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所繫，性命相托。當我步入神聖醫學學府的時刻，謹莊嚴宣誓：我志願獻身醫學，熱愛祖國，忠於人民，恪守醫德，尊師守紀，刻苦鑽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發展。我決心竭盡全力除人類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維護醫術的聖潔和榮譽。救死扶傷，不辭艱辛，執著追求，為祖國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和人類身心健康奮鬥終生。」這是我摘自《中國醫學生入學誓言》裡的一段話。每當我看到這一段莊嚴而神聖的承諾時，我內心就會產生出一種難以抑制的感動：這世間還有什麼信任，能夠比「性命相托」更加厚重呢？
從小，我對醫生這一職業就有一種崇敬感。在我看來，醫生們用自己的醫術，把瀕死的病人從死神手中拯救出來，賦予他們第二次生命，是多麼的崇高和令人敬佩呀！南丁格爾、柯棣華、白求恩這些閃光的名字，曾經激勵著年少的我。我最初的理想是當一名宇航員，後來覺得實在是過於「不著天地」了，於是漸漸地想當一名醫生，又想考軍事院校當軍人，最好是當軍醫，魚和熊掌二者兼得。結果到了初中畢業前體檢時，我竟然被檢查出來是色弱。我原來學繪畫時，一直都沒有感覺到什麼異常，但到了體檢時，我橫看豎看就是認不出花花綠綠的色盲檢查表上的某些數字。因此，我也就死了長大做一名醫生或軍人的心。雖然我未能如願以償，但是我仍然崇敬醫生這個職業。
從二○○○年國慶節以後，我父親就開始持續不斷地腹瀉或高燒。開始只以為是從山西來武漢水土不服，當拉肚子和感冒等小毛病來治。整整半年時間裡，醫院去了不少回，藥吃了不少盒，但就是始終不見好。二○○一年三月初，父親又一次發起高燒，外帶胸腔劇烈疼痛。到醫院檢查，醫生診斷為「心肌炎」，住院治了幾天不但不見好，反而越來越疼痛了。後來醫院發現父親胸腔積水，又懷疑是「胸膜炎」。直到三月下旬，父親在做抽血檢查時，一位細心的大夫看到高得嚇人的血沉和球蛋白指標時說出了自己的懷疑：「你該不會是得了血液病吧？」在這位大夫的建議下，我們來到了一所全國聞名的大醫院：A醫院進行全面血液檢查。
果然，檢查後很快查明父親的病，竟然是一種罕見而凶險的惡性腫瘤——多發性骨髓瘤。剛剛得到這個消息，我和母親真無法相信，為什麼偏偏是他會得上這種聞所未聞、發病率只有十萬分之一的絕症。懷著一絲僥倖，我們帶著父親到好幾個大醫院複查。可是，所有的檢查結果都無一例外地、冷冰冰地顯示：這是真的。最後一份確診報告也是A醫院出的，我拿報告那天，檢驗室幾個醫生正在閒嘮。把那份沉甸甸的檢驗報告遞給我時，一位化驗員一邊嬉鬧，一邊漫不經心地告訴我：這個病就別治啦，回家準備後事吧。我當即心頭一沉，然後又問難道沒有一絲希望了嗎？化驗員笑了笑，說：化療，可以拖幾個月，好的拖幾年，不過嘛……那可是要用錢堆起來的。
得知這個噩耗，我母親的血壓驟然升高，連路都不能走了。後來到醫院檢查時才發現她的高壓達到了二百二十，低壓達到一百五十；幸虧發現及時吃上降壓藥，否則後果不堪設想。為了父親的情緒，我們母子一直把這個消息瞞著他，只告訴他這是一種發展很慢、通過化療可以治癒的病，即使無法治癒一般也有七、八年的生存期，最長的有二十多年的。父親樂觀豁達，知道母親血壓高還寬慰母親說：人過七十古來稀，自己已經六十六歲了，再活七、八年也七十多了；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沒得這病的也該死了，你還急個什麼呢？現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希望能見見孫子。
