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的母親是農村戶口，按照當時的規矩，奴隸的子女自然也是奴隸，所以我的姐姐也是農村戶口。當時，我父親由於是在「艱苦地區」，地區補貼拿得比較多，一個月工資加補貼大約是不到六十塊，按當時標準來說已經不算低了。但父親所在的鐵Z局是流動單位，而且父親經常被抽調搞工農兵文藝匯演，需要外出吃飯，無形中多了很多開銷；祖母因是地主婆，文革初期被紅衛兵強行扭送回農村，父親幫她安家欠了三百元外債，每月都需要還債；祖母回到鄭州以後，花錢依舊大手大腳，經常請人幫著寫信要錢，還時不時地發來電報，謊稱自己「病危」，實際也是要錢。我父親孝順，一接到電報就六神無主、長吁短歎，趕緊跑回鄭州去，這麼折騰著，也花掉不少錢。此時，家裡又添了母親和姐姐這兩張吃「高價糧」的嘴，日子越來越困難了。
為了求生，我的母親只好背著我姐姐，到工地附近的農田里挖別人不要的、半腐爛的紅薯，或者撿別人收割時灑下的麥粒、玉米，三口人才得以勉強維持生活。運氣不好時，曾被生產隊抓住遊街示眾，但我的母親為了這個女兒，自己豁出去了，愛遊街就遊街，愛鬥爭就鬥爭；不過，有時運氣好，也遇到過好心人，偷偷塞給她一把麥子。
離父母所在的工地十來里地有一座山，山上農民種了一片紅薯地。紅薯收割完畢以後，我母親就拿了一把鐵鍬，背著我姐姐上山挖紅薯，每天挖不到幾個。由於山高路遠，我母親每天爬山走路，腿都腫起來了。那天我母親背著姐姐一瘸一拐地刨紅薯時，正好有幾個農民在犁地。我姐姐當時在母親背上睡著了，母親低下頭刨一下，姐姐的頭就頓一下。那幾個農民見狀，也覺得可憐，說道：「娃兒呀，俺們可真沒想到你們當工人的還這麼困難，你那麼刨，刨一天也刨不到幾個紅薯，這樣，你跟在我們後面，翻出來的紅薯你就撿著。」母親一聽，就跟在人家後面，一天居然撿了幾十斤爛紅薯，背了十來里地回家，還挺高興。
當時，我祖母住在鄭州黃河路一個大雜院內，大雜院有一片空地。一九六九年，有一家人來到那片空地上，用高粱桿搭了一個窩棚住下了。那家夫妻倆都是老實人，有四五個孩子，其中有一個叫小鳳。小鳳家本來是鄭州市民，但夫妻倆都沒有正式工作，*打零工過活，日子本來就挺難。就這麼一家人，也沒招誰惹誰，文革初期竟被紅衛兵當作「社會寄生蟲」強行遣送到中牟縣農村。他們家在中牟縣舉目無親，根本混不下去，等風聲一鬆就又回到鄭州。回來後發現，原來的破房子卻已經被人給佔了，因為怕驚動紅衛兵也不敢強行要回來，就流落到祖母住的那個大雜院裡搭了個高粱桿窩棚。全家六七口人都睡在高粱桿上，寒來暑去一晃就是十多年，艱辛度日。改革開放以後，他們全家就在街上擺攤賣烤紅薯。到了一九九○年我父母送祖母回鄭州時，發現他們家居然已經蓋起了一棟二層小樓。小鳳家的人熱情地邀請我父母到他們窗明几淨新居做客，回憶起那些艱辛歲月仍然是唏噓不已。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潼關鐵路修完，鐵Z局又流動到北京附近的河北懷來、幽州一帶，從事豐沙線鐵路復線建設工程（「注」豐沙線是連接北京豐台——河北沙城的鐵路，該線於一九五四年建成，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運營。