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封光復以後，祖父到漯河來接妻小回開封，專門包了一節悶罐車廂，全家人和隨從就住在車廂裡走。當時黃河決口還沒有堵住，走到許昌一帶路過黃泛區，鐵路都被水淹了，就臨時用枕木搭成墩子上面鋪鋼軌，火車就在上面走。我父親透過悶罐車上的小窗戶伸出頭往外一看，頓時嚇了一跳：外面白茫茫的都是水，水裡面東一個火車頭，西一節車廂，都是枕木墩子倒塌時翻下去的。火車在那一段開得很慢，腳下的枕木墩子被火車一壓，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令人心驚肉跳。祖父聽到這種聲音，又看看外面的水，說道：「這種路別說走火車，連走人都害怕，早知道這樣就不坐火車了。」後來火車過中牟時，也有一段這樣的路。
一九三八年黃河改道後，開封位於黃河新河道北邊。到了中牟的鐵路終點，全家人又坐老百姓的船渡過黃河。過河後又坐了一段火車，才回到了闊別七年之久的開封，仍住回到了原先省政府對面的宅子。回家以後發現家中的原本寬大的房子都被日本鬼子改造成了和室，到處是小拉門、踏踏米、小格子窗戶，很像老鼠洞。向鄰居一打聽才知道，這個院子在日據時代被日本「三井洋行」用作了辦事處兼招待所。父親和叔叔這些小孩子覺得這些玩意挺新鮮，但祖父討厭日本的風格，僱人拆除了那些踏踏米。那些滯留下來的、平日裡趾高氣揚的日本僑民，斯時個個惶惶不可終日，見了中國人就低三下四地鞠躬。這些僑民前後不同的表現，正應了國家強，百姓強；國家弱，百姓弱的道理。
三井洋行有兩個日本職員，日本投降後不知什麼原因沒有回國，在我們家旁邊租了一個院子，*做醬油謀生。日本人敬業，做的醬油質量非常好，拿起來對著太陽一看，醬油上還漂著一層薄薄的豆油，一望便知是用好黃豆發酵做的。我父親小的時候，經常到他們的醬油作坊裡玩，裡面總是乾乾淨淨的，黃豆也是粒粒飽滿。起初，兩人挨家挨戶地送醬油，挺和氣的，當時不收錢，每個季度結一次賬。那時人們誠實，賣東西的從不缺斤短兩，買東西的也不惡意賴帳，所以只要貨好，生意就特別好做。後來，買他們醬油的人越來越多，兩個日本人生意做大了一些，還雇了兩個幫工。
抗日戰爭勝利的最初一年，是中國人民百年以來真正歡欣鼓舞的一年。隨著戰爭勝利、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租界的收回，人們對建設新生活充滿了希望。那一段時間在開封城內，無論貧富，人人臉上喜氣洋洋；每個店舖旁邊都備有免費的茶水，供行人解渴。當年在戰亂中離開的人們回家鄉後，只要見到認識的人，哪怕以前僅僅有過一面之交、連名字都叫不上來，也都如同親人一般熱情洋溢地互問寒暖。一九四六年春節，開封城內鞭炮齊鳴，家家戶戶門前都懸掛著自己動手扎的燈籠，還自發地比賽，勝出的人都覺得自己很有面子。開封城內的回民愛扎燈籠，往往是回民取勝。而一些讀書人，則在燈籠上寫上自己設計的燈謎供行人猜。如果有人猜中，猜謎者便扣開主家的大門，賓主雙方落座後，猜謎者會很謙虛地對主人說：「貴家的燈謎，我想試一試，猜不中別見笑啊！」如猜謎人說對謎底，主人就立刻獻上酒菜，二人從此便引為知己。
開封龍亭附近有一大一小兩個湖，小的水比較渾濁，叫潘家湖；大的水比較清澈，叫楊家湖。當地老百姓說這兩個湖的湖底，分別就是當年潘仁美和楊繼業的府邸。開封光復後的那個元宵節，在潘、楊兩湖舉行了放河燈活動，附近幾十里內的人都趕來觀看，人山人海、盛況空前。由於人多，經常還有站在湖邊的人被後面湧來的人擠到湖裡的情形。當時天氣還頗冷，掉到水裡的人爬上來就狼狽不堪地往家裡趕，邊上的人就哈哈地笑。當時的場面正是：普天同慶，其樂融融。
