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似水年華 第三部 蓋爾芒特家那邊 (3)
    然而,我和聖盧一回到他的朋友中間,就見他在他們面前對我格外親切,這使我深受感動,要是我認為他這種親熱是裝出來的,我也就不會動情了,然而,我感到他並不是在裝模作樣,他只是說了些我不在場時他可能在別人面前說我的,而我們單獨在一起時他沒說的話罷了。當然,我們兩人促膝談心時,我猜得到他是很樂意和我交談的,但他從沒有明確地表露出來。我說的話,平時他只仔細品味,但不露聲色,而現在他用眼角察看他的朋友,注意我的言談在他們身上會不會產生預期的符合他向他們預言的效果。一個母親對初登舞台的女兒在舞台上的對答和觀眾的反應也比不上聖盧對我講話的關注。我有哪個詞說得不清楚,假如沒有人在場,他只是莞爾而笑,但有人在場,他怕別人沒聽明白,便對我說:「什麼,什麼?」好讓我重複一遍,也是想引起別人的注意,繼而把眼睛轉向大家,笑瞇瞇地看著他們,不由自主地當上了訓練他們發笑的教練,這樣,他也就第一次向我表露了他對我的看法——他在他的朋友面前經常談起的看法。我也就突然看到了我的外表,就像人們在報紙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或在鏡子中照見自己的面孔一樣。

    有天晚上,我想給他們講布朗代夫人的一個故事,挺逗人發笑的。但我開了頭就沒往下講,因為我突然想起聖盧已經聽過,我記得到這裡的第二天就想給他講的,可他卻打斷我說:「在巴爾貝克您給我講過了。」不料這一天晚上他卻鼓勵我往下講,說他確實沒聽過這個故事,並且說他肯定會感興趣的,這使我頗感詫異,就對他說:「您一時忘了,但您很快就會想起來的。」「不,你記錯了,我向你保證。你從沒有給我講過。快講吧。」在我講的過程中,他始終很激動,喜悅的眼睛時而盯著我看,時而盯著他的朋友。我直到講完後,在大家的歡笑中,才明白他是想通過這個故事使他的朋友對我的才智有充分的瞭解。就是為了這點,他才裝出沒有聽過的樣子。這就是友誼。

    第三天晚上,他的一個朋友同我交談了很長時間,因為前兩次他沒有機會同我談話。我聽見他悄聲對聖盧說,他感到和我交談非常有意思。事實上,我們談了幾乎整整一個晚上,面前放著索泰爾納酒1,但我們光講話,不喝酒,男人之間的好感像一層燦爛的帷幕遮掩著我們,把我們同其他人隔開。這種好感,雖然沒有肉體吸引力作為基礎,卻是一種獨一無二的使人感到神秘莫測的感情。聖盧在巴爾貝克海灘對我產生的好感,在我看來也是這樣神秘莫測,當然它同我們談話的趣味不能混為一談,它脫離了任何物質的聯繫,看不見,摸不著,然而聖盧心中卻充分感覺到它的存在,就像感覺到一種燃素,一種煤氣的存在一樣,因此,他可以微笑著談論這種感情。也許,在這裡,在一個晚上就產生的這種好感中,還蘊含著一種更加驚人的東西,就像一朵花,在這間溫暖的小餐廳內,幾分鐘就完全開放了。當羅貝同我講巴爾貝克時,我忍不住問他,是不是他真的下了決心,要娶德-昂布勒薩克小姐。他向我聲明,他不但沒有下這個決心,而且根本沒有這回事。他從沒有見過這位小姐,也不知道她是誰。如果這時我能看見幾個傳播過這樁婚事的上流社會人士,他們也許會告訴我,德-昂布勒薩克小姐要同一個並非聖盧的男人結婚,而聖盧也要同一個並非德-昂布勒薩克小姐的女人結婚。假如我提醒他們不久前他們說過相反的話,他們會露出十分驚訝的神情。為了使這種玩笑能夠繼續下去,並且圍繞一個名字能夠源源不斷地製造出各種各樣的假消息,上帝給了愛開這種玩笑的人一對輕信的耳朵和一個健忘的腦袋——

    1法國索泰爾納地方產的白葡萄酒。

    聖盧給我談起過他的另一個同事,他也來這裡了,他們的關係尤其融洽,因為在這群人中,就他們兩個主張重審德雷福斯案件。1——

    1德雷福斯是法國猶太血統的軍官,1894年,法國軍事當局誣告他出賣國防機密給德國而判終身苦役。當事實證明為誣告後,當局卻拒絕重審,引起廣大群眾不滿,導致民主力量(德雷福斯派)與反動勢力(反德雷福斯派)之間的尖銳政治鬥爭。在輿論壓力下,1899年,德雷福斯被政府宣告無罪。

