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階的評價
（1503∼1583年），漢族。字子升，號少湖，又號存齋，明松江府華亭縣人（今上海松江區）心學（王守仁創）傳人。早年即工詩文，善書法。嘉靖二年（1523年）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後因忤張孚敬，被斥為延平府推官，受此挫折，從此謹事上官。延平多盜，到任後捕劇盜100餘人；清理積案，釋出系囚，贏得聲譽，升為黃州同知，後又擢為浙江按察僉事，進江西按察副使，並主浙、閩二省學政。皇太子出閣（讀書），擢為國子監祭酒。後又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與朝廷機要大事。曾密疏揭發咸寧侯仇鸞的罪行，且擅寫青詞，為嘉靖帝所信任。這時，嚴嵩當政為首輔，和嚴嵩一起在朝十多年，謹慎以待；又善於迎合帝意，故能久安於位。
倭寇蹂躪東南，侵擾松江，力主發兵平亂。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得知帝對嚴嵩父子的不法行為已有所聞，於是就命御史鄒應龍參劾，終於使嚴嵩罷官，其子嚴世蕃謫戍。徐階則取代嚴嵩而為首輔。在任期中，徐階一眼相中張居正，並提拔，而正是因為這次提拔，讓張居正得以施展抱負，成為一代名臣，力挽狂瀾。終於成為大明帝國時期的一代名相。
高拱的評價
高拱生於明武宗正德七年十二月（1513年1月），出身官宦世家，生而相貌魁偉，自幼穎敏好學。五歲善對偶，八歲日誦數千言。為文雄健開爽，出入意表。年十七鄉試奪魁。嘉靖二十年（1541），登進士第，選庶吉士。他由此從政三十餘年，共提職十四次。二十二年（1543），初任翰林院編修。三十一年（1552），裕王出閣講讀，任其首席講讀官。三十七年（1558），主持順天鄉試，升侍講學士。拱侍裕邸九年，深得裕王的賞識和倚重。三十九年（1560），升太常寺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四十一年（1562），升禮部左侍郎，後兼學士。次年（1563）轉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參與重錄《永樂大典》。四十四年（1565），主持乙丑會試，升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四十五年（1566），以徐階薦，拜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參政。同年十二月，世宗崩，裕王即位，是為穆宗，改年號隆慶。元年（1567）二月，晉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四月，晉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五月，因與首輔徐階矛盾，辭官歸里。三年（1569）十二月，穆宗召高拱還閣，以原官兼掌吏部事。次年，俺答汗之孫把汗那吉來降，高拱與張居正力排眾議，使封貢得以成功，因進少師兼太子太師、尚書、大學士，後進柱國，中極殿大學士……李春芳致仕後，任內閣首輔。六年（1572）正月，加柱國晉中極殿大學士，余官如故。五月穆宗崩，六月十日神宗即位，十六日即以「專權擅政」罪名，斥逐高拱「回籍閒住，不許停留。」高拱就這樣「志不盡舒，才不盡酬」，被罷相歸家。歸家後，發憤著書立說，萬曆六年七月（1578年8月）病卒，享年66歲。葬於縣城北部閣老墳村。
高拱不僅是一個有干略的政治家，在學術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於先儒成說，以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強從」。直斥程朱理學「遠人情以為天理」；他很贊同同時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觀點，認為理在事物，無其事即無其理。他對「權」字更有一套獨到的見解，把「權」與「經」比作秤上的「錘」和「衡」，兩者關係是「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為正也」。即：權和經是對立的統一體，凡事皆有經，其事實行時應認真權一下，使權與經得以統一。在「義」和「利」的問題上，認為「苟出乎義，則利皆義也；苟出乎利，則義皆利」，只要擺正義和利的關係，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觀點。他還認為正因前人沒有把握住這種關係，才造成「經制之略置之不講」，善理財者不聞，禍國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視理財，重視有關國計民生的政務，主張務實。他的學術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務、取得政績的思想根源。
