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伊拉克是個非常富裕的產油國，那時，鐵Z局和伊拉克簽署了勞務輸出合同，派出大量工人到伊拉克，去修建伊北部城市摩蘇爾附近的底格里斯河上的大壩。在同一個工地上幹活的有中國人，還有印度和巴基斯坦工人。勞動報酬是一樣的：一天六個伊拉克第納爾，按照當時的比價，約合三十六元人民幣。然而，中國工人拿到手裡的，卻只有一個第納爾，相當於六元人民幣，其餘全部被「國家」拿去了。當時，一般中國工人平均一個月的收入也不過五十元人民幣，所以這一天六元錢在中國工人眼中已經是了不起的高工資了（「注」有資料顯示，一九五七年中國職工的年平均工資為六百零六元；由於二十年凍結工資，到了一九七八年，中國職工的年平均工資下降為六百零二元，而一九七八年的物價水平，要比一九五七年還要高）。
然而，俗話說「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印度、巴基斯坦的工人和中國工人在一個工地上幹活，每天掙到的六個第納爾裡，只用上繳一個第納爾作為稅收，自己淨掙五個。長期以來，中國官方一直宣傳資本主義國家「殘酷剝削勞動人民的剩餘價值」，這些中國工人早已深信不疑，可是，真正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勞苦大眾比起來，所有的中國工人都明白自己上當受騙了。
伊拉克屬於熱帶沙漠氣候，炎熱、乾旱，夏季室外氣溫經常達到五十攝氏度，工人們每日揮汗如雨。印巴工人有錢，下工後都躲在空調房裡不出來，而中國工人房間裡卻不安空調，工人們就這麼熬著。每到週末時候，印巴工人都包租大客車，到巴格達、摩蘇爾，或者基爾庫克等城市去玩；中國工人則由政工幹部組織政治學習。當時華國鋒還在繼續實行毛的政策，宣揚「兩個凡是」，所以還成天學習毛主席著作。
有些中國工人也眼紅印巴人，請求別人出去玩時把自己帶上，印巴工人對中國工人比較友好，也就答應了。可是後來這事被隨行的「領導」和政工幹部發覺了，於是警告印巴方面：「如果出了事，你們要負政治責任！」。後來中國工人在跟車時，人家就不讓了，說「你們領導說過，要負政治責任，你們中國，政治責任太這個——」說完，伸出大拇指。後來，中國工人居住地圍上了鐵絲網，進出都要經領導同意，於是中國工人也被外國人譏諷為「圍在豬圈裡的矮腳豬」。
幹部的特殊化此時已是愈演愈烈。那些帶隊的「領導」為了經常能搭乘飛機回國探親，就常常從國內空運去糧食和副食。伊拉克氣候乾旱，蔬菜昂貴，幹部們不願意買蔬菜給工人吃，於是在伊拉克那一段時間，中國工人的伙食幾乎天天是粉條，都是國內空運去的。由於長期缺維生素有許多工人爛嘴，也有一些得了壞血症，後來就發維生素片。工人們吃粉條都吃怕了，於是有很多人偷偷到印巴工人和西方工程技術人員宿舍周圍的垃圾堆和廁所裡，尋找別人丟棄的爛菜葉、過期罐頭當美味吃。
政工幹部和帶隊的「領導」都是全脫產的，成天忙著教育工人要「防止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腐蝕。他們的行徑，也引起了工地西方包工頭的不滿，有一天，一名西德工頭來到中國工人宿舍，大聲訓斥「領導」們，大意說我需要幹活的人，不需要看門的狗之類。中國的幹部們個個誠惶誠恐地賠笑臉，直到西德工頭怒氣沖沖地離去。後來，一個工人因為不滿一個日本監工的污辱，就和那日本人打架，打得那日本監工下巴脫落，因此那工人被記了處分後強行遣送回國。
當時去伊拉克的有許多工人黨員、共青團員和積極分子，這些人原先都懷著滿腔熱血，準備去解放「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受壓迫人民」、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可是經歷了這一切以後個個都變得異常消沉。我父親在宣傳隊時的同事陳××，原先是工人黨員、基幹民兵，政治表現很是積極，可自從伊拉克回來以後，他比誰都要萎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