其復線工程於一九七二年十月竣工運營）。當時正直「九大」前後，單位提出的口號是「要洞不要命」，禁止職工帶家屬到工地。於是，我的母親又不得不跟祖母住了一段時間，又遭到祖母百般虐待。後來我母親回到滑縣老家住了一段時間，返回鄭州時因為帶的東西少了，祖母又是罵罵咧咧，甚至連我外婆都罵上了。我母親一聽實在是忍無可忍，就頭一次跟祖母頂嘴：「你這個人怎麼這麼不講道理，俺嫁給你們姓國的家，倒霉俺認了，可俺娘沒惹過你，你憑什麼罵俺娘？」我母親自從嫁給父親以後一直逆來順受，今日居然敢跟祖母頂嘴，祖母馬上就怒不可遏，把母親從家裡趕了出來，連鍋都扔出來了。我母親也被祖母氣得不得了，發誓再也不進這個門，就拎著鍋，背起我年幼的姐姐上北京找我父親。由於是被趕走的，走時身無分文，連買火車票的錢都沒有。
好在那時人心尚善良，因此母親上了火車，跟乘務員講了情況後，乘務員不但沒有把她母女趕下火車，反而還讓她們到乘務員休息室坐著。到了北京站，我的母親找不到去豐沙線的火車，（「注」當時去豐沙線要到永定門火車站上車）就把我的姐姐放在長椅上，自己去打探路。等到打探清楚回來，發現那裡圍了一群人。我的母親一想，壞了，孩子肯定出事了，於是扒開人群走上前去，發現我的姐姐發起了高燒，已經在抽搐了。這裡舉目無親，此時又碰到這種事情，我的母親頓時急得大哭起來。此時，一個解放軍走上前來，說，快送孩子去醫院呀。母親哭著說，身上沒有一分錢。於是那個解放軍說，那我陪你去。這時，一個在火車站前蹬三輪車的大爺也上前來說，快走，我送你們。就這樣，在這兩個素不相識人的幫助下，把我姐姐送到醫院。路上，那蹬三輪的大爺一邊拚命往前蹬一邊還不住地勸我的母親說：「閨女，別著急，我快點蹬，幾分鐘就到了！」到了醫院一量體溫，已經四十二度了，虧得來得早，否則肯定沒命了。不湊巧，還碰上一個差勁的護士，沒做皮試就給我姐姐打了青黴素。後來那個護士意識到了，但又不吭氣，站在那裡看著姐姐不敢走。也算我姐姐命大，打青黴素恰好不過敏。那解放軍替我的母親交了醫藥費後要走，我的母親連問他叫什麼名字，他只回答了一聲：「就叫我解放軍好了」就走了；而那位蹬三輪的大爺一直守侯在醫院，還給我的姐姐買來了罐頭，等姐姐退燒之後，他又騎著三輪車送他們母女倆到永定門車站，為她倆買了一張票。
多年以後，當我的母親回想起這件事情的時候，總還是對那個救了他們母女的那位解放軍戰士和蹬三輪車的老大爺心存感激，總是懷念起那些素不相識、給了她那樣熱心幫助的善良的老北京人，也不知道他們現在過得怎樣。此事如果發生在現在，那後果肯定不堪設想。現在這個社會，人心確實變壞了許多。
母親到了豐沙沒幾天，祖母在家裡想到這個沒工作的小媳婦居然敢跟自己頂嘴，越想越氣，乾脆自己買了張火車票跑到豐沙工地來興師問罪了。一進工棚就大吵大鬧，聲音特別高。我母親早已對祖母這個人深惡痛絕，此時聽到她的吵鬧聲更是無法忍受，跑出了家門。一邊跑一邊想著無論怎麼自己跑都躲不過這個惡魔的手掌心，於是又一次想到了死。時值一九七一年夏天，永定河上游水庫正在放水，河道裡急流澎湃，母親心一橫，縱身跳了下去。
