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年輕的時候，上面總是宣傳「老有所養，病有所*」，據說這叫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只是那時父親健康，除了偶爾頭疼腦熱的之外沒有什麼病。到了九十年代以後，父親單位持續十幾年都處於半死不活狀態，多達四萬五千名職工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處於下崗狀態，在崗的也經常是一連八九個月領不到工資，父親那所謂的「公費醫療」也就只能變成一個畫上的餅子，實在沒法指望。由於由於沒有錢，他們單位到現在醫藥費只報銷到一九九四年的，好多老工人因為沒錢耽誤了治療，人都沒了好幾年了，還沒輪到醫藥費的報銷。即便是這個畫上的餅子，也不是全額報銷，而是每年最高報銷限額為兩萬元；但是即便是這種難以指望的報銷，也有很多藥是不能報的。是啊，活人都養活不了，那有功夫顧得上死人呢？
根據我所查得的資料，二○○一年世界衛生組織在對一九百九十一個成員進行的醫療衛生公平性評價中，中國排在倒數第四位。僅比巴西、緬甸、塞拉利昂稍強，屬於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國家。而一向被我們看作「貧富懸殊極大」的印度居然排名第四十三位，遠遠超過我國，其它發展中人口大國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國前面。應該說，在目前的中國，衛生發展的不公平性，尤其是城鄉衛生差距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中國官方統計數字也顯示窮人健康狀況在惡化。過去十五年來，中國結核病增長四倍，過去四十年來一直下降的嬰兒死亡率也在貧窮地區上升，而一些早已消滅的地方病如血吸蟲病等也捲土重來。儘管中國政府免費提供免疫疫苗，但由於農村診所要收取「管理費」、「針頭費」和「針管費」，貧窮地區免疫率也在下降，有些地區甚至降低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之南地區的水平。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我極少聽說過有看不起病的情況。當時我年紀尚小，因此對農民的情況並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一般的城鎮居民，沒有哪家把看病當作洪水猛獸來看待的。我不是指公費醫療，而是指那時低廉的藥價和治療費用。那時有個頭疼腦熱的，花幾塊錢，甚至幾毛錢就可以治好。由於當時農村與城市收入差距比現在小的多，因此這樣價格低廉的醫療服務農民也消費得起。
然而從九十年代起，一股名為「醫療產業化」的妖風破門而入。之所以說「破門而入」，那是因為這項所謂的「改革」根本就不是人民群眾所需要的（比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是一小撮不知道哪裡來的、看不慣公費醫療和廉價醫療衛生服務的「精英」們強加給人民的。從那時起，醫院的收費幾乎以每年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速度持續增長，高於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四倍以上。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國的醫療體系出現了極度的異化：一方面醫療從業人員迅速暴富，另一方面廣大居民醫療費用支出暴漲，因病致貧、無錢看病的事例從時有發生變成了普遍現象。「小病忍、大病挨、重病才往醫院抬」，「辛辛苦苦幾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這些順口溜表達了群眾無錢看病、因病返貧的無奈與辛酸。
二○○三年十月，我陪同父親到醫院做化療。以前的病友在這三個月之間死掉了十多個，聽一個倖存的病友說，上次挨著父親的那個白血病孩子已經死了，才十七歲。那孩子的父母都是下崗職工，我以前見過他們：男的戴付眼鏡，又黑又瘦；女的面色蒼白，因為她也患有乳腺癌。為了給孩子治病，做母親的自己有病不看。為孩子治病累計花了二十多萬，全部是*借債得來的。現在人財兩空，孩子的母親也到了晚期，就要和她的孩子一同走了，留下一個孤獨的男人還債。一個曾經美滿的家庭，瞬間只剩下了孤獨的他。二○○三年年底，我父親最後一次化療期間，幾天內就先後有兩個無錢繼續治療的病人，從父親所在的住院部大樓上跳樓自殺。這就是「醫療產業化」給中國普通百姓帶來的結果。