表面上母親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背地裡只有我們母子見面時母親就以淚洗面。母親忍住悲傷跟我商量說：本來到武漢落戶，還想幫幫你們，卻沒想到竟然得了這麼一個病。既然這病這麼貴，是不是就不治了？老的治不好，別把小的也拖垮，你爸知道了也不會同意的。我寬慰母親說：「媽，贍養老人是我們下一代的義務。別說現在咱們經濟條件還過得去，就是賣房借款、傾家蕩產也要治，找最好的醫院、找最好的大夫治，國內治不了國外治。哪怕只有萬分之一的希望，也要爭取，我想俺姐也肯定是這樣想的。」
就這樣，我父親住進了大名鼎鼎A醫院血液內科。之所以選擇這家醫院，就是因為它名氣大，特別在血液病方面很有研究。辦住院那天，給我父親會診的教授看他衣著整齊、又戴著一副老花眼鏡，於是問他：你是高幹嗎？是高幹就住高幹樓。父親回答：不是。接著那教授又問：那你是廠長經理嗎？是廠長經理就住保健樓。我父親回答說：「我是普通工人，不是高幹不是大款。」於是那教授說：「那你就進住院部吧，不過現在沒有病床，只能住加床（「注」加床是醫院在病床緊張時，在走廊裡臨時搭起的床鋪）。」
我在互聯網上認識了一位叫陳敏的網友，是《劉文采真相》和《歷史的先聲》等幾部書的作者。陳網友的妻子就在這家醫院的掛號處工作，他們兩口子都是非常熱情而真誠的人。本來我和陳網友也就是在網上聊過幾句天，此時人家知道我父親住院的消息，趕緊跑過來幫忙。當我們來到住院部時，發現那裡早已人滿為患。我看著人來人往的走廊上臨時搭起來的矮小而狹窄的行軍床，心想在這種環境下不利於父親養病。因此，我和陳敏走出住院部，找找看有沒有條件好一點的病房。
這座醫院有三個地方可以住院，一是四層樓高的「幹部病房」，我以前去過——不是自己住，是探望一個生病的領導。「幹部病房」雖然外表樸實，但裡面條件極為舒適、設備齊全，連病房也分為臥室、會客室兩間，病區人很少，顯得非常安靜。由於患者多為各級「公僕」，這裡的護理也周到，醫生、護士說話總是輕言細語，甚至不乏討好獻媚者。但這是高幹病房，不但收費昂貴，而且還有級別限制：以前只准某級別以上幹部住，現在雖然在病床不緊張的時候有錢也能住，但一遇有「公僕」住院、床位不夠時，「主人」就必須得騰房子。因此，在這裡住院不保險。
第二處就是一個合資性質的「中外合資××保健中心」，簡稱「保健樓」。這個「保健樓」是一棟約二十層左右的高層建築，顯然是剛剛投入使用不久，裝修得像賓館一樣，病房分單間和標準間。單間我就不敢去看了，只看了一下標準間，發現裡面設施也的確像賓館一樣，但是病房面積明顯比「高幹病房」小多了，也不分什麼臥室會客室。只是價格不菲：即使不用藥，每天光各項護理費用累加起來也有三、四百元左右。看來，即使對於我這個在這座城市中的中等偏上收入的人來說，也是一筆沉重的負擔，難怪那教授要問我們是不是「廠長經理」了。但是，我還是決心讓父親住進去享享福。然而，當我回來跟父親講時，立即遭到了父親的堅決反對。他說：我又不是大款，你也不是；能治病就夠了，不要花冤枉錢講條件；如果你非要我住那裡，我就回家不治了；在普通病房有床位之前，我睡幾天過道也無所謂的。
好在住了兩天的加床之後父親有了正式的床位。這是一個只有三十多平米的房間，大約長六米、寬五米，裡面放了八張病床。由於房間小、床位多，裡面擁擠不堪。試想，八張病床，每張寬約九十公分，長約一點九米，床與床之間僅有零點六米的空擋，中間只有寬一米左右的過道。在這麼狹小的空間裡卻要擠上至少十六個人，八個病人和每床至少一個陪護人員。由於血液內科住的都是白血病、骨髓瘤和紅斑狼瘡等重症病人，很多病人生活不能自理，排便、進餐都在病床上，擁擠的房間裡總是瀰漫著一種揮之不去的惡臭。入夜，重症病號的呻吟聲、哭泣聲，陪護人員的鼾聲攪在一起讓人難以入睡。我覺得在這樣的房間裡待久了，真是沒病也要待出病來。
