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經的突然發難引發了北京的政治地震，是容忍還是戰爭，林漢帝國朝野分成兩個派別，在朝堂上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總參謀部的青年軍官們怒不可遏，當安徽都督王大海、破虜將軍馬英的軍報以塘報的形式公開之後，總參立即炸了窩。
按照一六八八年林漢帝國的戰略部署，南下的步驟分別是：西線兵團瑞克所部進攻湖北、中原兵團馬英所部進攻江蘇、南方兵團王大海所部拿下江西，二十餘萬大軍分三路同時發動進攻，最後越過長江，統一全國。
現在鄭經的突然發難就打斷了這一個步驟。之前的攻擊目標：湖北、江西、江蘇、浙江都是偽清的地盤，漢軍拿下它們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現在鄭經和楊起隆一東一西，居然搶先動手，從而導致大漢軍兩個兵團落入喪失進攻目標的境地，這實在是令人非常憤怒。
而更令人無法忍受的是，江蘇為江南菁華之地，人口眾多，地方富庶，帝國早已垂涎三尺，早在幾年之前，總參謀部就已經把它列為必取之地，而這一次的南下戰爭計劃之中，漢軍就是打算利用之前早已聯絡接納的漕幫牛千毓等人，就地撫綏地方，徵集物資，準備不停歇的一口氣打到浙江，將偽清簡親王喇布、康親王傑書碾得粉碎，把江蘇、浙江兩省富庶之地納入版圖。但鄭經的這一次突然行動，就彷彿當面扇了漢軍一個耳光，扇得總參謀部目瞪口呆暈頭轉向。
在青年軍官的強烈要求下，漢軍總參謀長周培公、中原兵團都督馬英、海軍第一艦隊提督伏波中郎將施琅立即上書林風，懇請皇帝立即下詔，向台灣鄭經宣戰。
然而，大漢戶部尚書陳廷敬、通商侍郎許淡陽等人堅決反對和台灣開戰。
他們認為：「河北久戰，民生凋零，田賦衰竭，而我大漢立國不過三五載，根基尚淺，民多有未服，經久以來，國家財源向以海商為擎天之柱，故若與鄭氏交惡，海上兵戈必起，山東、直隸乃至遼東各港商民必然驚惶失據，通商經濟，除朝鮮、蒙古外，日本、江南、南洋必斷絕往來，若情至於此，恐三軍無餉，百官無祿，朝廷將無以治天下矣！……」
因此，他們提出的辦法是，關於台灣鄭經搶佔江蘇一事，林漢帝國應當「徐徐圖之」，不能衝動，要謹慎，要盡量用外交手段來進行反覆交涉，千萬不能「逞一時意氣而陷朝廷於兩難」。
這封奏折由通商侍郎許淡陽執筆，戶部尚書陳廷敬、禮部尚書楊名時、山東巡撫湯斌、寧錦巡撫趙申橋等近六十餘名四品以上大臣署名，遞到了林風的御案上。
兩派在朝會上爭執得異常激烈，總參謀部和近衛軍系統的軍官站在一條線上，堅決反對綏靖政策，破口大罵反對文官是「背主之賊，賣國奸臣！」而文官派則暴跳如雷、痛哭流涕，威脅要撞柱子、跳樓，一面大罵軍官派「窮兵黷武、禍國殃民，」一面強烈要求林風懲辦這些「兵痞無賴」。
林風這時很有些猶豫。鄭經和楊起隆不同，相對於那個邪教教主，鄭經不論是實力還是名聲都要強得多，這幾年以來，漢軍和台灣一支保持著相當緊密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一南一北，政治上相互呼應，情報上相互合作，關係相當不錯，雖然近一兩年來雙方在海商貿易上有了一些矛盾，但也還沒有達到發生戰爭的程度，實際上在林風內心深處，他也是很不願意和台灣鄭經開戰，在他的設想之中，他希望當林漢帝國統一大陸之後，再用談判招降的手段來解決台灣問題。
