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我在文科班的成績算個中等，無奈我有兩個致命缺點：一是沉迷於初戀，情緒波動劇烈；二是過分關注政治。人們常說：男人有兩個最愛，一是女人，二是政治，這句話在我身上體現得一點也不錯。由於這兩個「最愛」，我沒有什麼心思讀書，成績到了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就排到班上四十多名了。這個名次也不算最*後，如果再努一把力也許還能有點起色，但當時自己心裡已經失去了信心。這時我已經不想上大學了，而是想和家屬院的其他孩子們一樣，接父輩的班，當個鐵路工人。
我父母對我的表現憂心沖沖。他們自己一輩子受苦受罪，為的就是孩子們將來有點出息。此時見我如此厭學，心裡十分難過。特別是我的母親，更是把希望寄托在孩子們身上，為了孩子們的成長什麼都可以捨棄，此時見我如此不成器，更是傷心欲絕。有一天母親勸我上學時，我還是倔強地反對，母親就給我講道理，而我當時已經走火入魔了，根本聽不進去。講著講著，母親突然大哭起來，還自己扇自己的耳光，哭喊道：「我怎麼養了個這麼沒出息的兒子啊！」我一看，嚇壞了，也連忙哭著勸母親，可依舊不願意去上學。
一個人到了十七八歲的年紀，正是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卻又不甚理解的時候。這時候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種叛逆情緒，特別是對自己的父母。實際上，這種對父母的叛逆既幼稚，又錯誤。普天之下，沒有什麼人對自己會好過自己的父母，這是一條真理。可惜，我當時就沒有領悟到。
見我已經是這樣了，母親也覺得此時硬逼著我上學也沒有用。於是，母親同意了我的要求，讓我在家裡輟學半年。
當時家裡只有父親一個人上班，每月九十多塊的工資，光寄給祖母的生活費就要六十塊。坐吃山空，家裡的存款一天比一天少，母親不禁心裡又著急起來，琢磨著想辦法掙點錢。但是那時已不比八十年代，做小買賣的人已經遍地都是，生意越來越難做了。到了一九九○年，有從商丘回來的工友帶了一些外國香煙回來賣，賺了點錢，母親看著心有點動，就帶著我一起到商丘去販香煙試一試。
中國的煙草業是實行專賣制度的。由於香煙需求量大，國家就壟斷了香煙的流通和價格，從中收取高額稅收，而民間私販香煙是一種違法行為。但是工人階級不管這一套，心想憑什麼許你當官的貪污受賄，就不許我老百姓偷稅漏稅？於是，鐵Z局很多工人家庭都在從事這一買賣。當時香煙買賣的主要品牌是「良友」牌，在商丘拿貨的價格是一盒兩塊八，在山西脫手價格是一盒三塊，每盒掙兩毛錢。這麼點利潤，如果帶貨帶得少，買火車票肯定賺不了錢；如果帶得多，那一旦查出來損失慘重。但鐵Z局工人有一項福利：憑單位開出的鐵路免票，一定時間內坐火車不花錢。（「注」鐵路免票是鐵道部系統內部對職工出差、通勤實行的一項便利政策，如有職工出差，單位就在一張鐵道部印製的鐵路免票上註明起止地點和起始日期，在此期間和區間內，可以乘坐除特快列車以外的所有列車）很多工人及家屬就憑借這張免票，往返於山西和商丘之間，每次帶十條二十條「良友」牌香煙，一個來回掙個十塊二十塊的辛苦錢。
我和母親到了商丘，受到了父親當年工友們的熱烈歡迎，還有一些工人來教母親該如何躲避緝私警，以及在山西有那些銷貨渠道。母親在那裡轉了幾天，心裡總是覺得這種買賣風險大，不塌實，只買了二十條「良友」煙，做一次試試。