不幸嗎？不，我們已經夠幸運了。因為我們畢竟還有張病床來治病，畢竟還有一定的收入來支付高昂的醫療費用。真正不幸的是，那些明知道病魔一步步奪走親人或自己的生命卻無力救治的人，那些眼睜睜地等待死亡來臨而無可奈何的人們。和他們相比，我們已經幸運得不能再幸運了。在陪護父親的日子裡，我發現一個奇怪現象：經常有人坐在住院部樓梯上哭泣，有時甚至是全家抱頭痛哭。一開始，我還以為是得知親屬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因為悲傷而哭。由於我自己也面臨同樣處境，因此就顧不得他們啦。可是後來有一天父親告訴我，那天他看到有母女倆抱頭痛哭，就去安慰她們幾句，結果發現她們是因為女兒得了白血病，來住院部一打聽那天文數字的治療費讓她們根本無法負擔，因此才傷心哭泣。那天我父親一晚上心情都不好，緊鎖著眉頭，飯也沒吃幾口。「解放五十年了！窮人還是看不起病！」父親痛苦地說，「這是什麼世道？有權有錢的人烏龜王八吃膩了就吃金子，可窮人得了病只有等死！」接著，他回憶起七十年代一件事：當時，他的一名工友因為鐵屑插進手掌中化膿引起敗血症，局醫院沒法治立刻就送到鐵路總醫院，還派了三個人輪流招呼。「要是現在，他只有等死了！」父親感歎道，「他治不起！」
就在那些因為治不起而回家等死、抱頭痛哭時，就在同一所醫院裡，別墅式的高幹樓掩映在綠樹紅花中，顯得神聖高貴；新落成的保健樓還散發著新刷的油漆味，就像暴發戶那樣顯得富態奢華；可是，這兩個地方的人總是非常少。而與它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低矮破舊、灰黢黢的普通病房，那裡的人始終川流不息。此情此景，真讓我深刻體會到什麼叫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我父親觸景生情地說：這才叫「三個代表」呢——高幹病房代表先進文化方向，大款病房代表先進生產力，而散發著惡臭的普通病房，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那些看不起病的普通農民、下崗工人呢？誰來代表他們？
滑稽的是，那天我走出醫院的大門時，居然還看到大門上刻著幾個紅底鎦金的大字：「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我頓時感覺到：這真是一種絕妙的諷刺。那天晚上回家以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輾轉反側、夜不能寐。後來我披衣來到書房，難忍心中悲憤，針對殘酷的現實創作了一則民謠《四等公民》：
一等公民是公僕，高幹病房真舒服；病房要分裡外間，環境幽雅似別墅；半是療養半治病，十萬百萬國家出；看完電視打電話，還說條件太艱苦。
二等公民大老闆，高級病房賽賓館；傢俱電器皆具備，護士小姐送溫暖；要說存在啥遺憾，只是自己得買單；雖說要價太離譜，投入產出還划算。
三等公民老百姓，擠張病床來保命；八人一室雖擁擠，不睡過道還慶幸；醫生護士冷冰冰，一旦沒錢把藥停；不管治好治不好，一生積蓄要花淨。
四等公民是窮人，有病無錢莫進門；救死扶傷啥玩意，是死是活無人問；一家老小抱頭哭，回家等死何堪忍；朱門酒酣美人醉，路有凍死病死人！
二○○二年四月一日，父親開始了第一個化療療程。從此，我每天下班都要趕到醫院去探望父親；有時則頂替疲憊不堪的母親，在夜晚陪護著父親。去醫院次數多了，才知道這所醫院住院部裡的醫護人員主要有這麼幾類：主治醫生，一般都有教授、副教授職稱，管制訂方案、開藥，基本上是固定的，但除了早上查房平時很少能見得到；管床醫生，主管臨床一些日常事務，基本上由下級醫院的進修醫生擔任，流動性很大，每次去都換新人；護士，進行日常護理，如注射、量血壓、測體溫等等。此外，還有一波一波的實習學生。
