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春夏之交，我的母親把我和姐姐送回了河南滑縣農村她的老家。當時正是農村「包產到戶」實行前夕，「人民公社」還未解散，還在實行大鍋飯，但是已經沒有政治氣氛了，還允許搞一些副業。外公家所在的村子裡，很多農民家都在做掛面，我剛一回到家，就聞到瀰漫在空氣中的掛面香味；出去玩時，看到一些人家掛在院子裡的細若游絲般的掛面在微風裡輕輕擺動，非常好看。可是我們家在以往被整怕了，也就沒有敢從事這項副業。
那時農村的牆上，隨處可見「農業學大寨」和「以糧為綱，抓綱治國」的標語。文革期間，生產隊裡只許種糧食，外公種瓜種菜的本事根本使不上。文革結束以後，隊裡也開始讓種一點瓜了，於是外公經常帶我到地裡種瓜，我就和小孩子們一起跳到機井前的水坑裡洗澡。累了，渴了，外公就給我們摘一個西瓜。外公種地的把勢是一流的，種出的西瓜個個像水桶那麼大，個個是沙瓤，特別甜。
剛回到老家不久，就趕上了農村麥收。我們這些小孩子們都接受大人的唆使去哄搶生產隊的小麥。每當隊裡運麥子的牛車、馬車駛來，我們就一擁而上，從車上大把大把地拽麥子。負責看糧倉的是「瘋老爺」，我們家的沒出五服的親戚，是村裡以前造反派頭頭之一，後來得了間歇性精神病。當時，我們都很怕他，一見到他就拚命跑，他也並不真的追趕，因為他的兒子也在我們的隊列中。就這樣，我們一邊在課文裡學習「英雄少年劉文學」，一邊哄搶集體財物；「瘋老爺」一邊保衛「集體財產」，一邊唆使自己的兒子挖「社會主義牆角」。我們家的隔壁是一間小房子，是小隊的倉庫，裡面就有一些種子和一個農藥噴霧器，老鼠成堆。至於作為農業機械化象徵的「鐵牛」（拖拉機）全村只有一台。那時的農村還沒有用上電，全村人都是早早的睡了。
此時文革已過，當年被政治狂熱弄得發瘋的人們又恢復了常態。當年的整我們家的那些造反派，居然也常到我們家來串門，笑瞇瞇的給我和姐姐講故事——就彷彿他們從來沒有整過我們家、彷彿從來沒有把我的外公、外婆、母親逼上絕路一樣。當時我還是小孩子，不明白大人間的事，因此當後來母親告訴我是某某人打得外婆口吐鮮血，某某人讓外公給蔣介石的紙人下跪時，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我實在想像不出，這些人怎麼可以和顏悅色地來我們家串門，哄小孩子開心呢？人間的事，就是這麼奇怪。有一天，我們還隔著那兩條並排的人工河，與鄰村任莊的小孩對罵，結果引起了兩個村村民之間的械鬥，有很多人掛綵，好在沒死人。當年整我們家的造反派為了救我們幾個小孩，與對方扭打在一起。外婆把我領回家後，狠狠地打了我一頓，又心疼地給我做了一頓好吃的。
那時記憶中村子裡的瘋子多。一千多人的村莊，竟然有十幾個瘋子。有文革時不堪虐待瘋的，有文革後失勢瘋的，也有因為自責瘋的。和我們家在一條街上的一個親戚，按輩分我應該叫他「舅」，由於文革期間在造反派的鼓勵下把自己的父親踹得口吐鮮血而自責不已，不久就瘋了。他總是渾身上下別滿毛主席像章，一天到晚蹲在街上不言不語。
