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4－約公元220年）
「痛苦是知識的代價」。這一格言是雅典戲劇詩人埃斯庫羅斯在公元前458年創作的一齣戲劇中的台詞。這一年，雅典正在兩條戰線上發動一場不計後果的戰爭。這種魯莽行動預示著一個「混亂時代」的即將來臨。這樣的時代使人遭受苦難，但也給人以智慧。它是公元48年到220年間並存於舊大陸文明中心的四大帝國中每一帝國得以建立的前奏。古代希臘世界的「混亂時代」從公元前431年延續到公元前31年；西南亞和埃及的這一時代從公元前745年延續到公元前522年，經過一段喘息，又從公元前334年重新開始，直到公元前31年；印度的「混亂時代」從公元前約500年延續到公元前322年，喘息片刻後又從公元前約200年重新開始，延續到公元48年；中國的「混亂時代」從公元前506年延續到公元前221年。
在第25章，我們已經對5位偉人進行了一些敘述。早在公元前6世紀，他們就對人類共同遭受的苦難作出了各自的反應。
他們每個人都同本社會的傳統宗教發生了決裂。這種決裂有時是猛烈的，有時又是較為審慎的，但每一種決裂都是革命性的。「以賽亞第二」象7個世紀以前的阿肯那頓一樣毫不妥協地宣稱，只有一個唯一的神存在。（猶太國王約西亞已在猶大王國廢除了除耶路撒冷神殿以外的其他一切聖地，並將從前與耶和華共享祭祀的一切男女神祇逐出聖殿。這種做法為「以賽亞第二」鋪平了道路。）瑣羅亞斯德將傳統的伊朗眾神殿中所有的神祇一概貶為魔鬼，只有「偉大的靈魂」阿胡拉·瑪茲達除外。畢達哥拉斯專橫地試圖改變古希臘的生活方式，以致於激起了一場反革命。在印度，佛陀和大雄（耆那教的創建者）對印度傳統的雅利安眾神殿中的諸神和種姓制度一概棄之不顧。孔子宣稱（他也可能確實相信）他正在恢復中國傳統制度的本質；但是，當他將「高貴」解釋為一種道德品質，而不是世襲特權的時候，他實際上是發動了一場道德上的革命。
所有這5位預言家都擺脫了傳統宗教的社會結構，並與自然現象背後的「終極精神實在」建立了直接的個人聯繫。5人之中只有瑣羅亞斯德和「以賽亞第二」2人認為這種「終極實在」是一個與人同形的人格，他與其他被降格、被遺棄的男女神祇只在兩個方面不同：他是獨一無二和無所不能的。而且，在瑣羅亞斯德的神學中，甚至阿胡拉·瑪茲達的這兩種品性，在他對尚未征服的邪惡勢力進行的戰爭取得最後勝利之前，也只是潛在的。
隨著舊大陸人類苦難的不斷延續和日益加劇，就導致了與這種「終極實在」建立聯繫的需要。這種「終極實在」不僅應是直接的，而且應在感情上使人得到滿足。這就要求保留或者恢復這樣一種觀念，即「終極精神實在」必須具有人格，與人同形，至少具有人的某種品性。崇拜者渴望成為一個信徒，渴望對「終極精神實在」的仁慈和力量建立信念，這種渴望又與人類對這種「精神實在」關心信徒的幸福、無疑將會把他們從邪惡中解脫出來的嚮往正相一致。滿足這種感情上的需要，只能是在兩種人格之間建立一種關係：一方是人類，另一方就是神。
在中國、印度和古希臘世界，「終極實在」的本質與人同形的觀念，在哲學家面前早已一蹶不振。感情上對苦難的反應現在要求恢復「終極實在」傳統的人的品性。瑣羅亞斯德教和猶太教中一直保留著這種觀念。在印度和中國，當地哲學自相矛盾地產生出了一些新的宗教，使有神論得到了復興。而且，它們不很明確地傾向於一神論，而不是象猶太人那樣成為不妥協的一神論者。在地中海區域，在相互競爭的各種地區宗教中，有神論也以模糊地主張一神論的印度式和中國式的寬容風範得到了復興，只有最終的勝利者不是這樣。獲得最終勝利的基督教繼承了母教猶太教寬容的一神論，但它吞沒和同化了被戰敗的宗教對手，就此而論，它又背叛了猶太教的一神論。所有這些成敗的宗教都不是猶太人的宗教。
在大約2個世紀中，四大帝國曾經次第相連，橫跨整個舊大陸。公元3世紀，四大帝國相繼崩潰。但到3世紀，舊大陸人類長期的精神努力卻產生了歷史性的後果。在四大帝國中的每一個帝國，當地的宗教和哲學都培育出一種全然不同的新型宗教。新型宗教來自舊的宗教，歷經選擇、傳播和調合。傳播新型宗教的代理人是那些移居國外的人們。最早的移居者是那些遭到放逐的人，隨後是帝國創建者派往被征服國家的駐軍，最後還有商人。永久或暫時遷居他處的人們盡可能地帶去了他們祖傳的生活方式，在所移居的地區，他們自動地成了這種生活方式在異國多數居民中的傳播者。移民們也可能有意識地、熟練地擔任了傳播他們所帶去的精神財富的工作。最後，新型宗教受到各自的教士們的尊崇，並由傳教士傳到更遠的地方。這些教士和傳教士是職業性的，儘管宗教活動不一定是他們的全部工作。