負責我父親所在這個病房的主治醫生姓臧，據說是個什麼出國渡過金的醫學博士，大約三十六七歲就混到了教授職稱。此人一副衣冠楚楚的樣子，一看就知道保養的很好。剛住院，因為他是主治醫生，我們覺得父親的性命全指望他了，因而對他實在是抱著感激涕零的心情，好話說了一籮筐，把他想像成一位「白衣天使」。然而很快我們就發現，我們大錯特錯了。
因為這是一所醫科大學附屬臨床醫院，因此這裡的實習學生特多。臧教授經常在查房時領著一大群學生來病房實習。父親住院的第二天，臧教授就領著一幫唧唧喳喳的學生來了。令我無比驚訝和氣憤的是，他居然當著病人的面陳述病人的病情，旁若無人地介紹病人病情發展會怎樣，甚至預測病人還有多長時間可活。我現在還記得他在介紹到我父親的時候說的話，大致是這樣的：「這位病人得的是多發性骨髓瘤，是由於漿細胞增生引起的。得了這種病，漿細胞會腐蝕人的內臟和骨骼，隨著病情的發展，會出現心、肺、腎臟等器官的壞死和衰竭，骨骼會形成蜂窩狀空洞，導致多處骨折，引起病人的巨大痛苦。一般而言，得了這種病存活期是一至五年……」
當這位保養得很好的「白衣天使」興致勃勃地向他的學生說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話時，我就坐在旁邊。我父親也清醒著，尷尬地微笑著，只有當兒子的才看得出來父親笑得多勉強。雖然以前我和母親通過各種途徑都瞭解到得了這個病會是什麼後果，但是為了父親的情緒，我們一直沒敢告訴他，只是跟他說化療可以維持至少五年，最長的十幾年。父親聽我們這麼一說，覺得自己已經六十六歲了，再活五年十年七十多歲已經夠了，所以一直沒啥心理負擔。但當這位冷血的大夫如此講解以後，父親心裡會是怎樣一番滋味？虧得父親一輩子大風大浪見得多了，心理還承受得住；那些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的病人，聽到這種絲毫不講職業道德、不顧病人感受的話以後，會怎麼樣？
父親這個病需要經常抽取骨髓化驗漿細胞比例，因此要做骨穿。以往父親做骨穿在門診進行，一個熟練的護士大概十多秒鐘就可以做完，除了刺進骨頭的一刻有些疼痛感外，基本上做完稍事休息以後就可以自己行走。自從住院以後，臧大夫說骨穿要在住院部做，當時我們也沒多想就同意了。誰知做骨穿那天臧大夫領來一幫實習學生，也沒徵求我父母同意就讓學生給父親做骨穿。那幫學生都還是菜鳥，拿著筷子般粗細的鋼針在父親腿上紮了半天也找不到地方，這個不行換那個，前後換了七八個學生、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才扎出了東西。我父親疼得汗珠子直滾，又不敢大呼小叫。那次骨穿以後，父親足足一個多月不能下地走路。然而邪門的事情還在後面，那次出院結帳時，我母親發現：那些個實習學生們骨穿時戴的八副手套居然要我們買單！
殘忍嗎？不，這不算最殘忍的，最殘忍的事情還在後面。父親第一次化療時，病房有個在校大學生，好像是冶金學院的，二○○一年時才二十歲，長得眉清目秀，只可惜得了白血病。這個大學生是家中老ど，生下來沒幾年就死了媽。他爹是個膚色黝黑、面黃肌瘦的農民，由於妻子早逝，*種幾畝地辛辛苦苦地把兩個兒子都送上了大學，家庭的條件可想而知。據他講：校方已經幾次三番找他兒子談話勸其「退學養病」，兒子不明白這事的份量，也就和父親商量。老父親一聽就明白這是把他們往外推，因此無論如何也不肯答應。後來學校耍賴，乾脆不給錢治病了，在老農民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積蓄後，醫院停了藥，我們眼睜睜地看著這孩子一天天走向死亡，老農民不得不外出借錢去了。