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自然就是被辛稼軒形容為「元嘉草草」的劉宋北伐了，說起來，兩個政權的國號甚至相同，所處形勢也相近，很有參考意義。
劉宋時期，皇權得到極大的加強，就像如今的蕭統一樣，應該說，南宋之時，起初時候皇權也很是弱小，岳飛等人固然是民族英雄，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是軍頭，尤其是劉光世和張俊，如果不加裁撤，不是沒有可能成為藩鎮。因此，趙構製造諸多事端，尤其是拿岳飛開刀，固然是自毀長城，可是在當時那種極其特殊的情況下，也有趙構自身無奈之考量。
而蕭統初來之時，恰好是小朝廷風雨飄搖之時，而山海戰一役，蕭統便初步確立了自己的威望，同時遷往台島以後，原本的許多勢力都失去了鄉土之根基，很多事情都要重新開始，這也給蕭統集權提供了機會，加上張陸二人尚算忠心，蕭統又及時構建了自己的力量，外部形勢也一直很緊張，客觀條件也逼迫宋廷上下團結一心，共禦外侮，而此時的領導中心，無疑也必須是天子！
劉義隆北伐時，己能集中全部的國力從事北伐，但此時「華夷觀念」已出現一種微妙的變化。自劉裕代晉，這種觀念上的微妙變化便已初顯端倪。劉裕在劉穆之死後倉促東歸，已是置關中於不顧；削弱豫州（劉裕死前分豫州為南、北兩部，南重而北輕）則又是置河南於不顧；劉義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不得不說，這是一個不可原諒的失誤！蕭統每每讀史到此處，未嘗不扼腕歎息！
只圖河南，不問河北，已無收復北方舊疆的意思，這無異於自降氣勢，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道義的正當性，而遣使北魏。則又一改東晉時期「不與劉、石通使」地立場。種種跡象表明，晉宋之際，「華夷觀念」已出現一種不利於光復而有利於偏安，不利於統一而有利於分裂的微妙的變化。對於「華夷」南北對峙的政治現狀已經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經根本沒有收復舊疆、統一天下的意思。
回到本朝。南宋時期的北伐則因趙家王朝的偏安特性和對統兵將領一貫地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牽制。趙宋王朝為能苟安東南，甚至不惜自毀長城，殺掉岳飛這樣的名將。
而如果細究起源，可以發現上述北伐史實，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即當政者的北伐意圖實際上都在北伐之外。若要進一步深究的話，又當追溯到整個喬遷政權本身政治上地弱點。喬遷政權本身又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能夠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經非常滿足。這一點在東晉孫綽的上書中表現得比較典型。
再回到當年。桓溫北伐收復洛陽，可以說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雖然眾所周知，桓溫北伐有很大的私心，不過因勢利導，變壞事為好事。也是為政者必須的素質，而桓溫北伐，固然是為了自己篡位建立功業，樹立威望。打造輿論，可是如果形勢允許，光復中原地不世之功，桓溫想來也不會拒絕。
於是乎，桓溫就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中，上疏請晉廷還於洛陽舊都，本來桓溫也是做好了幾手準備。如果朝廷。真的敢因勢利導，宣佈還都。那麼桓溫也自然會順水推舟，率軍繼續北上，一舉光復。
可是，桓溫的一絲絲僥倖，還是沒有得逞。朝臣們以「北土蕭條，人情疑怯」，不樂北遷。這時孫綽上疏曰：「昔中宗（晉元帝）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怯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躕於窮荒之地，提挈萬里，逾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僕道途，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
孫綽之言，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很有代表性，甚至在台灣島上的時候，以司徒不群為首的所謂清流們，也成天在朝堂上這麼聒噪。仔細考量，蕭統也無奈地發現，江南喬遷之地，已成「安樂之風」；中原故土，反成「習亂之鄉」。能保有江南「安樂之國」已經非常滿足。歷史上，喬遷東南的政權雖多以北伐、收復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徹底的北伐少，跟喬遷政權的上述特性有很大關係。
出於政治上地需要，以北伐作為整合南方社會的一面旗幟，本無足厚非，蕭統也不是那種死心眼到必須名實一致的人，面子工程，不做也不行，可是如果弄錯輕重緩急，就大大不該了。在北方淪亡，中原板蕩之際，北伐的口號對於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奮士氣、奠定江南立國規模的確具有重大的意義。此時的北伐實際上具有整合內部和對抗北敵這雙重地意義。
然而，北伐除了作為旗幟外，畢竟還應有本身地內涵。只有一個整合得比較成功的社會中才能凝聚出強大地力量，才會有真正徹底的北伐。此時，事權歸一，將帥用命，士氣振奮，社會組織、社會動員也都暢通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