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明朝北方的邊界上崛起了一支強大的蒙古人部族，號稱瓦刺。也先繼承瓦刺王位後，同明朝就開始發生磨擦。明朝的王振，本來也想討好也先，但由於貿易方面的磨擦，激化了雙方本就不協調的關係，戰爭終於爆發了。
這一年，也先派了兩千多人跟明朝做買賣，為了多得一點賞賜，也先謊報了貿易的人數。這件事給王振知道了，便說也先欺騙朝廷，單方面削了價，只給也先五分之二的錢，
還下令禮部不給來貿易的人吃飯。也先本就找不到發兵的理由，現在終於有了口實。他立即發兵攻打山西的大同，打得明朝的守軍節節敗退，緊急軍情很快傳到了北京。
明王朝本來已經派了駙馬都尉井源率兵四萬去增援大同了，但是王振卻還想擴大這次衝突。他的家鄉就在大同附近，只怕瓦剌人侵佔了自己在家鄉的田莊，又想趁這個機會，到家鄉人面前抖威風，順便建立奇功，鞏固自己的地位，便竭力勸明英宗御駕親征。
雖說這一年明英宗朱祁鎮已經二十三歲了，但他依然像當年小王子時候一樣，什麼事都聽王振這位「先生」的。要知道，英宗小的時候，就這位王振先生是他的朋友，他覺得他最信任的人就是這位王先生了。王振說要親征，並說瓦刺人不堪一擊，他立即信以為真，下令三天後立即出征。朝中官員聽到聖旨，嚇得在午門外跪了一大片，都說御駕親征不是兒戲，三個月能不能準備好還成問題，要英宗收回成命。可是，這位似乎永遠長不大的皇帝只信王振的，根本不管大臣們的建議，一意孤行地要按原來的命令行事。
七月十七日，明英宗和王振帶著五十萬臨時拼湊起來的隊伍出發了。出發前只把北京交給弟弟朱祁鈺留守，也不管敵情如何，也不商量作戰方略，連後勤保障都沒安排好，簡直把親征當作小孩子玩遊戲一般。 當然，後果大家都知道了，英宗在土木堡被俘，王振被憤怒的部將錘殺，這就是「土木之變」。
元朝末年明朝初年蒙古分裂為兀良哈部、韃靼部、瓦剌部三部。其中，瓦剌經過長期發展，勢力增強，瓦剌首領也先統一蒙古，並有吞併中原之心。
正統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領也先遣使2000餘人貢馬，向明朝政府邀賞，由於宦官王振不肯多給賞賜，並減去馬價的五分之四，沒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就製造釁端。遂於這年七月，統率各部，分四路大舉向內地騷擾。東路，由脫脫不花與兀良哈部攻遼東；西路，派別將進攻甘州（甘肅張掖）；中路為進攻的重點，又分為兩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統率，直攻宣府圍赤城，另一支由也先親率進攻大同。也先進攻大同的一路，「兵鋒甚銳，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 土木之變《明史紀事本末》卷32《土木之變》）。
大同參將吳浩戰死於貓兒莊。大同前線的敗報不斷傳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鎮在王振的煽惑與挾持下，準備親征。兵部尚書鄺埜和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吏部尚書王直率群臣上疏勸諫，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執意親征。7月16日，英宗和王振[1][2]率20餘萬大軍從北京出發，由於組織不當，一切軍政事務皆由王振專斷，隨征的文武大臣卻不使參預軍政事務，軍內自相驚亂。19日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8月1日，明軍進到大同。也先為誘明軍深入，主動北撤。王振看到瓦剌軍北撤，仍堅持北進，後聞前方慘敗，則驚慌撤退。本欲使英宗於退兵時經過其家鄉蔚州「駕幸其第」，顯示威風；又怕大軍損壞他的田園莊稼，故行軍路線屢變。至宣府，瓦剌大隊追兵追襲而來，明軍3萬騎兵被「殺掠殆盡」。13日，狼狽逃到土木堡，瓦剌軍已緊逼明軍。