人們需要有某種宗教來幫助他們的心靈對付一個混亂的年代。在有些地區，當地宗教顯然無法滿足人們的這種普遍要求。外來宗教的傳播、改變及其與當地現存宗教的融合就顯得至為重要。這些處於精神飢渴狀態的地區是兩個彼此遠離的地區，即希臘世界和中國。
新型宗教的傳播可以滿足當地的要求。一些新的交往手段的出現使得宗教傳播更為便利。這是戰爭、滅絕政策、帝國主義和世界性貿易的積極後果。長長的海陸通道將舊大陸諸文明中心的四面八方聯結起來。出現了各種「混合語言」：例如雅典的希臘共同語，阿拉米語，三種薩珊時代的波斯語，印度方言，公元2世紀在北印度、3世紀在德干地區取代了各地方言的新梵語，以及一種漢語共同語（漢字和口語的標準化形式），公元前221年中國獲得政治統一後，全國各地的官員商賈都使用這種語言。第三種交往媒體是造型藝術。這種媒體種類眾多。四大大帝國次第相連、並肩共存的年代中尤其有效。在這個政治上相對穩定、和平的短暫年代，舊大陸諸文明中心之間處於一種不同尋常的相互傳導的狀態中。
在由給人以感情滿足的新型宗教而產生的選擇、擴散、改變和調和的過程中，古希臘的方式尤其成效卓著。在地中海流域，希臘的語言、希臘造型藝術和希臘哲學一道，對與基督教相互競爭的各種宗教，以及最終征服和吞噬了這些宗教的基督教本身進行著「加工」。希臘文化在東部方向並沒有以任何形式使遙遠的印度直接感到自己的存在；但在印度西北部，希臘式的造型藝術卻為大乘佛教提供了一種載體，正像在地中海流域它為基督教以及基督教的那些失敗的競爭者提供了載體一樣。當大乘佛教從印度西北部通過烏滸河——藥殺水流域和塔里木盆地傳到亞洲東部的時候，它的藝術載體也同時得到了傳播，希臘文化因此也以這種造型形式間接地對亞洲東部產生了影響。在另一個方向，希臘藝術和希臘哲學作為基督教的附屬物，不斷地向西歐和西北非進行著滲透。因此，近代以前的各種區域性文明中只有希臘文化在某種穆度上使舊大陸從東海岸到西海岸的諸文明中心都感到了自己的存在。
混亂時代及其後果有史以來第一次不僅把舊大陸諸文明中心的核心地區，也把彼此遠離的各地相互結合起來。在此以前，各個區域文明彼此分離、單獨生長，每種文明都養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宗教就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儘管每種區域文明的一般風格互不相同，在宗教方面，它們卻全都從人類歷史的前文明階段繼承了一系列共同的「原始偶像」。如果將宗教因素同該區域文明的其他組成部分分開來看，這種共同的精神遺產使得一種區域文明中的宗教因素能夠與另一種區域文明的宗教相互適應、彼此吸收。與區域文明中的某些世俗因素不同，宗教因素與其他的區域文明並不是完全不相容的。
在這些共同的宗教「原始偶像」中，最古老、無疑也最有力量的也許就是母親之神。她是最古老的人像造型的主題。在這種母親偶像中，母親的身份並不與童貞互不相容，因此它一定是形成於人們發現父親的身份之前——也就是說，在人們尚未認識到一位女性不與一位男性性交就不可能懷孕的時候。進入意識黎明期後，人們一定已經認識到母親的身份意味著孩子的誕生，但對於母親必須有一個男性配偶、孩子必須有一個父親的認識卻不是原始的認識。起初，母親遮蔽了孩子的光彩，而父親或者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多是一個模糊的影子。母親的力量對任何與她有關的男性都是可怕的，結果，一些意志堅強的男神都選擇了獨身生活。阿吞、阿舒爾、耶和華和密特拉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不同的區域文明中，母親、孩子和父親所具有的力量相對來說有所不同。同一種文明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也有不同。這使形形色色的「神聖家庭」群像中的每一種都對那些具有不同的祖先群像的民族具有吸引力。在不同區域文明中具有某些共同的圖景，一種文明在某方面有所欠缺，可以從另一種文明中得到補償。
