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約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遷移中，愛琴海地區要比這次大遷移所衝擊到的其他地區，蒙受了更為嚴重的磨難。公元前12世紀，米諾斯和邁錫尼文明衰敗了；他們先前的疆域縮小了；文字失傳了；公元前11世紀崛起了新的希臘文明，及至大約公元前700年，古希臘文明逐漸發展而終於綻放出了華彩，這束文明之花並不是由詩人赫西奧德發現的，雖然他本人的詩歌是早期希臘文化重要的成就之一。
或許是赫西奧德故作懵懂，但儘管如此，希臘人在公元前8世紀和前7世紀是幸運的，就如同他們在公元前12世紀時時運不濟那樣。在這兩個世紀裡，除去沿小亞細亞大陸西海岸分佈的希臘殖民地之外，古希臘世界方才在境外連續打敗了亞述軍隊，又襲擊了歐亞大陸上流浪的遊牧部落。這些災難也給敘利亞帶來了痛苦，摧毀了她早熟的文明的前途，而此時，希臘世界卻已恢復了元氣。在公元前8世紀和前7世紀，古希臘文明從敘利亞文明自公元前12世紀以來所取得的文化進步中汲取了靈感，當時，希臘世界顯然尚處於蒙昧之中。
公元前8世紀，希臘世界因幸運地避免了來自外部的劫掠和襲擾而致使人口爆炸，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公元前2世紀。約公元前750年，希臘人欠下了敘利亞第一筆債務。當時，他們借用了腓尼基字母系統。與乙種線形文字（極有可能是大約公元前15世紀從米諾斯甲種線形文字轉化而來）相比，這是一種可以更好地用來表達希臘或任何其他語言的書面文字。當希臘人用一些腓尼基輔音字母作為元音字母，以使腓尼基字母系統能適用於他們自己的語言之際，他們便第一次由自己掌握了一種可為商人們更容易書寫和拼讀的書面文字。與如今已被長久遺忘了的乙種線形文字以及與之相類似的甲種線形文字相比，與蘇美爾——阿卡德人、埃及人和中國人的文字相比，這種文字不再是僅僅為極少數專業人員使用的一種秘密工具。希臘人接受並使用腓尼基字母系統，對古希臘文字和思想發生了重要影響。在過去4個半世紀沒有書面文字的蒙昧時期，吟遊詩人們必須記熟並能複述大量詩歌格律，並掌握即席創作的技巧。因此，每次口頭詩歌朗誦，都成為一次新詩創作活動。那麼，《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究竟是前文學時代即興詩歌創作中篇幅最長最宏大也是最後的作品，還是一種新的書面文字的最初成果呢？的確，篇幅這麼長的民間口頭詩歌，如果不在第一次當眾吟誦之後馬上用文字記錄下來，似乎是很難被人牢牢記住的。敘事史詩與宗教儀典不同，它是一種文學形式，很難於在即興吟誦中一字不錯地傳給後代詩人，因為敘事史詩的效果並不取決於對全部字句的準確重複。如果在每次演出中都要依賴於詩人頭腦中大量熟記的簡短詩歌格律才能創造出新的藝術作品，那麼，口述敘事史詩就絕不會對聽眾發生感染力了。
敘事史詩因用文字記錄下來而能不斷重演，這樣，在保存了詩歌本身的同時，致使這種口述的藝術體裁消亡了。一旦《伊利亞特》和《奧德賽》被用文字記錄下來，希臘作家們便創造出了一系列新的藝術體裁：輓歌體和抒情體詩歌，敘事體散文和對話體作品；這些新的體裁常被用於富於表達或說教的目的，也用於娛樂。到公元前6世紀末，希臘作家們用文字表達出他們個人的情感，記述了他們個人的經歷，進行了宗教和政治宣傳，交流了他們的科學思想，並開始進行戲劇創作——這種戲劇對話體裁最終被採用為哲學辯論的手段。
希臘人接受並改造了腓尼基字母系統，由此而產生了這些文學之果。繼之，他們很快又接受了視覺藝術中的外來圖案。到公元前8世紀結束時，器皿上裝飾性圖案中的原幾何風格，已被一種新的來自黎凡特的風格取代，在這種風格中，抽像的圖形被生物形體的線條寫生面取而代之——首先是動物，真實的或是虛構的，然後是人形，同樣也是真實的或虛構的。器皿上這種新的裝飾風格，受到同時代腓尼基商業藝術的感悟；希臘人在三維人體藝術作品方面的最初嘗試，是以埃及人為楷模而作出的。