    「噢,他呀!他跟聖盧不一樣,狂熱得不得了,」我的新朋友對我說。「他甚至不夠老實。開始他說:『等著吧。有個人我很熟悉,是德-布瓦德弗爾將軍,非常精明,非常善良。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接受他的觀點。』但當他知道德-布瓦德弗爾將軍聲明德雷福斯有罪時,就把他看得一錢不值,說是教權主義和參謀部的偏見妨礙他作出真誠的判斷,儘管沒有人——至少在過去,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前——比我們這位朋友更崇拜教權主義了。於是,他對我們說,真相總會大白於天下的,因為這個案件就要由索西埃受理了,說這個人是擁護共和政體的老兵(我們這位朋友出生於一個極端擁護君主政體的家庭),有鋼鐵般的意志,不屈不撓的信念。可是當索西埃聲明埃斯代阿西1無罪時,他又為這一判決找到了新的解釋,不過不是對德雷福斯不利,而是對索西埃不利。他說是軍國主義思想蒙住了索西埃的眼睛(請注意,他本人既是軍國主義者,又是教權主義者,至少是軍國主義者,我都不知道該怎樣看他了)。他家裡人看到他思想這樣狂熱,都快愁死了。」——

    1埃斯代阿西是匈牙利籍的法國軍官,在法軍參謀部任職,在德雷福斯案中被指控為出賣軍事情報給德軍,後又被軍事法庭宣佈無罪。

    「你瞧,」我說,把臉轉過一半朝看聖盧,為了照顧到兩面,又把另一半對著他的同事,好讓他參與談話,「因為人們認為環境對人有影響,可是思想對人的影響更大。人都有一個思想觀點。但思想觀點比人少得多。因此,有同樣觀點的人都差不多。但思想觀點並不是具體的,因此,在一個有抽像觀點的人周圍生活著的具體的人,絲毫也改變不了這個人的觀點。」

    這時,聖盧的呵責聲打斷了我的話頭,因為剛才有一個年輕的軍人笑嘻嘻地指著我對他說:「迪洛克,和迪洛克完全一樣。」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但我感到那張怯生生的臉上表情十分親切1。在聖盧看來,當我講話的時候,別人對我的稱讚是多此一舉,他要求大家保持安靜,就像一個樂隊指揮,當聽到有人弄出了聲音,就敲敲琴弓,讓他的樂師停止演奏,聖盧也是一樣,他呵斥搗亂分子:「希貝格,」他說,「別人說話時不要插嘴。要說等大家說完再說。好了,您繼續往下講,」他對我說——

    1聖盧並不滿足於這一比較。他興奮極了,而想讓我在他朋友們面前露一手的慾念又使他的興致倍增。他一面撫摸著我,就像撫摸一匹第一個跑到終點的馬,一面興高采烈、滔滔不絕地對我說:「你知道,你是我所認識的最聰明的人。」接著又改口說:「還有埃爾斯蒂爾。你不會不高興吧?你明白,這叫留有餘地。打個比方:我這樣對你說,就好比有人對巴爾扎克說:您是本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還有斯丹達爾。你明白,多留些餘地,實際上是無限的讚美。你不同意?不同意加上斯丹達爾?」他又說道,對我的判斷力表示出天真的信賴,而這種信賴從他那笑瞇瞇的綠眼睛裡射出來的迷人而幾乎是幼稚的詢問目光中流露了出來。「啊!好,我看你同意我的看法了,布洛克不喜歡斯丹達爾,我感到他很愚蠢。《巴馬修道院》不是很了不起嗎?你同意我的看法,我很高興。你最喜歡《巴馬修道院》中的什麼?請回答我。」他急著命令我作出回答,顯示出青年人容易衝動的性格,而他身體散發的威力使他這個問題有點嚇人。「莫斯加還是法布利斯?」我戰戰兢兢地回答說,「莫斯加有點像德-諾布瓦先生。」西格弗裡德—聖盧聽後仰天大笑。「可是莫斯加比他聰明得多,但沒有他愛賣弄學問。」我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就聽見羅貝邊笑邊拍手叫好,他笑得差點兒憋不過氣來。他大聲喊道:「高見!太妙了!你真了不起!」——作者注。

    我鬆了口氣,因為我擔心他會讓我從頭開始。

    「因為一個思想觀點,」我繼續說,「並不是物質利益的一部分,也不可能享受物質利益,因此有同樣思想觀點的人不會受物質利益的影響。」

    「喂!我的孩子們,這下你們可目瞪口呆了吧!」我剛說完,聖盧就驚呼起來,他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我,神情關切而憂慮,就像我在走鋼絲一樣。「希貝格,您剛才想說什麼?」

    「我說這位先生很像迪洛克少校。剛才我還以為是少校在講話呢。」

    「我早就想到了,」聖盧回答道。「是有許多相像的地方,但您會看到他有許多東西是迪洛克所沒有的。」

    這個貴族出身的士官有一個兄弟在音樂學校讀書,他的兄弟對任何一部新問世的音樂作品總和他父母、表兄妹以及俱樂部的同事們的看法迥然不同,而和音樂學校其他學生的看法完全一致;聖盧的這個朋友也是這樣,他的「心理狀態」,正如有些人所說的,和所有德雷福斯分子的心理,尤其和布洛克的心理如出一轍——當我同布洛克談起這件事時,他對這個士官產生了一種非同尋常的看法,他聽說他和自己屬於同一派很受感動,但鑒於這個士官出身貴族,受過宗教和軍事的教育,便把他想像得與眾不同,就像遠道而來的遊客,具有非凡的吸引力——他的家庭傳統和職業利益對他的心理卻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同樣,聖盧的一個表兄娶了一位年輕的東方公主,據說,她賦的詩可以同維克多-雨果或阿爾弗雷德-維尼1的詩媲美,儘管如此,人們仍然認為她的思想與眾不同,是一個幽居在《一千零一夜》式宮殿中的東方公主的思想。而那些有特權接近她的作家,當他們聽到她的一次談話後就會感到她不是夏哈札德2,而是維尼或雨果,他就會大失所望,或者不如說,會喜出望外——

