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上天真的議案給張居正一個好機會讓他成就大事。
隆厭六年(1572)，意外的機遇來了，這年皇帝病故，遺詔命高拱、張居正、高儀共同輔佐十歲的小皇帝朱翊鈞。高拱是首輔，為人驕橫，在他心目中張居正是下屬，高儀年邁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對手，唯一能與之爭權的是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這高拱是何許人也，說起這人那可是大有名頭了。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裕王載垕即位，這是後來的穆宗。他即位的時候，年三十歲。
在穆宗繼位後，徐階仍為首輔。內閣高拱，曾經是徐階推薦入閣，因徐階草擬遺詔未與之商量而心懷不滿。世宗重病時，給事中胡應嘉曾經彈劾高拱，高拱就懷疑是徐階指使。御史齊康受高拱指使，極力詆毀徐階，徐階遂引罪乞休。九卿大臣們都出來為徐階申辨，並彈劾齊康，自然連及高拱。高拱不得不引病而歸。徐階勸神宗廣開言路，於是一批給事、御史如海瑞等被重新起用，勢力日漸強大，而且言語多過激，使穆宗十分頭疼，不能忍受。穆宗面諭徐階處理。同僚想將他們分譴，徐階說：「上欲譴，我曹當力爭，乃可導之譴乎。」請傳諭，令他們悔改，穆宗也就不再問罪。
蕌隆慶三年（1569），給事中張齊以私怨彈劾徐階，徐階請求辭官歸鄉。此時，穆宗對徐階也漸感不放心，遂批准了他的請求。徐階回鄉養老，舉朝皆請慰留，穆宗不聽。
就這樣一代名相徐階就敗在了高拱的手裡，高拱作為當今聖上的老師，論資歷，論學識、論幹練此時的張居正知道他是當之無愧的首輔。所以張居正從這一刻起就決定了學老師一樣要學會等待，此刻的他終於明白了老師早年的那些隱忍。此刻的他終於明白了王守仁的知行合一。這個也許是老師臨走時送給他最好的禮物。那封真誠的信讓張居正一輩子也忘不了。
（附註：高拱小傳來自《明史》
這高拱生於明武宗正德七年十二月（1513年1月），出身官宦世家，生而相貌魁偉，自幼穎敏好學。五歲善對偶，八歲日誦數千言。為文雄健開爽，出入意表。年十七鄉試奪魁。
高拱祖籍山西洪洞，先祖為避元末亂遷徙新鄭。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高魁，成化年間舉人，官工部虞衡司郎中。父親高尚賢，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歷任山東按察司提學僉事、陝西按察司僉事等，至光祿寺少卿。高拱受到嚴格的家教，「五歲善對偶，八歲誦千言」。稍長，即攻讀經義，苦鑽學問。十七歲以「禮經」魁於鄉，以後卻在科舉道路上蹉跎了十三個年頭，才考中進士，選為庶吉士。嘉靖二十一年（1542）授任翰林編修，九年考滿，升翰林侍讀。三十一年（1552）裕王（後來的穆宗）開邸受經，高拱首被當選，進府入講。此時皇太子已歿二年而新儲未建，裕王與其異母兄弟景王都居京城，論序當立裕王，而世宗似矚目景王。裕王前途未卜，朝廷上下，猜測種種、議論紛紛。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調護，給裕王很大寬慰。
當時，內閣首輔嚴嵩、次輔徐階，正互相傾軋，抵牾日著，高拱泰然往返於二人之間，未見有所厚薄。兩人因高拱為裕王講官，以後騰達有日，故也頗器重於他，有時甚至避讓幾分。時嚴嵩權勢熏灼，絲毫得罪不得，高拱卻不十分顧忌。一次他以韓愈「大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詩句，調侃嚴嵩在見其鄉袞、下僚時的傲態，嚴嵩聽了不僅不怪罪，反而為之破顏。在嚴嵩、徐階相與推薦下，嘉靖三十七年（1558）高拱遷為翰林侍講學士。
高拱在裕王府邸度過九個春秋，於嘉靖三十九年升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九年裡，高拱講授經筵，敷陳剴切，謹慎用事。裕王深受教益。二人建立了深厚的王臣、師生關係。高拱離王府後，「府中事無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問」，裕王還先後手書「啟發弘多」、「懷賢」、「忠貞」等字贈賜。翌年景王入藩之國，裕王為嗣的地位開始明朗，因而高拱與裕王的這層關係，不僅使高拱的上司、同僚對他刮目相看、趨之若鶩，而且也奠定了以後他在政治上大大發揮作用的基礎。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高拱升禮部左侍郎兼學士。次年改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他數次主或副主會試，所撰科舉示範文章頗見稱道。