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世記載中，土木之戰簡直就是一場鬧劇。所謂明軍五十萬精銳一朝盡喪於瓦剌二萬眾之手，多被歸咎於明軍的孱弱和王振的胡作非為。正統末明軍的戰鬥力當然已不如洪武、永樂時，但此時距永樂時期僅二十餘年，距宣宗率京營親征兀良哈更不足二十年，軍隊實力下降當不致如此之快，土木之戰中明軍規模並非五十萬，而是二十萬，或可稍為明軍戰鬥力低下的解釋。從群臣擊殺王振餘黨開始，後人就把英宗被俘歸咎王振。《明史》卷十二《英宗後紀》贊曰：「獨以王振擅權開釁，遂至乘輿播遷。」是有代表性的說法。但英宗以永樂、宣德親征獲勝為楷模，在瓦剌日益侵逼、邊報日急的形勢下親征，也是合理的選擇。史載王振在到達土木堡後貪等輜重而不入懷來，又錯選紮營地點，以致為瓦剌追及。[55]實則瓦剌已先於明軍到達土木堡以東，明軍就地駐營乃至無法取水，都是不得已的選擇。明軍情報錯誤，進無敵蹤，退為所乘，才是致敗的主因。而宣府東北防禦崩潰，給瓦剌敞開大門以伏擊明軍，宣府兵在戰局緊張時不予配合，使瓦剌獲得了意料之外的巨大勝利。[56]總之，土木之戰的結局帶有相當的偶然性，宦官弄權在本次戰爭中並非明軍失敗的關鍵因素，而明軍戰鬥力下降應是制度多年敗壞的結果，當時並非後世所渲染的那麼不堪一擊。
由於明代軍數是當時的秘密，歷來對不同時代京營的規模眾說紛紜。明代後期往往有諸如「國初京營不下七八十萬」的說法，雖不可靠，卻經常被現代學者引用。其實，就某些特定時期而言，根據《會典》提供的制度資料，《實錄》提供的軍事調動與軍隊分配情況，以及當時方志、筆記提供的具體數字，具體探討京營規模並不困難。這對解決一些歷來難有定論的戰爭、軍事制度問題或有裨益。 關於明前中期史實，同時代記載本已匱乏。在明軍人數這個問題上，李賢雖有較準確的記載，《實錄》卻不加採用。明代中後期史學家撰述時，多輾轉傳抄，對史實往往不加辨析，或照錄劉定之耳聞號稱之辭，或雖有疑問卻不能解惑，致使以訛傳訛，五十萬大軍盡喪土木堡之說遂成定論。清初人私修明史，又率抄襲明人舊說，乃至妄省文句，使訛誤更深。至修《明史》時仍粗匯實錄與各家之說，對明顯可疑的說法也沒有作出解釋，甚至專取敘述明軍失敗情況最嚴重的記載，不但貽誤後人，且難免誇大失實之譏。謝國楨《史料學概論》第五章第三節指出：「清朝統治者諱言明朝驅逐蒙古於漠北的事跡，猶如諱言建州女真曾臣服於明朝一樣。」所以《明史》對「對於明初的事實記載多不詳實。」看來這種諱言建州以致諱言蒙古的傾向，還導致了《明史》在記錄明代中期明軍失敗時隨意渲染敗狀。總之，關於明前中期史實，不但明後期諸史家及清人記載特別是《明史》難以盡實，即連《實錄》也未可遽信，在當時人的文集、筆記中反而能找到差近事實的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