母親的形象是各種各樣的。她可以是人類的母親，也可以是任何生物的母親。同時，她還可能是大地，大地是眾生之母。在所有這些方面，母親通常都身負養育後代的重望，但母親雖然一律都有生育能力，卻並不都是仁慈的。中美洲的大地女神，眾生和人類的母親科亞特利庫埃，古希臘的母親女神赫卡忒和印度的母親女神時母，既能創造性地和仁慈地、也能破壞性地和惡意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小亞細亞的母親女神賽比利則摧殘著她的孩子或配偶、或者也許是孩子和配偶合二為一的阿提斯。
如果有時連母親之神都可以變得兇猛野蠻，那麼氣象之神成為一種道德上自相矛盾的力量就更是不足為怪了。因為天氣反覆無常、變幻不定，這種反覆不定的變化既可以造成水旱之災，毀壞莊稼，也可以在一定的季節提供或控制雨水，帶來豐收（所謂「一定的」，是指它滿足了農民的需要）。氣象之神很適合由一位男神充任，很容易把他與父親之神等同起來；因為父親的情緒也與氣象之神一樣說變就變，毫無理性，時而從仁慈寬厚變為粗暴憤怒，時而又從粗暴憤怒變回到仁慈寬厚。這與母親通常對孩子的溫柔態度截然不同。
相反，太神之神每日每年的運行則是有規律的，太陽之神本身也是公正的。他公平無私地將光和熱給予一切生命，我們能以比對大地母親，更不用說比對氣象父親更大的信任來依靠太陽。但是，由於太陽耳聞目睹著大地上發生的一切，他心中保留著一本人類道德的帳目。
其他星體就不像太陽這樣令人放心了。行星象天氣一樣反覆無常；恆星則是無情的；人的命運是由星體的影響未決定的；而這種影響可能是有害的。
種子在某個季節死去，以便變成農作物而獲得再生。播種的人類要收穫這些農作物。人類是這種生殖力的信徒，他們是靠食其肉飲其血為生的。這種力量作出自我犧牲來向人類提供食物，無疑是人類的恩人。使它們作出自願犧牲是一種罪過，這種罪過要落在它們的受益者人類的頭上。這種力量年年死而復生，充滿神秘，這給它的人類信徒以一種希望，即自己在死後也會獲得再生。但是，這種自我犧牲的力量不也是有罪的鳴？難道它不是在折磨著它的人類信徒，使他們在一種狂熱的激動中把各種生物，也包括人類在內，撕成碎片，茹食其肉嗎？
另一個原始偶像是救世主。我們可憐的人類在任何時候都需要他，在混亂的年代更是如此。還有一個偶像，就是上帝在人類身上的化身。法老就是上帝的化身。至少早在古埃及第五王朝開始的時候，人們就認為每一位法老都是由於神在法老母親耳邊威嚴低語而受孕誕生的，這個過程中沒有父親的介入，也沒有任何人神交情的行為。有誰能夠知道，在人類和前人類人科的進化史上，上帝的化身這種原始偶像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產生的？
各種原始偶像並不互相排斥。上帝的化身、救世主、種子之神和太陽之神可能是彼此相同的。母親之神可以是一位處女，她的生殖能力無需借助於任何人類配偶，她的孩子因此也可以沒有父親。母親之神同樣也可以是一位妻子，無條件地忠於丈夫和孩子。每種偶像的性別也無一定之規，只有一個偶像除外。母親當然不能是一位男性，而氣象之神很少是女性，但在古埃及的宗教中，大地是男性，而天空是女性。在大多數宗教中，太陽是男性；但太陽是遵守規則、公正無偏的，一個男性如果如此，豈不荒謬。赫梯城邦的太陽女神阿麗娜，日本皇室的祖先、太陽女神無照大神和德語中的「太陽」一詞都是陰性，這才更合邏輯。
至此，我們已經對能夠在混亂時代滿足人類精神需要的新型宗教可能的素材進行了概述。現在我們來敘述一下它們的實際成果。為便於弄清實際情況，我們將一個地區接一個地區地依次敘述。