當時，我還目睹了生產隊評工分的情景。每天晚上下工後，大家坐在一起，一邊嘮嗑，一邊評分，有時爭吵，有時嬉鬧，感覺非常民主。生產隊的會計是住在我們家對面的年輕人，也是五服以內的親戚，我們都叫他旦妞哥。旦妞哥身材修長，相貌英俊，人也非常和氣，當時二十出頭，剛剛高中畢業，在隊裡算是個文化人。外公當時已經七十歲了，但因為幹活賣力，總是被評上十二個或者是十四個工分（「注」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工分採取十分制，一個標準棒勞力的得分是十分）。可惜，二○○○年，旦妞哥在道口賣饅頭晚上回家時，被汽車撞死了。後來那輛肇事汽車逃逸，家裡也不知道，旦妞哥的屍體在公路旁被扔了好幾天才被領走。我們家知道這個消息以後，很是難過了一些日子。
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化本來就非出自大多數農民的真實意願，因此一等政策稍微放鬆，農民就為「私」字忙碌起來。當時，我和常和大人們一起下地幹活，每天早上上工時，隊長就拿個破鐵塊敲著，吆喝著「上工啦，上工啦」，於是社員們就扛著鋤頭，三三兩兩地來到田頭，嘻嘻哈哈打鬧，幹上五分鐘休息半小時。一等到下工就跑到自留地裡忙到天黑。我和姐姐是外來人，也被分配幹一些諸如拾馬糞、拔雜草之類的輕活幹，當時還覺得挺有意思。只是有一次在拔草時見到草叢裡有一條蛇，嚇得我發了好幾天燒，把外婆心疼壞了。
文革結束以後，以往被禁絕的農村戲班子又活躍起來，我常隨外公去公社看戲。當時公社有一個禮堂，裡面的設施非常簡陋，所謂的「座位」都是磚頭壘成的墩子。那時剛剛恢復這些東西，因此每次看戲時都是人山人海，每次看戲都買不到坐票，只好站著看。我記住了幾次看戲的內容，有《穆桂英掛帥》、《寇准背靴》、《空城計》、《打金枝》等等。有些戲反覆看了好幾遍了，可外公卻是百看不厭，有時還步行十幾里路，到更遠的公社、集鎮去看。戲院門口賣小吃的、賣西瓜、賣花生瓜子的一個挨著一個，當時一塊西瓜賣一毛錢。
對於我們小孩子來說，最喜歡的除了過年，就是趕集了。當時離我們那個村子六里路開外，有一個叫袁公店的集鎮，是外婆的娘家，比較大，每年有一個大集。文革期間這個集市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此時剛剛恢復，因此盛況空前。附近百十里的村莊和公社都來人趕集，還有戲班子、雜技團助興，一時間村莊的路上商販雲集，高音喇叭鳴響，人人臉上洋溢著笑容。
那時的中國農村還基本上處於自給自足時代，全村只有一個商店，當時叫供銷社，房子原來是一個小土地廟，也就賣一點鉛筆、本子、糖豆，點燈用的煤油，還有些針頭線腦什麼的。供銷社的營業員是個女的，叫春葉，當時還非常年輕，總是有一些男人在下工後圍著她轉，也不買東西。供銷社的門外，則是一塊空地，一個磚檯子上放著從土地廟裡拆下來的大石碑，大概有一米五見方，上面還刻了一些字。這塊石碑和那一小塊空地，是社員們聚會、休閒的場所，每到吃飯時間，就有一些社員端著碗出來，坐在石碑上或者是蹲在地上，邊吃邊嘮。村子裡偶爾也有一些貨郎來，賣橡皮筋、小卡子、樟腦丸、針線和削鉛筆的小刀之類的，還可以用頭髮換。很多小姑娘、小媳婦平時梳頭掉的頭髮都捨不得扔，收集起來塞進牆壁的縫裡，等貨郎來了換橡皮筋。
那時生活還不寬余，社員們很少有什麼人有錢的，誰家要是有一個工人在外面掙工資，那別人就羨慕得不得了。當時飯吃得也不是太好，總是玉米面稀飯，裡面放南瓜；有時則是玉米面稀飯加麵條，裡面放紅薯葉。只有麥收以後，才偶爾熬些麥仁湯喝，算是好吃的。一個南瓜，一個紅薯葉，吃得我多少年以後根本就見不得這些玩意。後來舅舅因為工傷病退回家了，等到偶爾「大公河」裡來點水，他就帶著我到「大公河」裡用篩子撈魚，忙了一個上午，一共只有一個拳頭那麼多，撈上來的小魚兒跟煙頭那麼大，回家後外婆用白面和著小魚兒，攤了幾個煎餅，全給我和姐姐吃了。