然而，倘若希臘人未能恢復中斷於公元前12世紀的與黎凡特地區的交往，那麼，無論是公元前7世紀接受來自黎凡特的藝術影響，還是此前於公元前8世紀從腓尼基人那裡接受字母系統，便都是不可能的了。這種交往必然是以海路為主，也必然採取商業貿易方式；因為希臘人不可能從黎凡特人那裡免費進口貨物。大約早在公元前9世紀，在位於敘利亞海岸北端奧龍特斯河口的阿爾米納，就已經實地建起了一座埃維亞人的希臘商
站。從公元前8世紀起，希臘人首要的經濟需求是獲得食品，因為當時希臘的人口正在迅速增長。對於一個自然資源並不豐饒的地方來說，其增加食品供應的方法之一，就是從希臘世界以外的地方，用希臘的產品換取進口穀物。但是，最容易的方法，卻也很簡單，那就是征服那些無法抵禦希臘人入侵的弱小民族的領土，並使之殖民化，從而擴大希臘世界的疆域。
公元前8世紀末葉，希臘人開始向西越過奧特朗托海峽，沿著意大利西南海岸和西西里東南岸進行海外擴張。公元前7世紀，他們又開始沿著溝通愛琴誨地區與黑海的狹窄的達達尼爾海峽，向北擴張。希臘商人很有可能在希臘殖民者之前就到達了後來被征服的殖民地，並成為殖民者的嚮導。不過，古希臘時代最早的希臘殖民地，只不過是養育了他們的同時代希臘村社的複製品。與此相同，他們這些城邦居民的主要生活資料來自農業。他們生產穀物不是為了向外出售，而是為了自己餬口。在開通黑海的海上通道時，希臘人在角逐中失利。希臘人在小亞細亞西岸和近海島嶼建立城邦，把愛琴海變成了希臘內湖，這一事實已經引起人們的注意。另一方面，在地中海西部地區，希臘人遇到了可怕的對手腓尼基人和埃特魯斯坎人（一個與腓尼基人和希臘人同樣的民族，可能來自地中海東部，只是到目前為止尚無法證實）。
在爭奪地中海西部地區控制權的角逐中，希臘人佔據了不少優勢，而腓尼基人卻由於人口原因，更因受到亞述人從亞洲腹地發起的攻擊，反而處於不利地位。與亞述軍隊最後的也是最激烈的較量開始於公元前745年，此時距希臘人在西部開始建立殖民地才僅僅幾年時間。儘管如此，殖民地的腓尼基人和埃特魯斯坎人仍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優於希臘人，他們採取審慎而有效的方法，抵銷了希臘人在人數上的優勢並避免了亞述人的蹂躪。
腓尼基人未等希臘人佔領戰略要地便先發制人，以阻止他們據此保持希臘世界向西界擴展的勢頭。腓尼基人控制了從地中海進入大西洋的要道直布羅陀海峽的兩岸。他們還控制了西北非的東北角與西西里島兩端之間較為狹窄的海域的兩岸，另外還控制了撒丁島的南岸。埃特魯斯坎人則控制著厄爾巴島和鄰近的意大利本土的礦區。這是地中海西部地區主要的經濟爭奪對像之一，可希臘人佔據的離此最近的地點庫邁，也南距意大利西海岸很遠。庫邁或許是希臘人在西方建立得最早的大陸殖民地，但它仍嫌建立得太遲，而無法預先阻止埃特魯斯坎人在波普洛尼亞建立礦區，埃特魯斯坎人則早在公元前6世紀末，就已佔據了庫邁的坎帕尼亞腹地。
殖民地的腓尼基人和埃特魯斯坎人還通過政治聯合來抵禦希臘人數量上的優勢。公元前6世紀將近結束時期，地中海西部地區所有腓尼基殖民地，已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把自己置於他們中間力量最強大的迦太基統領之下。其實，腓尼基殖民地和埃特魯斯坎城邦此前就已經相互聯合為一體了。於是，當亞洲的希臘人為免遭呂底亞人，繼而是波斯人統治而向西方尋找庇護所時，他們受到了挫折。公元前500年之前，希臘人在地中海西部地區的殖民活動被迫停止，此時，只有希臘人已經成功地佔領了的庫邁西北的西地中海歐洲沿岸部分，即如今法國的裡維埃拉和西班牙的布拉瓦海岸。希臘人在這裡的殖民地都置於其成員之一的馬西利亞（馬賽）的統領之下，此地鄰近羅訥河口，這使它成為進入歐洲大陸心臟的通道，同時它也是通過一條穿越直布羅陀海峽的捷徑進入康沃爾錫礦區的通道，迦太基領導下的殖民地腓尼基人，使直布羅陀海峽成為希臘艦隊不可逾越的屏障。儘管如此，大約公元前500年，馬西利亞人與北方內地之間的貿易，因當地民族中的一次動亂而被打斷。