記載土木之變其真其詳者莫如李賢之《天順日錄》：「明日於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勇而無謀，冒入鷂兒嶺，胡寇於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一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台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鬥，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於殺，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況乘輿為其所獲，其偶然哉？」李賢，字原德，宣德八年進士，授驗封主事，正統中遷考功郎中，改文選。正統十四年「扈從北征，師覆脫還。」 英宗復位，命賢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自此，李賢「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對明代中期政治的改良頗為有力。李賢不僅親歷土木其事，而且還以一位以國事為重的官員的面貌活躍於政治舞台上。他在英宗親征之前曾與同僚一起勸說吏部尚書王直率群臣上章留駕； 在行軍途中，又與一些御史謀劃擊殺王振，制止親征，使英宗安全返回北京。在李賢對土木之變的觀察中，這種熱忱的歷事者的背景所具有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編輯本段結局
此一戰役，明軍死傷十餘萬，文武官員亦死傷數十人。英宗被俘消息傳來，京城大亂。廷臣為應急，聯合奏請皇太后立郕王即皇帝位。皇太后同意眾議，但郕王卻推辭不就。文武大臣及皇太后正在左右為難之時，英宗秘派使者到來，傳口諭命郕王速即帝位。郝王於九月初六登基，是為景帝，以第二年為景泰元年，奉英宗為太上皇。瓦剌俘虜明英宗，便大舉入侵中原。並以送太上皇為名，令明朝各邊關開啟城門，乘機攻佔城池。十月，攻陷白羊口、紫荊關、居庸關，直逼北京。
也先大兵逼近北京城，勢不可 擋，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遷都城。兵部侍郎于謙極力反對遷都，要求堅守京師，並詔令各地武裝力量勤王救駕。隨後，調河南、山東等地軍隊進京防衛，于謙主持調通州倉庫的糧食入京，京師兵精糧足，人心稍安。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十月初六，也先挾持英宗入犯北京，京城告急，北京保衛戰開始。
明景帝讓于謙全權負責守戰之事。于謙分遣諸將率兵22萬，於京城九門之外列陣，並親自與石亨在德勝門設陣，以阻敵人前鋒。十三日，于謙派騎兵引誘也先，也先率數萬眾至德勝門時，明朝伏兵衝出，神機營火器齊發，將也先兵馬擊潰。也先又轉攻西直門，城上守軍發箭炮反擊，也先又敗。京師之圍解除。 正統十四年秋，明軍於土木堡（今河北懷來土木鎮）大敗於瓦剌，英宗被俘，導致嚴重的軍事危機，這已是廣為人知的事實。但不同時代、不同作者對這次戰役的記載頗多歧異與疑點，尚需條梳史料以澄清事實；明軍參戰人數、瓦剌軍行進路線、明軍回軍策略以及明邊鎮在土木之戰中的作用等諸多問題仍需探討；以此為例，並可初步認識明代中期京營、邊鎮的規模和有關明代前中期史實記載的可信程度。