此時父親上到了小學三年級，當時班上有窮有富，年齡差別也很懸殊，從十來歲到十八、九歲的人都有。開封城內自古居住著一部分猶太人，被當地老百姓也叫做「回民」，不過是「藍回」，與信仰伊斯蘭教的「白回」相區別。當時父親班上就有一個猶太姑娘，大約十五、六歲，棕色頭髮，黃眼珠，人高馬大，父親他們這幫小孩非常怕她。改革開放後，有一些開封猶太人移民到了以色列，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又回來了，因為無論從語言、習慣、心理和文化上，開封猶太人已經跟以色列人太不一樣了。
抗戰結束後的國民小學裡，所有學生都必須參加童子軍。所謂童子軍，跟今天的少先隊有些類似。童子軍的軍服需要購買，家裡有錢的就買；買不起的就自己家用土布縫製，再到染坊染成童子軍服顏色。自己染的衣服無論怎麼下功夫，也跟買來的制服有些色差。當時有些老師也挺可惡，稱買得起童子軍服的學生叫「正規軍」，買不起制服為「雜牌隊」，一點都不照顧學生的自尊心。在學生列隊出操時，總是有人喊：「『正規軍』站到前面，『雜牌隊』站到後面！」男孩子都比較皮實，無所謂；而那些穿著「雜牌隊」衣服的窮人家的女孩子就總是低著頭，表情非常尷尬。我父親有同情弱者的天性，就跟這幾個老師作對，總是自覺地也站到「雜牌隊」裡去。那幾個勢利的老師惹不起當官的子女，也無可奈何。
當時國民黨河南省主席叫劉茂恩，我父親曾經多次見到過他。每年到四月四日兒童節時（「注」民國時期的兒童節不是六月一日，而是四月四日），劉茂恩都身著便裝在華北運動場檢閱童子軍。當時童子軍們排成一個個方陣，每人肩上扛一個童子軍棍，從檢閱台前面走過，接受劉茂恩的檢閱。
父親有一個表姐夫，叫李老五，腦子很活，是那種「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人。李老五當時是劉茂恩的生活秘書，負責安排劉茂恩的飲食起居。在伺候劉茂恩期間，他見過不少國民黨的大人物。解放後，李老五先是在開封街頭賣了一陣子菜，後來回到了封丘老家。六十年代，我父親見他在封丘黃羊口收破爛。那次李老五見到我父親以後，摟住我父親的肩膀，詭秘地說：「兄弟，昨天我收了一個電機，八塊錢；今天我賣了，知道賣多少？二十八！就這麼一轉手，二十塊錢到手了兄弟！」這時，父親的表姐走過來訓他：「就你能！人家藏都來不及呢，你還在這兒諞！」李老五就嘿嘿一笑，說：「這不是俺兄弟嗎，怕啥咧。」
大概從那時起，學校、機關就有了每星期升國旗、唱國歌的習慣，那國歌（「注」國民黨時期的國歌也即國民黨黨歌）的歌詞是文言文的，對童子軍們來說不好理解，老師也從來沒解釋過。不過唱得多了，到現在父親還記得歌詞：「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由於多年戰亂造成的嚴重破壞，當時中國大部分地區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為此，當時美國救濟總署給了中國不少援助，特別是對學生。父親上小學時，學生們幾乎每半個月都能領到美國救濟總署發來的食品：大鐵筒裝的奶粉、大塊的巧克力、肉罐頭等等；此外還有衣物，質量都非常好。其實我們家是不需要救濟的，但由於學生人人有份，也就領了。有時還發來一些美軍士兵戰時的口糧：幾塊餅乾麵包，一小罐果醬，一罐肉罐頭，一罐蔬菜罐頭，一塊巧克力，一塊奶油，一塊口香糖，五枝「駱駝」牌香煙，幾張餐巾紙。當時河南老百姓吃完飯以後都是用袖子擦嘴，沒有用餐巾紙的習慣，見到這些餐巾紙以為是擦屁股用的，於是就說：「瞧人家美國人，連擦屁股紙都準備好了。」