但一次在進題中「以字嫌忤上意」，幾乎有所行遣。徐階出面辯解，才使事懈。四十四年，景王在藩薨，裕王地位確立。高拱升禮部尚書，召入直廬，並以青詞見寵，得賜飛魚服。四十五年（1566）三月，由徐階薦舉，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高拱相貌瑰奇，為人豪爽有才略，又頗自許。甫入閣，即欲展抱負示才。當時世宗久居西苑，大臣率以召入直廬為榮，閣事有所不周。世宗因諭曰：「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首輔徐階及「青詞宰相」袁煒以不能離開世宗須臾為由，不去閣中辦公。高拱對徐階說：「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與李（春芳）、郭（樸）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故事。」李春芳雖早入閣，但對徐階向來十分恭謹，「側行傴僂若屬吏」。郭璞與高拱同時新入閣，且都由徐階薦舉，似應對階更為謙卑。拱卻言直如此，徐階「拂然不樂」。高拱與郭璞又同為河南鄉曲，「兩人相與歡甚」，徐階知後也不悅，因此芥蒂漸結。未幾，吏科給事中胡應嘉奏劾高拱。先是高拱因年過半百膝下無子焦慮萬分，遂將家移至西華門附近，直廬時常偷偷回家與妻妾團圓。一次聽說世宗病情危急，高拱急忙把自己直廬內的書籍、器物等盡行取出。胡應嘉因此奏劾：「拱輔政初，即以直廬為隘，移家西安門外，夤夜潛歸」，「皇上違和，正臣子籲天請代之時，而拱乃為歸計，此何心也」。高拱大懼，幸世宗病篤，未加深責。但高拱以胡應嘉為徐階鄉人，其奏劾又是徐階擬旨報世宗的，故疑胡應嘉受徐階指使，增添了對徐階的不滿和怨恨。
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世宗死，徐階與自己的門生、剛充當裕王府講官的張居正密草遺詔，卻不與同列謀議。詔下，高拱、郭璞惘然若失。高拱以自己是新帝肺腑之臣，卻對遺詔渾然不知，因而與徐階構怨更深。穆宗即位後，徐階以碩德元老仍居首輔位，旋又引張居正入閣，高拱心不能平，在論登極、賞軍事、去留大臣是否請上裁決等問題上，數與徐階抗爭，矛盾日趨表面化。隆慶元年正月，胡應嘉謫外，言路認為出於高拱指，於是群起交章攻之。給事中歐陽一敬奏劾尤力，將高拱比作蔡京。高拱怒甚，請徐階擬旨責杖奏劾者，徐階不應。高拱被迫求退，穆宗不允。徐階屈於皇帝的意思，也擬旨慰留，但絕無譴責言官，高拱越發生氣，一次公開在閣中與徐階舌戰。高拱攻擊說：「公在先帝時導之為齋詞以求媚。宮車甫晏駕而一旦即扳之。今又結言路而逐其藩國腹心之臣，何也？」詰問之勢洶洶。徐階徐徐辯答曰：「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結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結之，公獨不能結之耶？」他又說，我並非是背叛先帝，以遺詔讓先帝自責是為先帝收人心……。至於齋詞一事，徐階坦認「因我罪」。但他反問高拱：「獨不記在禮部時，先帝以密札問我：『拱有疏，願得效力於齋事，可許否？』此札今尚在！」高拱頓時「頰赤語塞」，打了個敗仗。但高拱並不甘心，他以徐階子弟和家人在鄉里橫行不法事攻訐徐階，並授意門生齊康劾徐階。徐階疏辯乞休。當時徐階正因遺詔復起世宗時被謫諸官而受到部院大臣、科道言官的感恩擁戴，權勢灼熱，故言路交章請留徐階，還集體去徐階第敦勸視事，另外極論齊康、高拱罪狀，甚至群集闕下，吐唾辱罵齊康、高拱。三月之內論劾高拱的奏疏竟多達三十餘份，高拱不自安，連疏十二，稱病乞休。穆宗挽留不能，遂准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大學士銜回鄉養疾，遣行人護送。齊康則坐黜外調，郭璞不久也乞歸回裡。
隆慶二年（1568）七月，徐階致仕。第二年張居正與太監李芳等合謀，奏請復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後，不顧臘月嚴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學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與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應嘉聞高拱復出，驚嚇破膽而亡，歐陽一敬也在解官歸田途中鬱鬱而死，一時人心惶惶。高拱通過門生腹心散佈言論，安撫言路諸官說：「華亭有舊恩，後小相失，不足為怨。」「拱當洗心滌慮，以與諸君共此治朝」。言之鑿鑿，頗為大度，於是人心稍安。
