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過，我的父親參軍以後，就曾經在部隊文工團幹過一段時間，轉業後又在開封市文化局工作，也是搞音樂。以後雖然當了工人，但在音樂方面水平還是有的。因此，我的父親就被吸收參加了鐵Z局的宣傳隊。此時的中國，正在刻意營造「鶯歌燕舞」和「形勢大好」的氛圍，來證明這場「文化大革命」是勝利的、必要的。各個大企業、機關、學校、廠礦、軍隊競相辦起了宣傳隊，每天唱來跳去，營造歌舞昇平的氣氛。
鐵Z局是大單位，吸收參加宣傳隊的都是文化水平比較高，或者在文藝方面有些修養的工人和幹部，裡面也算是人才濟濟，還有許多名人之後。例如前面提到的老作家魏巍的堂侄魏××，還有黃炎培的外甥王××等一些人。這些人大概也是受了家裡文化氛圍的熏陶，人人都很有兩下子。
在宣傳隊裡，由於我的父親不僅作風正派，技藝精湛，而且在指導年輕人時非常耐心細緻，因而他贏得了同事們，特別是年輕人的尊敬。直到二○○三年，父親得癌症以後，他當年在宣傳隊的兩個同事龍××和夏××來我家看望他時，還一起回憶起在宣傳隊裡的那些日子。那個時候，他們二人還是二十多歲正當年，現在也都是快退休的人了。席間，他們還動情地唱起了當時在宣傳隊裡唱的那些歌曲，還包括當時不許唱，他們偷偷唱的蘇聯的《共青團員之歌》。
當時的鐵Z局宣傳隊全名是「鐵Z局工人階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顧名思義，是專職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那時，也不許演別的東西，天天排樣板戲，從《沙家濱》、《智取威虎山》到《龍江頌》，幾個樣板戲都演過。實事求是地說，幾個樣板戲從舞美設計、唱腔和故事情節的安排上都不錯，應有相當的藝術成就。但那時就這幾部戲霸著舞台，古今中外其他優秀曲目都不許演，實在是太黑暗了。八個樣板戲用傳統演法演膩了，觀眾也看膩了，就來個「革新」，搞《鋼琴伴唱紅燈記》或者《交響樂沙家濱》。當時的報紙也是通篇造謠，說什麼「貧下中農一聽到《鋼琴伴唱紅燈記》，激動得熱淚盈眶，奔走相告。」（「注」見當時《人民日報》）我的父親當時曾經到很多地方去演出過，別說生活在「廣闊天地」裡的貧下中農，就連一些小縣城，都沒有一架鋼琴，哪裡談得上「熱淚盈眶，奔走相告」呢？
後來我父親他們還參加了一次在太谷縣延風劇場舉行的文藝匯演，全縣幾十個單位都來了。人數雖多，但內容單調乏味，每個單位都只許唱《東方紅》、《社會主義好》和《國際歌》等幾個。唱來唱去都是這麼幾首歌，不一會人們就煩了。等父親他們的節目演完以後，後面還有二十多個單位沒唱呢，父親一算時間，結束要等到後半夜了，於是就和一個工友商量著回去算了。兩人來到劇場大門，發現大門居然被鎖了，不讓出去。於是二人就在劇院院子裡轉悠，看見後面有個鐵柵欄門，也鎖了。二人只好做了一回樑上君子，從鐵門上翻了出去。
在那一段，我的父親還被安排參加拍攝一條假新聞。那新聞的題目叫做《鐵Z局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群眾文藝工作搞的好》。我父親在這則「新聞」裡邊，裝扮成一個到群眾中采風的「文藝工作者」。為了突出氣氛，那個記者讓我父親穿上借來的一身中山裝、弄副眼鏡戴著，儘管當時我父親眼睛既不近視、也不花。此外，我父親還必須背著手風琴。拍我父親從麵包車裡下來的鏡頭連續拍了好幾次：每次下來，和「群眾」握手；由於記者不是很滿意，於是父親一行重回車上，再下來，再和「群眾」握手……直到記者滿意為止。本來父親和扮演「群眾」的工人都是熟人，可偏偏還得假裝成不認識。接著拍「文藝工作者」與「群眾」交談的鏡頭，根據記者的安排，父親必須拿著一個小本本，不斷地邊聽邊記，還得不斷點頭表示讚許。其實父親完全是胡寫亂畫，而「群眾」則對父親說的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反正根據記者的安排，張嘴就行了，解說員早就定好怎麼解說了。後來，單位還組織工人收看這則「新聞」，扮演「主角」的我父親去都沒去。這就是中國「新聞」的真實面目。
一九七五年，我父親隨宣傳隊到某軍分區去匯演。演出中間，不該我父親上場時，他就從軍分區禮堂溜了出來。這時，恰好碰到接他們過來的那個軍分區司機從一輛小轎車上下來，我父親給了他一根煙，二人聊了起來。由於我的父親年輕時當過兵，二人聊得很是投機。聊著聊著，不知道怎麼聊到軍分區的領導們身上去了，那個司機告訴我的父親，說這個小小的軍分區竟然有十二個副司令員，平時都不怎麼露面，一到爭待遇、爭小車時就都出來了。剛才他又跑了一趟，就是送一個副司令員的女兒到大學去的。
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兩年，我的父親忙著到處匯演，兩年間在外調演、排練時間幾乎佔了一大半。當時父親單位雖然天天都要上班，但一般都沒什麼活幹，即便有，也都是在磨洋工。偶爾有幾個特別忙碌的，肯定都是在利用公家的設備和原料忙私活，比如用整塊的不銹鋼磨成菜刀，用鋼絲造彈簧給自己家沙發上用。看到領導來了，就把私活收起來，裝成干公家活的樣子。不僅是他們單位，當時父親他們去匯演的不少單位都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