公元前7世紀，古希臘人的聚居地區因海外希臘城邦的建立而擴大。海外城邦的建立使得他們一向以農為本的生活方式在經濟方面的重要性，因希臘世界貿易區域的空前擴展而退居次位。無論是希臘中心地區還是海外，大多數古希臘城邦仍是由一些經濟上自給自足的小的農業公社組成，但是，也有少數城邦開始生產一些專門的產品，以供出口去交換外國的糧食，在與那些他們既無法征服也不能殖民的國家的人民的貿易活動中，他們得以創造另一種生活方式。這些專門化的出口業務之一，便是輸出希臘僱傭軍。早在公元前7世紀，希臘僱傭軍輸入埃及，便已經引起人們的注意。公元前6世紀，米蒂利尼的希臘詩人阿爾凱奧斯的一個兄弟，就在尼布甲尼撒的軍隊裡充當僱傭軍、經濟上落後的希臘公社不僅出口，而且也只能夠出口僱傭軍人。為數不多的經濟比較發達的公社，出口橄攬油和葡萄酒，這些油和酒盛裝在裝飾花紋迷人的容器裡。容器本身就是很值錢的日用品，儘管它們易碎，但與盛裝在裡面的油和酒相比，總要經久耐用得多。
在公元前7世紀中，希臘人一直在埃及和烏克蘭這兩個地區收購剩餘的穀物。希臘與埃及的貿易已經很引人注目；希臘與烏克蘭的貿易，則是在西徐亞遊牧民族大遷徙中落腳定居於黑海北部的干曠大平原時，才成為切實可行之事。在歐亞大陸的遊牧民族中，西徐亞人是唯一具有良好經濟頭腦的民族，他們向烏克蘭地區的農耕居民徵收穀物貢賦，從而避免了因強行役使奴隸而導致農業的毀滅。希臘人沿黑海西岸和北岸建立了為數眾多的殖民地，但它們多半都是些小型的商埠，而不是像在英吉利海峽和愛爾蘭海周圍以及在西方建立的那種農業殖民地。
鑄幣的發明對隨之而來的希臘貿易的發展，無疑起到了刺激作用。這應歸功於呂底亞的阿利亞特國王（約前608－前558年在位）。的確，在這之前很長時間裡，或許是從蘇美爾城市文明產生以來，一直是用金條、銀錠、銅塊作為交換媒介的。阿利亞特的革新不僅在於創造出了鑄幣，更在於在錢幣上壓模出了花押字標誌，並且通過一國政府發行這種壓印了標誌的錢幣。鑄幣不僅比錢錠攜帶方便，而且，如果發行鑄幣的政府具有良好的經濟信譽，商賈們便可以放心地接受它的硬幣，而不必在每次交割時過秤稱量。鑄幣一旦問世，便迅速地傳播開了。很快，在許多希臘城邦裡都設立了造幣廠，當大流士一世和他的繼承人們發行一種金幣之際，這個新發明便傳遍了整個波斯帝國。然而，甚至在黎凡特，大多數非商業居民仍然沿用易貨交易手段，在當地市場上進行小宗貿易。伴隨著由少數經濟上冒進的希臘城邦引發的經濟生活中的革命，希臘人聚居區的最初擴展以及爾後其商業貿易區域的擴大，使古希臘世界內部的力量平衡，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在希臘文明即將誕生的黑暗年代裡，首創的希臘城邦是雅典——一個在公元前12世紀末遭受洗劫的邁錫尼城堡。在整個原幾何和幾何風格時代，雅典都保持了她的領先地位；但是，大約從公元前750年直至公元前6世紀初葉，她一度喪失了她的領導地位。雅典既沒有參加殖民化運動，也沒有參加繼之而來的經濟革命的最初階段。
這場革命的創造者，就是小亞細亞西海岸邊（例如米利都和希俄斯）和科林斯地峽周圍（例如科林斯、西錫安和邁加拉）的城邦。愛奧尼亞是把希臘史詩推向頂峰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誕生的地方。在繼之而來的年代裡，傑出的輓歌體和抒情體詩人中，沒有一個是雅典人，取代了幾何風格的新的陶藝裝飾風格，也不是在雅典，而是在羅得島、科林斯和斯巴達誕生的。即使到公元前6世紀，當雅典起初是在經濟上，爾後亦在政治上又一次領先之際，希臘自然科學之父也並不是雅典人，而是兩名米利都人（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和以弗所人赫拉克利特。這些生活於公元前6世紀的亞洲希臘人，對整個古希臘時代的知識成就作出了最偉大的貢獻。他們的前輩們，用生老病死的擬人化術語，來思考物質的自然界的過程。這些公元前6世紀的愛奧尼亞自然科學家們，則致力於用非人格化的術語，去解釋非人力所致的各種現象。不管是在開創時期，甚或是在以後的任何階段，使古希臘自然科學獲得發展的卓越人材，都不是雅典本地人。