高拱再度上台後，盡心國事。他「為人有才氣，英銳勃發」，辦事操切，又不跡常規，在吏治、籌邊、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樹。當時高拱以內閣兼領吏部事，責任重大。他「晨理閣事，午視部事」，十分勤勉。他認為吏部職在知人，但真要瞭解一個人、用其長處並非易事。當時官場士風頹敗，為官只是獵取高崇，「權勢烜赫者則羨之，正色直言，謫貶蹭蹬者則輕之」，全不以行為品德為準。因此造成官場「理不明，氣亦不振」，官吏以奔趨、巧媚為能事的局面。對此，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嚴格的官員考察制度：「授諸司以籍，使署賢否，志爵裡姓氏」，每月彙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親自過目。到年終將冊籍全部匯總吏部，作為官吏黜陟的依據。天下大治，必須廣選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貢佔七成，制科僅為三，但朝廷重制科而輕科貢，他以為「崇其三而棄其七」是失措之舉，應該進士、舉人並用，惟賢是視，量才錄用。但舉人就選，他又主張「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官，不得為州縣之長」，因為州縣之長是地方父母之官，責任艱重，必須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擔。他又認為，國家必須廣蓄人才，到了要用時才去尋覓稱職的人，那是來不及的，於是提出備才之說：「今於緊要之官，各預擇其才宜於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為備。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他還公開招賢，明令選司，「凡有所缺，悉揭諸門外，使眾見之」，各有司可以薦舉人選。過去吏部推陞官吏，只少數人事，十分隱秘，高拱盡反其道，說：「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他叫人抱牘至後堂，命人當眾揭牘，「即塚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對於被黜官員，高拱必親「告以故」，黜者「無不懾服」。當時馬政、鹽政被視為閒局，朝廷輕之，因而失人廢事，使「善政無聞」。高拱體察下情，知馬鹽二政官處遠方貧薄苦寒之地，自是艱辛，遂提議改本省廉謹有才者任之，並寬其交納之額。如遇優異，則超等擢用。其官重，馬、鹽二政當自修舉，利於國家。高拱還制定和採取了旨在加強考察人才、選拔人才的許多制度和措施，「開王親內轉之例，復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核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進官升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這些都得到穆宗的准旨，得以實施。於是使朝廷上下、各類官員中出現了人人激奮的新氣象。依照明朝舊例，內閣輔臣，「若兼領銓選，則為真宰相，犯高皇帝厲禁矣」，但高拱先以閣臣、後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雖犯忌有非議，但成績斐然，利在社稷。
隆慶年間北方蒙古韃靼俺答部依然不斷入擾，邊患成為朝廷沉重負擔。作為內閣輔臣，高拱也將籌邊視為己任。嘉靖後期，徐階曾對嚴嵩秉權時造成的邊防潰敗有所匡補，選用了一批驍勇善戰的將才赴邊禦敵，又飭厲地方有司加強守備，與將校通力合作，但積重難返，一時邊防猶人力財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邊防用將用人方面。兵部歷來只設侍郎二員，協理部事，由於公務繁忙，他們平時很少巡閱邊務。但一遇邊方總督缺員，他們倒要前去頂補。若抽身不出，還得請移他官。去者都不諳邊務，常使事倍而功半。於是高拱提議在兵部添設侍郎二員，主要巡閱邊務，瞭解下情，做到對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都非常熟悉。這樣邊務有人專管，總督員缺，也可即刻往補。高拱認為「兵乃專門之學」，但現在兵部系統用員往往「不擇其人」，優秀官員將才又常常遷為他官，為此特請准兵部自己選將備才。他提出：儲備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邊將由兵部司屬往任。