實際上，在林風所知道的歷史上，台灣鄭氏軍事集團最後也是在海戰失敗之後投降了康熙，所以如果一旦當鄭經死亡，失去了強勢首領的壓制，這個由海盜團伙蛻變而來的軍事集團很有可能因為內部矛盾尖銳對立最終分崩離析，因此他從來都沒有把他們看成一個是一個難以對付的敵手。
在林風看來，台灣方面的政治立場和林漢帝國非常接近，都是以大漢民族主義為精神支柱整合起來的軍事集團，如果康熙沒有倒台，他們很有可能站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保持一定的凝聚力，但若是面對持同一政治主張的大漢政府，他們的旗幟和口號就不一定站得住腳。
雖然台灣還扶持了一個什麼明朝宗室後裔，但明眼人都知道是怎麼回事，沒有人會相信鄭氏集團還是忠於那個虛無縹緲的前代朝廷，所以，當林漢帝國剿滅偽清殘餘，消滅吳三桂集團之後，面對林漢帝國這個龐然大物，林風相信，以汪士榮的才幹，台灣問題必然兵不血刃。
最重要的是，在林風內心深處，還是對這支昔年漢民族最後的武裝力量保持著相當的敬意，能不打內戰，那就堅決不能內戰。
但是現在的情形卻像是給了他當頭一棒，台灣鄭經這時經過兩年多的整合消化之後，顯然已經完成了對福建一帶的絕對控制權，南拒尚之信、北攻傑書，甚至能夠騰出手來窺測江蘇，這和林風所知道的那個軍事上保守、政治上低調的鄭經判若兩人。
至於文官派所憂慮畏懼的商業經濟危機，林風倒不是什麼很放在心上，實際上文官派的這種考慮實在是有些短視：這個世界上哪有因為害怕影響短期貿易而拒絕戰爭的國家麼？林風帝國為什麼要進攻江南？除了統一國家義務之外，難道不正是為了出於工商經貿的擴張麼？！在一個新的生命孕育噴吐之前，陣痛是在所難免的，也是令人期待的，這不是拒絕戰爭的理由。
就在北京朝野亂成一團時，湖北楊起隆所部終於完成了漢陽攻城戰的最後集結，在漢陽城外的大營裡，楊起隆異常高調的接見了帝國欽差，一反平日的卑躬屈膝，傲然不跪，大漢皇帝頒旨欽差、翰林侍講袁文立勃然大怒，厲聲斥責，然話未過三句，楊起隆即拍案而起，帥帳武士蜂擁而上，將頒旨欽差連同他的副使、隨同近衛軍官兵二十餘人全部斬首。翰林學士袁文立大呼「逆賊」，至死罵不絕口。
公元一六八八年九月，農民起義軍領袖楊起隆再度起兵，於湖北省漢陽府府城外登基為「大明皇帝」，年號「中興」，冊髮妻張氏為後，立第三子楊元洪為儲，封部將旁大疤子為「大明都總管大元帥」，之後，即縱兵搶劫漢陽府十一縣，犒賞「從龍官兵」。
一路尾隨楊起隆之後的瑞克兵團也已攻克襄陽府、宜昌府和荊門州大部縣城，將整個鄂北、鄂西北收入大漢版圖，聞楊起隆叛漢登基，立即統率大軍南下，命令大漢騎兵第七軍王進寶所部為先鋒，火速進佔安陸，步兵第十軍王承業所部為左翼、步兵第十二軍王輔臣所部為右翼，軍團部攜近衛步兵第一軍、暫編步兵十五軍乘船循漢水前進，同時飛馬傳令，命令新近投降漢軍的原湖北軍閥羅盤根所部堅守漢陽、武昌，意圖南北夾擊，將楊起隆的六萬農民起義軍殲滅於漢陽地區。
楊起隆所部主力全部集結於湖北漢陽府，前有偽清綠營軍固守堅城，後有數萬精銳漢軍一路追擊，情勢危急之至，不得已之下，數萬農民軍不計傷亡亡命攻城，但這時的漢陽府城守軍卻早已接到了瑞克將軍的嚴令，拚死固守，楊起隆親自督陣，無分晝夜連攻三日，然而卻因守軍士氣旺盛、器械齊全、城牆堅固，傷亡四千餘人竟無有寸進。
