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局面日益混亂，大家都忙於鬧「革命」，生產自然停頓下來，很快就沒人管了。我父親一個人在東北待著也沒啥意思，就利用鐵路工人坐火車不花錢的便利條件，頻頻回鄭州探親。一路上，我父親一直冷眼旁觀，見了很多，聽了很多，也想了很多。當時的中國天下大亂，那些「造反派」一個個正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你方唱罷我方登場，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所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在我父親這個旁觀者眼裡，那些無比投入、自以為是的造反派卻不過是些可憐的木偶丑角，被那個魔術大師操縱著；一旦角色完成、魔術大師的目的達到，這些木偶就被他永遠拋進了垃圾堆——紅衛兵、造反派、「王關戚」、陳伯達，甚至「親密戰友」林彪，哪一個又能逃脫這種宿命呢？
由於運輸秩序的混亂，再加上擠滿了串聯的人群，火車上擁擠不堪。定員一百一十八人的車廂裡，往往要擠進三、四百人甚至更多。不但是過道，就連衛生間、行李架上也都擠滿了人；坐在行李架上那些人的腳就伸在坐在座位上的人們的透鏡，空氣中瀰漫令人窒息的體臭。即便是這樣，革命情緒高漲的列車員還時不時地擠到車廂門口，手持一本《毛主席語錄》高聲指揮道：「乘客同志們！現在大家掏出紅寶書，我們一起背誦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們來自五湖四海……』預備——齊！」於是如同沙丁魚罐頭一般擠滿車廂裡人們就一起背誦「我們來自五湖四海……」其中不乏表情虔誠、聲嘶力竭者，大概也不乏父親這樣濫竽充數、言不由衷的人。背誦完以後，列車員又揮舞著那本「紅寶書」，滿懷激動地領喊：「讓我們一起祝願我們革命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他老人家萬壽無疆！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於是，手握「紅寶書」的人們，又跟著列車員有節奏地高喊：「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三十年後的一九九七年夏天，在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裡我曾被人邀請參加過一個傳銷組織的培訓會。會場上人依舊是這麼虔誠和狂熱，只不過口號已經「與時俱進」地變成了：「王太王太我愛你，就像老鼠愛大米」（「注」「王太」是這個傳銷網絡中的一個成功者，在那次大會上做報告）和「我一定能發財！一定能成功！」當耳邊響起這些整齊劃一、震耳欲聾的口號和齊刷刷舉起的手臂時，我茫然地坐在觀眾席上左顧右盼，彷彿身處一九六七年的天安門廣場。不過這時，我體會到我與父輩處境的不同：今天，我可以對自己不願參與的事情說「不」，對自己不願意說的話保持沉默。不過，我還是無論如何也理解不了，這群人為什麼能夠如此歇斯底里，如此容易被人操縱？也許，我們這個家庭的人天生就是另類，始終與主流社會不合群？假如時光倒流到三十年前，今日這些狂熱地要發財的人又將會扮演什麼角色？我想不通，為什麼在這個遼闊的國家裡，總有那麼多人會如此輕易地拋卻頭腦、尊嚴和良知，聽憑一兩個騙子的許諾，對騙子崇拜得五體投地，願意為騙子充當打手，甚至於肝腦塗地？
一九六六年夏末，我父親從鄭州經北京回東北。當時，我父親坐的是三人座中*窗戶的座位。火車走到石家莊時上來兩個中年人，都是石家莊木材公司的幹部。由於沒有座位，兩人就把自己拎著的灰色人造革旅行包放在地上當板凳坐著。不一會兒，我父親就和這兩個幹部混熟了，三人海闊天空地攀談起來。
談著談著，列車到了保定車站時上來了一些紅衛兵，跟查火車票似的在車廂裡挨個問旅客的出身。當時人們都很老實，那兩個石家莊木材公司的幹部被紅衛兵問到時，一個報了「地主」，另一個則報了「富農」，結果被紅衛兵抓走了。那兩人還申辯：「幹嗎要抓我們？我們可都是黨員啊」。紅衛兵則手持軍用皮帶，指著他們罵道：「黨員算個屁？都他媽的是剝削階級狗崽子！你再不老老實實，老子就不客氣了！」於是，那兩個幹部面色蒼白地隨他們走了。接著紅衛兵又查到我父親，看到我父親穿著鐵路制服，猶豫了一下，但還是問道：「你什麼成分？」我父親想著被紅衛兵抓走可落不到什麼好，於是靈機一動，馬上報道：「工人」。紅衛兵又問：「在當工人以前家裡是什麼成分？」我父親就說三代都是鐵路工人。紅衛兵聽了以後顯得很客氣，連聲說「坐！坐！」繼續查別人去了。
