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來到H公司，我就到了一個新的環境，開始了新的生活。起初，公司組織人員培訓，每天工作量不大。那時我看到幾個年輕人經常在互聯網上瀏覽，頓時覺得很新鮮，看著看著就漸漸學會了上網，接著就找到了那種可以自由地講心裡話的中文論壇。那時我和現在大城市裡那些養尊處優的年輕白領們一樣，還比較的民族主義，因此早期在互聯網的活動就是在互聯網上與親日分子、台獨分子和親美分子對罵。
由於工作原因，我接觸了形形色色的人。有百般耍賴的奸商，也有本分守法的君子；有腐敗瀆職的官僚，也有鞠躬盡瘁的公僕；有侵吞國有資產的廠長，也有勵精圖治的領導；有腰纏萬貫的大款，也有一貧如洗的工農。我應當感謝H公司，給我提供了如此近距離、全面地觀察當今中國社會的條件。
自從走進這個公司的大門，伴隨著日復一日在各個企業的奔波，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一天比一天壓抑。以前生活在繁華大城市的摩天大樓裡，我沒有機會也沒有心思去瞭解外面的世界，也不知道今日中國究竟是什麼樣子。每天，我只是看看《新聞聯播》，為這裡的高速公路通車和那裡的摩天大樓竣工而覺得自豪。對中國的瞭解，只是停留在一片繁榮昌盛的外表上。而今，我終於走出了自己所在的象牙塔，深入到國有企業、田間地頭去，瞭解到了一個隱藏在浮華外表之下的真實的祖國。
二○○○年的秋天，我去了一個縣裡一家主要生產建築振動機的特困國有企業。按理說這個地方屬於平原地區，算不上最為貧困的地方；而這家企業陷入困境的原因倒不是因為企業領導的貪污腐化，而是他們實在沒有力量進行產品的更新換代，找不到銷路、進不了原料，最終被市場淘汰掉了。在參觀這家企業的橡膠粉碎車間時，我發現那裡異味撲鼻，空氣中充滿了有毒橡膠粉塵，別說待久了，就是在門口站一站就難受。工人們就在這樣的環境中作業，唯一的勞動保護就是一副口罩。當我問及企業領導這些工人收入時，廠長告訴我一個令我無比驚訝的數字：年收入一千七百元，月均一百四十元。這區區的一百四十元錢，如果我們在一家餐館裡吃飯，無論如何算不上奢侈，但卻是這個企業一名職工辛苦一月所得的全部收入。從那裡回來以後四年了，我眼前總是能浮現出那個車間裡遮天蔽日的橡膠粉塵，和戴著口罩為一百四十塊錢賣命的工人。
那個廠長是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戴著一副眼鏡，衣著非常寒酸。那天他跟我說：「我是這個廠的工人子弟，從小在院子裡長大。後來我上了學，廠子卻不行了。我不願意看到我們廠就此垮掉，所以我回來了，想帶領大家做點事情，救救我們的工廠。可是產品沒有多少銷路，我也沒有錢搞技術革新。您要是有能力幫個忙，就幫我們想想辦法吧。」我聽了他的話，眼淚都快忍不住了，因為我也是一名工人子弟，父輩們賴以生存的企業也陷於了困境，多年發不出工資。但我只是一名小職員，一無錢二無權。於是，我回家以後找了妻子，看她們所管理的外貿企業有沒有經營這類產品的，是否能幫人家找到銷路。妻子找了幾個外貿公司，可惜都不對路。這個忙我沒有幫成，因此我對此一直抱以愧疚。
也是二○○○年，我去某移民縣參加一個企業的破產債權人大會。在聽清算組敘述該企業情況時得知：這個企業職工的房子蓋好之後，沒有錢安門窗，可是移民搬遷工作必須完成，於是就搬到了無門窗的房子裡。職工也是多年沒有發工資了，自己也沒有錢安門窗，就弄些破塑料布、舊報紙或者床單遮風擋雨。他們不怕小偷，因為小偷也知道這些一貧如洗的人們是沒有什麼財產值得偷的。