    1維尼(1797—1863),法國詩人、劇作家和小說家,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之一。他的精巧的詩歌對唯美派詩人頗有影響。

    2《一千零一夜》中說故事的女人。

    我特別喜歡同這個年輕人聊天,談軍營,談駐軍的軍官和軍隊。這也是我和羅貝的其他朋友,和羅貝本人經常談論的問題。在我們平時吃飯、聊天和生活的環境中有各種各樣的事物,不管它們多麼微不足道,只要我們看多了,它們在我們眼裡就會破格升級,就會大大增值,使其他事物相形失色,被擱置一旁,像夢幻一樣虛無縹緲,甚至不復存在。就是這樣,我開始對軍營中的各個要人,對我去看聖盧時在院子裡遇見的或早晨醒來,當騎兵團經過我窗前時看見的軍官,都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我想詳細瞭解深受聖盧敬佩的那個少校,瞭解即使從美學觀點看也令我悠然神往的那門軍史課。我知道,羅貝講話咬文嚼字,常常空洞無物,可有時卻表明他理解了,並且吸收了一些深刻的思想。可惜,在軍隊這個問題上,羅貝這段時間滿腦子的德雷福斯案件。他很少談論這個案件,因為餐桌上只有他一人主張重審德雷福斯案,其他人都激烈反對,除了我的鄰座。我這位新朋友觀點常常搖擺不定。他對上校佩服得五體投地。上校被公認為出類拔萃的軍官,他抨擊在各種現實問題上的反軍騷動,因而被認為是反重審派。我的鄰座得知他的長官無意中透露了幾個表明他對德雷福斯罪狀有所懷疑的論點,得知他對比卡爾1很尊重。不管怎樣,就這最後一點來看,說上校是相對的重審派是沒有根據的,正如圍繞一件大事總會產生種種莫名其妙的謠傳一樣。因為沒過多久,上校負責審查原情報局長比卡爾將軍時,對他的粗暴和蔑視是前所未有的。無論怎樣,儘管我的鄰座不敢冒昧直接打聽上校的情況,但為了向聖盧表示禮貌,對他說——說話的語氣就好像是一個天主教女信徒在告訴一個猶太女人,她的本堂神甫譴責過俄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讚美過某些以色列人的寬宏大量——上校對重審派,至少對重審派的某些觀點,並不像人們所描繪的那樣是狂熱而狹隘的敵對分子——

    1比卡爾(1854—1914),法國將軍,1895年曾任情報局長,確信德雷福斯無罪,竭力主張重審此案。

    「這我不感到驚奇,」聖盧說。「因為他是個聰明人。儘管如此,出生的偏見,尤其是教權主義迷住了他的眼睛。嘿!」他對我說,「迪洛克少校,就是我給你講過的那個軍史教官,看起來是完全贊同我們的觀點的。再說,他不贊成我們的觀點那才叫我感到吃驚呢,因為他不僅是一個高尚而聰明的人,而且是一個激進社會黨人和共濟會會員。」

    出於對聖盧的朋友們的禮貌(他的政治主張實在叫他們受不了),同時也因為少校的其他事情更使我感興趣,我問我的鄰座,少校是不是真的把軍史課講得具有真正的美學價值。

    「千真萬確。」

    「您意思指的是什麼?」

    「嗯,打個比方吧,您在一個軍事報告裡談到的一切,哪怕是最小的事實,最小的事件,我認為從裡面都可以發現思想的蛛絲馬跡,這些思想常常互相重疊,就像在隱跡紙上寫的字一樣,你必須把它們理出來。這樣,您才可以發現任何一門科學或任何一種藝術的大體情況,可以滿足我們大腦的需要。」

