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亞歷山大-柳比歇夫從部隊復員回來，開始從事純學術工作。那會兒，他已經提出他一生的奮鬥目標——創立生物自然分類法。
「要創立這樣一種分類法，必須先找出某種類似的原子量；我想對沒有直接功能作用的機體結構中的曲線進行數學研究，通過這個辦法來找……」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在一九一八年這樣寫道，「這項工作在數學上看來困難極大……我起碼要過五年，等數學基礎打得好一些，到那時候才能著手完成這項主要任務……我立意要寫一部數學生物學；一切企圖把數學運用於生物學的嘗試，都將兼容並蓄於這部書中。」
在那幾年，人們對他的想法，反應頗為冷淡。應該說，柳比歇夫於一九一八年到那裡去工作的辛菲羅波爾市的塔夫利達大學，當時委實是人才濟濟：數學家H.克雷洛夫和B.斯米爾諾夫，天文學家O.司徒盧威，化學家A．白柯夫，地質學家c．奧布魯契夫，礦物學家B.維爾南茨基，物理學家Я.弗倫凱爾和И.塔姆，森林學家Г.莫羅卓夫，自然科學家弗拉基米爾-帕拉金和亞歷山大-帕拉金兩兄弟，Π.蘇希金，Г.維索茨基；最後還有柳比歇夫終生崇敬的老師亞歷山大-加夫裡洛維奇-古爾維奇。
這位青年教師並沒有因為泰斗們的懷疑而仿惶躊躕。歲月遞嬗，具體的方法有所修正，某些東西不得不重新審議，但是總的任務不變——一旦幹了起來，他一輩子也不背離既定的目標。
傳說施利文起誓要找到特洛伊遺墟的時候才八歲。施利曼的例子所以廣為人知，原因之一，是這種向目標直線進軍、終生換而不捨的情況在科學史上極為罕見。柳比歇夫二十多歲剛開始從事學術工作的時候，也明確地知道他要達到什麼目標。真是幸福而不平凡的命運啊！他自己提出了他的工作綱領，並從而預決了他的活動的整個性質，事實上是至死不渝。
這樣到底好不好？——給自己的生活定了框框，定得那麼死。捆住了自己的手腳，戴上了籠頭，錯過了其它的機會，人變得乾巴巴的……
然而在事實上（這個事實很值得注意），柳比歇夫的命運並非如此。他的一生是生氣勃勃、和諧協調的一生。他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既定目標，在他生活中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他一生始終忠於他青年時代的選擇，忠於自己的愛好和理想。他自己認為自己是幸福的；而且在旁人的眼裡，他的生活由於目標明確，也是令人羨慕的。
二十三歲的維爾南茨基寫道，他立意「要在智能、知識和才華上盡量取得實力，這樣我的智慧便會無比的豐富多彩……，」他在另一處寫道，「我充分意識到，我可能是致力於錯誤的、靠不住的東西，誤入歧途；但我不能不走這條路。我憎恨對我的思想有任何束縛，我不能也不願我的思想順著這樣一條道路發展下去，它雖然在實際上是重要的，但它不能使我對那些折磨著我的問題有起碼的瞭解……這樣一種探索，這樣一種企求，正是任何一種學術活動的基礎。這只會使我們不致成為在故紙堆中討生活的書蠢，只會使我們真正地生活，在學術工作中找到喜怒哀樂……追求真理。我完全知道，我可能在追求真理中死去，可能因此而喪身，但我重要的是找到真理，即使不是找到，那也是力求找到，不管這個真理是多麼令人苦惱，是多麼虛無縹緲，多麼卑鄙齷齪。」
這些青年時代的誓言總是激動著人心。赫爾岑、奧加廖夫、克魯泡特金、梅契尼柯夫、貝赫捷列夫——幾代俄羅斯知識分子立誓獻身於追求真理的鬥爭。每個人都選擇了自己的道路，但某種共同的東西把他們這些如此不同的人聯繫在一起。這不能簡單地說成是對科學的忠誠，而且他們之中誰也不是光研究一門科學。他們都是又搞歷史，又搞美學，又搞哲學。俄羅斯作家的精神探索史是眾所周知的。俄羅斯科學家追求道德的歷史也並不遜色，其精彩與深刻不亞於作家。