還是二○○○年，我在到某省出差參加一個會議時候，聽到該省某廳的一位處長私下裡談到：他們省某縣政府為了給自己增添「政績」，虛報鄉鎮企業產值和利潤，結果帶來高徵收和提留，又把負擔轉嫁到農民頭上。當地經濟不發達，農民每畝地除去成本後產出平均只有三百多元，可每畝地的負擔卻達到了四百二十元。農民被逼無奈，只得背井離鄉，造成土地拋荒。等到紀委去處理問題時，發現某個村全村九十八戶人家中有九十六戶已經逃亡，而剩下的兩戶都是殘疾人，用「十室九空」來形容這裡的情況絲毫不誇張。那位處長感歎說，怪不得一些領導幹部總想把子女送到國外，這樣下去早晚要出事的。接著那位處長還談到該省省政府秘書長（「注」正廳級）因為情婦栽了跟頭。省政府秘書長大人原來在某市擔任市委書記，他的這個情婦本來是賓館服務員，也沒什麼文化，秘書長大人看上她以後出錢給她開了一個服裝店。可這女人不甘寂寞，一心想做官，於是秘書長大人給她偽造了入黨志願書和假幹部身份，搖身一變成了某市開發區管委會宣傳部副部長。可他的情婦還不滿足，非要當一把手過官癮，礙於她剛來不久，給她「扶正」的時機還不成熟，於是秘書長大人讓她當上了「牽頭」副部長（「注」「牽頭」是指正職空缺時，由某位排名*前的副職行使正職職權）。沒想到這樣惹惱了宣傳部的一位資深副部長，他本來認為憑資歷這個一把手職位本來應該是他的，誰知半路竟然殺出一個婊子充當程咬金，擋住了他的仕途。副部長嚥不下這口氣，到處上告，結果讓這位秘書長大人在陰溝裡翻了船。
還有一年春天，我走訪了位於某省偏僻山區的××煤炭礦務局，這個資源枯竭的煤炭生產企業是典型的「企業辦社會」模式，全局八千多名職工加上家屬合計四萬多人形成了一個封閉的小鎮，有自己的學校、醫院、派出所等等。由於資源已經基本枯竭，職工的生存成了大問題，整個礦區到處是破破爛爛、搖搖欲墜的棚戶，到處是沒有事情做的下崗、失業職工。為了維持職工的基本生存需要，上級每年對其進行財政補貼一千五百萬元，但平均到每人每月也不過一百五十元，實在是杯水車薪。由於地處偏遠，當地職工甚至沒有機會到城市去擺地攤謀生。這也是中國，與上海的高樓大廈、豪華商場同在的另一個中國。
魯迅先生曾說：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這些所見所聞深深刺痛了我，讓我良心不安。就在這令人窒息的沉默中，我爆發了。二○○○年夏天，我到某省一個地級市出差，目睹了當地政府一些官員們吃吃喝喝、鋪張浪費的情景，再對比自己以前見到過的工人生活的淒慘狀況，禁不住滿腔悲憤。回來之後就我的所見所聞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一個官方網站的論壇上。這篇文章轟動一時，被多家網站轉載。
然而當時我只是剛剛從事互聯網寫作，經驗不足，因此在寫該文時犯了幾個錯誤：一是把人名、地名雖用了英文字母代替，但處理得不夠老道，環境描寫又過於逼真，讀者一看就知道是什麼地方的事情；加上裡面的職務都是原封原地摘錄，知情人一看就知道文中寫的都是誰。第二，我在論壇的簽名檔裡掛了自己的合成照片，當事人一看就知道我是誰。本來我寫這篇文章只是就自己所見所聞描述現象，並不打算針對誰進行人身攻擊，但是這麼直白的文章，肯定要惹禍上身的。第三，這個論壇作為官方背景的論壇，一直是很多地方政府高度關注的地方，既然我的文章涉及政府官員，那麼政府官員們就很容易看到這篇文章。
果然，我的文章發表沒幾天，該市市委書記的秘書在瀏覽這個官方論壇時發現了這篇文章，越看越覺得像自己城市發生的事情，於是向市委書記做了匯報。由於涉及到該市形象，市委書記指示嚴厲查處。就這樣，人家看到我簽名檔裡的照片，按圖索驥確定我就是該文的作者。
當時我對此還一無所知。幾天以後，我和我的上級再次到該地出差。走到半路上，我的上級接到朋友的一個電話，向他透露了這件事情。當時我們還不以為然，互相說言論自由嘛，有什麼了不起的，繼續前行到了那個市地界。到了以後，我們又接到一個電話，說現在政府那裡鬧得很凶，已經知道我們又到了該市，準備用公安與法院的名義拘捕我。我的上級一聽，慌了，趕緊向公司領導做了匯報。公司領導雖然對我闖禍異常惱火，但更愛護自己的員工，於是給那位上級下了死命令：不管你採取什麼措施，一定要把人完好無損地給我帶回來！