「醫療產業化」給中國人民健康帶來的慘禍遠遠不止無錢看病、因病致貧這兩項。由於「醫療產業化」之後，有關醫療產業的產品利潤豐厚，引來了無數投機者進行「醫療產品開發」。為了降低成本謀取最大利潤，很多這樣的投機者在連最起碼的衛生條件都不具備的情況下盲目開工，給人民健康帶來了巨大危害。重複使用血液透析器導致患者染上肝炎，輸入不潔血液導致患者染上愛滋病的惡性事件時有報導。特別是，由於大搞所謂「醫療產業開發」，河南省上蔡縣出現了好多村莊整村人因為賣血導致患上愛滋病的惡性事件……我不禁想起了毛澤東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這不正是「醫療產業化」下我國一些地區現實的寫照嗎？！
有些從不擔心自己如何支付醫療費用的人，總是以「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為由來反對政府對醫療衛生包攬太多，這種「飽漢不知餓漢饑」的托詞實在毫無道理。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二○○○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點三，處於世界末流。其中，居民個人支出高達百分之六十四，而這一比例在發達國家只有二十七。也就是說，發達國家由政府支付的醫療費用幾乎達到了百分之七十，接近我國以前「公費醫療」的水平；而在瑞典、英國等高福利國家，政府支付的醫療費用比例還要更高。即使排除發達國家，這個比重在其它國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發達國家。如果世界上最窮的國家都能由政府負擔近百分之六十的醫療衛生費用，經濟欣欣向榮的中國有什麼理由做不到呢？對這種現狀，就連一貫鼓吹市場化的美國經濟學薩克斯都覺得，中國由政府支出的衛生費用所佔的比例只有區區百分之三十六，是世界各國中最低的之一，中國政府在衛生籌資中的作用太小了。
況且，即使是這區區的百分之三十六，在分配時也被極不公正地瓜分了。在中國，越是有權有勢的人，如各級「公僕」，越能夠享受到「公費醫療」的好處。這些人一旦生病，吃最好的藥，住最好的病房，享受最好的醫療條件，其間花費無論是十萬、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都可以由「公費醫療」解決；即使沒有生病，他們也可以定期體檢、療養。而越是窮人，越需要自己支付醫療費用：國有企業工人雖有名義上的「公費醫療」，但是因為是由企業負擔，而多數國有企業經營的困境，使得這些所謂的「公費醫療」跟我父親單位的一樣，成了一個徒有虛名的擺設；城鎮一般居民、農民則根本沒法從政府的醫療投入中獲取丁點好處。
可見，造成我國居民醫療健康狀況惡化的原因除去「醫療產業化」之外，更重要的是還有一個政府投入嚴重不足的問題：即政府沒有承擔起它對居民醫療健康應負的職責。政府投入的嚴重不足，導致了醫院沒有足夠的錢來維持醫院的正常運轉，進而使得醫院不得不*坑宰病人、鼓吹「產業化」來維持其必要的開銷。而坑宰病人的惡劣先例一旦開始，就不可能維持在一個適當的限度——所有的江洋大盜都是從小偷小摸開始的，所有的腐敗分子都是從小拿小搞起步的。在一個得到政府默許的惡劣先例鼓舞下，我們原來尊敬的白衣天使們的靈魂一步步受到腐蝕，一部分人最終墮落成專門從事坑、蒙、拐、騙的白衣刀客、白衣惡棍。
就這樣，「醫療產業化」與政府失職互相推波助瀾，造成了我們今天面臨的惡果。目前，大多數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不但不大張旗鼓地搞「醫療產業化」，而且還在盡量避免讓市場力量支配醫療衛生領域，不斷增加政府支出在醫療總支出中的分額。而我國卻反其道而行之，真讓人感到困惑。更令我困惑的是，雖然我國被福布斯評為二○○二年度全球賦稅最重國家排名第四，然而我國的教育投入、醫療投入、軍費開支等指標均在世界末流。請問，老百姓的錢究竟花到哪裡去了？
在我國向市場經濟轉軌以後，在本來*「看不見的手」調節的市場關係中，隨處能夠感受到政府那只本不該出現的、「看得見的手」在裡面翻雲覆雨。為此，我們常常抱怨說這是「計劃經濟的遺產」，抱怨說這是「不當干預」。然而，在教育、醫療等的確需要政府干預的領域，那只本該出現的、「看得見的手」卻不見了。不奇怪嗎？看看每天在電視上大講學習「三個代表」深刻體會的公僕，再看看老百姓悲慘的生存現狀；看看越來越多的摩天大樓，再看看越來越多的無錢就醫的窮人，莫非真如狄更斯所說的那樣：「一面是莊嚴與神聖，一面是荒淫與無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