選得有智謀才力者，不得隨意他遷。侍郎、總督應經常對換，使他們熟悉彼此情況，一旦尚書員缺，即可頂任。這確是一項加強兵備的良策，頗得穆宗讚許，後來「邊方兵備督撫之選，皆於是取之」。高拱還訪得邊方之官，長年鎮守邊衛，「涉歷沙漠」，「出入鋒鏑」，可他們的俸資待遇和升擢提拔，都與內地處和平環境者同，「甚者且或後焉」。他以為這極不合理，建議對邊臣應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員不得與之相爭。對邊臣中久卓成績者更應體恤、厚加優撫，定期給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濟必多得」。在加強邊防將帥力量的同時，高拱與徐階一樣，也看到邊沿地方有司在防衛上的重要作用。長期以來，充任這類邊沿地方官的，不是雜流，便是遷謫者。朝廷對他們不關心不體察，待遇極差，所以他們沒有上進心。而「邊方有司，有疆埸之責，才者憂懼不堪，即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高拱於是「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充任邊方有司，以三年為期，比內地超等陞遷。若有軍功，不次擢用，總之，「惟以治效，不循資格」。這些都有力地鼓勵了戍邊將帥和邊方有司的進取心。
高拱辦事有膽有識。當時接徐階任首輔者為李春芳。李春芳為人寬厚，居政持論平，不事操切，雖無失措之舉，卻總顯得氣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發揮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慶四年（1570）八月，北邊有警，高拱以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栗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御史劉燾在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剿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軍餉。由於佈置周密，防範嚴謹，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孫子把漢那吉因與祖父發生衝突，率所屬阿力哥等十人前來求降。巡撫方逢時、總督王崇古主張受降。奏上，朝議紛然，多以為敵情叵測，不能貿然收留把漢那吉。高拱與張居正卻一致支持王、方意見，請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揮使，並「厚其服食供用」，以誠相待，結得其心，穆宗准旨。接著高拱又命邊臣讓把漢那吉穿錦衣、坐華車、騎好馬，前呼後擁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曉明廷厚待其孫，深受感動，遂決意與明朝和好，請封貢之事。此議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對派援引宋朝講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機，將極力反對與俺答結好的葉夢熊「降二級，調外任」，以息異議。他又發內閣舊藏成祖封瓦剌、韃靼諸王故事，揀發兵部。並說以己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己機在己，現在虜求於我，主動權在我，應該允許。他還說，這次俺答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者萬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錫之，則可以示輿圖之無外」。這種將蒙古與中原看成一個整體的觀念，比僅圖邊安的想法又高一籌。高拱批評反對派：「彼嘵嘵者豈為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為後言耳！」遂無敢復言者。隆慶五年（1571）三月，明廷封俺答為順義王，其他各部首領也分別封為都督指揮、千戶、百戶等有差。八月，明廷又准與俺答互市。