「良友」煙在太谷縣是沒有渠道的，只能到太原市的渠道去賣。四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和母親帶了十條煙，想坐火車到太原賣。我們那時也太沒經驗了，弄了個書包裝煙，一看書包的形狀外人就知道那裡邊裝著香煙。到太谷火車站時，母親看到站前有個小賣部，就問了問人家要不要「良友」煙，回答說不要我們就離開了。我們萬萬沒有想到那個商店本身就是鐵路緝私警的一個偵察點，這一問等於是自投羅網。
鐵路緝私警管不了地面上的事，因此只是穿了便衣悄悄跟著我們。等我和母親上了火車，就到了人家的地盤。剛開車十分鐘就找到我們母子亮明瞭身份，不但要沒收貨物，還要我們跟他到鐵路派出所去。母親見狀，就自己拖住那個緝私警，悄悄對我說，等到火車一停你就帶著自己手上的煙翻窗戶跑，有什麼事情我扛著。等火車到了東陽火車站（「注」東陽是太谷縣到榆次市之間的一個小鎮，行政隸屬榆次市）時，我母親給我使了一個眼色，我就拿著裝香煙的袋子跳窗逃跑了。當時火車上的乘客都還很不錯，我跳窗子時好幾個人站起來圍成了一堵人牆，擋住了緝私警的視線。
我雖然脫險，但母親還在緝私警手上。我六神無主地回到家時，父親已經下班回來了。我進門第一句話就是：「爸，不好了，我媽遇見匪了！」父親一聽，也著急起來，可是當時也沒有電話手機，只好心急火燎地在家裡等消息。打算要是萬一當天回不來被拘押了，第二天再上太原營救。
誰知當天晚上，我母親就平安無事地回來了，貨物也還在手上。原來，母親跟那個緝私警在去太原的路上講了家裡只有一個人上班，負擔重，孩子還要讀書的情況，竟然感動了那個年輕的緝私警。兩人越談越投機，最後那緝私警稱我母親「大姐」，並且保證：以後儘管做這個買賣，他來保駕護航。但是，緝私警上車前已經跟太原方面打了電話，那邊警察等著呢，他還要去交差，於是就在快到太原的北營車站（「注」北營當時是太原市郊區，現已併入太原城區）放我母親下車，自己去太原交差。母親在北營下車後天色已晚，沒有回太谷的公共汽車了。恰好有一輛汽車團的解放軍軍車路過，母親就搭了個便車回家。
出了這件事以後，雖然有緝私警願意幫忙，但母親再也不願意去幹違法買賣、販香煙了。那二十條良友香煙，以原價賣給了家屬院其他販煙的人。
多多少少受父親的影響，那時我非常渴望擁有一架手風琴。在上高中時，父母答應我考上大學以後給我買。但後來我輟學了，父母就同意讓我用自己打工掙的錢去買。當時我母親在太谷縣電業局有個熟人，姓張，主管電業局的基建項目。母親就讓他幫忙在給電業局蓋房子的農村建築隊裡找了個活幹。張伯伯當時還不明就裡，就說那裡幹活又累，錢也不多，還是到局裡當個臨時工，錢多又輕鬆。可母親的目的，是通過磨練讓我堅強和警醒，故堅持讓我到農建隊當小工。
農建隊裡面幹活的，全是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工。這些人並不因為我細皮嫩肉而安排我輕活幹，而是故意把他們的一些苦活、累活給我。這是被戶口歧視著的農民工們，對「城裡人」的報復。那時侯我每天要全*人力攪拌幾十噸的混凝土，握鐵鍬的手掌都被磨破了。碰到下雨天農民工們自己就躲在房子裡抹灰，讓我到雨地裡用車裝石灰。那天中午我父親接我回家吃飯，看到就我一個人渾身上下被水澆透了還在雨地裡幹活，心疼壞了，說咱們不幹了。可是母親堅持讓我干，我自己也想買手風琴，也就咬著牙堅持幹下去。
