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在毛澤東的親自發動號召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大興安嶺的森林深處距離政治中心畢竟太遙遠了，因此這裡的「革命形勢」總是要比內地慢上一兩拍，而且往往是強弩之末了。鐵Z局的一般工人多是來自東北的自耕農，對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革命」是不怎麼熱心的。因此，這裡雖然也成立了造反組織，但規模卻遠比內地小多了。當內地充斥了慘烈的「文攻武衛、全面內戰」時，這裡的武鬥卻是鳳毛麟角，而且不溫不火。
不過，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借助現代化的交通及通信工具，統治者的權力已經達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大興安嶺雖然地處偏僻，但遠不是世外桃源。自從一九六二、六三年以來，即便是這個接近國境線的深山老林，政治空氣也是一天比一天濃厚了。當時的政工人員總是隔三岔五地跑到工人們居住的帳篷裡大講國際國內形勢，特講「以階級鬥爭為綱」，還講「要把帳篷裡的政治空氣搞得濃濃的」。我的父親在五七年遭到那次打擊後，對「政治」二字早已厭煩得不得了，一聽到「要把政治空氣搞得濃濃的」，一種厭惡情緒油然而生。
由於工人們的普遍抵制，鐵Z局最早「造反派」們勢力單薄、應者寥寥。為了壯大力量，造反派拚命拉人入伙，就連我父親這樣的人都成為他們拉攏的對象。我父親出身不好、又有歷史問題，自己一向都是夾著尾巴做人，哪敢去造別人的反呢？當然，他也不敢硬頂「造反派」，而是對造反派的拉攏採取了陽奉陰違的做法，最多只幹點舞文弄墨的事情，而且只將空話大話大道理，就是不肯針對任何一個具體的人。
有一次武鬥，造反派給我父親發了鐵棒讓他也去參加。我父親不敢不答應，但雖然表面上痛快地答應了，心裡卻盤算著怎麼脫身。等到聽到卡車來了的聲音，他就「哎呦哎呦」地捂著肚子，裝成痛苦萬分的樣子往廁所跑。造反派在外面左等右等，就是不見他人出來，於是氣急敗壞地跑到廁所喊他。我父親就裝出一副又想去，又站不起來的樣子，讓催他的人再等等。但「革命形勢」不容拖延，那幾個催他的人喊了幾遍，看他一時半會出不來，也就把他落下自顧走了。就這樣，我父親算是逃過了這場「革命行動」。等到武鬥結束，鼻青臉腫、頭破血流的傷員被汽車拉回來時，我父親直感到一陣暗暗慶幸。
後來時間長了，我父親遇到這種情況不是肚子疼，就是崴了腳，一次「革命行動」都沒參與。造反派也不傻，漸漸地發覺他是個軟釘子，於是就不再理他了。好在造反派忙於奪權，也就沒時間顧及這個「拒絕選擇革命道路」的人，只是貼了幾張大字報罵他幾句「消極」、「兩面派」，也沒怎麼著他。就這樣，我父親成為了一名「逍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