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宋皇帝和朝中重臣們在談論賀蘭國王及他所採購的書籍時，趙誠也在和劉翼談論同樣的事情。
劉翼隨趙誠逛禮部貢院外的各家書鋪時，見到朱熹的四書集注賣得最火，並買了一套，一讀之下即食之如髓，不忍釋卷。因為地域相隔以及政治與軍事對恃的局面，朱熹的學說目前只能在江南才可以看到，中原士人根本聞所未聞，中原讀書人只知道周、張、二程而不知朱某人為何方神聖，更未接觸到他的學說。
「我劉翼少時博覽全書，自以為學貫古今，今天才知如井底之蛙，一葉障目也！」劉翼放下手中的書歎道。
屋舍內，明燭高照，趙誠也和劉翼兩人一起憑窗共讀，在身後的牆體上投射出兩道長長的身影。
「明遠兄幾年前不也寫就一本《劉氏十三經集注》嗎？比這朱熹還多出九經，豈能妄自菲薄？」趙誠笑著道。
「相較之下，在下所著不過是皮肉，與朱氏這大作相比，缺少筋骨。」劉翼道。
劉翼說的是世界觀的問題。
「依我看來，朱氏也不過如此。明遠兄，可知朱夫子為何生前不招上一個皇帝趙擴喜歡，死後卻享有赫赫盛名？」趙誠問道，「同樣，明遠兄可曾想過孔夫子為何生前也不招人喜歡，為何孔聖人帶著七十二弟子周遊列國卻處處碰壁？」
「春秋時，列國相攻。為人君者。自顧不暇，哪裡能有明君採納孔聖人的主張呢？」劉翼道，「我聽說朱熹生前也是遭小人陷害。故而鬱鬱不得志，所作巨著，如明珠暗投也。」
「當年孔子曾被齊景公奉為國賓時，禮遇不可不謂隆。孔子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如今士人看來恐怕是人之大倫天經地義吧？」趙誠道，「齊景公也大為悅服，給孔子以魯國上卿季氏與下卿孟氏之間地待遇，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論語微子）。齊景公還打算把尼溪這個地方封給孔子，進一步加以重用。可是有人跳出來表示反對，何也？」
「那是晏嬰為首的齊國大臣的反對使然，因為他們以為孔子之道並非是治理國家地善法。」劉翼道。
趙誠忽然大笑：「我若是晏嬰，我也會反對。」
劉翼摸不著頭腦。
趙誠又道：「若是王從之在此，他定不會如明遠兄這麼看，這就是你與他的不同之處。你是真正的讀書人。講究的是學問本身。而明遠兄學的卻是謀略與實用之學。你只會從做學問本身為學。而不會去想在學問和所謂治國之道背後所隱藏的東西。」
「請國主賜教。」劉翼道。
「但凡學問，一為吟詩作賦、尋章摘句，這當然也是學問。還有一種學問，卻是在故紙堆裡尋求真義，諸如孔孟、董夫子，宋初之周敦頤、二程洛學，又有荊公學派、溫公學派、蜀學派等，近才有朱熹集大成者，他們的學問其實就是自己的治國主張。無論是仁恕之道，還是存天理滅人欲，其實就是為政之道。但我更願意稱之為哲理，但凡有一套自己地哲理主張者，即成一家。若是為一些人所贊成。即是一大家。孔子之不得志，朱熹之落魄。能否得志還要看他們的主張是否為有真正權力者所能容。」趙誠道，「孔子年代，列國政出大夫，陪臣執國命也，若果真按照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話，必然會損害一些大臣的身家利益。士大夫們如何能答應？朱熹也是一樣，他不僅得罪了當朝大臣，還得罪了皇帝，下場可想而知了。可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新皇帝即位，金口玉言，朱熹就成了萬人矚目之碩儒。」
「秦有商鞅，故秦法苛刻；漢有董仲舒，故獨尊儒術。國主的意思是說，但凡一種主張施行與否，並非是其法高下如何，而是掌權者之選擇？」劉翼有些洩氣道，「我所集注十三經，雖不同於漢至五代之治經那樣，從章句訓詁處著手，但終究是學問本身，於國無益，只能供做學問者參考一二。」
趙誠見劉翼有些洩氣，鼓勵道：「明遠兄不必頹唐，誠如你所說，這朱熹所著述不過多了一副筋骨，因而其血肉豐滿，為江南士人所景仰。若是你劉明遠若也能給自己找到一副筋骨，那豈不是也成一大家？」
「做學問豈能如此？」劉翼詫異道，「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先人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代又一代的君主都這麼說，文人們也這麼說，所以天下百姓都認為皇帝就是天，是不可違抗地。倘若先人說，普天之下百姓最大，皇帝若是不堪，應當被趕下皇位，後人會怎麼看？這不過是一妄言，既使說了，沒人會放在心上。孟子也曾說民為貴，然而真正為皇帝者在意嗎？」趙誠道，「我趙誠也是一國王，所以我若是說你劉明遠所說地就是普天之下最正確的主張，凡是與你所言相背的，都是偽禁之學，將來若是在我治下興科舉，那麼我賀蘭的讀書人誰會不將你劉明遠的著述當一回事？再進一步說，我趙誠若是得了天下，那又會是什麼樣的情景？上有所好，下有所趨也！」
趙誠光明正大地說出來自己的意見，無非是要確立自己的治國主張。劉翼是趙誠的心腹，雖然並沒有沽名釣譽之意，但自己地著述若是有利於趙誠的統治，他當然不會拒絕。
「蜀學如蘇氏，洛學如程氏。臨川如王氏，皆有所長，不可偏廢也。然學者好惡。入乎彼則出乎此，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此好惡所以萌其心者。蘇學長於經濟，洛學長於性理，臨川學長於名教，誠能通三而貫一，明性理以辨名教。充為經濟。則孔氏之道滿門矣，豈不休哉！」劉翼懷疑道，「難道國主欲以一家之學蓋百家之學乎？」