在中國，當人們感到需要一種虔誠的宗教之前，祖宗的「規矩」實際上已經消聲匿跡。可能在孔子時代以前，「天」就已經失去了原有的人格內涵。根據漢武帝時期登上權力舞台的儒家學者－官員－領主階層的說法，「天命」是賦予一個皇朝以統治權的委任狀。其實，天命就是一種人命，由這個新的統治階級授予，也可以由他們收回。在中國建立這種虔誠宗教的唯一現成的素材，就是在文化上尚未得到開化的各地流行的大眾崇拜。公元前221年中華世界在政治上實現統一，已經為這種崇拜相互之間的融合以及與「欽定」哲學的融合鋪平了道路。
漢武帝使儒家學說成為官吏的任職資格。它已不再是孔子和孟子的那種哲學，成了一種冒牌的東西，被不恰當地摻入了大眾宗教的因素。道家學說的摻假則更多。道家哲學一貫主張停止參與公共事務。在儒家學說吃不開的時候，正適合道家的繁榮發展。例如，道家學說在漢朝伊始劉邦治下處於優勢，公元2世紀，當儒家學說3個世紀萎靡不振的經歷已經表明它濫用了自己在行政權力中的壟斷地位時，道家學說再次進入全盛時期。但是，在道家學說得以復興，成為一種深奧的哲學的同時，它也培育了一種大眾宗教，這種宗教並被有效地組織起來，為公元184年發生的向東漢政權發出挑戰的兩次流產的農民起義提供了精神鼓舞和領袖。
這種土生土長的中國哲學變形為一種宗教，是中國人自己發展的還是受到起源於印度，從上座部佛教哲學發展出來的虔誠宗教大乘佛教鼓舞的結果？到公元2世紀大乘佛教已經滲入了中國，因此並不排除存在著上述第二種可能性。無疑，後來當大乘佛教湧入中國達到高潮的時候，經過農民起義的失敗倖免於難的道教確實模仿了大乘佛教的教義和組織，為這種印度係數的不速之客製造了一種土生土長的中國翻版。
大乘佛教在印度的發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且，它在社會和制度方面始終如一，未曾出現過背離現象。佛教僧侶制度（僧伽）由上座部佛教結合大乘佛教，它一直是佛教各派制度的基礎。另一方面，在教義上，這種發展的累積效果卻造成了一種變形。
上座部佛教的僧侶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達到個人的涅盤，因為他雖然受到佛陀指示和示範的感悟，卻不能請求佛陀本人給予精神幫助，因為佛陀本人一旦達到涅盤，就不再可能被人接近。涅盤也是大乘僧侶的最終目標，但對這些僧侶來說，更重要的目標卻是成為菩薩，而且他在進行這種努力的時候，可以向已成正果、有求必應的諸位菩薩尋求幫助。在一位菩薩的幫助下，大乘教徒就有了實現直接目標的希望，這個目標不是達到涅盤，而是進入天堂。
佛陀指示人們進行精神修行，一位菩薩，就是一個精神修行的能手。他已經到達了涅盤的門口，只要他願意，立即就可以進入涅盤。但是他（象佛陀本人那樣）卻向願地作了另一種選擇，推遲進入涅盤，以便幫助他的同伴。從『原始偶像」方面來說，菩薩就是救世主。一位阿婆盧吉低捨婆羅菩薩在中國改變了性別，搖身變成一位大慈大悲的女性神靈觀音菩薩。在中國自東漢政權垮臺後，出現了一種對母親女神的迫切需要，觀音菩薩不期而至，適時地擔任了這個角色。菩薩無私的同情心喚起了大乘佛教徒的耿耿忠心，並推動他們努力追循菩薩的榜樣。事實上，大乘佛教就是混亂時代應運而生的那種虔誠宗教。
大乘佛教可能是在公元後最初2個世紀內成形，在印度西北部定形的。在那裡，當地佛教哲學中的說一切有部比南部的上座部更易於向大乘佛教的方向發展。在同一個時代，印度教也在經歷著相應的變化，它雖然是逐步發生的，但也導致了一種變形。在這裡，在制度方面也同樣始終如一，沒有發生背離現象。這裡制度上的聯繫是婆羅門種姓制度。儘管這種宗教的變革複雜多樣，婆羅門依然保持著對印度教的控制權。
在吠陀時代的印度教中，像在羅馬人的原始宗教中一樣，眾神和崇拜者之間的關係很平淡。如果正確地舉行儀式，眾神實際上有義務給予適當的回答，對雙方來說，主要的考慮是自身的利益。新型印度教實際上是一種新家教，其中的濕婆神和毗濕奴神就是大乘佛教中的菩薩的對應物。也許早在公元以前很久，這2個印度教的神祇就已經受到人們的崇拜，儘管可能是以別的名義。改變這種崇拜的新特點是在他們和信徒之間引進了一種感情上的聯繫。毗濕奴與阿彌陀佛菩薩一樣是一位救世主，他也是有化身的神祇，他最普遍的化身是羅摩和黑天，但他同樣可以化身為佛陀。濕婆具有原始偶像中氣象之神、植物之神和母親之神在道德上自相矛盾的特點。他既能創造，也能破壞；他從未有過化身；他的人類信徒聽憑他為所欲為的擺佈。濕婆是自然總體背後的「精神實在」。他並不特別關心人類的幸福，但人們發現了濕婆，就不得不接受他，因為人本身就是濕婆所代表的大自然的一部分。