此時正是白天，母親投河時很多人看見了，很多工人跳下了河，撈起了已經被水嗆昏的母親。當時單位裡還有軍管會，軍管會領導聞聽此事的前因後果之後勃然大怒，下令把祖母給綁了起來，並勒令她當天就要滾出工地。祖母一向欺軟怕硬，看到軍管會如此厲害，只得乖乖走了。此後不久她就去了東北我叔叔那裡，母親這才算從祖母的手中解脫了出來。但那一次我的母親受了刺激，一度有些精神分裂，養了很久才恢復過來，但還是落下了偏頭痛和神經衰弱的後遺症。直到我小時侯，還經常看到母親頭痛難忍時用頭撞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有一個從河北到母親所在的太谷線材廠買鐵絲的採購員給母親捎來了幾斤天麻，母親吃了以後，漸漸好了起來。
父親他們在豐沙線時，恰逢中共「九大」召開，各地趕著給「九大」獻禮。豐沙線工地上掛的標語是：「為『九大』獻禮，保證按時完成任務，就是人拉肩扛也要把火車抬過去！」每當我父親看到這個紅底白字的豪言壯語，一股厭惡的感覺油然而生，心想：人拉肩扛，你扛一個試試？為了趕進度，當時還大搞「星期六義務勞動」，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所有坐機關的都來工地幹活，實際上大家要的是這個形式，幹起活來還是慢慢吞吞，插科打諢。豐沙線隧洞特別多，這麼多人亂七八糟地擠在洞裡，萬一出了什麼事跑都跑不及。不過當時也是運氣好，居然沒出什麼事。
此時我們的家庭，用「徹底的無產者」形容是一點都不過分的。當時全家三口住在父親用木板和油毛氈釘成的簡易房子裡，用枕木鋸成大大小小的木墩子埋在地上充當桌椅板凳。當時的衛生狀況也非常差，臭蟲遍地，晚上咬得人根本無法睡覺。臭蟲這東西，今天的人們多已見不到了，但那時卻非常普遍。臭蟲是一種菱形的寄生蟲，專門*吸人畜的血過活，未吸血時呈扁平狀，吸飽人血之後，則像人指頭肚子似的圓圓鼓鼓。
豐沙線沿線地處燕山山脈，四周都是崇山峻嶺，間或有河流溪谷流淌。附近出產葡萄、山杏。當地的葡萄呈奶白色，晶瑩剔透，非常可口。如今我們市面上常見的「長城」葡萄酒，就是用當地生產的葡萄做的。
到豐沙線不久，我的母親又懷孕了，這個胎兒就是我。剛一懷上，我母親的反應就非常劇烈，特別想吃酸的食物。祖母不在身邊，我父親也就敢光明正大地心疼母親，經常坐火車跑到河北沙城給母親買葡萄吃。但當時太窮，老買葡萄也買不起，於是母親經常和另外一個家屬一起到山谷裡摘山杏吃。時值一九七一年夏末秋初，二人剛摘了一會兒，突然下起大雨來。雨越下越大，轉眼間變成了傾盆暴雨。那個家屬一看，指著一塊大石頭說，咱們找個地方避避雨吧。於是二人向那塊大石頭走去。可是我的母親鑽進石頭縫裡抬頭一看，發現四周的懸崖上均有水沖刷過的痕跡。我母親雖然不懂什麼地質學，但直覺告訴她，既然那麼高的地方水都能衝到，那麼何況這溝底呢？母親越想越怕，就對那家屬說此地不能久留，還是得趕緊跑回去。那個家屬本來不願意走，但母親跟她說了自己的擔憂後也害怕起來，於是二人拚命往家跑。一路上頂風冒雨、磕磕碰碰，但總算安全到家。剛剛過了家裡附近的那座橋，巨大的泥石洪流就咆哮而下，裡面夾雜的大石頭足有雙人床那麼大。
一回到家裡，看到屋裡漏得跟水簾洞一般，地上的水已經齊膝那麼深了。我父親正在忙著用臉盆往屋外舀水，姐姐則哭得哇哇叫喚。氣喘吁吁的母親驚魂未定，*著門暗自慶幸：要是當時自己沒主意依了那家屬，再多避上一會兒雨，那肯定是在劫難逃、屍骨無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