    「對不起,請舉些例子。」

    「這很難給你講清楚,」聖盧插嘴說。「比方說,你讀到這樣一句話:一支部隊試圖……在你往下讀之前,這支部隊的名稱,它的組成不是沒有意義的。如果這次行動不是首次嘗試,如果在同一次行動中我們看見又有另一支部隊出現,這可能表明前面幾支部隊在上述戰鬥中已被殲滅,或者損失慘重,不能將這次行動進行到底。然而,應該設法搞清楚今天被殲的這支部隊是什麼樣的部隊。如果它是用來強攻的突擊隊,那麼,一支戰鬥力比它弱的新部隊就很難在它失敗的地方獲勝。此外,如果不是在作戰的開始階段,這支新部隊就可能是拼湊起來的,這樣我們就可以推算出交戰的這一方還擁有多少兵力,他們的兵力可能在什麼時候不如對方的兵力,這就使這支部隊將進行的這次行動有了不同的意義,因為它如果不能彌補它的損失,按照邏輯推理,它的成功也只會導致它的全軍覆滅。此外,敵軍的番號也不是沒有意義的。例如,如果這支部隊的兵力比對方弱得多,但已經消耗了對方好幾支重要部隊的兵力,那軍事行動也就改變性質了,因為它即使最終會丟失防守的陣地,但是如果用少量兵力就已經摧毀了敵人的大量兵力,那麼能守住陣地一段時間也就是一大勝利。如果說,分析雙方投入的兵力能使我們從中發現一些重要的東西,那麼,研究陣地和陣地控制的公路、鐵路以及陣地保護的後勤供應,也就更具有意義了。這一點,我想你是會明白的。應該研究整個地理背景,這是我起的名稱,」他得意地笑著說。(的確,他非常滿意地理背景這個提法,後來,甚至過了幾個月,每次用到這個名稱時,他總會露出同樣的笑容。)「交戰的一方正在準備一次行動,如果你讀到它的一支偵察隊在陣地附近被另一方殲滅,你可以得出的一個結論是,交戰的一方是想偵察敵方的防禦設施,以免敵方用來挫敗它的進攻。對某一地方極其猛烈的進攻可能意味著企圖攻佔這個地方,但也可能想要牽制敵人,不想在敵人進攻的地方還擊,或者僅僅是佯攻,用凌厲的攻勢掩蓋從這裡後撤部隊的真實意圖(這種佯攻戰術是拿破侖戰爭的傳統戰術)。另一方面,為了弄清一次軍事行動的意義,它的目的,以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同時部署的其他配合行動,還要進行什麼行動,就應該多多查閱國家軍事條令,而不要輕信指揮部的公告,因為這種公告可能是為了迷惑對方,從而掩蓋一次可能是失敗的行動。這一點至關重要。我們總可以作這樣的假設,一個軍試圖採取的行動,是根據現行條令的規定擬訂的。比方說,如果條令規定正面攻擊要用側翼攻擊作掩護,如果側翼攻擊沒有成功,指揮部可以宣稱它與正面攻擊沒有關係,不過是一次佯攻,那麼,我們就可以在條令中,而不是從指揮部的公告中找到根據。每一個軍不僅有它的軍事條令,而且還有它的傳統、作風和原則。此外,對外交行動的研究也不應當忽視,外交總是要對軍事作出反應或採取措施的。一些表面上並不重要的外交事件,在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然而你可以通過對事件的分析瞭解到,敵人想爭取的援助實際上並沒有得到,其實他們只執行了部分戰略計劃。因此,如果會讀軍事史的話,那麼,在一般讀者看來是雜亂無章的敘述,對你卻是合理的,連貫的,就像看一幅畫,一個內行的繪畫愛好者能看懂畫上的人物身上背著什麼,手中拿著什麼,而一個外行參觀博物館只會目瞪口呆,被大片大片的色彩搞得迷迷糊糊,頭暈目眩。但對於某些畫作,光注意畫中人物拿著一個聖餐杯是不夠的,還應該知道畫家為什麼要把聖餐杯放在他手中,它象徵著什麼;同樣,這些軍事行動,除了直接目的外,通常是指揮作戰的將軍有意模仿一些比較古老的戰役的結果。這些古戰役,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看作新戰役的過去,看作圖書館、知識庫和詞源,看作貴族家世。請注意,我現在沒有講戰役的地方性,怎麼說好呢,就說戰役的空間性吧。這個問題是存在的。一個戰場在歷史上不會只發生一次戰爭,將來也不會不發生戰爭。它之所以是戰場,是因為它集中了某些地理位置和地質特性等方面的有利條件,甚至還集中了某些缺點,可以牽制敵人的行動(例如一條河流把它截成兩半),這些條件決定它成了一個好戰場。因此,它過去是一個好戰場,將來也還是一個好戰場。既然不是隨便哪個房間都可以充當畫室,那麼,也不是隨便哪個地方都可以選作戰場的。有些地方天然可以做戰場。但是,我再說一遍,我剛才講的不是指地方,而是指人們模仿的戰役類型,是一種依樣畫葫蘆的戰略,也可以說是改頭換面的戰術,是再版的烏爾姆1戰役,洛迪2戰役,萊比錫3戰役,卡納埃4戰役——

    1德國城市,1805年10月,奧地利將軍馬克在此遭拿破侖圍困,最後棄戰投降。

    2意大利城市,1796年5月,拿破侖在此大敗奧地利人。

    3德國城市,1813年,拿破侖和同盟軍在此城周圍展開血戰,以法軍失敗而告終。

    4古羅馬地名。公元前216年,迦太基人和羅馬人在此一場血戰,羅馬人大敗。卡納埃戰役被軍事家譽為用包抄側翼戰術殲滅敵軍的範例。

    我不知道今後還會不會有戰爭,也不知道在哪些國家的人民之間進行,但是只要有戰爭,就還會有(從指揮官方面講是有意這樣做的)卡納埃戰役,奧斯特利茨1戰役,羅斯巴赫2戰役,滑鐵盧3戰役,且不談其他戰役。有些人明白表示了這種看法。施裡芬元帥4和法肯浩森5將軍預先制訂了一次卡納埃戰役計劃對付法國,他們效仿漢尼拔6的打法,把敵軍鉗制在整個戰線上,從兩側,尤其是從右側的比利時包抄過去;而貝納迪將軍7卻偏愛腓特烈大帝8的斜向戰鬥序列9,寧願打洛伊滕十戰役而不願打卡納埃戰役。還有些人講話比較婉轉,但是,我向你保證,我的老朋友,博貢塞耶(就是我前幾天給你介紹的那個中隊長,那個前程似錦的軍官)擬訂了一份普拉岑小型攻擊方案,背得滾瓜爛熟,並且把它保存了起來,一旦有機會實施這一方案,他是絕不會錯過的,會向我們和盤托出——