美國作為中國反法西斯戰爭的同盟國，在四十年代向中國提供了不少的援助，這些食品和衣物對於當時很多窮人家的孩子的成長是有益處的。解放後一些人出於政治目的和狹隘觀念，要麼對這一段歷史閉口不談，要麼硬要給美國的慈善援助戴上一頂「侵略」帽子，這實在不夠公正。
不過，美國救濟總署援助的物資，到了腐敗的國民黨手裡，有不少都被貪污掉了。當時，只要開封救濟總署有什麼發，市場上就有什麼賣。國民黨政權的腐敗，由此可見一斑。
舊時的開封城內有一家山西商人開的「晉陽豫」糕點鋪，專門經營各種高檔干鮮貨品和糕點。每到逢年過節，「晉陽豫」就派出一個夥計到我們家來訂貨。這種上門訂貨的夥計並非一般跑腿的，而必須是口齒伶俐、相貌堂堂的人；穿的也好：身著長衫，足登禮服呢面的牛皮底布鞋。這個夥計拿著魚翅、海參、木耳等貨物樣品到家裡來，給祖父、祖母或者廚師過目。如果選中，就拿個筆記下品種數量，不一會兒就把貨物送來，決無假冒偽劣和缺斤短兩現象；如果當時沒有決定，夥計就把樣品留下，約好哪天再來聽消息。
除了「晉陽豫」，還有一家「包耀記」也是一個大字號。「包耀記」和「晉陽豫」都位於書店街，二者之間相隔只有幾個店舖，經營的範圍也大致相同。現在人們常說「同行是冤家」，充滿了不正當競爭；但「包耀記」和「晉陽豫」卻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安心做自己的買賣，二者之間從不互相貶低。
解放前的晉商在全國享有很高的聲譽，主要原因是他們做生意講究誠信，童叟無欺；貨物品質特別好，價格卻又十分公道，薄利多銷。例如我們家後來居住的太谷縣城，除了開錢莊以外，還以做藥材生意聞名全國。太谷本身並不出產藥材，但勤勉的太谷商人們對各類藥材都非常懂行，從全國各地搜羅藥材，只加以微薄的利潤就出手。而那些需要購買藥材的外地客商們，一是擔心在別處買藥材被騙，二是由於別處品種也不全，故都來太谷買藥材，既放心、又不貴，品種還全。解放後的前三十年，山西人做生意的那股厚道、勤勉、仁義的老傳統被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徹底挖斷了根子，一切蕩然無存。改革開放以後，山西人又開始做生意，但已經完全是另一碼事兒了。九十年代，我和我母親在太原賣花燈時都跟當代的某些山西商人打過交道，發現他們和如今遍佈中國的奸商毫無二致：急功近利、貪而無信、陰險狡詐。跟以前以厚道出名的「晉商」老祖宗比起來，這幫不肖子孫簡直是有些辱沒門庭。
開封光復後，國民政府重新開始行使治安大權，有一些刑事犯人要槍斃。當時警備司令部也在省政府大街上，離我們家並不遠，因此父親經常看到槍斃犯人的情景。國民政府時期，要槍斃一個犯人，一般不召開公審大會，更不割喉嚨、穿鐵絲、取腎臟，場面往往是相當隆重的：一般都是前面八個號兵吹號，號兵後面是一隊荷槍實彈的士兵；士兵後面是五花大綁、插著亡命旗的犯人，專門有個黃包車拉著他；街道兩邊到刑場的路上，也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犯人在路上如果看到街道兩邊有賣吃的喝的，只要想吃想喝，就吩咐車伕停下，於是押送的士兵就跑腿到那家店舖，掌櫃的必然要把最好的食物和最好的酒拿來給犯人吃喝。