，她象自己所說的那樣，這次可是千真萬確，過著前線的生活。因此，人們在報上竭力頌揚她那值得欽佩的表現，還談到要給她授勳。她來信的結尾部分完全正確。“您對這場戰爭的情況沒有概念，對一條公路、一座橋、一個高地在戰爭中的重要性也沒有概念。有多少次我想到了您，想到了那些散步，散步由於您而變得美妙，當時我們一起在這個地方到處散步，可現在這地方已變成廢墟，同時，大規模的戰斗正在進行，為的是占領您過去喜愛的某條小道、某個小丘，我們曾多少次一起到那兒去！也許您和我一樣，您也不能想象默默無聞的魯森維爾和令人厭倦的梅塞格利絲將成為著名的地方。過去，人們曾從那兒把我們的信件帶給我們，當您身體不舒服時，又曾派人去那兒請醫生。噯，我親愛的朋友，它們從此載入榮譽之冊，如同奧斯特利茨或瓦爾米一樣。梅塞格利絲戰役持續了八個多月，德軍在那兒損失了六十多萬人，他們摧毀了梅塞格利絲，但沒能占領它。您過去十分喜歡的那條小道，就是我們稱之為山楂花斜坡小路的這條，您在小道上說您在童年時代曾愛上了我，而我卻對您肯定地說是我愛上了您，我無法對您說，這條小道是多麼重要。廣闊的麥田是小道的終點，也就是著名的三○七高地，您想必在公報中經常看到它的名字。法國人炸掉了維福納河上的小橋，您當時說，它並不象您原來希望的那樣，使您回憶起自己的童年，德國人則建造了另一些橋；在一年半的時間裡，他們占領了半個貢布雷，法國人則占領了另外半個。”
我收到這封信的第二天，就是在那天的前兩天——在那天，我在黑暗中慢慢行走時，聽到自己的腳步聲，同時又在反復回想所有這些往事——聖盧從前線回來，即將回去，就來對我進行只有幾秒鍾的拜訪，我一聽到他來訪的通報，就感到極其激動。弗朗索瓦絲想朝他奔過去，希望他能夠讓那個當屠夫的靦腆小伙子復員，一年以後，和他同年應征入伍的士兵將要去打仗。但是，她自己也感到這種嘗試毫無用處，所以就沒有這樣做，因為這個靦腆的牲畜屠夫早已換了肉店。也許是我們的肉店擔心失去我們的顧客，也許是它出於誠意，店裡對弗朗索瓦絲說，不知道這個永遠當不了好屠夫的小伙子被哪裡雇傭了，弗朗索瓦絲則到處進行仔細的尋找。但是，巴黎地方很大，肉店又很多，她徒勞無益地走進大量肉店，但沒能找到這個身上帶血跡的靦腆青年。
當聖盧進入我的房間時，我走到他的身旁，懷著靦腆的感情，帶著超自然的感覺，其實所有休假的軍人都會使人產生這種感覺，當你被帶到一個得了致命的病卻還能起身、穿衣和散步的人身邊時，也會產生這種感覺。看來（特別在開始時是這樣，因為對於一個象我這樣沒有在遠離巴黎的地方生活過的人來說，習慣已經養成，這種習慣使我們看到過好幾次的事物失去了給人以深刻印象並使人產生想法的根子，而這種根子能賦予它們以真正的意義），看來幾乎是這樣，即在給予戰士們的這些休假中，存在著某種冷酷的東西。在首批休假時，人們心裡在想：“他們不願再回去，他們要開小差。”確實，他們不僅僅來自那些使我們感到不現實的地方，因為我們只是從報上聽到別人談論這些地方，無法想象人們參加了這些異乎尋常的戰斗之後，帶回來的只有肩上的挫傷；這些地方是死亡之岸，他們即將回到那兒去，他們來到我們中間只有片刻的時間，難以為我們所理解，使我們充滿了溫柔、恐懼和一種神秘的感情，猶如我們追念的那些死者，在我們眼前顯現的時間只有一秒鍾，我們又不能去詢問他們，另外他們最多只會對我們回答道：“你們是無法想象的。”因為奇怪的是，在那些在前線死裡逃生的休假軍人身上，在那些被一個通靈者催眠或召回亡靈的生者或死者身上，同奧義進行接觸的唯一結果，是在可能的情況下使話語更加微不足道。我這時接觸到的羅貝爾就是如此，他在前線還得了個傷疤，對我來說，這個傷疤比一個巨人在地上留下的腳印更令人敬畏，更加神秘。我不敢對他提出問題，他也只對我說些一般的話。這些話同戰前可能說的話區別極小，仿佛雖然發生了戰爭，人們還是同過去一樣；談話的語調仍然相同，不同的只有談話的內容，說不定連這點不同也沒有！