在伊朗，瑣羅亞斯德富於戰鬥性的一神論放了啞炮。正像印度的婆羅門攫取了對毗濕奴和濕婆的虔誠膜拜一樣，他的革命性宗教也被世襲的伊朗祭司麻葛階層所攫取。在伊朗，瑣羅亞斯德死後，正如古代埃及在阿肯那頓死後一樣，多神論又應長期以來的需求而獲得了再生。阿胡拉·瑪茲達的精神品性由於自身的力量而化成了眾多的女神。而且，一位受人敬愛的前瑣羅亞斯德教女性水神安娜希塔成功地使自己再次站穩了腳跟。這些都是瑣羅亞斯德教轉變為一種感情宗教的步驟，但這些最初的步驟卻後繼乏力，即使被麻葛階層摻了假的瑣羅亞斯德教也從未完全贏得伊朗人的心。
在黎凡特地區，即使將底格裡斯－幼發拉底河流域包括在內，在面積上並不比印度或中國更大。但是，在這一地區政治上被統一在波斯帝國、以及最後被統一在羅馬帝國版圖之內以前的時代，黎凡特在文化方面的同一性卻遠遠小於印度次大陸或中國。伊朗以西這塊相對狹小的地區至少生長著5種文明：蘇美爾－阿卡德文明、古代埃及文明、敘利亞文明、安納托利亞文明和古代希臘文明。而且，這5種文明儘管並肩而立，彼此相連，卻又風馬牛不相及，從外部風格到內在精神都大相逕庭。因此，當混亂時代的經歷要求有一種能在感情上使人滿足的宗教之際，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就非常活躍。這種影響是由於上述5種區域文明之一希臘文明顯而易見的精神貧困而引起的。的確，後亞歷山大時代的希臘世界並不像同時代的中國那樣缺少土生土長的精神源泉。由亞歷山大於公元前334年入侵波斯帝國而在黎凡特地區開創的新時期裡，至少有兩大希臘宗教仍然保持著活力：埃勒夫西斯秘儀和對狄俄尼索斯的崇拜。埃勒夫西斯派的得墨忒耳就是大地母親；她的女兒科瑞就是死後葬入地下，又得到再生的種子之神。加入秘儀保證使人死後在極樂的另一個世界獲得永久的幸福。狄俄尼索斯是古希臘與濕婆相對應的神。他體現了大自然在道德上的反覆無常、自相矛盾。在尼亞歷山大時代的希臘歷史上，埃勒夫西斯秘儀流傳了下來，而對狄俄尼索斯的崇拜獲得了積極的再生。
與此同時，人們的私生活宣稱，根據權利它反對公共事業所提出的要求，埃勒夫西斯秘儀和對狄俄尼索斯的崇拜都迎合了人類的這種精神需要，而不管他們的主顧是本國公民還是異族人，是自由人還是奴隸，是男人還是女人。在雅典，當然也有對狄俄尼索斯的公開崇拜，雅典戲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埃勒夫西斯秘儀也處在雅典城邦的庇護下，但埃勒夫西斯這個地方本身不是一個雅典那樣的主權城邦。它是一座聖城，恰好處於雅典城邦的領土上，由於它是一個非政治性的聖城，任何人都可以進入這個城市。至於對狄俄尼索斯的崇拜，它在後亞歷山大時代的復興是私人宗教事業的成就，迎合了當時人們的精神需要。狄俄尼索斯在後亞歷山大時代廣為擴張的希臘時代得以復興，所借助的不是政府的力量，而是私人教徒們的力量；這種狂熱的宗教成為一種私人事務後竟擁有如此眾多的信徒，使得一些政府陷於窘境。托勒密四世（公元前221－203年在位）是後亞歷山大時代政治上最傑出的酒神信徒。他要求自己領土上的酒神信徒進行登記。羅馬政府則在公元前185－前181年打垮了意大利的酒神信徒。
在亞歷山大推翻波斯帝國之後的黎凡特地區，以及在政治上並入羅馬帝國的整個地中海地區，各種宗教都在相互競爭，競相謀求成為整個這一地區普遍通行的宗教。基督教贏得了這場競爭。它所使用的方法在古代埃及神學中早有預示。埃及人相信，一個法老死後，他的靈魂之一，一個可以分開的靈魂就升入天堂，在那裡吃掉已經住在那裡的其他神祇。法老吃掉這些神祇對手，並把他們的力量據為已有。基督教就是模仿了神話中升入天堂的法老的行為，將競爭對手的力量據為己有。基督教吃掉了敘利亞、埃及、安納托利亞和希臘的男女諸神，並且把它們的力量變成自己的力量。