    1捷克城市,1805年,拿破侖在此大敗奧俄聯軍。

    2德國城市,1757年,普魯士王腓特烈大帝在此大敗法國人。

    3比利時城市,1815年6月18日,拿破侖在著名的滑鐵盧戰役中失敗。

    4施裡芬(1833—1913),德國元帥,1891年至1905年任參謀總長。所定《施裡芬計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略計劃的基礎。主張在戰線側翼集中兵力進行包圍,力求速戰速決,認為正面突破不是致勝戰法。

    5法肯浩森(1844—1936),德國將軍,著有多部兵法書。

    6漢尼拔(公元前247—前183),迦太基統帥。公元前218年率部遠征意大利,是為第二次布匿戰爭之始。在坎尼戰役中敗羅馬軍。

    7貝納迪(1849—1930),德國將軍,軍事理論家,主張泛日耳曼主義,把戰爭說成是一種道德義務。

    8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魯士國王。在位時維護農奴制,加強軍事官僚專制制度,擴大軍隊。曾數次發動侵略戰爭。嚴酷的紀律和機械的訓練方法對以後的普軍有很大影響。

    9指用側翼和敵人接觸的戰鬥序列,洛伊滕戰役就採用這種序列。

    十波蘭地名,今盧蒂尼河,1757年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在這裡大敗奧地利軍。

    要知道,一旦爆發戰爭,裡沃利1的中間突破還會再一次被採用。這種戰術不見得比伊利亞特2過時。再說,也只好搞正面進攻,因為誰也不願意重蹈七○年錯誤3的覆轍。進攻,只有進攻。不過有一件事使我大惑不解,我看到竭力反對這卓有成效的進攻理論的人都是些思想跟不上趟的人,可是我的一個最年輕的教官,名叫芒香,才華橫溢,卻提出要給防禦以應有的地位,自然是臨時的地位。當他舉奧斯特利茨為例時,大家十分尷尬,不知道怎樣回答他,其實這次戰役採用的防禦戰術只不過是進攻和勝利的前奏曲。」——

    1意大利地名。1797年拿破侖在這裡戰勝奧地利人。

    2古希臘的著名史詩,相傳為荷馬所作。主要敘述特洛伊戰爭最後一年的故事。

    3影射1870年法國將領在普法戰爭中模仿拿破侖的防禦戰術,結果遭到慘重失敗。

    聖盧的這一套理論使我聽了非常高興。我想,這次我到東錫埃爾也許沒有白來,這些軍官沒有騙我。他們邊喝邊談,索泰爾納酒把它嬌媚的反光投到他們臉上;在這裡,人物的形象都變得高大了,就和在巴爾貝克海灘一樣,只要我在那裡呆著,大洋洲的國王和王后,四美食家小社會,年輕的賭徒,勒格朗丹的內弟,他們在我眼裡都一一變得非常高大,可現在他們卻變渺小了,甚至不復存在。今天使我感到賞心悅目的東西,也許再也不會像從前的東西那樣如過眼雲煙,第二天就在我眼裡變得一文不值。按照我現在的內心世界,也許我不會馬上去毀壞過去的東西,因為聖盧剛才所談的戰爭藝術,在我這幾個晚上產生的短暫而熾烈的熱情中,在有關軍事生活的一切問題上,又加上了一個恆久不變的知識基礎,足以牢牢吸引住我的注意力,使我用不著自欺欺人就能相信,當我離開東錫埃爾後,我對我這裡的朋友所從事的工作仍會感到興趣,我會很快就回到他們中間。然而,為了從「藝術」這個詞的抽像意義上進一步肯定戰爭的藝術確實是一門藝術,我又向聖盧提了個問題。

    「您講的,噢,對不起,你講的東西我非常感興趣,」我對聖盧說。「但有一點使我感到不安,你給我講講。我覺得我可能會迷上軍事藝術的,但是,要使我入迷,我必須一改從前的看法,而認為軍事藝術和其它藝術沒有什麼不同,只要學到規則就行了。你說人們模仿一些戰役,我覺得,正像你剛才所說的,過去的某次戰役在一次現代的戰役中重演,頗有些美學意味。這個觀念對我吸引力之大是難以用言語表達的。不過,我要問你,指揮官的才能難道一點作用都不起嗎?他只管應用規則就行了嗎?有同等條件下會不會出現一些偉大的將領呢?就像有些偉大的外科醫生,面對兩個從客觀角度看完全相同的病例,也許憑著經驗,他們會感覺出一點細微的差異,並且作出不同的解釋,認為對這一病例應該作這樣處理,而對那個病例應該作那樣的處理,對這個病人最好動手術,而對那個病人最好用保守療法。」