由於血小板急劇減少，一天夜裡大學生七竅流血，流出的血順著床掉到地上滴滴答答作響，聲音和血腥味驚醒了我母親。我母親急忙到護士房叫護士來，護士小姐看了一眼以後無奈地說：「得輸血小板，可是他沒錢了，我們也沒辦法啊。」我母親說，那不能眼睜睜看這孩子這麼流血死掉啊？護士小姐回答說：「那怎麼辦，一袋血小板得一千五百塊，我們不交錢，藥房也不給藥啊。」我母親急忙叫醒了其他幾個病人家屬，其實她們也沒睡著，這情況下誰能睡得著？幾個做過母親的人，出於偉大的母愛，湊份子湊了一千五百塊錢交給護士小姐買了一袋血小板給這孩子輸上，算是止住了血。但是第二天，那個大學生還是死了。
對，沒有錢立刻就停藥，哪管你是死是活？這是「醫療產業化」以後醫院的規矩。產業化麼，人家是要講究賺錢的，這年月到哪找雷鋒去？曾經有好幾次，因為家裡預付的帳單沒錢了（有時候你根本想不到怎麼會這麼快沒錢）立馬給我父親停了藥。母親無奈，只好打電話給我讓我從武昌送錢過來，啥時候錢送過來啥時候才給打針，什麼保證啊都沒用的，於是乎本來要打到晚上十點左右的針，一直要推遲到凌晨才能打完，我母親和父親就只得不熬夜打針了。
從二○○一年四月到二○○二年三月，我父親在A醫院一共化療了十一個療程，每次療程多則一萬九千元，少則八、九千塊，一共花掉了十二萬多元，此外還有一些出院時帶的藥，大概也有三萬多塊。雖然我和我姐工作都還算可以，但如此昂貴的治療費用也很快使得我們全家捉襟見肘、入不敷出。治療真的要花這麼多錢嗎？後來我們知道了答案：不，不是。我父親自二○○二年四月轉院到B醫院以後，每個療程花費基本上維持在三、四千元左右，而且每次費用變動都不大。那麼，冤枉錢究竟是怎麼花出去的？根據我的調查，發現有以下幾個途徑：
方法一，離譜的藥價。
以我父親必須不斷服用的抗病毒藥物雙黃連口服液為例，同是一個藥廠、一個牌子的這種口服液在A醫院定價是二十七元一盒，在B醫院定價是十六元一盒，而在不同的藥店裡則只賣七元到十三元一盒。要知道，現在的藥店也不是學雷鋒的，藥店也要賺錢，可是在A醫院裡的要價，竟然是同樣賺錢的藥店裡價格的百分之四百。而且，這也不是偶然現象，我父親在這個醫院所用的全部藥方子，都比藥店裡的價格貴出很多。
二○○一年，因為工作關係我認識了湖北××製藥集團的李董事長，他們主要生產VC片劑和其他一些抗生素。跟他見面那天，恰巧我的上級生病，就買了一盒抗生素吃。李董事長跟我們談話時見到這盒藥，出於職業習慣就問多少錢買的，我的上級就回答說二十多塊一盒。李董事長笑了笑，說：「你知道這藥成本多少錢一盒？兩塊。」聽了他的話，我和上級頓時目瞪口呆。李董事長無奈地說道：「現在藥品流通環節實在太黑了，一方面我們藥廠出廠價壓的很低，藥廠利潤非常少，很多老的製藥企業都破產了；另一方面患者購藥價格奇高，很多患者吃不起藥、看不起病。錢都被醫院和批發企業賺走了。現在好多藥，成本價與售價之間至少有百分之三、四百的利潤空間，有的甚至更高。」
方法二，黑心的處方。
我父親在A醫院化療時，每次化療的用藥，最貴的不是化療藥物，而是五花八門的輔助藥，有護心的、護胃的、護肝的、護腎的……還有一些藥，我們到現在都沒弄清楚到底是護什麼的。有時，竟然同時打兩種護肝的藥物。臧教授的解釋也很理直氣壯：化療藥物等於毒藥，如果不用這些輔助藥會對人身體有很大損害。我們做晚輩的最怕父親受罪，只好趕緊讓人家開處方。但是當我父親一年後轉院到B醫院時，給父親治病的陳教授卻說：「這些所謂的輔助藥，除了前兩次化療時要使用以免得對身體有刺激外，以後療程則需要根據病人反應確定；一般身體好、反應小的就應該停藥。根據我父親的反應情況，可以說第三個療程以後完全沒必要用藥了。可以說，A醫院在十一個療程裡每次都開這麼多處方，是不對的。」