只要犯人吃得下、喝得下，押送的士兵是絕對不會催促的。當時也沒有「劃清界限」的概念，允許犯人的家屬在路邊祭奠。有一次槍斃一個犯人時，我父親看見犯人的親朋好友路祭，就在路邊擺了一張八仙桌，桌上放滿酒菜，還燒著香。犯人從面前走過，跟那些親朋好友道了別，交代了身後的事情以後，才從容坐上黃包車離去。這時犯人的親朋就對著犯人跪拜，哭聲震天。我父親看見下跪的人裡居然還有鬚髮皆白的老者，應為犯人長輩，就覺得好奇，於是問人家為何給晚輩下跪，人家回答道：「黃泉路上之人為大。」
還有一次，碰到一個槍斃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那漢子戴著一頂瓜皮帽坐在黃包車上，看到路邊有一個點心鋪，就要點心吃。前面開路的號兵見他要吃東西，就停了下來等著；押送的士兵則趕緊跑到點心鋪裡，不一會兒就端出滿滿一大盤點心，各式各樣的都有。那個年代點心還是相當珍貴的，但是到了那個時候，犯人們一般都沒有什麼心思吃喝了，一般只是吃上兩口，意思一下罷了。那個犯人就吃了兩口點心，旋即又「呸呸」地吐了出來。又往前走了幾步，看見一個賣煙的鋪子，於是犯人要煙抽。押送的士兵又趕緊跑進鋪子，拿了一包「大前門」抽出一支，給犯人點上。那時侯「大前門」是僅次於「白炮台」的高檔煙，一般的老百姓是抽不起的。犯人嘴裡叼著煙繼續坐著黃包車前行，又看到一家賣酒的，就把煙一吐，又要喝酒。也是那些押送的士兵，給他抱出一個酒罈子，一口氣喝了三碗。再往前走到一個十字路口，犯人的老婆在路邊祭奠，見到他更是哭得死去活來，直在地上打滾。犯人大概想跟老婆交代點事情，就吩咐士兵把她叫來。士兵連忙去叫他老婆，但那女人正傷心欲絕，任憑當兵的怎麼勸，只是在地上哭著打滾。犯人等了一會兒不耐煩了，就上了黃包車，說：「走！走！」這一下，他老婆驚慌起來，也不哭了，爬起來跟在後邊攆。犯人見狀，又吩咐車伕停下，跟他老婆交代了一些事情以後，又繼續前往刑場。刑場附近已經圍了一大圈看熱鬧的人，還有幾個騎著高頭大馬、戴著白手套的監刑軍官。犯人因為畏懼死亡已經不能行走，就由兩個士兵一左一右從黃包車上攙扶下來，後面還跟著一個執行死刑的士兵。走到行刑地點附近，兩個攙扶犯人的士兵和執行死刑的士兵交換了一下眼色，二人同時一鬆手並把犯人往前一推，行刑兵槍聲就響起了。只見那犯人的瓜皮帽往天上飛了一丈多高，幾乎和人同時落地。圍著看熱鬧的人群中有一些專看殺人取樂的游手好閒之輩，此時就鼓起掌來，大聲叫好。
執行死刑的犯人，絕大部分都是畏懼死亡的，到刑場後多半需要人攙扶著走。也有個別充英雄好漢的，嘴裡就嗚裡哇啦地喊點什麼。但是，他們實質上也怕死，因而都是面如土色，連舌頭往往也不聽使喚了。即使在離他們幾步之謠的地方站著，也聽不清他們嘴裡喊的究竟是什麼豪言壯語。
當然，這種相對比較寬厚的處決方式只是用在平時，而到了戰時就沒有這種寬待了，特別是到了臨近滅亡前夕，國民黨鎮壓異己也更加瘋狂。第一次開封戰役前不久的一天早晨，我父親在警備司令部對面的一個小店裡買醬油，恰好遇到一個國民黨士官出來買煙。那個士官雙眼通紅，一看就知道是很長時間沒休息好。這時小店老闆和他開玩笑：「蔡班長，昨晚上又到哪裡賭錢去了，怎麼眼圈熬得通紅啊？」蔡班長連忙辯解道：「哪裡的事！」看看左右只有父親一個小孩子，於是壓低聲音對掌櫃的說道：「最近天天夜裡活埋學生，昨天忙了大半夜，好幾十個哪！有些女學生可真漂亮啊！可惜，可惜！」他也感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