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989年俄羅斯皈依東正教以來，東正教世界便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它在東南歐、小亞細亞和高加索地區的舊有領地，一是俄羅斯的新領地，在空間上，它與舊有領地之間橫隔著黑海北部歐亞大平原的西端。儘管為這種地理障礙所分隔，俄羅斯仍被一種共同的宗教而與東正教世界聯合在一起，並且，她還從希臘文和保加利亞文的《聖經》文本中接受了拜占庭文明。儘管如此，俄羅斯仍是獨立的，並仍在不斷擴展。在1552－1637年或1638年期間，它從伏爾加河上游地區向東擴張到了太平洋西北岸。它的擴張既未被奧斯曼人所阻止，也未被卡爾梅克人所未退。
對比之下，整個東正教世界的南半部此時卻既附屬於奧斯曼帝國，又附屬於西方基督教的統治。在奧斯曼帝國日益發展壯大的過程中，東地中海地區的西方基督教殖民帝國成了它的犧牲品。例如，希俄斯這個1346年以後一直由一家熱那亞的特許公司統治著的島嶼，於1566年為奧斯曼帝國吞併，1645－1669年奧斯曼人又從威尼斯人手中奪取了自1204年以後就一直置於其統治之下的克里特島。但是，這些主僕關係的變化仍然使南部的東正教徒們處於臣屬狀態。少數奧斯曼希臘社區得到了一定限度的地方自治權；但是，在奧斯曼的版圖之內，卻只有6個完全享有自治權的公國，其中4個是高加索的格魯吉亞人聚居地．另外2個是位於多瑙河下游北岸的羅馬尼亞公國瓦拉幾亞和摩爾多瓦。
儘管如此，希臘人的情況並未象想像中的那樣糟糕，而俄羅斯人也未象想像中的那麼順利。雖然俄羅斯向東方的擴張已跨越了歐亞大平原的北部高原，但她仍面臨著歐亞大平原西端的遊牧民族的侵襲；克裡米亞汗國是金帳汗國的後裔邦國中最靠西南端的一個邦國，它的倖存受惠於1475年淪為奧斯曼帝國的附屬國。1671年，克裡米亞的韃靼入侵者放火焚燒了莫斯科。而且，莫斯科是個內陸城市。除去摩爾曼斯克之外，俄羅斯僅有的不凍港位於裡海北海岸，雖然裡海很大，但它充其量只是一個「湖」，而且，即使摩爾曼斯克，也不易從俄羅斯腹地進入。奧斯曼帝國在頓河口的要塞亞速，堵住了莫斯科人進入亞速海並進而進入黑海、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通道。
莫斯科經波羅的海和北海進入大西洋的通道也被阻塞了。於1478年為莫斯科吞併的前俄羅斯諾夫哥羅德共和國，在芬蘭灣頂端也曾據有一段不長的海岸線，但是1558－1583年間，伊凡雷帝（1530－1594年）試圖擴展它，反而喪失了這一波羅的海沿海地區。在莫斯科的一段無政府狀態期間（1604－1613年的「混亂時期」），瑞典人於1611年佔領了諾夫哥羅德，並於1610－1612年期間，佔領了波蘭人統治的莫斯科。1618年的和解給莫斯科帶來的仍是瑞典對於通向波羅的海之路的阻礙，波蘭－立陶宛的整個東部邊界如今再次逼近莫斯科，向前推進到15世紀時的位置。
從989年至1589年，東正教世界中的整個俄羅斯都處於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基督教會管轄權之下，因此，雖然自從1453年之後，君士坦丁堡的最高主教成為奧斯曼帝國的一名臣僕和奧斯曼領土上的一名義職公務人員，但是他的基督教領地的大部分，仍然處於奧斯曼帝國的邊界之外。儘管如此，1589年時的莫斯科大主教仍高傲地保持著獨立的基督教主教職權的地位。作為回報，波蘭－立陶宛王國政府於1594－1596年，強迫其統治下的絕大多數東正教徒改宗為東儀羅馬天主教徒。成功地抵制了與羅馬教會合併的，只有那些為第聶伯河的哥薩克人所控制的波蘭－立陶宛王國的烏克蘭臣民。而在1648－1654年期間，當第聶伯河的哥薩克人在政治上從波蘭－立陶宛轉而效忠莫斯科時，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甚至喪失了他北方教區的最後一批教民。
正如15世紀那樣，東正教會對西方基督教充滿敵意。它厭惡與西方的新教徒發生關係，儘管這些人曾追隨著東正教徒共同抵制過羅馬教廷對至高無上的基督教教權的要求。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並未與波蘭的新教徒攜手抵制波蘭－立陶宛的反宗教改革，這也就成為其末能成功地阻止那些在波蘭－立陶宛統治之下的基督教臣民中的絕大多數人被強迫改系為東儀天主教徒的原因之一。西裡爾·盧卡裡斯於1620－1635年和1637－1638年間任君士坦丁堡主教，他傾向於加爾文教派，但只有極少數地在希臘正教牧師中的學生追隨他信奉此道。18世紀的一位希臘教育學家尤金·烏爾加裡斯（1716－1806年）曾遭到希臘基督教當局的宗教迫害，其原因就在於他曾在德意志受過教育並且精通當代西方哲學。