在爭奪母親之神角色的競爭中，至少出現了5位候選人。她們是埃及的伊希斯、弗利吉亞的賽比利、以弗所的阿耳忒彌斯、埃勒夫西斯的得墨忒耳和一位女神的化身——加利利一位猶太木匠的妻子瑪利亞。瑪利亞由於表現出一種希臘化的伊希斯的性格、形象和品質而贏得了勝利。公元前204年，羅馬政府由於從佩辛努，或者是從帕加馬引進了賽比利而減輕了漢尼拔戰爭造成的痛苦。當時，她的本土形象用黑石雕成，由閹人祭司侍奉。當痛苦減輕後，這個從弗利吉亞匆匆迎請進來的客人就在羅馬她的流行範圍之內陷入了隔絕。另一方面，伊希斯在漂洋過海以前就已經希臘化，成為與得墨忒耳遙遙相對的光彩照人的女神。伊希斯以這種形象成功地征服了羅馬帝國。
在埃及本土，伊希斯是已經死去並已成為木乃伊的俄賽裡斯神的忠實的妻子。但這位女神在本地的丈夫是無法帶走的。共同為托勒密擔任宗教事務顧問的埃及祭司曼內托和埃勒夫西斯派希臘祭司提摩兩奧斯將俄賽裡斯和一個埃及神祇的牛形化身阿庇斯合二為一，為伊希斯造出了一個可以帶走的配偶薩拉庇斯。宙斯的黯然失色（他和中國人的「天」遭到了同樣的命運）留下的精神真空，使薩拉庇斯得以躋身希臘的眾神殿；但是，薩拉庇斯優美的希臘化形式使他成了希臘的醫療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多餘的複製品，而且薩拉庇斯也沒有機會取代宙斯成為希臘世界的父親之神。奪走這一角色的是猶太人專橫的民族之神耶和華。
伊希斯不僅是一位忠實的妻子，還是一位溫柔的母親。她將兒子何露斯養育成人，成為復活的俄賽裡斯的鬥士和救護者。在埃及以外的黎凡特地區爭奪兒子之神角色的角逐中，何露斯未能有機會擊敗瑪利亞的兒子耶穌。
保留下來的對於耶穌的最早記載，是已經相信耶穌象法老一樣沒有人父、由神授孕於其母的那些信徒的著作。在耶穌那裡，這個神祇不是拉神而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力量就是他的精神；因為耶和華的品質象阿胡拉·瑪茲達一樣因自身的力量而具有神性，能夠減輕一神論的精神威嚴）。根據基督教經卷，耶穌本人否認關於自己在某些方面具有神性的猜測。根據那些記載，耶穌至少有兩次表示他與上帝不是一回事。但是，若以印度人的觀念來看，他也可以是一位上帝，因為他是一個消滅了自我的人，剝去大多數人都有的、掩蔽了潛在的「終極精神實在」的面紗。根據印度教思想中的非元論學派，這種「終極實在」構成一切現象的基礎，只要每個人除去自私自利的面紗，它就會大放光芒。「終極精神實在」通過耶穌所顯示的這種直接幻像，也許就是打動耶穌的非猶太人信徒，使他們向他頂禮膜拜的那種感受；但是，如果耶穌本人活了下來，被人們當作上帝來歡呼，他無疑將會否認他作為一個猶太人所不能接受的狀況。像同時代的其他猶太教教士一樣，他也可以把自己稱作耶和華的兒子。但照猶太人的說法，耶和華之子的這種身份是一種彼此親密、互相信任關係的象徵性表示。耶穌是一個正統的猶太人，他的地理和種族地平線僅限於巴勒斯坦猶太人地區。當他派出門徒去遠方傳道的時候，他指示他們僅向猶太人宣講。
耶穌同輩的猶太人沒有指責過他離經叛道。由於耶穌不與從前的猶太法權威們達成共識便自行解釋猶太律法，他與潔利賽人發生了爭吵。耶穌個人不按常規所作的解釋大都與循規蹈矩的同輩猶太教教士的解釋相一致。當羅馬地方當局由於耶穌允許耶路撒冷猶太民眾擁戴他為彌賽亞（即猶太民族的君王和解放者）而將他判處死刑的時候，撒都該人同意這樣做。撒都該人有理由認為，處決一個魯莽的猶太人是防止發生一次猶太人暴動的合法保證，這種暴動遭到鎮壓，將會犧牲許多猶太人的生命。我們可以推測，耶穌本人沒有提出異議；因為耶穌在很多方面與潔利賽人是一致的，而潔利賽人與哈希芒家族及其後繼者奮銳黨人不同，他們拒絕拿起武器，去反抗允許猶太臣民按照正統的猶太思想信奉猶太宗教的本國或外來的政府。
在基督教會的正統神學中，瑪利亞的兒子耶穌和耶穌的父親耶和華使瑪利亞本人黯然失色了。初看起來，伊希斯似乎由於變形為瑪利亞而消失了，因為當伊希斯踏上希臘世界以後，就把她的丈夫和兒子留在了埃及。但是，在新教教派以外的大部分基督教世界中，「上帝之母」瑪利亞其實就是一位女神。伊希斯正是以這種基督教的化身，仍然保留著她的前基督教的力量。