我覺得自己已經明白，他在軍隊裡找到了一些辦法，使他逐漸忘掉莫雷爾過去對他和他舅舅態度不好。可是，他對此人保持著一種深厚的友誼，並突然希望再次見到此人，不過他不斷推遲見面的時間。我認為要體貼希爾貝特，就不能對羅貝爾說，他只要去維爾迪蘭夫人家，就能找到莫雷爾。
我謙恭地對羅貝爾說，人們在巴黎不大感到是在打仗。他對我說，即使在巴黎，有時也“相當奇特”。他指的是前一天齊柏林飛艇進行的一次空襲，他問我當時是否看清楚了，不過就象他過去和我談起某一次從美學角度來看十分精彩的演出一樣。因此，在前線的人們知道，說“真妙，多好的玫瑰！還有這淡綠色！”是一種賣弄風情，因為在這個時候，人們隨時會被打死，但這點在聖盧的身上並不存在，是他在巴黎談論一次微不足道的空襲的時候，這次空襲可以從我們的陽台上看到，發生在一個寧靜的夜晚，這個夜晚突然變成真正的節日，放射出有效的、起保護作用的火箭，吹響了集合的號角，這一切並非只是為了檢閱，等等。我同他談起夜空中升起的飛機的美。“也許降落的，機更美，”他對我說。“我承認，飛機升起的時刻，即它們將要成為星斗的時刻，是非常美的，在這方面，它們遵循的規律同支配星體的規律一樣准確，因為你感到精彩的場面，是空軍中隊的集合，指揮部對它們下達命令，它們去進行出擊，等等。但是，在最終變得象星星一樣之後，它們又分離開來，以便去進行出擊，或是在軍號吹響之後返回，這就是它們制造世界末日的時刻，連星星也不再保留自己的位置；相比之下，你是否不喜歡這樣的時刻？還有那些警報聲；瓦格納的味道不是相當足嗎，不過為了迎接德國人的光臨，這是十分自然的事。威廉二世的皇太子和王妃們坐在皇家包廂裡，WachtamRhein１就成為國歌味十足的曲調；這就會使人思忖，那些升到天空的是否真是飛行員，而不是女武神瓦爾屈裡。”他仿佛樂於把飛行員和瓦爾屈裡相提並論，還用純音樂的理由來作出解釋：“當然嘍，這是因為警報的音樂是一種騎行２！一定要德國人來了以後，才能在巴黎聽到瓦格納的樂曲。”用某些觀點來看，這個比喻並沒有錯。城市仿佛是一個黑洞，突然走出深處和黑暗，來到光明和天空之中，在那裡，飛行員在淒厲的警報聲召喚下，一個接著一個地沖過去，不過速度比較緩慢，但更為狡詐，更令人不安，因為這種目光使人想起它正在尋找的目標，這目標還看不見，但也許已近在眼前，探照燈不斷轉動，探察著敵機，將它擒獲。一個空軍中隊接著另一個空軍中隊，每個飛行員就這樣從現在被搬到天上的城市中沖出去，猶如一位女武神。然後，地上的一些角落，在貼近房屋的地方被照亮了，我就對聖盧說，前一天他如果在家裡，就能在欣賞天上的世界末日的同時，看到地上（如同在格列柯的《奧爾加斯伯爵下葬》３中那樣，畫中兩個景是平行的）有一出真正的滑稽舞劇，由一些穿著長睡衣的人物演出，這些人因自己出了名，完全可以被派到這位費拉裡的某個接班人那裡去，費拉裡寫的那些關於社交生活的短文，曾經常使聖盧和我感到高興，我們為了取樂，也來創作這樣的短文。那天我們又在做這樣的事，仿佛戰爭並不存在，雖說題材的“戰爭”味很濃，即對齊柏林飛艇的懼怕：“不容置辯，美妙的蓋爾芒特公爵夫人穿著長睡衣，滑稽可笑的蓋爾芒特公爵穿著粉紅色的睡衣和浴衣，等等。”——