但，立誓忠於科學（哪怕是心愛的科學）是一碼事，給自己規定具體的目標又是一碼事。
萬一特洛伊根本沒有存在過呢？萬一它是荷馬虛構的呢？這樣一來，施利曼豈不是白白蹉跎了一生？
萬一柳比歇夫確定的目標是不能達到的，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呢？萬一過了二十來年，證明創立這樣一種生物自然分類法是不可能的呢？或者說，萬一現代數學機器不適合於這方面的用途呢？這樣一來，虛度了年華，當初的目標原來是虛幻的東西，目標明確變成了漫無目的。
這是冒險嗎？不，比冒險更可怕；這是押寶；未來、才華和希望——這些生活中最美好的東西，統統拿來孤注一擲。誰知道有多少這樣的幻想家在無聲無臭中死去，沒有達到可望而不可即的目的！
狂熱、偏執、禁慾——科學家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什麼代價沒有付出過！
在科學中，著迷是危險的東西：對某些氣質的人來說，或許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但代價太大了。著了迷的人對科學為害甚烈；著了迷，往往不能批判地對待事物，連牛頓這樣的天才也在所難免——我們只要提一下牛頓對虎克不公道的行為，便足以說明問題。
柳比歇夫在青年時代，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滿腦袋虛無主義、唯理主義的巴扎洛夫。在那個年代，柳比歇夫的許多同窗學友都模仿巴扎洛夫。這又是一個例證，說明文學主人公不止是對一代而是對幾代俄羅斯知識分子起了積極的作用。他們在青年時期，同巴扎洛夫一個腔調，眼裡只有自然科學；什麼歷史，什麼哲學，統統是扯淡。捎帶說一句，文學也不能倖免。柳比歇夫當時只承認文學是學好外語的一種工具：《安娜-卡列尼娜》他看的是德文版，「因為譯文要比原文易懂。」
一切服從於生物學；凡是無助於此的，一概置之不理。他那時憧憬著建功立業，遵循著英雄主義的陳腔濫調；首先是工作，一切為了工作；為了事業，不惜犧牲一切。
事業代替了倫理，決定了倫理，它本身就是倫理，把存在和哲學的一切問題一筆抹煞；為了事業，人世間的一切喜悅和樂趣都不屑一顧。
捨此取彼，他取了自我犧牲。
這是我們熟知的那種科學任。他為之獻身的生物學任務相當重要，其餘的事情與他都不相干。科學要求付出最大的努力，作出最嚴格的自我克制。不是這，便是那。司空見慣的兩個極端。不是聖賢和英雄，便是庸人、壞蛋、哪方面都不配做人的人。我們在這裡是沒有中庸之道的。如果不能成為榜樣，不能成為理想人物，那就什麼都無所謂了——是騙子也罷，是正直的科學家也罷，對藝術有興趣也罷，不學無術，下流無恥也罷……只有完人才能得到承認；一個人僅僅做到有良心、規矩正派，那是不夠的。
柳比歇夫開始的時候同旁人差不多，跟所有年輕人一樣，渴望著建樹功勳，成為拉赫美托夫，成為超人。一步步，他才逐漸回復天性，冒出人的弱點，他鼓起勇氣繼續前進，攀登越來越陡峭的高峰——追求人性，追求那最最樸實的人性。
需要好多年才能懂得，最好不是去震驚世界，而是象易卜生所說的，生活在世界上。
這樣，對人、對那門科學都要好一些。
柳比歇夫的長處首先在於他懂得這些道理要比其他人早得多。
幫助他做到這一點的，正是他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工作要求……不過那是後話，至於在初期，根據一切計算（柳比歇夫是喜歡計算也善於計算的），他的工作要求付出與正常人無法比擬的精力，需要消耗比人的一生更多的時間。他當然相信他能做到，但總是要從另外什麼地方再去挖掘一些力量，再去挖掘一些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