時陝西三邊總督以該邊不同宣、大，不欲通貢互市。高拱擬旨切責。不久陝西三邊也開貢市。「數月之間，三陲晏然，曾無一塵之擾，邊氓釋戈而荷鋤，關城熄烽而安枕」，從此基本結束了明朝與蒙古韃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在滿朝爭議的情況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圓滿地解決這一先朝遺患，與高拱等的著力贊襄是分不開的。在議貢過程中，主通貢互市的總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後，一面在朝廷力稱崇古議，一面抱病修書崇古：「惟公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必更懷憂慮」，使崇古受到極大鼓勵和寬慰。方逢時因封貢事曾面會俺答下人，遭人彈劾，說他「輒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鄰鎮」。高拱力斥其謬，「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洩也」，保護了方逢時，使他免受貶謫。穆宗以拱「殫忠遠謀，勞績可嘉」，進高拱少師兼太子太師、尚書，改兼建極殿大學士。
封貢事既成，高拱猶居安思危，擔心邊方兵將因無事而疏怠偷安，再壞邊備。他一向主張「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強調自強。於是再上疏，「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谷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明白開報，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則與過去戰時擒斬同功論賞；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則罪如失機論處。上嘉納之。兵部遂一一制定具體措施行之。
以後的幾十年中，西北邊境始終安定，無大擾，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兩廣、雲貴邊事上亦頗多建樹。隆慶初，廣西古田壯族人韋銀豹等據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撫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薦殷正茂為總督往剿。正茂任法嚴、善戰，但性貪。高拱說：「吾捐百萬金予正茂，縱乾沒者半，然事可立辦」。其實，他在用正茂的同時，已著眼於提擢、培養本省人才，在兩廣郡縣中「多除制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引導民風向上。不久，果然「亂民樂業而向化矣」。時人都以高拱為善用人。隆慶四年，貴州撫臣告土官安國亨叛，請進剿。高拱不輕信是言，經深入察查，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言以幸功也」，便專派員前去安撫釋嫌，避免了一場兵戎相加。
高拱勵精圖治，不數年內，政績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許，負氣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即左右皆為之辟易」，很是專橫跋扈，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這一面，造成了他與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來物議，釀成了以後被逐的悲劇。
先是四年七月，曾也是裕府舊僚的大學士陳以勤，因與高拱有小嫌，又見高拱在內閣不可一世，恐終不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罷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學士趙貞吉因高拱挾私憾考科道，上疏請止。高拱不悅，與之相傾，嗾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趙貞吉庸橫。趙貞吉也抗章劾拱。穆宗眷高拱竟令趙貞吉致仕。趙貞吉曾因高拱以內閣掌吏部，權如真宰相，請李春芳謀與掌都察院，以遏高拱權，李春芳許之。趙貞吉去，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階事與高有隙，遂於五年五月乞休歸田。高拱接任首揆，越發趾高氣揚。時殷士儋甫入閣輔政。士儋亦高拱裕府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擢。