張居正的評價
張居正，生於公元1525年5月24日，卒於公元1582年7月09日。5歲入學，7歲能通六經大義，12歲考 中了秀才，13歲時就參加了鄉試，寫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廣巡撫顧轔有意讓張居正多磨練幾年，才未中舉。16歲中了舉人，23歲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由編修官至侍講學士令翰林事。隆慶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隆慶時與高拱並為宰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在隆慶年間張居正則是明朝有識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目睹時局的敗壞，憂心忡忡地寫下這樣的詩句：
風塵暗滄海，浮雲滿中州。目極心如*，顧望但懷愁。
深切的憂患意識，使他無意留戀悠閒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裡，他閉門謝客，攻讀歷朝典章，剖析政務，探索救國興邦之道；在告病回鄉休假的三年間，不辭辛勞走訪民間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隆厭六年(1572)，意外的機遇來了，這年皇帝病故，遺詔命高拱、張居正、高儀共同輔佐十歲的小皇帝朱翊鈞( 神宗，即北京定陵的墓主) 。高拱是首輔，為人驕橫，在他心目中張居正是下屬，高儀年邁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對手，唯一能與之爭權的是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在高、馮鬥爭中，張居正趁機聯合馮保，擠走高拱，這年高儀病逝，得以循序升為首輔。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師，又是唯一健在的顧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賴。在他主政的十年間，實際上掌握明帝國的大權，這為他實行改革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張居正改革，是在統治機構近乎解體，財政瀕於破產的局面下，自上而下發動的一場挽救王朝統治危機的運動。他有句名言： 「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 」這「剛過」，充分表現出他以剛毅明斷的見識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勢推向全國，因此也留下「時政苛猛」的訶難，是耶？ 非耶？ 都已成為既往。歷史關注的是，他以什麼樣的決策，使王朝轉危為安，力挽狂瀾於既倒！
十年改革從政治推向經濟，強國富民，取得顯著成效。
馮保評價
馮保於嘉靖年間入宮，善琴能書，他從萬曆皇帝即位開始了自己的人生最為輝煌的時候，在萬曆即位的前十年間與張居正一起嘔心瀝血傾力為國計民生著想，推行大刀闊斧、雷厲風行的改革，成效卓著開創了萬曆新政的新局面，使萬歷時期成為明朝最富庶的幾十年。在萬曆初期張居正改革的過程中馮保扮演了一個及其重要的角色，他作為張的重要同盟，對於穩定內廷特別是他作為萬曆的大伴深受小皇帝和李太后的信任。同時作為內相的馮保把持的司禮監與張居正把持的內閣達到了空前的統一。正因為如此張居正的改革才可以順利進行。在整個明朝歷史上，太后、張居正和馮保可以說是整個明朝的高層管理鐵三角。在這種君臣關係密切、大家互相信賴的極其和諧的政局關係中，內閣一應事宜有張居正秉斷，馮保則適時的協調著大內、東廠、皇帝、兩宮太后、皇親國戚、閣臣之間的關係，大明王朝出現了國泰民安的歌舞昇平現象。
馮保入宮幾十年，目睹了政治鬥爭往往都是兩敗俱傷的下場，所以，他是深知其中險惡。穆宗臨終前，將馮保任為顧命大臣，這使他感到莫大的榮耀。所以，在神宗面前他即是一名忠心的僕人，又像是一名嚴厲的師尊，他一心一意遵照遺詔去做事，為了確保大明江山，他不惜魚死網破與高拱爭鬥，不畏張居正的鐵腕政策與他反目。他不惜一切代價維護了大明江山的利益。十年以後，神宗由一位由他扶著登基的小皇帝，變成一位年青固執的青年君王。他將與自己朝夕相處的「大伴」發配到南京去種菜園子。風燭殘年的馮保似乎早已料到今日的結果，他平靜地接受了神宗對他的罰治。面對馮保的一生，《明史》都稱他有「儒者風度」。馮保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