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興安嶺期間，我的父親聽老工人說了一件事。當時剛剛經歷過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的大饑荒，許多關內的饑民流落到大興安嶺林區謀生，被林場招作臨時工。大概是一九六二年前後，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襲擊了大興安嶺地區，由於得到了氣象部門的預報，林場職工和鐵路職工得以順利撤出危險地區，惟獨將這些民工「忘記」了。洪水到來後，把這些民工和家屬圍困到一個高地上，斷了糧食。一個多月後當人們重返林場時，幾百名民工和家屬全都餓死在那裡，無一倖免。現場屍骨縱橫、慘不忍睹。三十年以後，父親向我轉述這件事的時候仍然充滿了滿腔悲憤：難道民工不是人嗎？難道他們不都是「貧下中農」嗎？為什麼不把他們一起撤走？為什麼不空投一些糧食？那些饑民背井離鄉、輾轉到關外只不過是為了求一口飯吃，可萬萬沒想到這裡竟成了他們的葬身之所。
一九六四年夏天，父親所在工程隊附近的加格達奇林業局有一位工人妻子上吊自殺了。當時加格達奇是個小地方，林業局的工人和鐵路局的工人之間互相都很熟悉，我父親也認識那個工人和他的妻子，兩口子都很厚道。那位自殺的女人是山東人，原本已經結婚生子。一九六○年大饑荒襲來，那女人的父母兄妹均被餓死。眼看著全家都已經餓得奄奄一息、束手待斃，那女人心一橫從山東老家逃到東北求活，輾轉來到加格達奇。
當時，加格達奇還是個偏遠小集鎮，女人特別少。林業局的工人雖然都有不少積蓄，但好多工人年紀不小了還娶不到媳婦。這位工人當時已經三十出頭了還是單身，遇到這個比自己大兩三歲、孤苦伶仃的女人後，就想娶她做媳婦。於是，這個女人以嫁給林業局那位工人為條件，每月往老家郵寄糧食和錢。正是這些寶貴的錢和糧食，幫助原來的丈夫和孩子們捱過饑荒活了下來。
隨後的幾年裡，這個女人又為新的丈夫生下兩個男孩，但心裡仍然牽掛著原來的丈夫和子女。就這麼著，幾年時間裡那女人每年都從東北到山東往返幾次，兩邊都難捨難分。假如兩個丈夫之間有一個不好那還好做出選擇，問題是東北的丈夫對這個女人非常疼愛，又算是這女人全家的救命恩人；山東老家的丈夫則因為是自己媳婦做出犧牲才救活了全家人的性命，對這個女人更是好上加好。可憐的女人夾在兩個好男人之間，無論丟下哪邊都無法承受。天天受到煎熬，最後只得以死求得解脫，留下兩個孤獨的男人和幾個年幼的孩子。
在大興安嶺期間，我父親還認識了一個印尼歸國華僑，姓特別古怪，姓「締」，一般的漢語字典裡根本就查不到這個字。此人是個土木建築專業大學生，印尼華人富商的兒子，人們都叫他「締瘋子」。當時印度尼西亞的華僑分裂為兩派：共產黨的和國民黨的。每年十月一日，共產黨的華僑張燈結綵，掛五星紅旗；每年十月十日，國民黨的華僑則敲鑼打鼓，掛青天白日旗。締瘋子一家屬於國民黨的一派，獨獨出了個締瘋子擁護共產黨。一九五五年，二十二歲的締瘋子讀大學期間與家庭決裂，懷著一顆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回到大陸。剛回來時到處被作為愛國華僑的典型披紅掛綠，很是榮耀了一陣子。
誰知好景不長，一九五七年，正當躊躇滿志的締瘋子即將完成學業，打算用所學的建築知識為祖國的建設貢獻力量的時候，「反右」運動開始了。締瘋子這樣的家庭背景和海外關係，以及知識分子的身份，注定了他在劫難逃。於是，這個與家庭決裂的愛國青年被打成右派後送到大興安嶺改造，後來也參加了鐵路成了我父親的同事。締瘋子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的滿腔熱情竟然受到這樣的報應，受刺激太深，顯得瘋瘋癲癲、語無倫次，也不和其他人打什麼交道。因此，當時跟締瘋子一起幹活的工人們大多不知道他的真實名字，只知道他的綽號。
我父親和締瘋子處境多少有些類似，同命相憐，二人之間關係遠比一般人密切。締瘋子和別人在一起時滿口瘋話，但跟我父親在一起時卻總是沉默寡言，偶爾和我父親談一談自己的家庭和親人。締瘋子一輩子都沒有結過婚，像他這樣有海外關係、本人又是右派背景的瘋子，別人躲都躲不及，誰敢接近他？到了一九八○年，改革開放開始了。締瘋子見政策放鬆，就申請回印尼探親並獲得批准，從此「黃鶴一去不復返」，結束了他二十五年噩夢一般的生活。這時，人們才知道原來締瘋子並不是真瘋。
在東北時有一次局裡在哈爾濱舉行文藝匯演，我父親也去參加了。父親他們這個處所演的節目是大合唱《好不過毛澤東時代》。那首歌的歌詞是：「高不過藍天，深不過海，好不過毛澤東時代……」我的父親一邊唱，一邊回憶起大躍進、大饑荒時期他的所見所聞：赤裸上身幹活的農婦，山坡上的萬人墳，被民兵押送的俘虜，被「拔白旗」的農民，餓死的民工，自殺的婦女，締瘋子……心裡真不是個滋味。對，高不過藍天，深不過海，好不過毛澤東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