    「當然有!你會看到拿破侖就是這樣。如果照搬兵法,他就必須進攻,可他就是不進攻,一種朦朧的預感在勸他放棄進攻。例如他在奧斯特利茨或一八○六年給拉納1的指示。但你也會看到,有些將軍機械照搬拿破侖的某次戰役,結果適得其反。這樣的例子光一八七○年就可舉出十個。但是,甚至連敵人可能做的事也可以作出種種解釋。敵人做的事不過是一種跡象,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目的,如果光講道理,或從科學觀點來看,這些不同的目的都有可能是真實的目的。這好比某些複雜的病例,當今世界的醫學還不能確定看不見的腫瘤到底是不是纖維瘤,要不要進行手術一樣。使偉大的將軍和偉大的醫生下決策的是德-底比斯夫人式的嗅覺和預感(我想你明白我這個意思)。因此,我在前面就給你舉例講了在戰役開始階段偵察可能起的作用。一次偵察可能有十種不同的解釋。例如,為了使敵人以為我方要攻擊某一個點,而實際上是要攻擊另一個點;為了佈置一道偽裝物,使敵方看不清我方真實行動的準備工作;迫使敵方調遣部隊並把它鉗制在一個沒有必要死守的地方;摸清敵方兵力,掌握它的底細,迫使它亮出底牌。甚至有這樣的情況,在一次行動中投入了大量的兵力,但這並不表明行動是真的,因為可以假戲真做,使假戲具有更大的欺騙性。關於這一點,要是我有時間給你講講拿破侖戰爭,噯!我向你保證,當你通過戰爭中部隊的傳統行軍(我們正在研究和實踐,如果你有雅興,走去看看,小伙子——啊,對不起,你有病,不能去),感覺到了最高司令部的警惕性、推理和研究的深度,你就會像置身於一座燈塔那樸素無華的燈光前一樣激動無比,因為燈塔不僅是物質的光,而且還流溢出思想,搜索著空間,向航船報告險情。我也許不該光給你講戰爭的學問。其實,正如土壤的成份、風向和光照的方位能說明一棵樹朝哪一邊生長一樣,一場戰役在什麼條件下進行,當地有什麼特徵,可以說決定並且限制了軍事將領對作戰方案的選擇。因此,在某些平原地區的山谷一帶,沿山而行,你可以預言,部隊的行軍必定象雪崩那樣氣勢磅礡,蔚為壯觀。」——

    1拉納(1769—1809),法國元帥,跟隨拿破侖南征北戰,深受器重。

    「現在你又否定你剛才談到的指揮官的選擇自由,否定敵軍對指揮官的作戰方案可能有的預見性了。」

    「絕對不是!你一定還記得我同你在巴爾貝克讀過的那本哲學書吧,可能的世界比真實的世界豐富多彩。噯!這又回到軍事藝術上來了。在一種特定的條件下,有四種方案擺在一個將領面前,他可以作出選擇,就像一種疾病可能會出現幾個病程,醫生必須早就料到一樣。這裡,人的能力高低強弱是決定局勢的新因素。何以見得?比如說,一些不太重要的因素(如要達到的次要目的,或時間緊迫,或兵力不足,或後勤供應困難)迫使將領在四個方案中選擇了第一方案,儘管這一方案不如其他的理想,然而代價比較小,見效比較快,戰區比較富裕,能保障部隊的後勤供應。他起初實施第一對案。敵人開始不摸頭腦,但很快就會識破他的意圖。由於敵人阻力太大,他可能不成功——我把這叫做人的能力薄弱造成的偶然性。於是他放棄第一方案,試行第二、第三或第四方案。可是,他也可能佯裝試行第一方案——這就是我所說的人的高明——以便牽制敵人的兵力,而在敵人以為不可能挨打的地方對他突然襲擊。烏爾姆戰役就是這樣,奧地利將軍馬克在西邊等候敵人,不料敵人卻從他以為太平無事的北邊把他重重包圍。我舉這個例子也許不很恰當。烏爾姆戰役是包圍戰中較好的戰例,將來還可能發生類似的戰役,因為它不僅是將軍們傚法的典範,而且可以說是一種必要的方式(尤其是一種「必要」的方式,這樣就可以有所選擇,也可以多樣化),一種結晶的形式。然而這一切都無關緊要,因為這些條條框框畢竟是人為的。還是回到我們的哲學書上來吧,它就好比是理論原則,或者說科學規律,現實與它基本相符,但是,你回想一下偉大的數學家普恩加來1,他就不說數學百分之百的精確。至於我前面給你講的軍事條令,它們畢竟不那麼重要,況且經常會有變化。就拿我們這些騎兵來說,我們正在搞一八九五年軍事演習,可以說它過時了,因為它建立在陳舊的過時的理論基礎之上,認為騎兵的戰鬥作用僅在於向敵人發起衝鋒,給敵人造成精神上的恐懼。但是我們團裡最聰明的教官,騎兵部隊的精華,尤其是我給你講過的那個少校,他們的看法恰恰相反,認為勝負取決於一場真正的混戰,敵我雙方刀劍相對,誰堅持到底誰就勝利,不僅指精神上的勝利,指造成對方心理恐懼,而且指物質上的勝利。」

    「聖盧言之有理,說不定下次軍事演習就可以看到這種發展的跡象了,」我的鄰座說——

    1普恩加來(1854—1912),法國數學家。

    「你能贊同我的觀點,我感到很高興,因為你的意見似乎比我的更能引起我朋友的興趣,」聖盧笑著說。或許因為他的同事和我之間開始產生的好感使他有點不快,也可能因為他正式看到了這種好感,認為有必要予以確認。「我剛才也許貶低了條令的作用。條令不斷在變化,這是肯定的。但目前它們仍然左右著軍事局面、作戰計劃和部隊集結的方案。倘若它們反映了一種錯誤的戰略觀念,就可能成為失敗的基本原因,這一切對你似乎太專門了。」他對我說。「你好好想一想,最能加速戰爭藝術發展的,說到底還是戰爭本身。在一次戰役中,如果歷時較久,我們將看到交戰的一方會借鑒另一方的成敗來改進自己的方法,而敵方也會得到提高。但這已經成為歷史。現在炮兵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未來的戰爭——如果還有戰爭的話——將是速決戰,人們還沒來得及汲取教訓,和平就已經恢復了。」