１德語，意思是“守衛在萊茵河畔”，指瓦格納的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中三女神守衛著萊茵河底的黃金。
２指瓦格納的歌劇中女武神們的騎行。
３格列柯（1541—1614），西班牙畫家。他的代表作《奧爾加斯伯爵下葬》（1586—1588）明確分為天國和人間兩部分，傳說中的聖徒奧古斯丁和斯提反顯靈出現在伯爵葬禮上，送死者入墓穴，作為他為建造教堂慷慨捐助的報答。
他對我說：“我可以肯定，在所有的大旅館裡，人們應該看到那些穿襯衫的美國猶太女人，珍珠項鏈緊貼在她們衰老的胸脯上，使她們能嫁給一位破產的公爵。在這些夜晚，裡茨飯店應該同自由貿易大廈相仿。”
我對他說：“你記得我們在東錫埃爾的那些談話。”——“啊！那時可是大好時光。一條鴻溝把我們和那個時候分隔開來。這些美好的日子是否將會重現？
它們從我們無法探測的深淵中顯現，
猶如天上升起的那些太陽恢復青春，
是在深深的海洋中洗滌以後。”
我對他說：“咱們去想那些談話，只是為了回憶其中的甘甜。我過去想從中找到某種真理。現在的戰爭把一切都打亂了，特別是象你對我說的那樣，打亂了對戰爭的看法；你當時對我說的有關那些戰役的話，譬如說有關拿破侖的那些戰役，說它們會在將來的戰爭中被模仿，現在的戰爭是否已使這些話變得無效？”——“一點也不！”他對我說。“拿破侖的戰役總會再現，特別是因為在這次戰爭中，興登堡充滿了拿破侖的精神。他迅速調動部隊，他聲東擊西，他或是在一支敵軍之前只留下一小股部隊，以便把所有其他部隊集合起來攻擊另一支敵軍（一八一四年的拿破侖），或是完全鉗制住敵人，迫使敵人將自己的部隊駐扎在並非是主要的戰線上（興登堡在華沙城下就是這樣聲東擊西的，受騙上當的俄國人在那裡進行抵抗，並在馬祖裡湖吃了敗仗），他的撤退同奧斯特利茨、阿爾科和埃克米爾戰役開始時的撤退相同，他身上的一切都是拿破侖式的，可這些還不是全貌。我再補充一點，如果你在遠離我的地方，陸陸續續地解釋這次戰爭中的那些事件，不是單單相信興登堡的這種特殊方式，以便從中找到他正在做的事情的意義，他即將做的事情的關鍵。一位將軍就象一位作家，想寫一部劇本、一本書，而這本書本身，由於在這裡顯示了出乎意料的力量，在那裡展示了絕境，使作者大大偏離了預定的計劃。譬如說，牽制攻擊只應在一個本身相當重要的據點上進行，你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牽制攻擊的成功超出了任何期望，而主要的戰役卻以失敗告終，這時，牽制攻擊就可能成為主要的戰役。我預料興登堡會采取拿破侖戰役的一種類型，即把英國人和我們這兩個敵人分而擊之。”
然而，必須指出，如果說戰爭並沒有提高聖盧的智力，那末這種智力受到一種遺傳起很大作用的演變的支配，已具有一種我從未在他身上見到的光輝。過去是被時髦女人追求或希望被時髦女人追求的金發青年，現在是不斷玩弄詞句、喜歡高談闊論的空談家，這兩者之間的差距有多大！他處於另一代之中，長在另一個莖上，就象一位演員，重演過去由布雷桑或德洛內扮演的角色，猶如德-夏呂斯先生的一個接班人，臉色紅潤，頭發金黃和金色，而另一位的頭發一半漆黑一半雪白。他徒然和自己的舅舅在戰爭上意見不合，站在把法國放在首位的那部分貴族一邊，而德-夏呂斯先生實際上是失敗主義者；他可以向那位沒有看到“角色的第一個扮演者”的先生表明，人們如何能在爭辯者這個角色中出類拔萃。