在約公元前750年以後的250年間，在一些不同的領域裡，希臘迸發出了巨大的能量，而這種能量的迸發既有其黑暗的一面，也有其輝煌的一面。這種能量更多地被濫用於城邦之間，一個城邦內部不同的社會階層與政治派系之間的相互殘殺。在開始於公元前750年的新的歷史時期裡，希臘人相互之間就像他們在邁錫尼時代同樣地殘忍無情。這個歷史時期終因希臘城邦之間的戰爭，而為羅馬人所終結。在公元前7世紀經歷了經濟革命的那些希臘城邦裡，內部衝突異常尖銳，使得這些城邦一度置於獨裁統治之下。這便是未能以和平的方式，實現從君主或貴族政體，轉變為一種政治權力的行使與財富而不是與人口相適應的政體所導致的不利後果。
在這個時期，希臘人肆虐於希臘人的最典型事例，莫過於約公元前750－前715年之間，希臘城邦之一的斯巴達，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最南部五分之二地區的征服。斯巴達是一個內陸城邦，它對它希臘鄰邦的征掠，簡直就是諸如科林斯和哈爾基斯這樣的沿海城邦在意大利對非希臘民族征掠的翻版。
斯巴達人允許一些已被他們征服的城邦保持自治，條件是一旦發生戰爭必須履行向斯巴達提供軍隊的契約。這些地區無可奈何地接受了這些喪失主權的條款；但在另一些被征服的地方，斯巴達人則迫使那裡的人民成為農奴，這些農奴被強迫用自己的土地產品，向斯巴達公民繳納實物貢賦，以便使這些斯巴達人能從農業勞務中解脫出來，得以把他們的全部時間和精力投入戰爭和軍事訓練。正是通過剝削比自身公民人數多出許多倍的臣服於希臘的民族，斯巴達才能在他們自己人中間，實行只有他們這些享有特權的少數人才能享受的民主平等的政治權利，而且並不因此而影響它的君主和貴族會議的存在，同時也並未使它自己陷入一種獨裁統治之中。斯巴達的民主政體是古希臘世界中最早建立的，開創於公元前7世紀下半葉的某一時期。
斯巴達人之執著於軍事訓練和紀律，使得他們成為希臘世界最令人生畏的軍人。起初，他們試圖憑借武力去征服更多的希臘領土，以使更多的希臘人淪為農奴；然而，到約公元前550年，他們認識到，儘管他們驍勇善戰且訓練有素，但單憑人力而言，他們的人數不足以管制他們現有的農奴，同時，進一步的征伐又分散了他們更多的人力。因此，斯巴達人最終放棄了征代政策，以結盟政策取而代之。他們促成了科林斯地峽四周那些經濟發達的城邦中獨裁政權的傾覆，然後，他們在財富的基礎上與那些獨裁政權被推翻後建立的政權結盟。
大約公元前511年，斯巴達人試圖通過推翻迄今仍在執政的雅典獨裁政權，以進一步擴大他們的聯盟網絡，在第二次嘗試中，他們獲得了成功；然而，在雅典，繼之而來的與在邁加拉、科林斯和西錫安所發生的並不相同。在雅典，從被驅逐的獨裁者手中接掌政權的寡頭集團，未能在與極端激進運動的鬥爭中挺住，於是，當斯巴達人第三次干涉雅典以支持他們保守的朋友時，他們在一次人民起義面前一敗塗地。
雅典因此而免受斯巴達人的控制，雅典人繼而建立了一個民主政權（約公元前507年）。在這個政權中，他們倣傚了斯巴達的楷模。但是，在這個階段裡，在雅典城邦與斯巴達城邦的社會結構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在斯巴達的領土上，大多數人民是農奴。在阿提卡，卻連一個農奴也沒有；只有一些奴隸，以及數量日益增長的外國血統的沒有公民權的自由民，但人口的大多數卻由有選舉權的公民構成。公元前480年，當斯巴達與雅典為抵抗波斯人的入侵而一度攜手合作時，雅典有大約3 名公民，而斯巴達只有8000名公民。斯巴達領土上的人口總數，要比雅典多得多。但是，當斯巴達領土上的大多數居民只不過是斯巴達的一種經濟財產時，它同時也就成為了一種政治和軍事上的負擔，因為這些居民是由不順從的農奴所構成的。