關於土木之戰中明軍參戰人數，最早的記載見於劉定之《否泰錄》：「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1]嘉靖後期以來，幾乎所有言及出徵人數的明代史家均沿襲此說，[2]直至談遷猶於「官軍私屬」強調甚明，[3]而清人自谷應泰以下均不提「私屬」，逕作「官軍五十萬」乃至「五十餘萬」， [4]數字之差，語意全非。劉定之在《否泰錄》末說道：「臣因取目擊耳聞，參以楊善、李實所述《奉使錄》，錢溥所撰《袁彬傳》，約其繁複，著為此錄。」李實《李侍郎使北錄》未記出徵人數，[5]楊善《奉使錄》今不傳，估計亦不及此。錢溥《袁彬傳》今亦不見，其內容應為袁彬於塞外侍奉英宗的事跡，也不太可能提到明軍人數。則劉定之所記應來自「目擊耳聞」，即明軍出發時的確有號稱五十萬之舉。 但《實錄》絕口不提出徵人數，僅說「官軍人等死傷者數十萬」[6]。沿此例只記傷亡人數者漸由「喪士卒數十萬」到「士卒死者數十萬」[7]。從「官軍人等死傷」到「喪士卒」再到「士卒死者」，衍化過程與「五十萬」的遭遇相似。上引《否泰錄》作者劉定之是《英宗實錄》副總裁，與總裁陳文、彭時及副總裁吳節等於正統十四年各任翰林院侍講、修撰、編修之職，[8]所見所聞應無太大差別。修《實錄》時「職任緊要，又在於副總裁官」，[9]而《否泰錄》早在景泰年間已寫成，不採其「五十萬」之說於實錄，說明土木之變十餘年後，時人已經懷疑當年五十萬大軍的說法。但「死傷數十萬」之說又不知何據，《否泰錄》僅言「我師死傷過半矣。」可能《實錄》作者為交代戰爭規模，只好以「死傷數十萬」含糊了事。但此說一出，不但同樣不採「五十萬」說法的《四夷考》、《名山藏》、《明史》沿用，即連相信「五十萬」之說的《國榷》、《明通鑒》等也採用之，以與「五十萬」相呼應。另外一些不採「數十萬」說者，如薛應 、雷禮、徐學聚、谷應泰、查繼佐等多以損失「騾馬二十萬匹」搪塞。此說來自李賢所記：「二十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10]李賢親歷土木之變，僥倖逃生，[11]所記當較單憑在京「耳聞目擊」者可靠。後人既然摘其記錄，卻僅斷章取義，而對其詳細的軍隊人數和傷亡記載不予理睬，實在難以理解。[12] 另外，土木之變前夕朱勇率軍敗死鷂兒嶺。《實錄》載其率軍四萬，[13]《獻征錄》卷五李賢《成國公朱公勇神道碑》、王世貞、徐學聚、葉向高、談遷因之。《否泰錄》載：「遣朱勇等三萬騎還戰。」高岱、黃光升、谷應泰因之。三萬騎與四萬人尚可相輔相成。不過李賢在《天順日錄》中又說是「率五萬兵迎之。」雷禮、嚴從簡、查繼佐因之。《明史》卷一四五《朱勇傳》卻作「所率五萬騎皆沒」，顯然是專取最大數目，又擅改「兵五萬」為「五萬騎」。（其卷三二八《外國傳·瓦剌》又作「四萬人」，顯然原稿非出一人之手。） 王世貞記土木之變時於出征、傷亡人數一並不書，卻又記朱勇軍數。嚴從簡在此同樣詳事而略數。[14]看來明後期已經有人對傳世的明軍人數和傷亡數大為懷疑，因而闕略不書。
明軍出發時究竟有多大規模呢？《實錄》載：「車駕發京師親征。……命下逾二日即行，扈從文武吏士皆倉猝就道雲。」此前三天，「命在京五軍、神機、三千等營在營操練者人賜銀一兩，……兵器共八十餘萬。又每三人給驢一頭，為負輜重。」[15]可見明軍倉猝出發，兵員僅來自三大營以及必備的親軍。關於三大營的兵額，明代中後期以來有多種說法，一般認為永樂時有三四十萬。[16]而對土木之變前京營規模尚無令人信服的說法。 當時京營由班軍和在京衛所操練官軍、幼官、舍人組成。關於班軍，「宣德元年，調河南、山東、大寧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淮陽等衛及宣府軍士至京備操，令每歲輸班往來。原額春秋兩班，官軍一十六萬員名，……正統十四年，令外衛輪班官軍京操者，前班三月還，八月到，後班八月還，次年三月到，河南、山東、北直隸強壯官軍，皆隸前班。」[17]可見土木之變當年班軍輪班之法未廢，當時在京營班軍滿額應有八萬人。
