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八十年代所掙下的三萬元錢，因為家裡接連發生大事，再加上通貨膨脹的損失，到了一九九一年下半年，就只剩八百多塊了。當時我父親一個月工資不過一百二十塊錢，其中九十塊要寄給祖母；母親則好多年沒有到燈具廠上班，同時燈具廠也處於半停產狀態，也就沒有了收入來源。在母親送走我之後，就只得再次*雙手勞動掙錢了。
母親以前在燈具廠上班時，廠裡做一種過年掛的花燈，每年過年都能到太原市場上賣一些錢。母親想了想，別的掙錢門路也都沒有了，做花燈本錢小，容易翻本，於是就用這最後剩下的八百塊錢，雇了幾個原來燈具廠的下崗工人來我們家，租了鐵Z局辦事處的幾間空房子，開起了花燈小作坊。當時本錢小，僱人成本又高，結果只做了一個品種，三十多盞花燈。
一九九二年春節前夕，我放寒假回家。那天到家時，天已經完全黑了。母親聞訊急忙從作坊趕回來，滿手都糊滿了粘花燈用的四○一膠，擦了擦手就緊緊摟住兒子，眼淚不住地往下掉。兒子幫母親拭乾眼淚，安慰她說，媽，別哭了，我這不是挺好嗎。然後我又問母親，不是說過年前要接姥爺到咱家嗎，怎麼不見姥爺呀？母親回答我說，因為小廠剛開張，現在比較忙，等走上正軌後再去接他。我聽了，也就沒往別處想。當天晚上，女朋友也來了，也是一見到我就哭了。
回到家第二天我就到小作坊裡幫母親幹活。母親從事的花燈生產，是一項很複雜、辛苦的買賣。做花燈時，要買回鐵絲、布料、四○一膠、燈穗、排穗、彩紙等原料，先用拔絲機把鐵絲拉直；再按照要做成的花燈形狀，裁成幾十個、甚至上百個不同長短的短鐵絲；再用鉗子把短鐵絲擰成需要用的形狀；然後用電焊機焊成燈架子；把買回來的布料裁成幾十塊形狀、大小不一的布塊，用四○一膠把布塊粘到燈架子上；再用花邊蓋住布料接縫處，然後再把用彩紙刻成的花紋粘到布面上去，接著再粘排穗、上燈穗；最後，還要往燈上畫水墨畫。一個花燈就要這麼多的工序，所有原料的尺寸、大小、多少都要*母親的腦子來記。
我所幹的活就是和我父親一起往空白的布面上畫水墨畫，每盞燈要畫三幅不同的畫。一開始我幹得還挺有趣，干了兩天就覺得枯燥了，挺累。其實，這畫畫算是做花燈裡最輕鬆的活，燈具廠有一個畫燈的畫匠，三五分鐘就可以畫好一幅花鳥畫。但是，我沒有學花鳥，學的是山水，因而要比畫花鳥麻煩許多，速度也慢許多，平均要一個多小時才能完成一幅。但有一點，山水畫在花燈上，就是比花花草草的好看。想一想母親不容易，我就咬著牙，和父親一起把九十個畫畫完了。花燈這個東西，原料本身都值不了幾個錢，關鍵是全都是*手工。可以說，賣花燈的每一分錢，都是我父母的血汗錢。踏踏實實，不投機取巧；掙血汗錢，不指望運氣，誠實地為社會創造財富換取微薄的收入，這就是我的父母，這兩位普普通通的中國勞動者的想法。
賣花燈跟賣對聯、鞭炮一樣，全*過年以後正月初六到正月十四元宵節前那幾天，正月十五以後就一個也賣不出去了。因此自從做起了花燈的十二年時間裡，我們家就再也沒有過一個安生年。