東羅馬帝國於1453年滅亡之後，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職位為奧斯曼希臘的僧俗大眾提供了一個重整旗鼓的集合點；然而，在此後的兩個世紀中，希臘的東正教徒並不像僧侶們那樣篤忠，他們逐漸地對西方產生了好感。在16世紀，奧斯曼希臘的商人們已經在與西方的貿易中攫取了實惠，這一點我們已有所提及。當1682－1683年奧斯曼帝國對維也納的第二次圍攻歸於失敗以後，接踵而來的是多瑙河畔的哈布斯堡王朝向東方對奧斯曼帝國領地的擴張，奧斯曼希臘在地中海地區的海上貿易卻也因此從其與中歐的陸路貿易中得到補償。
與西方建立了商業或政治交往的希臘人，同時也受到西方文化的誘惑。奧斯曼帝國以及威尼斯王國的希臘人在帕多瓦大學中求學，威尼斯統治下的克里特人以流行的西方風格，創造出了一種現代希臘語的口頭文學。這種克里特希臘文學的創造，因1669年干地亞的陷落而為克里特自己所打斷，但是克里特難民們卻把他們的文學遺產帶到了愛奧尼亞群島，並在威尼斯的統治之下保存了下來。當17世紀在奧斯曼帝國與西方基督教國家的長期戰爭中，形勢開始變得對奧斯曼帝國不利的時候，奧斯曼希臘人對西方的認識和瞭解，在政治上對他們則是十分有益的。此時，奧斯曼帝國政府發現，它需要一些能夠勝任與西方人談判的外交家。1669年，土耳其政府的台爾果曼官職（相當於外交部的官員），被封經給受過西方教育的奧斯曼希臘人。從1711年以後，對兩個羅馬尼亞公國瓦拉幾亞和摩爾多瓦的統治權，被授予希臘的奧斯曼臣民。奧斯曼政府受到允許這兩個公國由信基督教的王公治理的條約之約束。1711年，摩爾多瓦地方的王公在其公國受到彼得大帝侵襲之際，背叛了奧斯曼帝國。奧斯曼人認為，他們可以信賴他們的希臘臣民，因為這些人定居於奧斯曼帝國，並因此而聽憑奧斯曼人的支配。這兩個羅馬尼亞公國是富有的，除授王公以官職，無論對被任命者，還是對那些希臘候選人不得不去賄賂的土耳其官員們來說，都是有利可圖的。
希臘人誘使奧斯曼政府於1766年廢除了佩奇的塞爾維亞主教教座，又於1767年致使奧赫裡德的巴爾幹大主教教座被取消，而使這兩處非希臘人的東正教會置於由君士坦丁堡主教任命的主教控制之下。到此時為止，處於「官方」地位的受過西方教育的奧斯曼希臘人，在奧斯曼帝國的非希臘基督教臣民的政府中，一直是級別較低的合作者。希臘人開始夢想著，有朝一日他們會成為奧斯曼人的高級別合作者，甚而成為他們的遺產繼承人。
在17和18世紀中，東正教世界歷史中的一個重要事件是彼得大帝（實際在位1682－1725年，取得合法王位1694－1725年）領導的俄羅斯西方化的革命。這一歷史進程並不是彼得發動的。在這之前，西方的影響就已通過白海的阿爾漢格爾港以及烏克蘭的東正教會滲透到俄羅斯。阿爾漢格爾是在莫斯科喪失了她在芬蘭灣的海港之後，於1585年建立的，而烏克蘭在其處於波蘭－立陶宛統治時期，就已受到了西方的影響。到彼得時代，莫斯科城外已建立了一個西方居民的定居點，那裡成為彼得常去的地方。俄羅斯的西方化既不是彼得發動的，也不是由他完成的。1700年，他中止了莫斯科主教的教權，並於1721年以一種宗教會議取而代之，這種會議成為國事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他卻未能根除俄羅斯人民中農民大眾對宗教的虔誠。他把莫斯科的君主制度從傳統的拜占庭風格，轉變為風行的西歐式風格，但他並未因此而喪失它的權力和政治專制。
彼得繼承了一個龐大的帝國，但這帝國卻沒有一處不凍港。他下決心尋求走向海洋之路。他的前輩伊凡雷帝已曾這樣做過，而彼得繼承的正是伊凡未竟的事業。彼得為俄國在波羅的海贏得了一個海港，他於1696－1711年又奪取了亞速。彼得獲得了成功，因為他認識到，在當今世界上，如果不掌握西方的陸軍和海軍技術，俄國就連瑞典這樣的二流國家也無法戰勝，而如果俄國的行政管理和她的工業經濟部門不首先實現西方化，建立一支西方式的俄國陸軍和海軍只不過是紙上談兵。
彼得在技術方面的熱情和天賦，即使在同時代的尼德蘭人身上也不多見。在英格蘭，皇家學會的奠基者們早在30年前就已認識到，技術專家和科學家之間的相互學習是極為必須的。彼得是一位長於實踐的技術專家，他總是親手進行技術製作。這一點對於一個奧斯曼君主來說，是理所當然的，掌握一些實用的手藝，是接受君主教育的必修科目；然而這並不是一位拜占庭式的莫斯科專制君主的傳統，因為莫斯科王朝的締造之父乃是一位莫斯科大主教。
彼得天生愛好高度的個人自由，這一點似乎與繼承莫斯科的沙皇之位，成為一種難以預料的巧合。它還是另一種巧合，即彼得恰巧出生於這樣一代人之中：由於當時西方的思想革命，他們成為接受了西方技術的第一代非西方人，他們在接受西方技術的同時，並沒有被迫生吞活剝地接受包括宗教在內的全部西方文明。也許再早一個世紀，俄國進行西方化努力的結局，就會像日本和阿比西尼亞那樣，不僅不能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反而會引起激進的反西方的反動。因此，彼得的個人品格在他所處的時空環境中，對於人類的歷史進程便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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