關於京衛操軍，《實錄》載：宣德五年「成國公朱勇言：『舊時五軍每軍步騎二萬人。後調大同等邊備御，今五軍總存五萬七千餘人。而神機諸營比舊亦少，扈從、徵調不足於用。請令行在兵部如舊取補。』上命兵部於京衛選士卒通十萬隸五軍訓練。」[18]正統二年，「命太保成國公朱勇選軍。先是，勇奏五軍營原操馬步官軍調遣各邊備御，並逃亡者共缺二萬五千有奇。乞命官於五軍屬衛及親軍衛分並河南、山東、大寧三都司官軍內選補。」[19]兩個月後，「朱勇等奏：奉命選拔三千大營、五軍、神機等營精銳官軍十五萬一千有奇。欲將續選行在錦衣等七十衛官軍，與之相兼編伍訓練。然於內有守陵、守衛、供役、上直者，乞為處之。上命守陵、守衛各存其半，供役、上直旗校隸錦衣衛官督操，其餘俱聽訓練備用。」[20]十五萬軍中必然已本包括京衛軍，續選即應指所述四類，所增加者，不過原以各種名目推托操練者。但《明史》卷八九《兵志一》解釋朱勇正統二年選兵事說：「令錦衣等衛、守陵衛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隸錦衣督操，余悉歸三大營。」認為正統時京衛操軍包括上直衛軍一半和五府所屬在京衛所全部。即便按這樣計算，京營規模最大有多少呢？ 據葉盛《水東日記》卷二二《府衛官旗軍人數》：「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並錦衣等衛官旗軍人等」計3，258，173名，實有1，624，509名。其中「錦衣等三十五衛」294，117名，實有159，871名。「五府並所屬」2，964，056名，實有1，464，638名。錦衣三十五衛與五府所屬分列，則應指親軍二十六衛與武功中、左、右衛，永清左、右衛，彭城衛，長陵衛，獻陵衛和景陵衛等役作軍衛和陵衛，五府所屬京衛至萬曆共三十九衛。[21]無論全國統計，還是將三十五衛分別統計，軍員實額皆為原額之半，不妨以此作為當時各衛的普遍情況。役作軍當然不會編入三大營，所以將親軍二十六衛與三陵衛合計，約占三十五衛的六分之五，應有十四萬人左右，取其一半為七萬人。若按葉盛所記，五府屬衛每衛平均六千六百人，則五府屬衛之半應為十三萬人。但考慮到外衛往往有額外的千戶所，而京衛一般五所，則五府屬衛按每衛滿額五千六百人的一半計，為十一萬人。合計得十八萬人。若減去朱勇所言徵調各邊的京營兵與逃亡者，則京衛操軍軍數尚遠不及此。 土木之變後五天，「令新選余丁、官捨並舊操舍人及報效者人賜銀一兩，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門軍火夫並皇城四門內外官軍人賜布二匹。」[22]新選余丁、官捨無疑是匆匆湊集的新兵，而舊操舍人應是來自隸屬五軍營的幼官舍人營，報效者應來自殫忠效義營，[23]匠人、火夫可能來自專供匠役的武功諸衛，他們都應屬戰鬥力較弱者，故得留守。官軍顯然指留守的部分上直軍。土木之變後次日「京師戒嚴，羸馬疲卒不滿十萬。」[24]就是指這些留守軍隊。姑且以舊操幼官、舍人占留守兵一半即近五萬人計，合計班軍、京衛操軍與幼官舍人，當時京營最多三十萬人。 英宗親征前一月即六月底，「命太保成國公朱勇選京營四萬五千人。令平鄉伯陳懷、駙馬都尉井源、都督耿義、毛福壽、高禮，太監林富率三萬往大同，都督王貴、吳克勤率萬五千往宣府，各備虜。」[25]可見英宗親征前京營兵精銳已被抽調出不少。明軍從京師出發時，合計三大營與全部上直軍，即三十萬加七萬，再減去十萬和四萬五千，規模當在二十三萬上下。即使「私屬」隊伍龐大，[26]明軍總數也就在二十五萬左右。 明軍幾經輾轉到達土木堡時，人員組成已經有不少變化。據《實錄》，六月派到大同、宣府的將領中，陳懷、井源、王貴等死於土木堡，吳克勤死於土木之變前夕的斷後之役，[27]說明明軍離開大同、宣府時，六月派來的京營兵隨行回京。《否泰錄》說英宗進兵到宣府時「井源敗報踵至」，《李侍郎使北錄》載明軍到大同後遣「平鄉伯」即陳懷出戰敗績，說明此部明軍已經大受損失。而明軍在到達土木堡的前一天更是損失慘重：「庚申……遣恭順侯吳克忠為後拒，克忠力戰敗沒。將晚報至，又遣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領官軍四萬赴之。……亦陷焉。」 [28]吳克忠軍作為後衛，其數量當以萬計。這樣增損之後，再算進行軍過程中的減員，明軍到達土木堡時的規模應約二十萬，與李賢所記正相符合，這也間接證明了以上對京營規模的估計。 明軍號稱五十萬，可能只是沿永樂時以五十萬大軍親征的說法[29]以大造聲勢而已。