“看來，興登堡是一種啟示，”我對他說。——“一種舊啟示，”他針鋒相對地回答我，“或者是一種未來的革命。未來應該做的事不是寬容敵人，而是讓芒香自由行動，是打敗奧地利和德國，使土耳其歐洲化，而不是讓法國門的內哥羅１化。”——“但是，我們將得到美利堅合眾國的幫助，”我對他說。——“目前，我在這裡只看到美利堅分眾國的景象。為什麼因害怕法國拋棄基督教信仰而不對意大利作出更大的讓步？”——“要是你舅舅夏呂斯聽到你的話才好呢！”我對他說。“實際上，要是人們再觸犯一點教皇，你是不會感到不高興的，而他卻絕望地想到人們可能會有損於弗蘭茨－約瑟夫的帝位。另外，他在這方面的想法合乎塔列朗和維也納會議的傳統。”——“維也納會議的時代已經結束，”他對我回答道。“對於秘密外交，必須用具體外交來加以抗衡。我舅舅其實是個不知悔改的君主主義者，人們可以讓他吞下鯉魚，就象莫萊太太那樣，或是吞下內壕牆，就象阿蒂爾-梅耶那樣，只要鯉魚和內壕牆是用尚博爾的方法燒的。我認為，他由於憎恨三色旗，寧願站在紅色無沿帽２的破布之下，並會誠心誠意地把它當作白旗。”當然，這不過是空口說白話，聖盧遠沒有他舅舅有時具有的獨特的深邃。但是，他性格和藹可親，而他舅舅則疑神疑鬼。他仍然象在巴爾貝克時那樣可愛、紅潤，還有一頭金發。他舅舅無法超越他的，只有聖日耳曼區的精神狀態，具有這種精神狀態的人們認為自己同聖日耳曼區的關系最為疏遠，而這種精神狀態既賦予他們對天生並不聰明的人們的尊重（這種尊重確實只盛行於貴族之中，並使那些革命顯得如此不公道），又在其中攙雜了一種毫無意義的自滿。通過謙卑和驕傲的混雜，後天獲得的思想好奇和天生的威嚴的混雜，德-夏呂斯先生和聖盧經歷不同的道路，具有不同的觀點，又相隔一代人的時間，卻成為任何新思想都會使其感興趣的知識分子，又都是那樣健談，任何人都不能使他們剎車。因此，一個有點平庸的人，會根據自己當時的情緒，認為他們倆都十分迷人或都惹人討厭——
１門的內哥羅是南斯拉夫南部的聯邦共和國，也是南斯拉夫最小的共和國。
２紅色無沿帽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最激進分子的服飾。
我一面這樣回憶聖盧的來訪，一面走著，繞了個過於長的彎路，幾乎走到殘老軍人院橋邊。燈光（因哥達式轟炸機）相當稀少，點亮的時間也有點過早，因為“時間的改變”進行得有點過早，而當時天還黑得相當快，這種改變在整個氣候宜人的季節都保持不變（猶如暖氣設備從某個日期起開啟和關閉一樣）；在夜晚燈光照亮的城市上空，在天空的整整一部分中——這個天空不知道有夏令時間和冬令時間的區別，也不願知道八點半已經變成九點半，在這近於藍色的天空的整整一部分中，還仍然有點亮光。在特羅卡德羅的那些塔樓俯視的那部分城區中，天空都呈現為青綠色的遼闊海洋，退潮的海水已經使黑色的巖礁露出一條淡淡的線條，也許只是漁夫撒下的張張漁網，排列成一條直線，實際上這些是小片雲彩。此刻是青綠色的雲海，在不知不覺中席卷了參加地上巨大革命的人們，人們在地上相當瘋狂，繼續進行著他們那些革命和他們那些徒勞無益的戰爭，就象目前這場使法國流血的戰爭。此外，天空覺得不值得改變自己的時間差，就在燈火點點的城市上空，以這些近於藍色的色調，無精打采地延長著遲遲不走的白晝；不斷望著死氣沉沉和過於美的天空，就感到頭暈目眩：這不再是廣闊的海洋，而是在垂直的方向顏色由濃變淡的冰川。特羅卡德羅的那些塔樓，看起來同青綠色的台階如此接近，實際上卻極為遙遠，猶如瑞士某些城市中的兩座塔樓，人們以為是在遠處，實際上就在山頂斜坡的近旁。