望著紅衛兵那驕橫跋扈卻未托稚氣的背影，我父親又好氣，又好笑，心中暗罵：「呸！老子憑什麼跟你們說實話？什麼玩意兒！」後來列車到了豐台車站，我父親透過車窗往外看，發現那群紅衛兵正在押送一幫人下車。那幫被押送的人都被麻繩拴著一隻胳膊竄成一串，另一隻手拎著行李，每個人背上都別著一張白紙黑字的紙條。一個紅衛兵在前面牽著繩子，其餘紅衛兵則手持皮帶走在隊伍兩邊。剛才在我父親身邊坐的那兩個報地主、富農出身的共產黨員，身上則別著寫有「地主狗崽子」、「富農狗崽子」的紙條，個個垂頭喪氣。
一出北京車站，我父親就看到站前廣場到處圍著一堆一堆的紅衛兵，地上則跪著一排要被遣送回原籍的專政對象，很多都是老年人。那些稚氣未脫的紅衛兵對那些白髮蒼蒼的老人一點憐憫之心都沒有，輪著皮帶，嘴裡罵罵咧咧。正對著車站的地方則搭起了戲檯子，一群身穿綠軍裝的人在台上扭來扭去。只見他們有的做忠心狀，有的做決裂狀，有的做滿腔仇恨狀，煞是過癮。我父親明白了，那是在跳「忠字舞」，向偉大領袖表忠心呢。不過，這些革命群眾實在是缺乏最起碼的舞蹈素養，楞是把個「忠字舞」弄成了群魔亂舞。此情此景，令我父親情不自禁地聯想起了偉大領袖的詩詞：「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
到北京後我父親感覺餓了，就找了一家飯館吃麻醬面。等買了票交給廚師找座位坐下以後，卻發現碗筷被人用過後都沒洗，桌子上也一片狼籍。左右喊人也沒人搭理，猛一抬頭，看到牆上貼著一張飯店造反派的造反宣言，大意是這樣的：「地主資產階級狗崽子們！你們他媽的過慣了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腐朽生活，妄圖把你們寄生蟲似的寄生生活延續下去，可是你們的陰謀破產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本飯店的無產階級造反派鄭重宣佈：從現在起，本飯店不抹桌子，不洗碗筷，想吃飯就自己他媽的動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祝我們革命人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萬壽無疆！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永遠健康！」我父親皺皺眉頭，心想：媽的，莫非來這裡吃飯的都是地主資產階級狗崽子？誰來你這裡吃飯，都要先挨一頓罵，真他媽的倒霉。但無奈人家革命了，造反了，就是不刷碗，也只好自己動手把碗筷洗乾淨，髒桌子就將就著吧。
大姑他們家就住在平安裡三號《解放軍報》社院子裡。等我父親來到報社門口時，恰好看到兩個紅衛兵騎著三輪車，押送一個滿頭大汗的小腳老太太從大街上走過。三輪車上放著行李，估計是要把老太太押回農村。一個紅衛兵在前面蹬三輪，另一個紅衛兵則坐在板車上，手裡牽著根麻繩，綁著老太太的雙手。每當老太太跟不上三輪車時，牽繩的紅衛兵就猛拉幾下繩子，於是老太太就是一個趔趄。後來從北京到東北，路上也遇到幾個紅衛兵押送一個老太太。老太太大約七八十歲，滿頭的銀髮被剪了個「陰陽頭」，臉上還有黑色的墨汁，路上不斷地發出呻吟。路過大虎山車站時，一個女紅衛兵發現老太太死了，急得大哭起來。於是紅衛兵們把她的屍體往車下搬，這時，我父親發現那個老太太雙手還被反剪著綁著。經歷過這兩件事以後，我父親對紅衛兵異常反感。直到幾十年之後，每當他看到有些文藝作品裡描述文革紅衛兵後來上山下鄉時所受的苦時都說：這是罪有應得，那幫紅衛兵幹過的壞事實在是罄竹難書，毛澤東讓他們上山下鄉也是活該，這就叫做「兔死狗烹」啊！
文革初期，在鄭州的祖母因為算是「地主婆」而被紅衛兵抄家，並把她趕回豫東封丘縣鄉下。大姑見祖母一個人在農村生活不易，就接她到北京小住以避避風頭。後來鄭州的造反派忙於派性鬥爭，沒人管這個地主婆了，於是我父親就送祖母回鄭州。買好了火車票，臨行前一天我父親就去聯繫出租車。當時的出租車可不像現在這樣滿大街溜躂、招手就停，而是必須預先到個什麼「管理機構」去登記、預約後才可以使用。父親去登記時，恰好碰到一個滿臉橫肉的中年胖女人在值班。那個胖女人掐著個腰、雙腿叉開站著，以顯示自己階級立場站得穩。當我父親對她說想用出租車時，階級立場站得特別穩的胖女人斜睨了父親一眼，操著一口鼻音很重的京腔，彷彿感冒沒好、鼻子不通似的問：「你什麼成分？」父親連聲說：「工人，三代鐵路工人。」——這才給登記上。如果回答說是「地主」成分，那麼恐怕除了登記不上，沒準還得挨一陣批判。