相比之下，《正統臨戎錄》引也先語：「前番營裡皇帝領出來大小四十萬人。」[30]倒比「五十萬」更近事實。 《實錄》載土木之變前的戰爭進程說：「庚申……車駕將發。宣府諜報虜眾襲我軍後，遂駐蹕遣恭順侯吳克忠為後拒，克忠力戰敗沒。將晚報至，又遣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領官軍四萬赴之。勇、綬至鷂兒嶺，冒險而進，遇虜伏發，亦陷焉。……辛酉車駕次土木，……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為虜所據，絕水終日，人馬飢渴，虜分道自土木近旁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力拒之。終夜，虜兵益增。……壬戌，車駕欲啟行，以虜騎繞營窺伺，復止不行。虜詐退，（王）振矯命抬營就水。虜見我陣動，四面衝突而來，我軍遂大潰。」[31] 顯然，明軍到達土木堡時，堡南河流已為瓦剌所踞。鷂兒嶺位於英宗當天所在的雷家站（今新保安）西北四十里。[32]其後郭懋阻瓦剌於麻峪口，地在雷家站東偏北。[33]瓦剌何以能夠扼守遠在雷家站東南的桑干河？土木之變後葉盛建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34]後來于謙說：「（楊俊）遇達賊臨城，不能效力死守，輒將獨石、馬營歸賊，並倉儲、錢糧盡行捐棄在逃，以致士卒潰散，城池失守，開賊突竄之路，因而辱國喪師，至今令人痛恨。」[35]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十七也說：「土木之變根於此路（指宣府東路，即獨石、馬營等處），由於楊俊之失機，故楊氏有餘誅也。」他們都認為，由獨石（今河北赤城以北獨石口）、馬營（今赤城西北）南下的瓦剌軍，才是造成明軍覆滅的主因。 土木之戰前宣府以東的戰況究竟如何呢？瓦剌首領阿剌知院言：「王子軍馬從東來，也先從西來，我從獨石、馬營來。我傷了幾處小邊城。」[36]他「傷」了哪幾個「小邊城」呢？《實錄》卷一八零正統十四年七月癸巳條載：「宣府總兵官都督楊洪奏：『達賊圍馬營已三日，將河水斷絕，營中無水。』」土木之變後十天，「總督獨石等處備御都督僉事孫安言：『先有敕命都指揮趙玫守備獨石，楊俊守備馬營，夏忠守備龍門衛，署都指揮魯宣守備龍門千戶所，臣同少監陳公總督。今賊勢甚多，軍力甚少，若分守恐難禦敵。』王令陳公、孫安、趙玫、楊俊率所領官軍來居庸關外駐紮，為京師外援。」[37]似乎是明守軍主動撤退。但七天後，「羅亨信劾守備赤城堡指揮鄭謙、徐福，雕鶚堡指揮姚宣先於七月內聞賊入境，棄城挈家奔走，以致懷來、永寧等衛亦行倣傚。」[38]顯然，楊洪上報，無非是為其子楊俊南逃尋找借口，估計其兵潰就在此時。楊俊首先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縣城）、雕鶚（今赤城南雕鶚村）、龍門衛（今赤城西南龍關）、龍門所（今赤城東龍門所）、懷來（今京包鐵路官廳水庫橋底）、永寧（今北京延慶永寧鎮）紛紛失守，宣府以東、居庸關外已無堅強防禦。懷來位於土木堡以東、清水河（今官廳水庫）北岸，[39]佔據土木堡以南河流的應當就是已進至懷來的阿剌知院軍。明軍至土木堡，實因懷來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紮營。正是由於阿剌知院軍截斷明軍歸路，才造成瓦剌軍主力追及併合圍明軍，故葉盛、于謙才會強調獨石、馬營失守的嚴重後果。 在元代，土木堡是大都西行，北通上都和西抵大同的交通樞紐。[40]至明代，「由今宣府西北經萬全右衛、膳房堡、野狐嶺，逾塞垣以達興和，此永樂中擊虜之西路，甚平坦，虜亦常由此入寇。……今土幕驛直北長安嶺、雕鶚堡、赤城、雲州、獨石，逾塞垣以達開平，此永樂中擊胡之東路。」[41]所謂西路，即分自去大同的驛道而由宣府直接出塞之路，後英宗即由此回國。[42]東路與元代去上都的驛路無異，景泰時使臣曾走此路。[43]可見明代土木堡仍為宣府後方內外交通的樞紐，「當虜之沖」。