我半途折回，但剛離開殘老軍人院橋，天上就不再發亮，城裡也幾乎沒有燈光，我的腳到處踢到那些垃圾箱，把一條小路錯當成另一條小路，我機械地在陰暗的街通構成的迷宮裡行走，不知不覺地來到了環城路。在那兒，我剛才產生的東方的感覺又重新出現，另一方面，在回憶了督政府時期的巴黎之後，又回憶起一八一五年的巴黎。就象在一八一五年那樣，協約國部隊的軍裝以極不協調的色彩魚貫而行，其中有穿著紅色短裙褲的非洲人，有頭裹白纏巾的印度人，這些人足以使我把我漫步的巴黎當作一個想象中具有異國情調的東方城市，不但服飾和臉色同東方一模一樣，而且連周圍的環境也同隨意想象出來的相仿，猶如卡帕契奧１把自己生活的城市變為耶路撒冷或君士坦丁堡，方法是在其中加入一群人，這群人穿著奇妙的玉顏六色的衣服，但顏色並不比現在這群人更為鮮艷。我走在兩個朱阿夫兵２的後面，看到一個高大、肥胖的男人，兩個兵好象並沒有注意這個男人，只見他頭戴軟氈帽，身穿寬袖長外套，看到他淡紫色的臉，我感到猶豫，不知是否應該給他加上一個演員或一個畫家的名字，這個演員或畫家都因無數次雞奸的丑聞而出名。不管怎樣，我確信自己不認識這個散步者。因此，當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遇之時，我十分驚訝地看到他神情尷尬，故意停住腳步，朝我走來，猶如一個男人想要表明，你決不會發現他正在干一件他希望不要聲張的事情。瞬間我心裡在想，是誰在向我問好：原來是德-夏呂斯先生。人們可以說，在他看來，他疾病的發展或他惡習的劇變處於極端的狀態，在這一狀態中，個人原先最基本的人格和他祖先的品質，完全被隨之而來的一般缺陷或疾病所掩蓋。德-夏呂斯先生來源於自我中盡可能遠的地方，或者確切地說，他本人已被他目前變成的這種形象完全掩蓋起來，這種形象不屬於他一個人，而屬於其他許多性欲倒錯者，因此，當他在環城路上行走，走在這些朱阿夫兵的後面時，我一開始把他當作朱阿夫兵中的一員，當作另一個朱阿夫兵，而不是看作德-夏呂斯先生，不是看作一位大貴族，不是看作一個想象力豐富、風趣幽默的人，此人和男爵的相象之處，只有這種眾人共有的神態，現在，他身上的這種神態掩蓋了一切，至少在全神貫注地對他進行觀察之前是如此——
１卡帕契奧（約1460—1525F1526），意大利文藝復興早期威尼斯畫派最偉大的敘事體畫家。
２朱阿夫兵是法國輕步兵，原由阿爾及利亞人組成，1841年起全部由法國人組成。
這樣，我本想去維爾迪蘭夫人家裡，卻遇上了德-夏呂斯先生。當然，我並非象過去那樣在她家裡遇到他；他們的不和越發加深，維爾迪蘭夫人甚至利用目前發生的事件，使他更加威信掃地。她早就說過，她覺得他已經衰退、完蛋，認為他那些所謂的勇敢，比最為因襲守舊的作家還要陳腐，她現在對這種抨擊進行概括，並厭惡他的一切想象，說他是“戰前的”貨色。在她的小圈子看來，戰爭用一條鴻溝把他和現在分割開來，使他退到死水一潭的過去之中。此外——這主要是對消息不太靈通的政界說的，她把他描述成“不倫不類”、“旁門左道”，在社交界的地位是如此，在智力上的才能也是如此。“他不去看望任何人，任何人也不接待他，”她對邦當先生說，並輕而易舉地使邦當先生相信她的話。不過，在這些話中也有真實的成分。德-夏呂斯先生的地位已經發生變化。他對社交界的關心越來越少，又因性格桀-不馴，同作為社會精華的大部分人鬧翻，並因意識到自己的社會地位，不願同這些人重歸於好，因此，他過著相當孤獨的生活，這種孤獨並不是因為貴族階級的排斥，就象德-維爾巴裡西斯夫人去世時的孤獨，但在公眾的眼中卻顯得更加糟糕，其原因有兩個。