    「你別太敏感了,」我對聖盧說,這是回擊他前面所說的話。「我聽你講話可專心致志呢!」

    「如果你不再生氣,如果你還允許的話,」聖盧的朋友又說,「我想對你剛才講的作一點補充。戰役的模仿和雷同不只是和指揮官的思想有關,指揮官的判斷錯誤(如對敵人的力量估計不足)也可能使他要求部隊作出重大的犧牲,有些部隊以一種極其崇高的忘我精神作出了這種犧牲,因而他們也就起到了某次戰役中某個部隊的作用,在歷史上會作為戰例被人們交替引用。就拿一八七○年來說,普魯士的先頭部隊在聖普裡瓦1,土耳其人2在維桑堡3和弗勒施維雷爾4就是這種情況。」——

    1法國地名,1870年8月18日普魯士第一、第二軍團在這裡攻擊法軍;使法軍潰退。

    2這裡的土耳其人指舊時在法國軍隊中當步兵的阿爾及利亞人,因為1830年以前,阿爾及利亞一直是土耳其的殖民地。

    3法國地名。維桑堡戰役揭開了1870到1871年普法戰爭的序幕,普軍在這裡突然襲擊法軍,法軍被迫撤退。

    4法國地名。維桑堡一戰,法軍慘敗,繼而集中在弗勒施維雷爾,但又被普軍戰敗。這次失敗導致敵軍佔領阿爾薩斯。

    「啊!交替引用,太確切了!妙極了!你很聰明,」聖盧說。

    聖盧的朋友列舉的這幾個戰例我不是不感興趣,每當有人像這樣通過個別向我闡述一般時,我總是聽得津津有味的。然而,我最感興趣的還是指揮官的才能。我很想瞭解指揮官的才能指的是什麼,在特定的條件下為什麼沒有才華的指揮官會抵擋不住敵兵,而才華出眾的指揮官卻能扭轉危局,克敵制勝。按照聖盧的說法,這是很可能的,拿破侖就曾好幾次反敗為勝。我想弄懂什麼叫軍事才能,因此我要他們在我知道名字的將軍之間作一個比較,告訴我誰最有指揮官的氣質和戰術家的天資。我知道這會讓我的新朋友感到厭煩,但他們至少沒有流露出來,而是不倦地、耐心地回答我的問題。

    我感到我同寒冷的黑夜隔開了,只是時而聽見火車的鳴叫——這聲音只會使我在這裡感到更加愉快——或報時的鐘聲——幸而離這些年輕人拿起戰刀趕回營房還有一段時間;不僅如此,我甚至感到同外界的一切憂慮都隔開了,我差點把德-蓋爾芒特夫人忘得精光。這得歸功於聖盧,也得歸功於他的朋友們,他們的熱情似乎使聖盧變得更加慇勤;還因為這間小餐廳溫暖宜人,侍者端來的佳餚美味可口。這些佳餚激發了我的想像力和食慾;有時它們的母體,自然界的一小塊或一小段,如殘留著幾滴鹹水的凸凹不平的牡蠣貝殼,殘存在一串葡萄上的疙裡疙瘩的枯黃色蔓籐,仍然環繞在它們周圍,雖不能食用,但像一處風景那樣遙遠,富有詩意,使我在晚餐時心潮起伏,浮想聯翩,忽而在一棵葡萄樹下午睡,忽而在大海上漫遊。有幾次,菜餚的新穎特色是由廚師精心設計出來的,他把菜餚當作藝術珍品,配以自然的環境端上餐桌;一條用葡萄酒奶油湯汁燴制的鮮魚放在一個長方形的陶瓷盤上,猶如躺在綠油油的草叢中,鮮艷奪目,永久存在,但因為是被活活地扔進滾開的開水中,故而顯得歪歪扭扭,周圍鑲滿了貝殼類動物、寄生動物,如螃蟹、蝦和貽貝等,看上去活像是繪在貝爾納-巴利西1的陶瓷品上的彩圖——

    1巴利西(1510—1589),法國著名的陶瓷工和學者,發現了瓷釉的秘密。

    「我好嫉妒,生氣,」聖盧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我說,影射我和他朋友沒完沒了的竊竊私語。「您認為他比我更聰明?您對他比對我更喜歡?您就這樣心中只有他了嗎?(那些特別喜歡女人、慣於在女人中周旋的男人,往往會開一些在別人看來有失大雅而不敢開的玩笑。)」