在北京那陣子，我父親有一天到前門逛街。在一家商店門口，看到有兩個人在低著頭篩沙子。當我父親從他們身邊經過時，竟發現他倆每人胸前都縫有一個白底、黑框、黑字的胸牌。那個胸牌類似我父親五十年代當兵時的那種，只是當兵時是紅框罷了。胸牌上分別寫著：「資本家」和「小業主」。此後在北京街頭，在其他城市街頭，我父親也曾多次見到這種情景，不過有的是戴著胸牌，有的是背上別著個白布條。每當看到這些標誌，我父親的腦海裡都會條件反射般浮現出三個字：猶太人（「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屠殺猶太人，強迫猶太人在胸前縫上黃色大衛星標誌，以便於同一般人區分並加以迫害）。
在逛到天壇時，我父親又看到公園的空地上堆滿了紅衛兵的纍纍戰果：抄家抄來的各種傢俱，有沙發、銅床、衣櫃、梳妝台等，堆得像小山一樣；另一堆則是抄來的高跟鞋。展示了一段時間後又讓原主去認領，可是這些物品的主人早都被整破了膽子，誰還敢去認領呀。於是，紅衛兵就拍賣這些抄來的東西，檀木大衣櫃五塊錢一個，高跟鞋一塊錢一雙。看熱鬧的人不少，但也沒幾個人敢去買這些代表「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東西。拍賣那天我父親也去湊熱鬧，看到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坐在一把檀木太師椅上，另外一張椅子上則寫著：十五元一對。那一對檀木太師椅精雕細刻，非常漂亮，我父親很是觀賞了半天，很想把它買下。但一想馬上要到東北去，帶著這椅子怎麼走啊，也就沒有買。現場還有一對金髮碧眼的西方人夫婦，大概是西方外交官，在高跟鞋那一堆裡翻來翻去，也沒挑中什麼。當時解放軍報社有一個剛畢業分來的大學生，見這個機會趕緊買了一個書櫃、一對沙發，找了個三輪車拉回單身宿舍，被領導知道後狠狠批了一通，又給退了。
一九六六年底，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分配到《解放軍報》社當了記者，化名「肖力」。這位「紅色公主」來了還不到一個月，就貼出了一張名為《解放軍報向何處去？》的大字報，先後打倒了《解放軍報》總編輯胡癡、趙易亞，讓社長華楠*邊站，成為當時的《解放軍報》的最高主宰。大姑父這人特別熱衷於參與政治，心想跟著毛澤東的女兒絕對沒錯，於是步步緊跟「肖力同志」。即便是回到家裡，也還一口一個「肖力同志說了」、「肖力同志對我的這個建議很滿意」之類的話。都四十歲的人了，表現得卻跟小孩子一般，我父親很是不愛聽。大姑父的這種「革命熱情」還影響到他的孩子們，當時他兒子有一個跟盤子一樣大的毛澤東像章，做得非常精緻，拿出來向我父親炫耀。我父親伸手要拿來看看，小傢伙跟護寶貝一樣趕緊把手一縮，神氣活現地說：「別碰壞了，這可是肖力同志送給我的！」
「肖力同志」在《解放軍報》期間還頒布了一條聖旨：假如刊登的文章中有「毛主席」三個字出現時，必須透過專門的設備看清楚，以保證背面上的同一個位置，沒有「打」、「死」、「滅」、「殺」之類任何帶有貶意的文字；如果某一版刊有毛澤東照片，那麼就必須得審查清楚，以保證該版別的照片不能有人把槍口指著毛澤東的方向。《解放軍報》是軍隊的報紙，照片上扛槍的多，「打」、「死」、「滅」、「殺」之類的字也多，於是解放軍報社的秀才們每天都為此忙忙碌碌的，眼睛都瞪綠了。此外，「肖力同志」在《解放軍報》社前後，其黨羽們還捏造了一個「陰謀綁架肖力同志案」，為此株連、陷害了不少人。
由於熟知「肖力同志」的上述老底，因此當我把魏××寫的那篇《壯哉！李訥》拿給我父親看時，我父親微微一笑，說：「壯什麼壯？不過是過了氣罷了，當年她風光的時候，也厲害得狠呢！」湊巧的是，這位魏老先生的一位堂侄以前也在鐵Z局工作，而且和我父親是莫逆之交。
《解放軍報》作為「兩報一刊」之一，政治地位不亞於一個大軍區。因此，來報社的大人物也多。有一次，我父親和大姑父一起從外面回來，看到院子裡停著一輛小汽車。大姑父一看，露出無限景仰的神色，小聲對我父親說：「看，那是林副統帥的車，他到報社來了……」不過，從院子裡經過的那段時間，林副統帥始終沒從大樓裡出來，我父親也就沒見到他本人。
當時大姑的一個上中學兒子參加了紅衛兵，燒書、破四舊、抄家都參加了。大姑父總是教育他：抄家時千萬別走在前頭啊，有人萬一拼起命來可不得了；要打人你就往意思一下得了，千萬別下死手。當時被打倒的華楠他們「威風掃地」，每天在院子裡掃馬路、掃廁所。大姑的小兒子當時才十來歲，卻也早就被教育得充滿了階級情感，一見到他們就走上前去，惡狠狠地說：「好好掃！掃乾淨！好好接受改造！」一天大姑恰好看到了，把他硬拽回家，打了兩巴掌，教訓道：「你小孩子家懂個屁！少攙和這些事！」那小子還挺委屈，申辯道：「階級敵人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