每次化療結束後一兩天內，父親都會出現高燒症狀。其實，包括父親，每個化療結束後的病人都會發高燒，這是身體對化療本身的正常反應。後來我們知道對付這種高燒，只用給病人肛門塞一種退燒藥「雙氯芬酸鈉」就可以了，兩天以後保準退燒。這種「雙氯芬酸鈉」在藥店裡只賣十多塊一盒，每次化療用不到三分之一。可是當時我們卻不懂，於是當臧教授說這需要輸抗生素、留院觀察時，我們只能誠惶誠恐地照辦。本來父親得這個病之前很少病，打廉價的青黴素就特管用。可是臧教授卻只開一種叫「舒服申」的特效抗生素，每針一百五十塊，一天要四針，最多時打六針。於是，父親每次化療結束後都要打十八針「舒服申」，藥錢加其他亂七八糟費用，一次就要三千多塊，在A醫院的十一個療程裡有十個療程是這樣的。其間，還是要*「雙氯芬酸鈉」退燒。到了第十一個療程，我父親嫌太貴而堅決不肯打「舒服申」，化療完立即出院回家。到家裡發燒用「雙氯芬酸鈉」以後，我們才發現其中的奧妙。由於用「舒服申」太多，我父親後來感冒發燒時打一般的抗生素已經產生了抗藥性，完全沒用了。
還有，臧教授每次都給我父親開一種叫「貞芪扶正顆粒」的藥，說持續服用這種藥對於改善人體狀況，增強免疫機能非常有用。這藥在A醫院藥房售價四十五元左右，累計一年裡父親一共吃了一百多盒，共花去了大約五、六千多元。後來我通過一份醫生揭露醫院內幕的文章才發現：「貞芪扶正顆粒」屬於一種「萬金油」性質的藥，雖然可能有改善免疫功能的作用，但實在不是治療的必備藥，也對治療結果沒有直接關係；而且這種藥實際的出廠價僅七元左右，在醫院卻以高出其出廠價的六、七倍的價格出售。
方法三，真實的謊言。
當父親化療到第八個療程，漿細胞已經從最初的百分之六十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三；到了第十個療程，漿細胞更降到百分之一左右。後來我們轉到B醫院後才知道，如果漿細胞降到百分之三以下，暫停化療而改用肌肉注射干擾素，就可以有效地減緩漿細胞上升，等漿細胞上升到百分之十以上再化療。這樣做，一是可以大大節約治療費用，二是可以使化療間隔大大延長，也就避免化療給病人帶來的痛苦，三是減少化療次數，防止產生抗藥性，也就可以延長患者壽命。然而，臧教授對干擾素的事情卻一字不提，只是一味要父親不斷化療。無論是做妻子的還是做兒女的，都盼著父親好，又不懂醫，所以人家臧教授讓化療就趕緊化療，一天也不敢懈怠。後來，當父親轉到B醫院之後，給父親看病的陳教授看了父親的病歷，搖著頭說：「唉，化療次數實在是太勤了，這對患者今後化療非常不利。」果然，當陳教授他們著手給父親化療時，發現已經有很多原本有效的化療藥物已經無效了。
在A醫院期間，我們發現：臧教授對我們病房中的很多人都隱瞞實情。父親第二、第三次化療時，住我父親鄰床的是一位退休工人，在家殺魚時不小心割破了手；當時沒有當回事，誰知卻引起了破傷風，又由破傷風轉為急性白血病住進了醫院。住院期間，老工人一直高燒昏迷著沒醒過來，無論用什麼方案就是沒法退燒。一般而言，急性白血病基本上治不好的，也活不了幾天，在這種情況下有點良心的醫生就應當建議：如果家庭條件不太寬余的話，最好意思一下停止治療算了。那一家子人很親的，根本摸不清醫院套路的老伴就央求臧教授用最好的藥。這真是正中臧教授下懷，人家正巴不得給你用好藥呢，那樣回扣大大地有。於是乎什麼貴藥都用了，短短四十天時間裡花掉了二十來萬，花掉了那家子最後一個子兒，沒錢也就停藥了，最後回家等死去了。那家屬臨走時質問臧教授：「為什麼從來沒跟我們講過他的病治不好？」臧教授回答倒也理直氣壯：「不是你們要我用最好的藥嗎？我盡力了，治不好我也沒辦法。」就這麼著，維持了老人家四十天沒醒過來的生命，用掉老兩口和子女的全部積蓄，這家子人恐怕連給老人家辦後事的錢都沒了。