一九九二年的春節正月初六，我和我母親第一次到太原市場賣花燈。當時，太谷燈具廠主要在位於迎澤大街的省二輕交易廳大樓內設櫃檯，我們家沒有那個實力，也不想「兔子吃窩邊草」，跟自己原來所在的太谷燈具廠競爭，就到太原市鐘樓街一帶租櫃檯。那時我們家已經基本上沒什麼錢了，租不起好櫃檯，母親就上街挨個問，認識了來自河南長葛縣的老霍一家。老霍原是長葛縣下面一個村的黨支部書記，孩子挺多。後來老霍從支書位子上退下來以後，就領著兒孫們做起了戲裝生意，全家都是做戲裝、鑼鼓、彩旗、舞獅用品的。平時就回長葛老家搞生產，臨過年就到太原，全家好幾十口人包了一個小旅社，五個兒子、兩個女婿每人招呼一個商店，孫子們就來回跑腿送貨，女人們就在家裡做飯，一切全聽老霍調度指揮。
母親手裡沒錢，跟老霍認識以後，就在老霍的戲裝店門口租了一個一米見方的空地賣花燈，說好租金二百塊，賣了錢再給。作為能源重化工基地，太原市是全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之一；由於建設時佈局不合理，污染大戶太原鋼鐵公司位於太原市正北面。山西這個地方到了冬天刮北風多，結果把太鋼的污染全都刮到太原市區來了。再加上太原是個三面環山的盆地，污染又不容易散去，結果造成太原冬季的嚴重污染。那種污染到了什麼程度，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年到頭看不到什麼藍天；冬天裡的大晴天，抬頭看看天空，就能看到煙灰那麼大的煤灰撲簌撲簌地往下掉，我們稱之為「黑雪」；剛換上的白襯衣，出門騎自行車轉一小圈，回來領子就黑了；頭髮兩天不洗，就結成氈子，根本梳不動；空氣中漂浮著二百萬公斤鉛，平均每人一公斤。那一年我們第一次做這種買賣，不懂得貨賣堆山的道理，看著漫天的「黑雪」，心疼自己的燈，就用塑料袋把花燈罩起來，掛一個在外邊。來來往往的顧客，看到這一個被塑料袋罩著的花燈，也不知道是幹什麼的，問都不問一下。偶爾有一兩個來問的，一看就只一個品種，也就不願意買了。我們母子倆每天凍得哆哆嗦嗦地守在那裡，又冷、又累、又餓、又髒，但見就是不發市，不禁心急如焚。母親的嘴上急出了滿嘴的大泡，上嘴唇都快挨著鼻子了。趕緊想辦法找人代銷，一會到人家這個商店看看，一會到人家那個攤點問問，又找了一家代銷的。
那一年我們做了三十多個六屏燈（「注」六屏燈是我們家花燈的最早的一個品種，以有六個屏風似的窗口得名），結果只賣出去三個，賣了三百塊錢。老霍家的人真不錯，一看我們受這個罪，又沒掙到錢，連租金也不要了。後來剩下的花燈租了個小麵包車拉回太谷，又花掉了六十塊錢的運費。
第一年做生意就虧了大本，父親看著滿屋堆著的花燈，心裡也是又急又氣，說這個生意咱們不做了，窮就窮一點，省著過就成了。可是母親卻不這麼看，說孩子們馬上就要畢業成家了，安排工作、結婚哪個不要錢？就憑你那麼點工資，絕大部分還要供養老太太（「注」指我的祖母），不幹這買賣，吃啥呢？咱們雇不起人，就自己幹，能幹多大就多大。於是在母親的勸導下，我父親就辦理了提前退休手續，跟著燈具廠的一個老工人史師傅學習焊燈技術。父親這人腦子好使，一學就會，而且因為是給自己幹的，比史師傅更用心，更精緻。我的父母二人，一個焊燈，一個糊燈，沒日沒夜地幹活，姐姐則每個星期天回家時刻花。母親吸取了第一年的教訓，開始琢磨起花樣款式來，使得我們家的花燈品種在第二年增加到了十來個。就這樣，我們家的花燈作坊開始慢慢地起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