雖然那時村裡有赤腳醫生，但實際上，公社「向陽花」上的「瓜」們不享受什麼公費醫療。赤腳醫生對付頭疼腦熱還可以，大病還是生死*天。我在農村上小學一年半時間，班裡就有兩個同學夭折了；我舅舅的一個兒子因為發燒救治不了燒成了傻子。農村衛生條件非常的差，整整一個冬天都不洗澡，大人小孩的脖子上都黑糊糊的，每個人身上都長虱子，特別是女孩子，長長的頭髮上蟣子成串，看上去白花花的。
我在農村讀到小學二年級，成績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當然，農村的教學質量也很差。我們的教室是一間很破舊的土坯、磚頭混合壘的房子，窗戶沒有玻璃，室內光線很差。所謂課桌就是一種用水泥做的板子，底下用磚頭支撐著；沒有板凳，學生都要自己從家裡帶小板凳。學校裡連粉筆都經常斷貨，有時都要從地上撿土坷拉、牆上扒下來的石灰當粉筆。老師的小名叫國青，也是我們家五服以內的親戚，當時很年輕，文化程度只是個公社初中畢業，語文、算術都一個人教。我們上課也很輕鬆，也沒有什麼家庭作業，每天下課就跑出去玩，到樹上逮知了，或者收集知了蛻下的皮到公社去賣（「注」知了的皮可以做藥材），一籃子大概可以賣幾毛錢，錢到手以後，就去買點糖吃，或者買一副撲克牌。
當時我們村裡小學只有二年級，三年級以上和初中的都在一華里以外的落莊上。落莊是個只有三百來人的小村子，村裡面的人都姓王，世代和我們村聯姻。那次我們村和任莊械鬥時，落莊也參加了，是幫我們的。
前面提到的那條修建於「大躍進」時期的人工河叫「大公河」，也就是「大公無私」的意思。到了七十年代末，大公河兩邊的樹都已成材，非常茂密。每年春天清晨，樹林裡布谷鳥「咕咕」地叫著，非常好聽。我們這些小孩子特別喜歡到「大公河」裡玩，特別是夏天偶爾有水的時候，我們就和過盛大節日一樣，成群結隊到河裡洗澡、游泳，或是在長滿青草的大堤上挖甜草根吃。河上每隔幾里路就有一座橋，橋下的水是比較深的。大公河水少，只有橋下才有水坑，那裡就成了我們小孩子們的大本營，一下課就往那裡跑。
在農村待了一段時間就過年了。雖然經歷了幾十年無神論教育，但農村人還是非常迷信，過年時敬灶王爺，貼門神，祭祖先，非常熱鬧。那時，多數人家裡的堂屋正牆上都貼著毛澤東、華國鋒並排的畫像，但我們沒有貼，只貼了一幅《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年畫，畫上一個微笑著的女社員正在收穫蘋果。過年時，我們穿著新衣裳隨著大人這家拜那家，到了別人家裡，不是五服以內親戚的就塞一兩個核桃，是五服以內親戚的，就給兩毛壓歲錢。
不過，儘管生活艱苦，但在農村老家生活那段日子，應當算是我一生中最快樂、最無憂無慮的時期了。我永遠忘不了和小夥伴們玩捉迷藏時的奔跑與笑聲，忘不了那湛藍的天和雪白的雲，忘不了和夥伴們一起到樹上逮知了燒著吃，忘不了自己做撲克牌打「交公糧」，也忘不了向慈祥的外婆發誓「二○○○年開小臥車接您」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