德-夏呂斯先生的壞名聲現已眾所周知，這就使那些不明情況的人認為，大家是因此而不同他經常來往的，他也就自動拒絕和大家來往。因此，他易怒的性格所產生的印象，是他對人們發怒而蔑視他們。另外，德-維爾巴裡西斯夫人有一道很大的屏障：家庭。而德-夏呂斯先生卻在家庭和他之間增添了許多不和。再說，家庭好象並未使他感到興趣，特別是在老區那邊，即古弗瓦西埃那邊。他與古弗瓦西埃家族相反，對藝術作過十分大膽的嘲諷，但他沒有覺察，一位貝戈特最能使他感到興趣的，是他同所有這個老區的親戚關系，是向他描述他那些堂姐妹從騎子街到波旁宮廣場和茜草田街所過的幾乎象外省一般的生活。
此外，維爾迪蘭夫人持有一種並非居高臨下，即更講求實際的觀點，她假裝認為他不是法國人。“他到底是什麼國籍，他是不是奧地利人？”維爾迪蘭夫人並無惡意地問道。——“不，完全不是，”莫萊伯爵夫人回答道，她本能的反應服從於情理，而不是仇恨。——“不，他是普魯士人，”女主人說。
“不過我只是對您說說，我知道這事，他對我們說過好幾次，他曾是普魯士上議院的世襲議員，被稱為Durch－
laucht１。”——“然而，那不勒斯王後曾對我說……”——“您知道，她是個可怕的女間諜，”維爾迪蘭夫人大聲說道，她沒有忘記這位退位的王後一天晚上在她家裡所持的態度。“我知道這事，而且十分確切，她就是靠這個生活的。如果我們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這些家伙都應該關到一個集中營去。就得這樣！不管怎樣，您最好還是別去接待這群漂亮的人，因為我知道內政部長在監視他們，您的公館會受到監視。任何事都不會使我消除這種想法，即夏呂斯在兩年之中不斷在我家進行間諜活動。”維爾迪蘭夫人也許在想，人們可能會產生懷疑，極為詳細地報告這個小圈子的組織，是否會引起德國政府的興趣，但她知道，她如果不提高嗓門，她說話的價值只會顯得更高，所以她帶著溫柔而敏銳的神色說：“我從第一天起就會對您說，我和丈夫說過：這個人被帶到我家的方式，我不滿意。這有點鬼鬼崇崇。我們在一個小海灣裡面，在一個很高的地方，曾擁有一座花園住宅。德國人一定使那個地方變了樣，在那裡建造一個潛艇基地。有些事在當時曾使我感到驚訝，可現在我都明白了。開始時，他不願同我的其他客人一起乘火車來。我很客氣地請他住在城堡的一個房間裡。可他不要，情願住在東錫埃爾，那裡有許多部隊。所有這些都使人清楚地聞到間諜活動的味道。”——
１德語，意思是“殿下”。
對於針對夏呂斯男爵的第一個指責，即指責他已經過時，社交界人士會輕而易舉地認為維爾迪蘭夫人說得對。其實，這些人是忘恩負義之徒，因為德-夏呂斯先生可以說是他們的詩人，曾從周圍的社交活動中提取一種詩意，其中有歷史、美、秀麗、詼諧和淺薄的優雅。但是，社交界人士無法理解這種詩意，所以在生活中也看不到任何詩意，就在別處尋找，並把那些比德-夏呂斯先生差無數倍的人，捧得比他高一千倍，那些人蔑視萬物，卻鼓吹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德-夏呂斯先生十分樂意講述一些在無意中變成典型的詞語，並描寫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優雅得十分巧妙的服飾，把她看成美妙的婦女，這就使社交界的一些婦女把他當作傻瓜，因為這些女人認為蒙莫朗西公爵夫人是個無人注意的蠢女人，認為那些裙子做出來可以穿，但別人一點不會顯出注意它們的樣子，她們認為自己更加聰明，會跑到巴黎大學去聽課，或是到眾議院去聽德沙涅爾１演講——