當時還有一個農村來的患者，因為在鄉鎮企業當油漆工苯中毒而導致了白血病，現在鄉鎮企業已經垮了。那家人東拼西湊了四萬塊錢治病，因為缺乏和醫生打交道的經驗，跟臧教授談話時交了底牌，說自己只有這麼點錢，要是治不好就算了。臧教授聽了，就含含混混地說：這個病，四個療程「差不多」可以好，一個療程大概一萬。當時我母親坐在旁邊，聽了直納悶：不是說治白血病要很貴嗎？怎麼這次出了鬼，這麼點錢就可以治好？母親還直以為臧教授發了善心呢。後來那個患者化療了四個療程，花掉了恰好四萬塊錢。沒錢了以後，臧教授讓他「回家慢慢養」。不久以後，父親在化療時，聽病友說那個農民已經死了，留下幾萬塊錢的債務給他的親人背著。
臧教授看病時還喜歡看人下菜，那個農民四萬元的醫療費對見過大世面的臧教授來說，實在是小菜一碟。有一個電信局幹部，姓劉，得了跟我父親一樣的病。但電信局效益好，是實報實銷的公費醫療。臧教授一看，好哇，來了個冤大頭，於是每個療程都拚命加「好藥」，一次化療就花了他將近五萬塊錢。到了二○○二年三月我父親離開A醫院轉到B醫院時，姓劉的已經花掉了將近七十萬了。同樣的病，同樣的病房，費用差距卻這麼大。可見臧教授對我們這個小康人家，還算是下菜下得很準的。
方法四，多餘的檢查。
所有看過病的人都有體會：現在到醫院看病，醫生們首先會讓你做一個又一個檢查，動不動就是成百上千的全身CT、核磁共振。本來檢查作為診斷的依據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問題是，一些缺乏職業道德的醫院為了多賺錢，強迫醫生讓病人做很多完全不必要的檢查。有些檢查是不過是多花幾個錢而已，比如心電圖；有些檢查則是有害的，比如頻繁的X光透視。
自從我父親住進A醫院，各種檢查就成了家常便飯。反正我們患者和家屬也不懂那些檢查是必要的，那些是不必要的，人家讓查就查唄。但是至少有兩回他們讓父親做了完全不必要而且有害的檢查，一次是父親第二次化療期間，要父親做骨掃瞄，花了六百多塊。其實我父親這個病臧教授心裡很清楚，肯定是要侵蝕骨頭的，漿細胞控制住了，骨頭就好些；漿細胞升上去了，骨頭就被侵蝕。可臧教授還是要我父親去骨掃瞄，等到結果出來，父親問臧教授有什麼結果，臧教授說：「哦，更加確認了你是多發性骨髓瘤。」我父親一聽，心想：你沒確認我是多發性骨髓瘤給我化療幹什麼？於是心中有疑惑，就私下問了那個科的另外一個主治醫生李大夫。那個李大夫還算有點良心，看左右無人就偷偷對父親說：「這個檢查確實沒有必要，你這種早就確診了的病人，可以不做。」
還有一次是個實習學生，晚上十點多鐘突然開了張單子要我父親第二天去做個胸透。其實我父親在住院前、住院後，因為胸部疼痛，一再誤診而已經連續做了不下十次胸透了，幹嗎冷不丁的還要胸透？我父親覺得其中蹊蹺，堅決不去，那學生見狀失望地走了。我估麼著，那學生估計是打算瞭解瞭解骨髓瘤病人的胸部狀況，可惜我父親沒滿足他的好奇心。
方法五，迷人的帳單。
這世界上有很多未解之迷，而醫院的帳單就是這未解之迷中的一個。每次從醫院拿來帳單，我和我母親都得像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一樣仔細揣摩、研究一番，但是往往還是一頭霧水。間或也有例外，比如前面我曾提到的八個實習生的手套費用問題，我們看出來了，與醫院交涉後醫院不得不沒好氣地退還了這些錢。然而還有很多我們無法弄明白的問題，比如明明沒有開空調卻要收空調費等，我們無法找到答案。不過有一條永恆不變的定律，那麼這些迷人的帳單無一例外是「錯誤地」多收了患者的錢，而不會「錯誤地」少收了患者的錢，假如你能發現問題的話。醫院的「錯誤」也是這麼可愛，永遠只是「毫不利人，專門利己」。假如我們的國有企業也會犯這種「美麗的錯誤」，那國有企業沒有一個會虧損的。當然，帳單上這些迷團所涉及的金額要遠遠小於前面幾個因素的金額，和它們比起來，迷人的帳單只算是「溫柔一刀」。
方法六，自費的試驗。