耶和華與宙斯一樣，最初是一個氣象之神，由於宙斯不參與競爭，敘利亞北部戰略重鎮竇利徹（杜魯克）羅馬化的氣象之神朱庇特·多利刻努斯就成了與耶和華爭奪這一角色的唯一對手。竇利徹地處交通要道之上，從埃及到小亞細亞的南北通道與從幼發拉底河西部彎道到地中海東岸的東西通道在此交匯。所以，竇利徹是羅馬軍隊開往羅馬帝國東部邊界，來自東部邊界和沿東部邊界行動的必經之地。結果造成朱庇特·多利刻努斯在羅馬軍隊中的廣為流行。他在赫梯當地的崇拜者讓他站在一頭小牛背上，手裡揮舞著氣象之神的閃電和雙斧。羅馬軍隊中的信徒則給他穿上羅馬軍裝，他一身戎裝隨著軍隊沿多瑙河而上，又順萊茵河而下，並漂洋過海，一直來到哈德良皇帝在不列顛修築的長牆。
多利刻努斯與他的對手耶和華相比佔有一項優勢。他有一個女性配偶，對等地面對著他站在一頭雌鹿的背上。士兵們的妻子也在丈夫身邊對多利刻努斯崇拜起了一定作用。但多利刻努斯對羅馬軍隊的吸引力只是曇花一現。它在公元2世紀才開始，到3世紀就告結束了。朱庇特·多利刻努斯比薩拉庇斯更有活力，卻無法與耶和華相匹敵。
在爭奪死而復生的種子之神的角逐中，埃及的俄賽裡斯由於變成了木乃伊而失去了資格，安納托利亞的阿提斯則由於自閹而名落孫山；蘇美爾－阿卡德的塔慕斯與蘇美爾－阿卡德眾神殿中幾乎所有的神靈一道日薄西山；敘利亞的阿多尼斯參與了角逐，與狄俄尼索斯、埃勒夫西斯的科瑞和伊阿科斯並駕齊驅；但在這場競賽中仍是耶穌成了勝者。他的一些信徒相信，他們曾看到他在被釘上十字架以後的第三天得到了復活，還在一系列其他幻像中看到了他。到聖保羅為科林斯人撰寫他的第一篇使徒書的時候，基督教社團中已經出現了以蔬菜、麵包和酒為代用品食耶穌之體，飲耶穌之血的獨特儀式。儀禮上的套語也已經定型。是耶穌而不是狄俄尼索斯或阿多尼斯，在他的一系列其他勝利之外又爭得了死而復生之神的角色。
耶穌在爭奪救世主角色的角逐中還遇到了更多有力的對手。他最艱苦的鬥爭是奪取上帝化身的角色。
爭奪救世主角色的有何露斯，他曾征服了他的殘殺兄弟的叔父塞特；還有一位伊朗神祇密特拉，他曾被瑣羅亞斯德貶入魔鬼行列，但又從伊朗輾轉來到小亞細亞，並由於與太陽之神和決定命運的眾星宿結盟而重新獲得了神性。密特拉的運氣和多利刻努斯一樣是由羅馬軍隊帶來的。羅馬軍隊把密特拉從幼發拉底河一直帶到泰恩河和索爾韋；但他的好運也是來去匆匆轉瞬即逝。它開始於公元1世紀，到4世紀，密特拉就在一場與耶穌進行的戰鬥中遭到大敗。
密特拉對信徒提出的道德要求非常嚴格，在這方面他與耶穌不相上下。但他至少在兩個決定性的問題上處於劣勢。密特拉不是一位自我獻身的無辜的犧牲品，而是一個令人厭惡的屠夫（或許除非他所宰殺的牛是他本人的幽靈）。其次，密特拉厭惡女人。他沒有母親，還過著獨身生活；對他的崇拜與對多利刻努斯的崇拜和基督教不同，只有男性才可以向他頂禮膜拜。耶穌和密特拉一樣是獨身的，但耶穌有一位象伊希斯一樣的母親，而且在追隨者中間也有聖潔的婦女。因此在基督教教會生活中，婦女也佔有一席之地。
是耶穌而不是密特拉成為地中海諸民族的救世主。他們希望救世主是一位同輩的凡人，也希望這位凡人救世主成為人類中沒有財產的多數人的代表，他們在極大程度上遭受著人類共同的苦難命運。這一角色的得主是一個顯然無權無勢的木匠，而不是一個有權有勢的君主。當托勒密一世國王接受了羅得島人授予他的「救世者」稱號的時候，如果有人向他預言，有朝一日，在托勒密王朝行將壽終正寢的時候，這個稱號將被一個工匠，托勒密王朝在亞洲的那些臣民的一個後裔所繼承的話，他一定會大為震驚的。
爭奪上帝化身這一角色的角逐則最為激烈。上帝化身的原型是法老。羅馬皇帝不但是羅馬元老院和人民的元首，他也是一個法老。每一位羅馬皇帝都是埃及的上帝化身的合法繼承者（直到奧勒利安放棄了這一埃及人的遺產），將皇帝奉若神明頂禮膜拜，成了將整個帝國結合在一起的粘合劑，正如在3000多年的時間內，它曾把埃及的雙重君主制結合在一起那樣。羅馬帝國政府一旦容忍任何地方的臣民拒不將皇帝敬若神明，就會對羅馬人帶給希臘世界的寶貴的政治統一和無價的和平造成損害。