    當話題由個別轉入一般時,大家總避開德雷福斯案件,以免惹起聖盧的不快。可是,一個星期後,他的兩個同事挑起了話頭,說他生活在這樣一個軍人環境中,竟會站在德雷福斯一邊,幾乎成了反軍國主義者,實在令人費解。「這是因為環境的影響不如人們想像的那麼重要……」我插了一句,並不想詳細討論這個問題。我本想到此為止,沒打算把前幾天我給聖盧談的看法再說一遍。但因為剛才那句話和我上次說的幾乎一字不差,我又為自己辯解似地補充說:「這正是前幾天……」然而,我忽視了羅貝對我和其他幾個人的發自內心的欽佩還有另外的一面。他在欽佩的同時還完整地吸收了我們的思想,以至四十八小時後,他竟忘記這些思想是從別人那裡批發來的了。因此,對於我這個尋常的論點,聖盧認為應該向我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贊同,似乎這個論點本來在他頭腦中久已存在,而我不過是在他的領地上狩獵而已。

    「對極了!環境並不重要。」

    他似乎怕我打斷他的話頭或不明白他的意思,緊接著又強調說:

    「真正的影響是思想的影響!人都要受思想觀點的束縛!」

    他稍停片刻,就像一個吃下食物很快就消化的人,心滿意足地微笑著,摘下單片眼鏡,用螺旋鑽般的目光盯著我:

    「持同一觀點的人都差不多,」他神氣活現地對我說。顯然,他全然忘了他頭腦中的這些想法是我前幾天同他講的。

    我晚上到聖盧的飯店時,心情並不都是一樣的。雖說我們的一個記憶,一種憂慮可能會暫時銷聲匿跡,不再糾纏我們,但是還會回來,有時久久縈繞在我們心頭。有幾個晚上,我穿過城市到飯店去時,一路苦苦思念德-蓋爾芒特夫人,連呼吸都感到很困難,彷彿我的胸腔被一個高明的解剖醫生切開,割除了一部分,補上了一塊同樣大小的非物質的痛苦,補上了等量的懷舊和愛情。儘管刀口縫合很好,但當對某人的思念代替了內臟時,我們總會有不舒服的感覺,它似乎比內臟占的位置更大,再說,不得不想著身體的一個部分,這種感覺說它像什麼,它又不像什麼。不過我們變得更嬌貴了。稍微有點微風我們就會歎息,是因為氣悶,也是由於抑鬱。我仰望天空。如果月光皎潔,星光燦爛,我便想:「也許她正在鄉下,和我瞻望著一樣的星星,說不定當我到飯店時,羅貝會對我說:『好消息,我舅媽剛給我來了封信,她想見你,就要到這裡來了。』」我對德-蓋爾芒特夫人的思念不僅僅寄托在蒼穹。一陣溫馨的微風從我身邊掠過,會給我捎來她的信息,就像從前在梅塞格裡絲的麥田里,微風給我捎來希爾貝特的信息一樣:人總是那樣,會在另一個人的感情中摻入許多並不屬於他的而僅僅是他喚醒的朦朦朧朧的感情。而這些特殊的感情,我們身上總有一股力量在使它趨向真實,也就是使它匯合到一種更普遍、為人類所共有的感情中去,而人、還有人給我們釀成的痛苦,只能使我們同這種普遍的感情溝通:當我知道我的痛苦是人類普遍愛情的一個小小的組成部分時,我在痛苦中也就感到了快慰。我現在感到的痛苦使我想起了我從前對希爾貝特的憂思,想起了在貢佈雷,當媽媽晚上不在我房間時我感到的愁悶,同時也使我回憶起貝戈特小說中傷感的幾頁;德-蓋爾芒特夫人、她的冷漠和不在我身邊同我痛苦的關係不像是學者頭腦中的因果關係,但我並不就此下結論說,德-蓋爾芒特夫人不是我痛苦的根源。我們的身體不是會出現一種漫射狀疼痛嗎?疼痛滲透到患病部位以外的地方,但一個醫生壓住痛點時,這些地方就會失去疼痛的感覺。可是在這之前,由於疼痛到處滲透,我們說不清楚是怎樣的疼痛,也不知道究竟是哪裡疼,以為這是命中注定,肯定治不好了。我朝飯店走去,心裡想著:「已有十四天沒看見德-蓋爾芒特夫人了。」(十四天也只有對我才顯得漫長,凡是涉及德-蓋爾芒特夫人,我總是用分秒來計算時間的。)我對德-蓋爾芒特夫人的思念已不限於臨風歎息了,甚至連時間的數學刻度也呈現出痛苦,富有詩情畫意。現在,每一天都像是一個輪廓模糊的山峰,變幻無常:走下山坡我感到可以忘掉一切,走上山頂我又渴望再見到公爵夫人,因而內心煩憂。我時而下坡,時而上山,在上下坡之間搖擺不定。有一天我對自己說:「說不定今天晚上會收到一封信呢。」

    當我到飯店時,鼓足勇氣問聖盧:

    「隨便問一聲,你有沒有得到巴黎的消息?」

    「有的,」他回答我說,臉色看上去不太高興,「不愉快的消息。」

    當我明白是他有了煩心的事,他得到了情婦的消息時,我才鬆了口氣。但我馬上又意識到,這些不愉快的消息可能產生的一個後果是,他近來恐怕不能帶我到他舅媽家去了。

    我得知他和他情婦吵了一架,可能是在信上吵的,也可能她來過一次,早班車來,晚班車走。他們經常吵架,真真假假,好像總有解決不了的矛盾。她心情很不好,常為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就跺腳,哭鼻子,就像那些把自己關在沒有窗戶的貯藏室裡的孩子,不出來吃晚飯,也不說明緣由,當父母氣急了,動手打他們一下時,他們就益發哭得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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