「我早就說過，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將來我不會去禁止任何一家學說。但為政者，總會有所取捨，何為治國之道。全有賴於明遠兄之著述。」趙誠道。「司馬公著《資治通鑒》，試圖以史為鑒，考歷代之得失，藉以今用。明遠兄所述不僅要有自己的地筋骨，這副筋骨還要經得起考驗才行，言前人所不能言，推陳出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為好。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五經為要。然文字由大篆到小篆，又從秦篆到漢隸，尤其是經秦火，古代經文亡逸頗多，後世之儒不得不窮首皓經。有一二字經文便有三五萬言之註疏。以致有白首不能通一經之說，故步自封罷了。但宋人卻不這麼做。是從義理大義出發，講究經世致用。我觀朱熹之學說，卻是道德性命之說太甚，雖有經世致用之主張，我卻不太贊成，用來治國卻是差了些。」
「治民、軍事、天文、算術乃至百工，處處皆學問，國主要是讓士大夫精通百業，豈不是太強人所難了些吧？」劉翼道。
「儒學為體，雜學為用。」趙誠道，「譬如練軍，儒學可沒告訴我如何練兵；又如冶鐵，若無技巧高超之匠人，如何才得沙場殺人之利器？再如律法，儒家主張仁字當先，然而時世卻是該嚴則嚴，該寬則寬，只因律條規定之不同，不能因時因人而異，時人都雲秦法苛刻，然宋國不殺士大夫，卻也是過寬了。還有商業及商人之地位，我一向卻將其視為國家基業之一。若是儒者，重農而輕商，則吾不喜，重文而輕武，我又不喜。宋人治學，從釋家中尋求真義一二，卻又反佛。我心目中的儒學，卻不是故步自封，雖堅持本心，卻不排斥他家之學，譬如技藝末學。」
劉翼並非是死讀書之人，一來是因為他年輕，不會如老夫子一般熱衷於科舉，也沒那個機會，因而思維比較活躍；二來這些年來遠離故土，四遭地環境變了，他地心境也自然發生變化，尤其是追隨趙誠多年，見過太多讓他有所觸動的東西。所以他不會故步自封，對所謂地名教大防存在著自己看法。
文人一般都有自己的抱負，通常來說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儘管有許多人千里求學只為官，但不能否認總有一部分人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命運會改變一些人的最終結局，有文弱書生不得不持刀橫臥沙場，有羽扇綸巾的文士為了心中的理想，卻不得不與奸臣權貴攻訐伐異。
時勢造英雄也，英雄並非總是武士，文亦英雄。渾源劉翼因為趙誠注定改變了他自身地命運。倘若天下太平，他恐怕和大多數文人一樣窮首皓經，赴科舉，或中進士為官，或屢試不第。但是命運讓他淪為蒙古人的奴隸，又因為看見太多的生死別離，與外面世界的迥況，他丟棄了以前自家書齋裡的幻想。
他丟棄虛妄的理想主義，撿起了實用主義，一種需要儒學理論支撐的實用主義。《劉氏十三經集注》就是一個很好地開始，如宋國文人疑古一樣，他缺少地只是一種更加切合實際的理論體系。而這個主張從一開始卻是中原的淪喪與戰爭的殺戮給他帶來的震憾，然後遇到了一個思想奇特讓人既使不太信服，也無法辯駁的趙誠——因為他有一定的治世經驗作為自己的證明。更深一層意義上講，正如趙誠自己所說的，他是一個有權力者，既可以讓文人地主張成為治國之綱，又可以去證明這種主張是否能達到國家昌盛的最終目的，只要他有機會付諸行動。正如宋國文人所希望的「內聖外王」政治理想一樣。
趙誠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他有野心，但卻缺少一種思想理論體系去支撐統治。他不能絕緣於這個時代，這種體系並不會脫離於儒家經典的論述，這是政治現實，只是更加講究經世濟用地。
三月地這個夜晚，在江南臨安這座院子裡，賀蘭國王趙誠與劉翼兩人秉燭夜談。趙誠試圖在朱熹的理論基礎上加以完善，弱化人欲天理之辯，增加諸如「知行合一、知行並進」地方法論，對於君子為學強調「學貴履踐、經世濟用」，並且「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對孔子經典言論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學而優則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進行重新解讀，還原或者賦予其進步意義。
譬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人們對這句話的理解本身沒有問題，但由此衍生出的理解就有問題了。許多人認為，孔子是不看重「利」的，由此推之，君子是不言利的。其實這不符合孔子的思想，孔子依然好利，他曾經說過：「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他還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在孔子看來，君子應該追求「利」，但不能有「不義」之利；他甚至認為，當國家清明時，個人不能得利不能富貴，那是一件很丟人的事情。
如此，趙誠就可以找到提高商人地位，進而大力發展商業獲利的理論依據。而商業的發展，卻會促進手工業的發展，而手工業的發展就意味著技術進步有了可能，並帶來社會形態的變化。這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
哲學思想是基礎，一種有著進步意義的哲學思想，雖不會必然帶來社會的進步，但若是佔據主導地位，卻會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成為一個民族的靈魂。不能成為助力，就會成為阻力。
總之，是按照趙誠的治國思路，從儒學中尋找理論支持，使之成為一種有理有據，思想嚴密的體系。這也是趙誠在現實與理想之中尋找中間道路的嘗試，王敬誠是自己的智囊，何進等武人是自己手中的刀箭，這劉翼就成了趙誠手中的筆。
文治與武功，二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