羅馬政府確實容忍了它的猶太臣民拒不將皇帝敬若神明的做法。但這種特殊的恩惠所涉及的範圍是有限的，因為猶太人是一個種族共同體。如果帝國將這種恩惠擴展到基督教徒身上，那就太危險了。因為基督教會不受種族限制，它的公開目標就是使全人類都皈依本教。也不可能讓基督教徒明確承認他們自己的三位一體的神明不是唯一真正的上帝，卻讓他們對皇帝頂禮膜拜。這種做法就等於放棄基督教的本質。羅馬政府和基督教會的抵牾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基督教在這場戰鬥中取得了令人驚異的勝利。
基督教不願加以吸收，也無法加以摧毀的一個宗教對手是巴比倫的占星術。
在公元前334年到公元220年間，舊大陸文明中心興起了三大虔誠宗教：有神論的印度教、大乘佛教和基督教。大乘佛教和基督教是進行傳教活動的宗教，其信徒渴望使一切世人都皈依自己的宗教。另一方面，有神論的印度教，像瑣羅亞斯德教和猶太教一樣，是一個特定社會的宗教，與這一社會的其他制度和結構相聯繫，雖然印度教的社會發源地非常廣闊，就像是整個世界在這個社會中的縮影。
基督教起初只是猶太教的眾多派別之一。猶太人基督教徒是最早的基督教徒，他們無疑相信耶穌被處死後獲得了再生。不管是什麼樣的感受使邵穌的信徒們產生了這樣的信念，這種信念本身無疑是真誠的。正因為真誠，它也是令人振奮的。在耶穌坡釘上十字架後，基督教徒的第一個反應是幻滅。正是這種真誠的信念，使他們從幻滅中恢復過來。猶太人基督教徒幾乎只是在象徵的意義上，才相信那個死而復生的同輩猶太人就是上帝的兒子，因為如果他們確實相信這一點，他們就不會一直跟猶太教徒們呆在一起。事實上他們確實和這些猶太教徒呆在一起，直到自己歸於泯滅為止。
一位猶太基督教徒保羅幹出了一件驚人的業績——將非猶太人的基督教從猶太教中解脫出來。非猶太人可以自由地信奉這種宗教而無需遵守猶太人的律法。同樣驚人的是，這種沒有猶太人的基督教最終成功地使羅馬帝國的所有居民都皈依了該教，只有猶太人本身和猶太人的親密夥伴、信奉耶和華的撒馬利亞人除外。
保羅派基督教將各種非猶太人的地區性宗教加以吸收而打敗了它們，其代價是削弱了基督教從猶太教繼承下來的多神論。在保羅派基督教中，正像在麻葛派瑣羅亞斯德教中一樣，唯一真正上帝的各種品性——在這裡是耶和華的話語和耶和華的精神，被提高到相互平等的神性的地位．耶穌與法老、愷撤、羅摩和黑天一樣成為上帝的化身。耶穌的生身母親實際上也成為了一位女神——「上帝之母」。
基督教會也從其組織的效率中獲得了力量。黎凡特地區的各種宗教與佛教的僧侶制度一樣，是沒有中央組織的。信奉這些宗教的各地教眾在行政上相互獨立，他們的共同之處只在於擁有同樣的教義和儀式。基督教也在各地擁有自己的教眾。他們在地理上與羅馬帝國的各個城邦是一致的。但基督教在更大程度上模仿了羅馬帝國，在整個帝國規模上使它的地方組織從屬於一個教會統治集團。它這種組織上的成就是獨一無二的。亞歷山大的繼承者托勒密、塞琉古和利西馬科斯的世俗帝國已經煙消雲散，但它們又在基督教主教制度的形式中得到了復興。羅馬主教（「教皇」）的長老地位得到了他的東部同僚的承認，但教皇聲稱自己對羅馬主教轄區以外的全體教會成員擁有至高無上的專制權力，這一點卻沒有被他們接受。
從猶太教的一個派別轉變為一種世界性的基督教會，這確實十分令人震驚。但印度的上座部佛教哲學變形為一種世界性的大乘佛教，這也是同樣驚人的。大乘佛教作為一種傳教的宗教，其力量在於它的信徒願意與教化所及的地區先前已經存在的各種宗教達成妥協。大乘佛教的上座部前身中，沒有任何東西能妨礙大乘佛教的寬容大度，以同生共存而不是以征服異教為目標。另一方面，基督教的猶太教前身卻成了基督教神學家和傳教士們的絆腳石。基督教不能使自己與其他宗教同生共存，它只能或是消滅對手，或是將它們吸收，而且，它只能在可以不動聲色的時候才能吸收它們。但基督教所吸收的遠比它所消滅的更多。事實上，它的傳播方式很像大乘佛教的方式，儘管它的官方代表對這一點是難以接受的。
大乘佛教和基督教的興起與傳播，是人類歷史上的新轉折。這些重大事件發生在舊大陸文明中心的舞台上，但它們的最後影響卻是全球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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