後取中旨入閣，高拱不悅。後有人劾高拱心腹張四維，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韓楫相脅。殷士儋不能忍，在內閣當面詬拱：「若先逐陳公，再逐趙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長此座耶？」說罷竟揮拳擊高拱。五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驅出。這樣，舊輔除張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淨。高拱位居極品，頤指氣使，專擅國柄。
然而高拱心中總有一段未了的宿怨，即對當年轟他出京的徐階及其諸言官耿耿於懷。隆慶四年四月，他因海瑞當年劾他的舊怨，將海瑞從應天巡撫調南京清銜。不久，又並其職，逼海瑞「謝病歸」。他還「盡反階所為，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恤者，一切報罷」。四年冬，刑部、大理寺例讞獄，本與高拱無關，他卻「自以意請朝審主筆」，且說「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第須得情耳」。其實是專為王金一案改讞。王金是世宗時方士，被徐階逮下獄，法司論以子殺父律當剮，高拱為之辯解不懈，後以減戍免死。原內閣有專辦中書事的誥敕房，序班十人。高拱起復後，十人久次考滿當遷，但因他們是徐階下屬，高拱不予理睬。十人求上門去。高拱詭笑說，「吾即有應，必不令若曹有侏儒之羨」，及令下，十人皆對品外調，為邊遠倉大使。只此一斑，可見高拱栽人之巧。雖如此，高拱猶不解恨，「專與階修部，所論皆欲以中階，重其罪」。徐階致仕後，在鄉里大治產業，還聽任子弟橫行鄉里，引起當地百姓的憎恨。高拱親自進疏論徐階：「原任大學士徐階（放歸後），當闔門自懼、怡靜自養可也。夫何自廢退以來大治產業，黜貨無厭，越數千里開舖店於京師，縱其子攪侵起解錢糧，財貨將等於內帑，勢焰薰灼於天下」，甚至還「故違明旨，（令人）潛往京師，強阻奏詞，探聽消息，各處打點，廣延聲譽，跡其行事，亦何其無大體也」。接著高拱「嗾言路追論不已」。隆慶五年，高拱起復原蘇州知府蔡國熙為蘇松兵備副使，以蔡國熙與徐階故有小隙，授意他，窮治徐階及子弟，「階三子皆就系，擬以城旦，革其蔭敘，入田四萬畝於官」。徐階狼狽不堪，無奈之中，只得向高拱俯首，「從困中上書拱，其辭哀」。此時，張居正也以階事「從容為拱言」，暗示他衡量利弊。高拱見徐階大勢已去，不無欣慰。一箭之仇既報，便豁然大度，修書徐階，稱「今以後原與公分棄前惡，復修舊好，毋使借口者再得以鼓弄其間」。同時又接連給蘇松官員去信，至囑對徐階三子及家人作寬處，稍存體面，並在蔡國熙的奏疏上批字：「太重，令改讞。」高拱之所以願對徐階網開一面，本意在於：見徐階慘狀，不免「兔死狐悲，不無傷類之痛」，與其修好，可安撫蘇松鄉紳，改善與徐階舊僚的關係。高拱的出爾反爾，使「蔡國熙聞而變色，曰公賣我，使我任怨而自為恩」。
隆慶六年（1572）正月，高拱為柱國，進中極殿大學士。然而他專橫更甚。加之其門生韓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門，狐假虎威，專以博戲為務，人都惡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後漸狎奢，常對人曰「日用不給，奈何？」門生、下僚聞之，爭相進獻，「賕納且集矣」，因此遭致物議。御史汪文輝上疏譏刺時事，語連高拱，高拱召而罵之，亟補寧夏僉事以出。尚寶卿劉奮庸也上疏糾拱，給事中曹大野則抗章劾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權報復、排斥善類、超擢親戚鄉里門生故舊，以及親開賄賂之門等等，穆宗不聽。二人皆謫外任。
張居正與高拱為故裕邸舊僚，張居正謀高拱出，高拱也亟稱居正才，兩人尚稱友善。高拱居揆席，張居正又肩隨之。高拱多與同列發生衝突，張居正獨退然下之，不與介入。對於智謀出眾的張居正來說，長期屈居人下，是不甘心的。他退而不與爭只是一種策略，高拱並不察知。隆慶五年張居正為徐階三子事諷言高拱。高拱下人傳言張居正受徐階三萬金賄賂，高拱不辨真假，以此誚張居正，張居正怒，而高拱也疑曹大野之奏章受張居正指使。兩人便存隙離交，張居正逐高拱之念漸強，於是暗結太監馮保，以借中貴力量圖事。
隆慶六年五月，穆宗大漸，召高拱、張居正等入內。穆宗執拱手曰：「以天下累先生」，宣內閣受顧命。時司禮監授遺詔，有二札，一給皇太子；一授高拱，中有遇事內閣與司禮監馮保商榷而行之說。高拱識其矯。未幾，穆宗崩，神宗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