[44]從上述鷂兒嶺和麻峪口的位置以及瓦剌在宣府才發現明軍看，瓦剌軍可能就是兵分兩路，沿永樂中「擊虜」舊道南進的。西路軍由野狐嶺入境，發現英宗後報知也先，並殲滅明後軍；東路軍因獨石以南已無明軍防守，七月已佔領懷來、永寧，扼守要津，以逸待勞，直至也先率主力趕到。[45]明軍之所以在土木堡覆滅，與它的交通樞紐地位有直接關係。 儘管瓦剌軍趁宣府東北明軍潰敗而得長驅南下，但明宣府重兵未損，時間、距離均充裕，為何不出動夾擊瓦剌軍呢？宣府兵力在明代前期為各邊之冠，[46]據《宣府鎮志》卷二一《兵籍考》可得下表： 時代 軍士全額 操軍數額 駐宣府城軍額 駐宣府操軍額 洪武 126，395 56，152 正統、景泰 90，346 55，195 正德 66，979 50，759 23，274 18，930 洪武時駐宣府城軍額占總額近一半，正德時減至三分之一強，若取正統年間為變化中段，當時宣府軍額當為四萬左右。而自正統、景泰至正德，操軍總額幾乎未變，參考正德時比例，正統時宣府駐兵至少有三萬人。據卷二四《兵騎考》，「鎮城原額操馬」有12，864匹，正德間實有12，387匹。原額應為洪武時例，至正德時無大變化，估計正統時亦約此數。[47]又捲二三《兵器考》載宣德時內府頒宣府火器，有大將軍炮14，神槍479，神銃2161，神槍4223等等，數量巨大。可見土木之變時宣府駐兵至少有三萬人，戰馬一萬餘匹，火器充裕，若再編集鎮城附近駐軍和東路潰兵，足以組成一支包括騎兵和火槍兵的強大部隊。李賢《天順日錄》說，宣府總兵官楊洪「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後沖之，必無是敗。」而實情恐不止此。 《明史》卷一七三《楊洪傳》載：「（楊）洪獨以敢戰至上將，諸部亦憚之，稱為『楊王』。瓦剌可汗脫脫不花、太師也先皆嘗致書於洪，並遺之馬。洪聞於朝，敕令受之而報以禮。嗣後數有贈遺，帝方依任洪而不責也。」既然「敕令受之而報以禮」，後來卻又因「依任」方才「不責」，說明此後楊洪與瓦剌的交往已經超出了邊將的職權。楊洪正統時的軍功皆擊兀良哈所建，[48]並未與瓦剌作戰。宣府與瓦剌僅一牆之隔，來往頻繁，彼此達成互不侵擾的默契非不可能。後英宗被擁至大同，侍從袁彬進城接洽，「入城取李指揮。李指揮說：『我女兒與大同王對親。如今不與他，我雖出去，他定殺了我。』」[49]大同王是瓦剌的主要首領之一，[50]而明軍邊將與之議婚約且直言不諱，可見邊將與瓦剌交往之深且多，以求相安無事，亦為正統後期雙方往來頻繁時的風氣。如此，宣府兵在土木堡形勢危急時保持沉默，實乃與瓦剌苟且相安的一貫做法。
明英宗率軍直至大同，本欲北行出戰，[51]說明英宗以為瓦剌軍主力在大同塞外。其實當時瓦剌的遊牧區域，西達東勝，東至陽和，北逾陰山，南抵長城，其部下阿剌知院部更在偏東一帶。[52]而夏季也先往往牧於偏東一帶。[53]正統十四年夏瓦剌剛剛東征女真歸來，[54]所居應更偏東。土木之變前瓦剌從陽和、獨石兩個方向入侵，就說明瓦剌主力已在大同東北、宣府西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八月庚戌條：「車駕東還。……初議從紫荊關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駕幸其第，繼而又恐損其鄉土禾稼，復轉從宣府行。」時當中秋時節，地處塞北的蔚州會有「禾家」，值得懷疑。紫荊關在大同東南，遠離邊塞，而沿線守禦遠較宣府、居庸一線薄弱。議者所慮，非瓦剌軍尾追，而是擔心遭到宣府邊外的側擊，可能意識到瓦剌主力已東移。出征前英宗接到了陽和的敗報，而獨石兵潰之事則被隱瞞了，所以明軍才會直趨大同。退兵時雖意識到遭側面進攻的危險，卻似乎仍未得到東路失守的消息，所以仍原路返回。而瓦剌在大同方向主動撤退，集中於宣府塞外，置楊洪重兵於不顧，趁宣府東北明軍防禦體系崩潰之際，先據要津以切斷明軍水源，再一舉伏擊明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