前面提到二○○○年國慶節我去北京找工作時，碰到了那個歸國不久的女醫生，她向我講述了一些醫院和醫生拿患者做人體試驗的事情。當時我父親只是剛剛開始拉肚子發燒，還在做一些常規的小治療，也就沒當成回事。當我們頻繁地開始與A醫院打交道之後，我才切身體會到那個女醫生所言不虛。
逐漸我們也看出來了，雖然臧教授據說是什麼全國有名的血液內科專家，但人家的主要精力根本不在給我們這樣的普通患者看病上。他一方面忙著發表論文，忙著研究新的治療手段，忙著參加各種學術會議，另一方面也忙著陞官——就在父親住院的一年裡，臧教授從血液內科副主任榮升為主任。雖說A醫院是全國都排得上號的大醫院，裡面專家教授濟濟一堂，但我們終於明白那些專家教授根本不是給我們這號普通老百姓看病的。父親的化療方案其實早就定了，無非是長春新鹼、瑪法蘭、阿黴素、表阿黴素幾種輪換著用，每次真正負點責的不過是走馬燈似地更換的管床醫生。
我父親由於這個病導致極度的骨質疏鬆，骨頭很脆，因此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動作都做不了。我們不懂醫，想像不到父親的骨頭脆弱到什麼程度。按理說做醫生的你得告訴我們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可是臧教授從來沒有主動說過一句。有一次我母親追著他問，他竟然頭也不回邊走邊說：「煩死了，煩死了！」由於我們始終沒能從這人口中問出來究竟該怎麼注意防護，結果雖然我們百般小心，還是出了意外。二○○二年春節，我父親因為蹲下去修電爐子，蹲的時間太久，竟然導致脊椎骨壓迫性骨折，長達半年時間裡我父親動彈不得，一動疼的嗷嗷直叫。脊椎骨折、心理煩躁導致漿細胞急劇升高，這次住院花掉了我們一萬七千塊。
看著父親那遭罪的樣子，再看看臧教授那副吃人不吐骨頭的嘴臉，我尋思著這個醫院不能住下去了，於是向單位求援。單位領導也非常熱心，找到了跟我們單位關係很好的B醫院的領導，讓父親轉到了B醫院。由於轉院時領導打過招呼，所以B醫院按「保命」原則來給父親治病，只用真正起治療效果的藥，不用那些五花八門的、無用的藥。也算我們運氣好，B醫院的主治大夫陳教授是一位非常敬業的人，醫囑非常細緻。而且他還給母親留了電話，每當父親在家出現不適的時候就可以及時找到他，由他指導母親該怎麼做。
其實這世界還是有好人的，至少B血液內科幾個大夫都還不錯。每次我父親去化療，他們都非常熱情，細緻地詢問病情，並且根據病情會診制訂方案。父親由於化療次數太多，對長春新鹼、阿黴素、表阿黴素等化療藥產生了抗藥性，幾位醫生專門開了一次會確定了一種「雞尾酒」療法，用後父親在二○○二年和二○○三年期間狀態還非常不錯。而且在他們的建議下，我父親化療將漿細胞控制下來以後就立刻改用干擾素，減少了不必要的檢查和輔助藥物，使得父親化療次數比第一年減少了一半，治療費則從二○○一年的十二萬元，降到二○○二、二○○三年的每年差不多四萬多元；加上幾年裡零零星星地買藥看病，這幾年為父親治病一共花去了二十四萬元。後來母親出於感激，每到逢年過節時都帶著好煙和錢去看望幾位醫生。陳教授把煙收下了，錢則堅決不要。他再三感謝母親來看他，說：「即使你不來，我也一定會盡心盡力，但錢我堅決不要。救死扶傷是我們的職責，要了人家患者的錢，我們醫生的人格就沒了。」
然而，父親在第一年裡經歷了過於頻繁的化療，不但很多原本有效的化療藥物已經失去了效果，而且父親的身體也元氣大傷。二○○三年的夏季出奇地漫長而炎熱，父親先後兩次感冒，每次都延續了將近一個月。此後，父親的身體狀況急劇惡化，雖然親人和醫生想盡了一切辦法，也沒有挽救住父親的生命。二○○四年清明節前夕，一生飽經風霜的父親離開了我們。當我含淚送走父親之後，我禁不住咬牙切齒地想起那個謀財害命的臧教授，如果不是他的玩忽職守，父親本來可以再與我們廝守一段時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