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轉正後不久，就從食堂調到了鍍鋅車間當生產工人。這在單位裡意味著從地位比較低的「伺候人」的炊事員，變成了地位相對較高的生產工人。母親這個人勤快，到車間幹活後總是把一切公共的活，比如打掃衛生之類的活都搶著幹了。當時工人幾人一班幹活，母親總是幹得快而多，還經常替別人幹活，所以工人們都特別願意跟我母親搭班子幹活。
當時太谷線材廠的廠長是河南人，姓李，有一天李廠長來到車間裡，找到了正在幹活的母親，問道：「喂！小老鄉，要是讓你當會計，你幹不幹得了啊？」原來，當時線材廠裡一共只有三個高中生，一個姓高，是北京下放知青，在廠財務股當會計；另一個姓韓，是廠裡的化驗員；還有一個是我母親，其實僅僅是初中一年級文化程度，但在轉正時虛報了個高中。當時廠裡財務股有兩個人：一個高會計生孩子，另一個出納傳染了肺結核，在住院治療；廠裡財務股癱瘓下來。李廠長一看履歷表，發現我的母親是「高中畢業」，於是就找我母親。
雖然我的母親小小年紀就因文化大革命輟學，從沒有學過會計和珠算，但是她心想，學珠算會計也沒什麼難的，於是就堅定地說：「那有什麼幹不了的？不過李廠長別開玩笑啊。」李廠長一聽就樂了，說，那明天就到廠裡財務室去上班吧，這個月的報表要趕緊報呢。
當天下午，我的母親上街買了一個算盤，找了我父親的一個朋友王××（「注」王××這個人，以後有專門章節提到），學了一下午，第二天就到廠財務股上班了。當時已經是十七八號，而按照規定，每個月二十五號就要做報表，二十六號就要報到手工業局去。我的母親把一大堆報表拿回家裡去，左看看，右看看，再自己琢磨一下，不會的就翻書查，用了一個禮拜的時間，居然準時把報表報出去了。李廠長一看，非常高興，於是又問母親，出納能不能也挑起來？我母親回答說，那沒問題啊，於是會計出納一肩挑。之後，李廠長又把統計也交給了我母親，我母親照樣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條。
我母親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全廠上上下下的肯定，特別是李廠長，逢人就說這個小老鄉是個了不起的能人。當時廠裡有個總務室，李廠長總是感覺廠裡有些開支過大，懷疑總務股長貪污，於是又把總務也給了我母親。母親當時一聽，笑道：「我現在又是會計，又是出納，還是統計，現在又管總務，那你就不怕我貪污啊？」李廠長學著毛澤東對華國鋒的口吻說：「不怕，你辦事，我放心。」
與「南住宅」隔著一條大馬路，就是一支部隊駐地。那部隊是個汽車團，牆上寫著「解放軍愛人民」大標語，解放的「解」字還是簡化字，寫做「角羊」。那個部隊有一個禮堂，經常放映一些戰爭題材的電影，因此每當有電影放映時，我們小孩子們都想進去看。可是門口有哨兵，不讓進。當時我六七歲，虎頭虎腦的正是招人喜歡的年紀，經常到部隊門口去玩耍，漸漸地跟哨兵們混熟了。那些哨兵也不過是十七八歲的大男孩，其實也挺愛玩的。到過年的時候，我就弄點鞭炮給那幾個哨兵放，或者弄點核桃、柿餅之類的零食裝在口袋裡給那些哨兵們吃。後來我和那些哨兵們打得火熱，每當他們值勤時我都可以在部隊裡暢行無阻，還讓我摸他們的槍，那時我才知道真槍和我們小孩子玩的玩具槍之間有多大的區別。有電影放映時，部隊門口站一大幫孩子，哨兵都不讓進，惟獨我領姐姐一去，哨兵就開個小門，放我們倆進去了，這也算我一生中第一次「走後門」吧。
後來我就經常去部隊家屬院裡玩，在那裡認識了一個姓汪的小朋友。我們倆非常要好，經常互相到對方家裡做客。他的父親是部隊裡的一名處長，當時三十多歲，白白胖胖的。我最喜歡到他們家去吃飯了，因為他們家似乎從來沒有斷過雞鴨魚肉。特別是，他們家吃的排骨跟我們家的很不一樣：當時太谷縣的國營肉店裡根本見不到排骨，偶爾只有被剃得乾乾淨淨、幾乎只帶一丁點兒肉的大骨頭賣。碰到有這種大骨頭，大人就買回家燉湯，那上面的丁點肉根本就不用啃，放在嘴裡一含就沒了，然後就錘子砸開「敲骨吸髓」。吃過一次的骨頭是捨不得丟的，還要再熬一回湯。即便是這樣，每當家裡吃骨頭時我和姐姐都像遇到了盛大節日。可是小汪家的排骨上面全部都是厚厚的肉，味道真是美極了。小汪的媽媽知道我喜歡吃排骨，幾乎我每次去他家吃飯，她都給我做排骨。他們家的酒櫃裡放著很多白瓷瓶的酒，後來長大了我才知道那種酒叫茅台。小汪還給我吃過一種我從來沒見過的有些苦味的黑色糖果，告訴我這叫巧克力。他們家擁有兩套有廚房廁所的房子，一套一居室、一套兩居室——和我們工人階級家庭比較起來，我生平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叫差別，正如奧威爾的《動物莊園》裡所說的那樣：「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更加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