１德沙涅爾（1855—1922），法國政治家，曾兩次出任眾議院議長（1898—1902，1912—1920），1920年當選共和國總統。
總之，社交界的人們對德-夏呂斯先生感到厭煩，並非因為對他罕見的智力才能了解過深，而是因為從未對此進行了解。人們認為他是“戰前的”貨色，是過時貨，因為這些最不善於評論長處的人，正是在給長處進行分類時最會采取時興的等級的那些人；他們未曾騷擾，甚至沒有觸動過去一代人中有才能的人們，現在卻要抨擊所有這些人，因為這是新一代的標記，人們不會對這一代人有更多的了解。
至於第二個指責，即指責他日耳曼化，社交界人士的中庸思想會使他們拒絕這種指責，但這種指責找到了莫雷爾這位堅持不懈並特別殘酷的代言人，莫雷爾善於在報界乃至社交界保持自己的地位，而這種地位卻是德-夏呂斯先生兩次費了同樣大的力氣才使他得到的，後來也沒有使他失去這種地位，但莫雷爾一直憎恨男爵，不管他曾和男爵保持過何種關系，由於他知道男爵心地善良卻又向許多人加以隱瞞，他的憎恨就更應受到遣責。德-夏呂斯先生對小提琴師非常慷慨，十分體貼，對他顯示出從不食言的認真態度，所以夏爾莉同他分手時對他的印象，並不是一個有惡習的人（他最多把男爵的惡習看作一種疾病），而是一個他從未見到過的高尚思想最多的人，一個極富有同情心的人，具有一種聖人的風度。莫雷爾對此很少否認，即使在同他鬧翻之後，還由衷地對親戚說：“你們可以把自己的兒子托付給他，他只會對你們的兒子產生最好的影響。”因此，當他竭力用文章來折磨男爵時，他在思想上對男爵嘲諷的對象並不是惡習，而是美德。戰前不久，報上的專欄短文對熟悉內情者來說是一目了然的，這些短文開始對德-夏呂斯先生進行最嚴厲的中傷。有篇短文的標題為：《名字以us結尾、享有亡夫遺產的寡婦的不幸遭遇，男爵夫人過去的時日》，維爾迪蘭夫人買了五十份刊登這篇文章的報紙，以便把文章借給熟悉的人們看，而維爾迪蘭先生則表示，連伏爾泰也沒有寫得這樣好，並大聲朗讀這篇文章。自從戰爭爆發以來，調子發生了變化。抨擊的並非只是男爵的性欲倒錯，而且還有他所謂的德國國籍：“FrauBosch”，“FrauvondenBosch”１是德-夏呂斯先生通常的綽號。一篇具有詩意的文章從貝多芬的某些舞曲中借用了這個標題：《一個德國女人》。最後是兩條消息：《美洲叔叔和法蘭克福姑媽》和《後方男子漢》，其校樣在小圈子內閱讀時曾使布裡肖本人感到高興，他大聲說道：“但願十分高超、權勢很大的阿納斯達齊女士別對我們的文章進行刪節２！”——
１德語，意思是：“德國佬太太”，“馮-德國佬太太”。
２那些文章本身要比滑稽可笑的題目更加微妙。它們的風格來自貝戈特但是以一種也許只有我一個人才感覺到的方式來寫的，原因如下。貝戈特的作品根本沒有對莫雷爾產生過影響。多產現象是以一種十分特殊而又罕見的方式產生的，正因為如此，我才在這裡提及此事。我曾在恰當的時候提出，貝戈特說話時選擇和說出詞語的方式十分特別。莫雷爾曾長期在聖盧家裡遇到他，對他進行了“模仿”，莫雷爾惟妙惟肖地模仿他的聲音，使用他也會使用的詞語。然而現在，莫雷爾為了寫作，把貝戈特式的談話記錄下來，但並未對談話進行修改，就象貝戈特會做的那樣。同貝戈特談過話的人不多，所以人們無法辨認談話的調子，這種調子與風格不同。這種口頭多產的現象十分罕見，所以我想在此指出這點。這種現象只會產生不結果實的花朵。——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