我的上級找到當地的一位*得住的朋友把我交給他照顧，自己留在賓館裡等待前來問罪的官員們。那位朋友不敢帶我在公開場合露面，就弄了一輛車帶著我在城市裡兜圈子。後來我聽上級說，那位官員怒氣沖沖地闖進了賓館，我的上級趕緊給人家賠罪，之後請人家喝酒。我的上級是酒精過敏體質，那天為了賠罪連喝三大杯白酒，之後就不省人事而送進醫院搶救。政府官員一看，怒氣才稍微消了一些，答應不動用法院力量，第二天與我談判。
第二天上午，我與那位官員在某賓館談判。官員怒氣沖沖地來到我的面前，指著我的鼻子說：「你就是雅科夫？你可真了不起呀。」接著將我痛罵了一頓，罵我是見人就咬的瘋狗，是野心家。大概那位年紀不小的官員並不太熟悉互聯網發表文章和轉貼的規則，他義憤填膺地指責我：「你假裝什麼正經？你自己就一稿多投，這是文壇裡最卑鄙的做法！」由於事先公司領導有交代，再加上那位上級為了營救我幾乎拼上了性命，我只好忍耐住一句嘴也不頂。
那天的談判進行了兩個多小時，基本上是那位官員在斥責我。其他內容記不清了，但記得他的一句警告：「你這個樣子，說不定那天你被人裝進麻袋扔進長江，你死都不知道是怎麼死的。」後來，我根據公司指示向他賠禮道歉，並保證：一，從論壇上刪除這篇文章；二，在論壇上公開發表道歉聲明。
我脫身回到武漢以後，根據當時談判的承諾做了上述兩件事情。當時很多網友們看到這些帖子，也覺得肯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於是自發地組織起對我的聲援，一連好幾天論壇上充斥了抗議和聲援的帖子。然而，那位官員可能覺得還不解氣，又把我的另一篇文章《新組織部裡的年輕人》給下載後傳真給我原來的G銀行，並附了我的照片。那篇文章寫的實在是太寫實了，幾乎所有涉及到的人都可以對號入座。於是，再次在G銀行引起了軒然大波。公司領導對我接二連三地捅漏子異常惱火，當即決定扣除我半年的一切獎金作為懲罰。現在我想起來，這樣做確實也有道理，因為當時我每日沉迷於在互聯網發表政治見解，對工作三心二意；又惹出這麼大的麻煩來，也給公司利益造成了損害。要是在一般單位，恐怕早就被炒魷魚了。
不過當時我從來沒有過類似的經歷，因此這一切對我的打擊也是很大的。我曾經一度想離開這個公司，到北京去謀求自由發展。於是二○○○年國慶節期間我去了北京，受到北京網友們英雄般的熱情款待後，我又到某報社謀職。然而，理想歸理想，現實歸現實，我還是父母的兒子，妻子的丈夫；在追求自己理想的同時，我還必須承擔起兒子與丈夫的責任。因此，在從北京回來之後，我權衡再三，還是決定忍辱負重地留下，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站起來。不是爬起來，而是站起來，因為我從來不認為自己犯了什麼錯誤。
也就是那次去北京時，我在臥鋪車廂遇到了一個留學歸國不久剛分到北京某大醫院的女醫生。由於彼此年紀相仿，很快我們就混熟了。女醫生大約是剛出校門不久的緣故吧，尚良心未泯。她告訴我一個驚人的內幕：在西方國家，當一種新藥或新的治療方法投入臨床試驗以確定其療效和副作用時，必須明確告知患者，取得患者同意後免費進行治療，對試驗出現的風險也要負責到底；而在我國，醫院從來都不會明確告訴患者這是臨床試驗藥品，也決不會因為是充當試驗實體而對患者減免任何費用，這已是國內醫院約定俗成的規矩，大家彼此心照不宣。這位女醫生非常難過地表示，醫生們在患者不知情的情況下開展醫學試驗，違背了醫學的基本道德；在患者付費的的情況下進行科學研究，試驗成功了，他出名、你買單，名利雙收而又不承擔任何風險，試驗失敗則患者人財兩空。她說她對醫療界的這種黑心做法感到痛心疾首卻又無可奈何。
不過，那時我還沒有頻繁地與醫院打什麼交道，對醫療界的黑幕雖然有一定感受，但並不深刻。因此，我只是附和著發了一點感慨，也沒有往心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