在公元前511－前507年的關鍵時期，斯巴達與雅典之間的交往，發生了一個對斯巴達人來說既突然又使人困窘的變化。其原因是在公元前6世紀期間，雅典人重新恢復了他們曾一度喪失了的領先地位。在那個世紀初葉，阿提卡社會動盪緊張，其嚴重程度就像公元前8世紀的以色列王國。阿提卡似乎會變成像斯巴達那樣的國家，其領土之上的大多數居民皆淪為農奴。雅典所以能夠擺脫這次危機，得益於具有政治家才幹的雅典商人梭倫於公元前590年領導的改革；梭倫領導的這場改革為人們所自願接受，但它並不足以從根本上使雅典免於淪入獨裁者庇西特拉圖的統治，但也正是此人完成了梭倫未竟的事業。於是，此後當這種獨裁統治實施的時候，雅典便需要斯巴達的干涉，以免除專制之苦。儘管如此，被認為使雅典恢復了繁榮的，必然是梭倫而不是庇西特拉圖。例如，是梭倫把生產橄欖油的政策實施於阿提卡，是他推動了製造業的發展。他向所有攜帶著家眷出走並被本上城邦放逐的外國工匠提供雅典公民權，但他們必須是真正打算與他們所選擇的國家共命運的人。製造和裝飾盛裝橄欖油和葡萄酒的容器這一重要產業，就是這樣在阿提卡發展起來的。到約公元前550年，雅典的陶器佔領了國際市場，取代了科林斯和斯巴達陶器的地位。
斯巴達盟友之一的埃伊納島，也遭到了來自雅典的經濟競爭的沉重打擊。這個從阿提卡用肉眼可以看得見的小島，以貿易為生。埃伊納人在埃及的諾克拉提斯的泛希臘貿易殖民地，充當著主要角色。就在波斯入侵歐洲希臘的前夕，埃伊納與雅典之間的衝突十分激烈，以至於斯巴達的國王克萊奧梅尼一世花了極大的氣力，才制止了埃伊納島對雅典發動的戰爭。
這樣，在約公元前750－前500年期間，在古希臘城邦世界裡，國際的與國內的鬥爭越演越烈。也是在同一時期，雖然希臘人之間經濟和政治傾軋日益增加，但希臘人也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他們在文化上的統一和團結，在這種意識下形成了一些泛希臘組織的表達方式。
「Hellenes」（希臘人）是希臘人共用的新的自我稱謂，其意為「Hellas的居民」，而「Hellas」（希臘）一字則是希臘中部地區的稱謂，其包括位於溫泉關附近安西利的阿耳忒彌斯神殿與位於德爾斐的大地女神、太陽神阿波羅和酒神狄奧尼索斯的神殿，這些地方都是倍受希臘人崇敬的場所與人們領受神諭的至聖之處。這兩處神殿一直由相互毗鄰的12個希臘城邦管理，這個近鄰同盟作為一個整體為自己在希臘世界贏得了一個如此重要的角色，使得那些起初並不是這個近鄰同盟會議成員的一些重要城邦，都爭取獲得代表席位。近鄰同盟會議的擴大，致使「Hel-las」和「Hellenes」稱謂的使用廣為擴展，直至這些稱謂成為整個希臘地區，所有的追隨者，以及公元前11世紀崛起於愛琴海地區，公元前8世紀以後不斷發揚光大的這一新文明的標誌為止。
的確，這些泛希臘的組織成為了傳達以「Hellas」和「Helle-nes」稱謂表達出來的文化實體觀念的媒介物。儘管如此，這種文化實體在實質上並不是些公共機構，而是存諸於人們的心理之中。「希臘文化」的心理基礎，根植於共同的視野，共同的思想抱負，共同關切的事物和共同的生活方式與風俗習慣。例如，在個別希臘城邦中用本地方言創作出來的詩歌，很快便成為所有希臘人共同的財富。最後完成其創作於愛奧尼亞地區的兩首荷馬史詩，逐漸在整個希臘世界傳誦，而希臘各地方言母語各不相同的詩人們（例如彼奧提亞的赫西奧德）逐漸使用荷馬的語言和韻律進行詩歌創作。於是，希臘方言便成為比各地土語重要得多的語言，也成為獨特的泛希臘文學各種流派的通用語言。希臘文化在理智、情感和精神上的結合或許是難以捉摸的，但這種結合卻超越經濟和政治的派別分歧，把希臘人結合成為一個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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