就在如此關鍵時刻，西北兵團突然傳來警訊：公元一六八八年八月十九日，西蒙古准葛爾汗國六萬鐵騎突然出現在甘肅西北部，連續擊破漢軍數十個烽火台，二十一日午夜，准葛爾汗王葛爾丹親統兩萬鐵騎奔襲西寧，西寧守軍，大漢步兵第五軍兩個營猝不及防，兼之兵力薄弱，丟失城防之後突圍不果，全軍覆沒，為報復昔日林風忻州屠俘之仇，葛爾丹親自下令，將俘虜的漢軍傷兵全部絞殺於西寧城頭。
此役，漢軍西北軍團趙良棟所部西寧守軍一千一百六十八名官兵無一生還。
消息傳到蘭州，大漢甘肅都督趙良棟怒而拔刀，一連砍斷了兩把軍刀，發誓必報此仇。然而此刻他的西北軍團卻是大漢眾野戰兵團中實力最為薄弱的一個，轄下竟然只有兩個野戰軍，所以雖然怒火萬丈，但面對葛爾丹的數萬鐵騎，卻也不敢輕舉妄動。
西北兵團蘭州本部連夜傳令，緊急召回駐防肅州、涼州等地駐軍，然而這時蒙古軍已然攻克西寧府，甘肅西北駐防軍的回援路線早已被敵軍切斷，各路外地守軍不得不遠遠繞道，儘管如此，仍然屢屢遭到敵軍騎兵襲擊，損失慘重。
八百里求援軍報立即發出，寇北將軍趙良棟除向北京總參謀部請求增援外，竟然逕自越過建制，直接就近向鄂北瑞克軍團、張勇的四川兵團行文請援。
然而這時大漢在西北地區的唯一機動兵團、安西將軍張勇所部卻按照林風的命令改組為山地兵團，兩萬五千餘官兵分散駐防在四川省境內的各個府、州、縣，且眼下正在換裝武器、補充騾馬、被服，以小部隊的單位進行山地訓練，收到趙良棟的求援軍報之後，張勇雖然立即下令部隊集結，然而沒有一、兩個月的準備，也是很難出川作戰。
戰事情急，大漢西線兵團指揮官、陸軍中將，羽林將軍瑞克當機立斷，一面向京師皇帝陛下、總參謀部謝折請罪，一面行使戰區司令的「臨機權變」之權，西線兵團除了留下大漢兵團第十軍王承業所部佔領安陸府，近迫、監視楊起隆大軍之外，其餘四個軍立即向西疾進，增援西北趙良棟兵團。
葛爾丹大舉寇邊，蘭州告急，京師再次大震，這時為南下大戰，林漢帝國西北部防禦極度空虛，帝國的全部精銳兵團幾乎都佈置在戰爭初發位置上了，越大同以西，除了蒙古將軍趙廣元那一道寥寥數萬人的薄弱防線之外，諾大的國土之上，竟然沒有一支真正的野戰部隊，其中，山西、陝西自從四川之戰結束後，隨著張勇兵團的西進、瑞克兵團的南下，兩個大行省，均只有巡撫直轄的兩旅地方軍以及都察院控制的兩旅都衛軍，合兩省之力也只有一萬六、七千兵員，充其量也只能擔負起剿匪、巡邏等地方治安任務而已。
如果說要比喻的話，那現在林漢帝國的西北領土就宛如一個巨大的雞蛋，趙良棟的那一支西北兵團就是那層薄薄的蛋殼，只要葛爾丹砸爛這層蛋殼，那西北甘肅、陝西、山西等省近兩千萬百姓就會立時陷入滅頂之災。
這一刻局勢之凶險，前所未有。
就在林風紛亂彷雜之際，台灣東寧總制、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叩關天津，聲稱奉命大明延平郡王鄭經之命，出使大漢。
禮部的緊急文書自天津而至，竟與西北趙良棟的告急軍報一南一北，同時進入北京。
天下事如此「巧合」，莫與此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