後來有一次，我在裝石灰時手上被石灰灼了一個大泡，把我燒得呲牙咧嘴。回家後，母親給我包紮了一下就讓我又上班去了。後來才知道，等我走了以後，母親在家心疼地大哭了一場。我自己手上的包給我造成的疼痛，遠遠比不上母親心靈的疼痛。
以前我們家曾經承包過的那個北方旅社，後來被別人承包以後沒多久就幹不下去了。辦事處沒辦法，就把房子租給了縣工商聯的老張開貿易公司。老張是個好人，但不是干生意的材料，開張後用縣裡老幹部集資的股本買了很多水泥防凍劑，結果一筆生意也沒做成。眼見著夏天來了，這些防凍劑堆在院子裡變質，老張心裡著急起來，就找我父親說願意出六十塊錢將這二十來噸水泥防凍劑搬到後院的庫房裡去。當時一起幹活的民工裡有一個叫文柱的年輕人，長得墩墩實實的，對我比較好，父親就讓我叫著文柱一起幹這活，掙的錢二一添作五。當時我在建築工地打小工一天的工錢才五塊，文柱的工錢才十塊，因此一聽半天能掙三十塊錢我們倆都很高興。文柱是個實在人，搶著幹活，我估計那二十噸、四百袋水泥防凍劑中，至少有二百五十袋是文柱搬的。幹完活分錢時文柱一分也不多要，我母親過意不去，就把文柱請到家裡來做了幾個好菜吃了一頓飯。這次勞動中，我因為以前從未幹過這麼重的體力活，用力過猛，把右側腰肌扭傷了，後來發作過好多次。
那些民工們都沒有念過幾天書，看我戴一副眼鏡就常拿我開心，總是「嘿！大學生！」地叫我。他們也沒有別的想法，幹活的目的大多是為了「吃婆姨」（「注」太谷縣方言，意為娶個老婆）。休息時，大家聚在一起，開下流玩笑；只要看到有個城裡女人從身旁經過，就貪婪地盯半天，然後再幻想和她發生性關係，還講出來給大家聽。看到我總是一個人沉默不語，他們總是問：「大學生，每天你都在想啥呢？」每天下午夕陽西下時，總有一個人歎息著說：「唉！又一天……」
在一天伺候一個民工用石灰糊牆時，那個民工手一甩，粘在鏟子上的一塊熟石灰正好落在我的眼睛裡，頓時一陣巨痛，把我的眼皮都燒爛了。那天回到家，我說我再也不願意打小工了，我要讀書。此後，我母親就不再讓我到建築工地打工了。
現在回想起來，那半年的經歷是我一生中的財富。由於每天干的都是體力活，沒有學習任務，因此在辛苦勞作之餘，我經常到縣圖書館去借書帶到工地上讀。就在那期間，我第一次有時間通讀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靜靜的頓河》、《復活》、《苦難的歷程》等大部頭的俄蘇文學名著。九十年代初期的年輕人，是伴隨著「小虎隊」、張雨生、童安格的歌聲，讀著瓊瑤、金庸、古龍邁入十八歲的，而我則是聽著《小路》、《燈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讀著托爾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邁入成年。我在那一年形成了蘇聯情結，熱愛蘇聯這個國家，熱愛她廣闊的國土，熱愛她勇敢的人民，熱愛她悲壯的歷史，熱愛她博大精深的文化。到了那一年夏天，我在情感上已經徹底完成了「向左轉」的過程。
不僅如此。通過和社會最底層人們的接觸，我更加認識到無知給人們帶來的精神和物質的空虛，認識到受教育的可貴。我打工所在的建築工地離太谷中學不遠，每天上午十點，學校裡課間操的廣播就清晰地傳到我耳中，刺激著我的神經，激發了我對學校生活的懷念，激發了對讀書的渴望。從那以後，我形成了強烈的求知慾，無論走到哪裡，都如饑似渴地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